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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变革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
——华中科技大学“第十四次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
□周婷婷 张昆 唐海江
  当前,在科技日新月异发展与社会快速转型的双重推动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发展变局。学科边界大大拓展,学科重心渐渐转移,从以传统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为主,转向“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信息传播为重心、以沟通互动为目标的‘大传播’领域”。①
  一方面,学科迈入纵深专精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又离不开跨越专业方向乃至跨越学科门类的融合创新。在此背景下,2014年7月5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第十四次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国内多所知名新闻院所的学者,围绕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这次研讨会不仅仅体现着一家学院谋求新的发展突破的努力,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科诸位领军人物共同面临学科变革时的智慧分享、观点碰撞。专家们的发言,高屋建瓴、直指核心,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未来发展颇具启发意义。
  
一、学科建设的总体思路
  本次研讨会上,学科建设的总体思路是专家们热议的话题。对于学科如何结合国家社会的发展、技术行业的变迁寻求发展道路,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深入思考。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指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今后几年的建设规划,必须重点结合三个大背景的发展进行思考。一是未来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发展状况。国家行政管理水平会较快提升,新闻传播教育的课程可以向公务员培养适当拓展。此外,新闻主管单位对于新闻媒体的管理,方法会更加科学。与舆论有关的教学研究,如舆论表达、舆论引导、舆情调查、舆情管理等,应该成为学科新的增长点。
  二是未来十年传播技术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科对新媒体的研究、教育比较重视,发展也比较快,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教育方面还没能较好地将新媒体的技术与内容结合起来。
  三是未来十年新闻传播产业的发展趋势。纸媒还有多少年的历史,电视还有多少年的辉煌之类的问题,新闻传播学界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在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发展新兴方向上,应加强教学科研力量。
  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尹韵公认为,学科建设离不开大环境,我们现在所处的大环境相当之好。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非常积极进取。习总书记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上任不到一年,就发表了重要的“8·19讲话”。另一方面,包括新闻传播学科在内的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遍缺乏理论自信。这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要对中国的现象做出科学、合理、得到大家认可的解释。
  尹韵公说,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左顾右盼”,既看到自己学科的状况,也要特别关注其他学科的进展。任何学科如果只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对着墙壁自说自话,这个学科是没有生命力的,会被其他学科笑话。此时此地,所有学者都应该有一种特别的担当。在德意志民族崛起的一百年里,曾经涌现过一批学术大家。我们现在谈中华民族的崛起,这样的大家还没出现。我们有责任培养“70后”、“80后”学者,争取在他们中间出一批学术大家。
  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指出,学科建设中的评估导向,严重影响了学科按照其内在规律发展。拿到博士点不应该成为所有学校学科培养的终极目标。学科建设需要更多从学科本身出发、从市场需求出发、从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出发进行思考。
  当前,学科发展中的探索创新变得尤为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涉及的深度与广度,都非同寻常;提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而不仅仅是主要力量、重要力量。这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学科发展、谋求创新的出发点。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两个学科中,目前体现了两种不同诉求。新闻学方面,以中宣部推动的“复旦模式”为代表,主要体现的是政府需求。传播学方面,由于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特征的信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推动,主要体现的则是市场需求。这种分野与差异,实际上分别强化了新闻的宣传功能与传播的技术功能,但是弱化了新闻与传播之间的共性。这与当今以整合为突出特征的媒介生态并不相符,内容整合、渠道整合、终端整合、受众与传者之间的整合等种种整合形态已日益显著。我们今天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应该更多回归新闻与传播的共性。两种诉求,都只强调了某些方面,并不完全,需要重新通盘思考。
  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同样认为,市场是办学的决定因素。大学应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教学资源的配置和学术方向的安排。当然,学术和整个市场经济也应该保持一定距离,不一定完全按照市场的规律去走,它有它的独立性。但教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等等,必须尊重市场的现实,不断根据市场需求做出调整。互联网的产生发展和市场资源配置是很像的,它和市场的距离是最短的。我们现在的新媒体教学和研究,却常常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和思考,新闻传播学就永远追不上新媒体的步伐,永远被抛在后头。
  如果属于应用学科,就必须和业界紧密地互动。资源应该向业界索取,你可以跟他交换。科研成果应该是在业界中被使用的,一旦被使用才有价值。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应该是真正对业界有用的,这是最核心的任务。
  
二、教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互联网等新媒体快速崛起,不仅大大改变了原来的新闻样式、媒体形式、新闻生产方式、信息传播形态,也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与教学,都开始将重心向新媒体转移。多位专家详细阐释了这一学科结构性转变的具体意涵,揭示了学科建设在巨大转变中可以抢抓的机遇和应该避免的误区。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前瞻了新闻传播学科两大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第一,是对互联网的研究。我们刚开始面对互联网的时候,通常把它看作一个平台、渠道、通路,只是一种延伸性工具。而现在我们必须正视,互联网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原本分散、各自为战的种种要素、功能的互联互通,由此形成了新的态势、规则和运行机制。它对于传播主体、内容、渠道、效应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改变与影响,对此我们还缺乏充分的研究。
  比如,过去大众传播只传递大家都需要的共性信息。而现在社交媒介不仅传播共性信息,同时也在报告每个人的生活情绪状态、空间地理位置等个性信息。它是整个朋友圈的所在、所思、所想,对于个人如何看待、理解这个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又如过去大众传播侧重于传递理性信息,今天人们则已习惯以情感信息作为判断前提,在进行关系判断、情感认同的基础上,选择性地接受理性信息。
  第二,是运用神经科学方法对传播基础性机理的研究。过去,传播学对于信息进入大脑后最初发生作用的方式,缺乏科学的研究。这个没弄清楚,对传播短期和中长期效果的众多研究,实际上无异于沙上建塔。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神经科学逐渐为我们揭示了人脑在最初接收信息的一瞬间,整体神经反应的状态、结构与模式。在这种反应的基础上,传播的短期和中长期效果才次第形成。我们今天若想在传播学领域内有一种科学、坚实的构建,对于神经科学的方法必须大力投入。
  复旦大学黄芝晓教授认为,我们的学科,除了保留不变的规律性的东西,更多的气力应该用在新媒体的研究上。习总书记的“8·19”讲话里,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讲,我们要正视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大部分青年,已经不看我们的主流媒体,而主要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这是我们以前不太愿意承认的,但确实是事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讲文化体制改革,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对于最新的传播科技进展,我们至少应该有普及性理解。我们不用成为技术专家,不用去钻研尖端深奥的科学原理,但基本的还是要懂。懂了以后我们才能较好实现对新媒体的运用和创新。
  复旦大学黄旦教授更进一步地指出,新媒体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为我们学科内的所有研究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所有研究都要放到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下,即使是对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也概莫能外。他同时提醒,另一方面,即便是专门研究新媒体也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视角,而不能只拿着技术说事,我们要做的是从传播角度对技术的理解。
  此外,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等专家也提出,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研究,入世的太多,出世的太少;回应上面政策的太多,跳出来从学理上研究的太少。理论色彩怎么加强,一定要特别注意。就国内而言,我们学科的研究成果,现在和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相当差距。今后不仅要与它们在同一平台对话,还要能与国际学者的成果实现对等交流。
  当前,传播科技对新闻教育的渗透与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人民大学倪宁教授提出,我们应该运用互联网思维,来建设和改进课程体系。人大的设想是,一边加强新媒体方面的课程建设,以此作为整个课程体系的支撑;一边对原有的全部课程进行改造,不仅可能调整其在整体中的分量与位置,更要及时更新课程内容。此外,互联网对教育模式、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也对我们的课堂教学产生了很大冲击。如果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不改革,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的学生不是玩手机就是玩平板电脑,教学效果将大打折扣。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将新媒体教育划分成了三个不同层次。一是纯技术,新闻院系的老师教不了,也不需要去教,可以让工科的老师承担。二是技术和新闻专业的简单结合,如开设新媒体概论课程,但这已经很难满足学生的需要。三是技术和新闻专业的深度结合,各新闻院系可以因地制宜、探索别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复旦正在筹建新媒体实验室,打算通过远程技术,把学生带到媒体采编讨论、新闻发布准备等现场,观摩参与、实战演练。
  
三、学科特色与学科交叉
  从我们整个学科来看,粗放型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提炼学科特色的问题变得尤其重要。不少专家都强调,对于一家院系的学科建设来说,不用都去向同一个目标靠拢;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到自己的长项、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做到和其他院系并存互补、错位发展。
  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专门论述了学科特色的涵义及形成特色的方法。他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究竟把特色放在学科的什么层面上来谈论。学科包括三个层面:制度建构、教学问题和学术科研。是三个层面都要有特色,还是只讲某一层面的特色?在他看来,特色是一个学科的生命,学科的各个层面都应该围绕它来发展运行。
  特色是一个学院学科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点领域。它与这个学院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往往是对其传统优势学科领域的延续和创新。但特色绝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东西。比如理工科院校办新闻专业,虽然少见,但未必就是天然的长处,也就未必是真正的特色。又如你们的学院叫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为什么一定要有“信息”二字,当时的预设是什么,怎么贯彻这个“信息”?因此,特色需要我们努力去理解、去明晰、去规划、去实施。
  学科团队,也应该根据学科特色来建设。不是说完全限定下来,你要么做这个,要么做那个,而是在老师们有相近爱好、有不同个性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并予以一定资助扶持。这样可以起到推动作用,使老师们的个人兴趣和学院的总体发展相互照应。
  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提出,一个学院的学科团队建设,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团队整体状况、凝聚方向以及确定领军人物。其中的领军人物,不能只有一个人,也需要形成层次、形成梯队。第一、第二、第三层次都要有。比如50后是谁领军,60后、70后又是谁领军。第一层次的领军人物,一定要到国际舞台的中央去,让外国同行能够知道你、跟你对话。最好第二、第三领军人物都到国际舞台上去。
  学科交叉是当前学科发展中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专家们在发言中提到,对于一家新闻传播院系而言,与所在学校的相关优势学科实现交叉,往往是形成特色、寻求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方略。而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学科交叉正是现今学科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研究,想要回应更为宏大的问题,想要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推陈出新,就必须走学科交叉之路。新闻传播学科的人才培养,想要更好满足日新月异的社会需求,令毕业生能够胜任日益复杂的报道任务、担负起各专门领域的公共沟通职责,也必须走学科交叉之路。而且这种交叉,必须整合不同学科的概念、理论或方法,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不属于原来任一学科的新的东西来。
  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的发言,则主要围绕如何通过学科交叉进行人才培养的问题展开。她指出,当前的社会转型,催生了对于专门领域传播人才的极大需求,比如政府新闻发言人,参与国家政府形象塑造、军队“舆论战”的专门人员等等。这些人才既要懂得相关专业又要拥有较高的传播能力,必须通过学科交叉的方法来培养。
  学科交叉的培养,一种是“1加1”,一个学科简单贴上其他学科,只增加一些皮毛知识,并没有真正打通,我们现在大部分还停留在这个层面,效果并不理想。另一种是“1合1”,让学科与学科实现深度交融,学生能够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思想、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探索的。其中最关键的不是技能的训练,而是思维的培养。比如,随着中国发展的加速、国际地位的提高,亟需大量国际传播人才。这方面的教育,过去比较注重外语和多媒体技术水平,对于实际上更重要的价值观、大局观的培养,重视程度还很不够。因此,毕业生从事驻外新闻工作后,往往缺乏对事物现象进行准确判断、综合把握的能力,很少有人能进入国际传播的主阵地主战场。
  
四、新闻传播教育的改进之道
  学科建设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培养的学生质量。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突出问题和相应的改进方法,也是研讨会上专家们念兹在兹的重要议题。还有一些专家探讨了前沿的教育尝试,以及新闻传播教育伴随传播环境改变而调整定位的变化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指出了自己深切感受到的三大教育问题。首先,应该特别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无论讲授哪门新闻传播课程,都要贯穿人文精神,可以在对实际案例的分析中加以阐扬。
  第二,现在我们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普遍不高。硕士生最后一年基本上是在放羊,主要是找工作,根本没心思写论文。学位论文的模式化问题十分严重。有的论文虽然看上去形式规范,但都是些常识、套话,最后得出的结论,我们不做这个研究也知道。很多论文的选题都是对于某家外国媒体、某段时间、关于某个问题报道的简单量化分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太大意义。
  陈力丹老师建议:其一,实施跨校抽查,对于明显水平很低的,不授予学位。其二,对研究生导师的资格进行定期考核,几年内没有发表像样论文的老师不能再担任导师。其三,硕博士论文原则上不允许引用教材,且必须参考外文资料。其四,专业硕士最后可以不写学位论文,但需要形成一个切实标准来衡量学生的非论文类成果。其五,对于在职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应该加强管理,比如增设开题环节等。
  第三,现在很多学生不会对现实问题进行理性、公正、客观的分析。建议:其一,每学期组织几次针对现实问题的师生讨论会,最好能邀请到其他学科的老师参加。其二,建立读书制度,为研究生开列一般性必读书目和各专业方向的必读书目,并要求他们写出读书笔记。
  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结合自己近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的经历,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反思。他指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新闻传播教育的方向不明确,由此带来了学生的无助感和老师的无力感。他也指出未来可加以改进的方面:第一,新闻传播教育的理念一定要明确,还是要讲求学术独立、批判精神,并在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中清晰地体现出来。第二,人才培养的定位既要准确,还要具有超越意识。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这种通行的表述:毕业后可以胜任哪些具体岗位的工作,而更应该包括一些高端的素质和能力。第三,教学科研的方向一定要有特色。比如早稻田大学把新闻传播教育放在他们最优质的政治经济学部;就办两个专业,一个新闻学,一个经济新闻。学生需要选修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方法论,基础非常厚实。第四,课程设置要讲究知识的交叉融合和系统性。在新媒体的推动下,新闻报道将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专业,也越来越复杂。新闻传播教育中对其他学科的学习,非常之重要。第五,新闻传播教育要进一步扩大国际化、增强国际视野。数量众多的留学生,能为我们提供直接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特色、学科进展的机会。
  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重点介绍了其学院在浸入式教育和融合式教育方面的探索实践。所谓浸入式教育,是让学生按照新闻从业的标准流程,置身于真实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压力下完成实践。近年来,他们与多家媒体进行了项目合作,共同完成大型的系列报道,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此外,还自己建立了涵盖不同媒体类型的实践平台,包括一家周报、一个每周三期的视频节目、一个纪录片工作室和一家网站。学生必须按照相应的出版播出周期,不断拿出实践成果,接受公众检验。
  按照她的理解,融合式教育主要有三种。一是同一专业方向内的融合,该院开设了类似国外顶石(capstone)课程的工作坊。这是学生在毕业前的高阶学习项目,将总结、整合之前所学,并产出具体成果,由多位老师共同指导。比如“视频节目制作”工作坊,就有五位老师参与,他们分别擅长于策划、采访、制作等不同方面,在此实现了内部融合。二是同一学科内跨专业的融合,他们主要通过开设课程来实现。例如,下学期将要开出的数据新闻课程,涉及数据的挖掘、分析及可视化呈现等三部分,需要不同专业领域的老师通力合作。三是跨学科的融合,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实现“1+1>2”的问题。清华和华科一样,都有很强的理工科背景。但不是说新闻传播跟计算机放到一块,马上就能变出一个合作产品,而必须产生创意和创新。■
  
注释:
①李良荣、张华:《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现代传播》2013年第8期
  
周婷婷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张昆、唐海江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主管单位: 上海报业集团
主办单位: 上海报业集团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