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 刘鹏
　　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刚刚揭晓。这次评奖首次推出由新闻院校报送作品参评的制度，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推荐的3篇作品全部获奖，其中2篇为一等奖。中国新闻奖榜单公布，再一次让学界业界瞩目复旦新闻学院，用尹明华院长的话说，“这个成绩单也是共建成果的体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展部校共建已经13年。2001年1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签署协议共建新闻学院，全国首创部校共建新闻人才培育摇篮。201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共建新闻学院的“复旦模式”。所谓“复旦模式”，其实也是新闻学界与业界、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融合创新模式。这种融合创新的优势在哪里？共建对新闻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当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新闻生态环境下，“复旦模式”又有什么创新之举？为此，在新学年开始之际，我们专访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尹明华。
　　
共建就是合作，就是科学合理配置资源
　　问：我们来之前刚刚看到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名单，复旦新闻学院作为推荐单位收获颇丰，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学院中也十分抢眼。您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何在？
　　答：我们为这次推荐作了认真的准备，学院为此专门组织了由近十位有着学界经验、业界经历的教授参加的评委班子，遴选全国多家媒体送来的优秀作品，经过讨论、辩论、投票，最后推荐报送。学界评选与业界评选优秀新闻作品，评定原则可能不完全相同，我们报送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院眼光、学者标准。在这次中国新闻奖文字类一等奖作品中，有两篇是复旦新闻学院推荐的，一篇是《解放日报》的，另一篇是《人民日报》的作品，另外还有一篇三等奖作品，是厦门电视台的。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师生们高兴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成绩单也是共建成果的体现。
　　问：高校被称为“象牙塔”，在一般人看来是纯学术教学和科研单位，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是全国第一家部校共建单位，有些人不太理解共建的办学特色。您怎么看待部校共建这一举措？
　　答：复旦新闻学院共建已经13年，成果非常明显，得到了中宣部包括社会的肯定。所谓共建，主要内容包括四块，一是引进业界导师到学院来上课，安排学生到媒体实习；二是学院老师到媒体挂职；三是学界与业界进行媒体项目融合，相互提供指导和帮助；四是通过共建为社会和媒体提供与新闻传播有关的培训教育。
　　共建，事实上就是合作。大家当下对“合作”这个词了然于胸，天天挂在嘴上。社会发展到今天，任何一项事业，没有不需要合作就能完成的。共建合作本身是个历史名词，不是网络词汇。从历史上来看，著名国际教育家杜威早就提出“生活经验理念”；后来陶行知强调“生活教育”；台湾李仲崇提出“体验接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际教育界就流行倡导以自然真实生活为基本途径的教育实践，引领学生学会自然判断选择生活。
　　媒体和学校之间的共建，其实在新中国刚成立就开始尝试了。1950年7月，中国文化新闻界的杰出战士，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兼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恽逸群就亲自担任新闻系主任，开创了地方党委机关报和本地院校共建合作培养人才的好传统。共建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是大学以外的社会各方，有资源出资源，有需求出需求，优势互补，实现社会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最终创造出一种更高质量的教学模式，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任何教育单位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对资源的需求总是无限的。作为事业性单位，国家为新闻传播学院能够提供的资源永远是有限的，但学院又需要得到更多的资源来加快推动教学科研的不断提升。我们要承认，教育事业的发展一直在受到资源紧缺的制约，但它所缺乏的资源就在社会中。从这点上讲，我的理解，共建就是认识和需求的拥有者共同一致的培养人才的建设行动。
　　问：目前国内外高校的共建合作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答：现在跨国界、跨行业、跨文化的共建其实很多。比如跨国界，几乎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有大学与国外大学进行跨国界合作或是共建。像中国人民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山大学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等等。跨行业合作方面，我国大学与国外大学、企业搞项目合作的也很多，比如吉林大学和美国的一些企业搞了汽车电子联合实验室。第三个就是跨文化合作。中国很多孔子学院都是和国外当地政府当地企业一起办的。单就国内高校来讲，大约有上百所大学与地方政府、国家部委共建，比如山东省政府共建济南大学，农业部与8所高校共建，教育部与团中央共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等。在美国，高校之间通过共建方式推动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也有不少，比如前些年，美国就有27所大学倡议共建社区超高速网络。所以，说到共建，我认为，它本身是个跨国界跨行业跨项目跨文化跨单位的历史性行为。
　　问：那么媒体主管部门参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建，它的优势在哪里？
　　答：新闻宣传主管部门，既主管意识形态，又被授予对媒体的行政管理权力，如资产管理、人事管理等，因此，我认为它有责任也有理由运用它掌握的资源，帮助支持与职责管辖范围媒体人才需求相关的新闻传播学院发展建设。从大的范围讲，这也是它应该履行的一种国家责任、社会责任。所以我认为，从13年前开始的共建，是上海的媒体管理部门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履行社会责任感的自觉行动。
　　问：新闻传播学院共建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吗？
　　答：按照传统分类，新闻学院属于文科。文科和理科有区别，理科基本上是一种标配式的语言系统、知识系统和工作系统，有一种共通的交流语言；文科实际上是基于知识积淀的、但又始终面对现实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的的组合。新闻传播学和一般文科又不一样，它是基于传承，但更多是面向未来的学科。所谓未来，是指用持续变化的现在，去不断地接近它的与现实有所不同的状态。谈到合作或是共建，这在其他行业几乎都不成问题，但对与媒体的传播教育的合作似乎就会生发出疑虑，这是为何呢？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进一步地向前发展只能是更开放而不可能再封闭，开放就需要沟通、交流、融合，就需要不仅仅是知识教育，还应有社会文化教育和舆论传播教育的沟通。我们要教育学生提升与社会的沟通能力。为此，新闻学科特别需要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新闻传播学如果离开了实践，离开了社会，就不能成其为学科了。
　　
拆除围墙，让新闻学院更好地直面社会
　　问：的确如您所说，新闻传播学科具有更强的实践性，那么在新闻教育这个环节怎样增强学界与业界、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呢？
　　答：高校，我认为最可怕的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历史形成的知识牢笼里，凭自我感觉，封闭式地进行教育。最近我们有位老师刚从美国访学回来，他谈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育方式，不仅仅在物理上没有围墙，教学上也是如此。他们不在乎你有什么背景，他们在乎的是你的实际知识和能力。哥大新闻学课程不一定都是教授讲，也可能是请搞计算机的人、请业界人士来讲。名流、专家、记者等在校园川流不息，只要你有某一方面专长，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邀请到新闻学院进行教授。我认为这是对的。新闻传播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最近，我们聘请袁隆平、韩美林、崔永元、海岩、冯仑为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也是基于这一理念的做法。
　　我在想，学界现在面临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与业界是一样的。大家都处于一种需要改变和被改变的状态。美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已经打破了这个禁闭，所以我们会发现，美国的传播学中设计的一些学科非常细分。我在2009年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新媒体与世界变革论坛，当时就发现，会场内，美国和加拿大的教授演讲交流的话题、议题，已经涉及神经分析系统、感知能力等，由此来定位传播对人的影响和人们接受外界过程中需求的变化。处于今天的新闻传播学院，我认为尤其要防止的就是封闭式办学。从这点上来说，共建是帮助学校打开这扇门，拆除了思想、眼界的围墙，让学院能够更好地直接面对社会。
　　问：业界人士参与新闻教学效果明显吗？
　　答：我们从业界聘请了十多位人士，他们经常性地到学院上课，比如《文汇报》的高级记者袁夏良给同学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很受欢迎。业界导师上课的特点是案例叙事模式，可以讲出一个亲历的新闻事件采访的过程细节，而学校的老师往往只能进行理论讲解。业界导师讲授的案例与时俱进，与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现实非常贴近。这些案例的生动性，在于它是来自媒体一线的记者甚至是亲历者。第二，兼职老师走进课堂，也是让学生走进当事人的一种模式。一个新闻案例，当事人自己现身说法，这比从书本上隔了久远年代然后由老师进行历史的分析讲解效果要好得多。第三就是现场体验模式，或者说是一种情景模拟，他可以把新闻现场描述得更加具体，由此展开的各种讨论和假设性议题设置，能够让课堂活泼起来，让教学生动起来。
　　问：这种实践者参与教学的模式，对同学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答：这种方式可以把许多东西提前带进课堂。
　　我国的大学核心理念是人才培养，根本任务是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社会需求，学校的特征是教育专业性、效果未来式，也就是说，学校教育的实际效果在当下是无法确定的，而必须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体现或验证出教育效能。共建事实上就是让这种“不确定的未来”提前进入课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国家精神，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前带进课堂。国家精神的教育应该体现在具体的新闻教育实践中，媒体走进课堂就试图起到这样的效果。因为许多新闻案例，是在国家精神的具体贯彻和要求下实时发生的，它更能够生动地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媒体实践中的具体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口号和要求的图解，让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可感，能够做到“心中有国”。
　　第二是把社会状态提前带进课堂。来上课的记者，不仅是媒体人更是社会人，他不仅讲媒体的事，也讲社会上的事，他面对的报道对象就是社会的重大事件，通过他们的讲解能够让学生在课堂上就“胸怀天下”。
　　第三是把媒体变化提前带进课堂。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媒体的变化也是起伏跌宕，新闻学院的学生应该在课堂里就要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具备一些思想准备和职业思考，提前有一点应对措施，考虑今后如何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在最后的志向选择中有自己的实际的正确的判断，我认为这非常要紧。今天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择业范围越来越宽，他们的眼界也应该更加开阔，选择更加恰当，他们的最后选择应该是基于对社会的了解、对媒体正在发生的变化作出来的，也就是在跨出校门之前就能做到“眼观浩荡”。
　　第四是让未来要求提前进入课堂。现在的学生在新媒体终端的使用上，恐怕不逊色于老师，在知识的了解和把握上，很多方面可能比老师更强，但是他们需要更开阔的眼界，更高度的思考，更深度的分析，在今后成为社会人时能够始终“端正方向”。
　　问：那么这种互动模式对新闻学院老师们有影响吗？
　　答：传统教育方法很难换取课堂上的抬头率，这是因为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在许多情况下，历史性的案例无法完整解释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甚至无法印证已经形成共识已久的理性归纳。要改变这种状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本身要介入现实，就是教师的物理空间在教室，而教师的眼界要在社会。最近我们有老师到澎湃新闻、到《文汇报》，参与它们的改版，参与它们的采编环节。我问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有老师告诉我，我们学界集中精力关注的一些问题，业界其实并不关心，他们每天关注的，就是如何做出一流新闻、精彩内容，做大传播影响力。我长期在新闻媒体工作，也比较了解这个情况，但是我认为，业界关心新闻内容，学界理应告诉他们，怎么做出好内容，这应是学者们的责任。我相信，老师到现场、到基层、到社会上，工作或者挂职一段时间以后，他的课堂教学就会起变化，他就有更鲜活、更生动的素材，更深入的思考，就能站得更高，从而也能为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创造条件。第二个就是让学校获得动态科研的机会，而不是仅仅做井底之蛙，在云端观察、理性思考时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第三个就是让学界对实践的指导提前介入。学界与业界是有区别的，它不仅仅是站住，而是要站高；它不仅仅是看见，而是要看远；不仅仅是做到，而是要做优。学界对业界对实践的指导应该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学界讲话时，业界应该能够肃然静听。这是学界存在的优势和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闻传播教学转型是一个观念认识不断递进的过程，它要让老师感觉到自己需要改变，改变以后对教学质量提升有好处，让这些成为教育主体的主动行为，而不是外力的简单推动。通过共建以后我们看到，这些“提前”不同程度地已经到达了学院，使得学院的教学转型、教育质量的提升更有希望。
　　
新媒体变革给新闻教育带来挑战
　　问：在新闻实践领域，当前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媒体的冲击与挑战。对新闻教育来说，是否也感受到了这一变革？
　　答：前不久，推特总裁迪克·科斯托洛到访新闻学院，我们做了一个交流，核心问题就是推特和微博的出现，对传统新闻教育方式有什么冲击，我们怎样转型，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去教育学生。
　　我认为，新媒体，特别是推特、微博、微信的出现，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上对新闻的理解。新媒体的最大特点是无间断的、线性的、累积的、持续的补充和完善。过去的传播教育，新闻被要求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果来体现，为此要做到千真万确，完美无缺，不允许有任何推测和假定，不认可特定时点误差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推特和微博的出现告诉我们，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因为一个重大事件爆发的时候，假如我们过度地追求结果的完全正确，就会迫使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去付出核实的大量时间成本，这就与传播规律对时效的要求产生对冲，从而即使做到了内容的正确，但效果却未必“正确”。譬如关于马航MH370失联新闻报道，其实是一个不断地去接近正确结果的过程而非立即做到“正确”。受众更在乎过程状态而非结果的简单告知。这个信息传播的过程，是由无数片段组成的，后续的片段不断地对前面的报道进行补充和完善。所以可以这样说，受众更重视过程的完美而非结果的完美。这就告诉我们，传播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而不是结果的简单再现。
　　问：教学转型中，您反复强调学生的能力建设，大数据时代如何界定学生的能力？
　　答：对新闻教育来讲，注重学生的能力建设是首要的。所谓能力建设，就是在社会、在现场，他如何去选择与新闻相关的那些素材。由于在特定时段为结果制约的、所展现的素材价值本身不被确定，所以采访者将不是简单地选择对或错，而是要能判断出也许在当下并不正确，但是能被后续的传播片段补充和修正，然后成为必要和正确，这就是对能力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讲能力培养和能力建设，就是指他对陌生问题、对重大事件，在陌生环境、与陌生人相处的时候，所能表现的应变能力、选择能力、表达能力。所以今天的在传播教学中，我们更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就是：过程比结果重要，时效比正确重要，选择比表达重要。我们在教会学生基本知识、基本技巧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他们的能力建设和能力培养。
　　问：那么，你们准备怎么去进行能力培养？
　　答：在共建委员会的要求和推动下，我们正在设计新媒体实验中心，在六大系统功能中，有一个叫情景模拟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学生走进实验室，通过脑电波显示、皮肤传感和眼球定位，能够测试出他的实时能力表现，这些客观测试所提供的技术参数，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学生在校期间需要注重加强或改进的方向，包括思考不同议题、身处不同角色、面对不同要求、选择何种目标等等，学生对能力状态的自我观照，从而能更主动地实现自我纠正。当然，我们准备建设的情景模拟系统，也可以对学界业界共同关心的议题、项目提供测试。
　　我是从业界出来的，我认为现在社会各行各业最需要的是能力上能够应对社会变化、应对社会需求的学生，新闻学院理当承担这样的教育责任，它应该从教学上进行改变，前提就是说你要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变化。这也可以叫做大数据时代的教育教学，与互联网思维有关的能力教育。
　　问：在大数据教学和科研方面，目前有什么打算？
　　答：我们正在建设的新媒体实验中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解决老师在教学中有关数据搜索、数据分析的教学科研需求。再以马航MH370事件报道为例，它的传播进程是一个线性传播，而不是平面传播，是按照时间的线性进行排列组合的，而且由于新媒体的大量参与，它与传统媒体的那些大块呈现、结果追求的报道是不一样的。在某一个时点，它的大量数据和图表，散落在各种新媒体终端中，只有充分占据了这些东西，你才能进行分析比较。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一重大新闻事件进行动态式教研分析呢？其实不是不为而是不能，因为我们没有相关数据存储、搜索、抓取、分析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源性投入。今天我们讲重视教育，不是光讲认识，还要讲投入。通过共建抓紧实现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条件下的现代传播教学、科研的转型和提升，已经日渐显现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目前全国新闻传播教学点有一千多个，很多兄弟院校在改变教学方式教学观念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作为全国历史最悠久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尤其要有紧迫感，通过改革创新来加快发展步伐。因此，我们筹建新媒体实验中心，不是简单地为了获得先进的教学手段，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技术手段更新来推动新闻传播教育实现具有前沿性、开创性的改变。■
　　
作者系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