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珂 李彬
　　这里说的“研究生”，既包括硕士生、博士生，也可兼及其他新闻学子。至于“读书学习”，则主要指广义的文化思想浸润，而非术有专攻的具体研修。另外，由于邃密群科，包罗广泛，即使文化思想浸润，也非我们所能尽谈，这里只想针对一个似被忽略或轻视的问题略述一二，以期引起研究生注意。
　　什么问题呢？过去有句老话，批评某人不学习，没文化，就说“不读书，不看报”。如今，一些新闻学子不读书或读书甚少的现象已经引起普遍关注，《新闻记者》为此还在微信平台，推送了一些新闻传播方面的参考书目。与此同时，年轻学子“不看报”的问题同样日益突出，不仅是很少浏览报纸（仅从阅读与思维的角度看，网媒也无法取代纸媒，就像电子书不能替代纸质书），而且也不怎么翻阅思想性、学术性的期刊。一句话，不看报（刊）。
　　在一次研究生课上，我们随意问起大家关注的期刊杂志，结果颇感意外。即使博士生，列举的也多是新闻性、娱乐性的杂志，《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当然，浏览这些杂志都是必要的，对新闻学子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作为“高级人才”的研究生，对专业领域和广泛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重要的、权威的期刊不留意，不上心，那么恐怕难免限制学术的视野和思想的空间。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依然始终保持令人惊叹、常人难及的阅读量，而其中除了博览群书，还包括不少杂志。我们在《毛泽东年谱》中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细节，他写张纸条，让秘书代为购买、寻觅某份杂志，如《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史哲》等。也正因如此，他对国内外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动态一直了如指掌。
　　那次课上，针对研究生此类“不看报（刊）”的问题，我们结合自身经验随意提了一些学术性期刊，说明其内容、特点及价值，大家都很认真地记录下来。由此想到，不是学生真不关注这个问题，而是不太了解此事的意义，也不甚清楚有关情况，两眼一抹黑自然无从下手。基于此次经验，再补充一些内容，我们草成此文，略陈己见，仅供大家参考，也望方家批评。
　　本文认为，不管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也不管是有志于学术研究，还是立足于实际工作，都应该时常浏览两类期刊，一为专业期刊，一为文化期刊。为什么呢？一方面如同书本学习一样，可以博采众长，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专业素养；一方面也可以及时把握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国际国内的新动向、新思潮、新观点，而这又是经典研读与专业书籍往往无法替代，也无法企及的。
　　所谓专业期刊，这里指的主要还不是各个专业、各个学科的专门性期刊，如报刊研究、广播研究、电视研究、新媒体研究等，而是着眼于那些具有通用性的专业杂志。举例来说，学界的《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等，以及业界的《新闻记者》《中国记者》《青年记者》《当代传播》等，都是一向颇受青睐的通用期刊，内容涉及新闻传播的各个方面，而非专注某个领域。对研究生的读书学习与专业成长，这些权威期刊都是有所裨益的。
　　所谓文化期刊，更是牵连广泛，举不胜举，包括前述 《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史哲》等。相对于专业期刊的“功利性”，文化期刊更体现着“非功利性”或“无功利性”，更有利于培育个人的兴趣爱好、精神境界、文化品位、思想内涵等。比如，《新华文摘》即属此列。极而言之，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研究生都该时常浏览这份半月一期的“中国第一刊”，其中不仅大量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法学、深度报道、人物访谈、艺术欣赏、天文地理、科技纵横、学术动态（包括新闻传播）等内容，而且注重文化性、思想性以及可读性。随着信息爆炸，这样的刊物想来对许多学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
　　与之相似，还有一些文化期刊也需要格外留意。比如，《读书》《天涯》《文化纵横》《开放时代》《经济导刊》《二十一世纪》等。在一次高校青年教师研讨班上，笔者随口说了一句：上一代不看《读书》就OUT了，而新一代不看《文化纵横》也“落伍”了。今年，因应边疆问题陡然严峻的形势，《文化纵横》刊发了多篇相关文章，6月号“封面选题”就是一组“边疆中国”的力作，如台湾中研院王明珂的《建“民族”易，造“国民”难——如何观看与了解边疆》，中央民族大学关凯的《被污名化的“边疆”：恐怖主义与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另外一期的暨南大学姚新勇的《“新疆问题”的复杂面向》 等。以笔者的有限阅读和粗浅认识，如此内容丰厚、见地深刻的文字难得一遇。在河南大学举行的2014年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会年会上，我们的主题发言也源自《文化纵横》上刊发的一篇研讨会综述，研讨会名为“变革世界中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综述题为《重建史观：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思想使命》。这篇发言随后以《历史与价值》为题被《现代传播》接受。再如，2013年刊发的赵汀阳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不仅对有关重大思想理论命题进行了独到阐发，而且兼及的新媒体技术话题同样颇有思想深度与理论启示：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全球化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就开始了，那时不叫全球化，而说世界化。马克思是对全球化最早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他相信每个国家的解放问题必须通过“国际主义”（英特纳雄奈尔）去解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各国的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似乎没有意识到，至少没有严重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未必能够联合起来，而全世界的资本家反倒是有可能联合起来。这一点有些悲剧色彩，后来的全球化事实说明，各国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而很难大公无私地联合起来，而各国的资本家却在某些方面更有条件同流合污。①
　　再以2014年改版的《经济导刊》为例，其中连载的一组新闻传播文章，令人深思，发人深省。像“本刊编辑部”的《中国媒体现状检讨》、长江学者赵月枝教授的《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清华大学王维佳副教授的《“点新自由主义”：赛博迷思的历史与政治》等，其问题意识、思想深度、理论水平同任何专业期刊相比，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赵月枝教授的论述发常人所未发，敏锐犀利，鞭辟入里：
　　就像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自由也是个好东西。但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什么？对此，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是为了民主自治和实现全体人民的表达权利。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公民的表达权利都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媒体不受政党权力控制、开放媒体市场和实现媒体私有化。在“新闻自由”诉求与人民的表达权利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和鸿沟。
　　西方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来巩固其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如果中国还希望建立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如果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希望坚持党性与人民性一致性的言说，共产党在媒体治理体制和机制问题上，就不得不认清和面对这一现实——如果让媒体走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之路，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和资产阶级话语霸权的建立。
　　在这个问题上，任何鼓吹媒体和文化产业不仅能赚大钱，而且还能打赢意识形态战争的说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烟幕弹，就是痴人说梦。②
　　除了上述专业期刊与文化期刊，报纸形式的周刊如《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的文化理论周刊，也都值得适当关注。特别是《中华读书报》，不仅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书籍讯息，因而也是有价值的学术前沿与思想动态，而且时常发表整版“大块文章”，其理论性、学术性、前沿性丝毫不亚于重要的专业期刊。如北京大学教授、电影专家戴锦华等，在2013年《中华读书报》上两期连载的专题讨论《“反恐时代”与“好莱坞出品”——国际恐怖主义影片之喻》，2014年两期连载的类似文字《电影已死？——新媒体与电影的未来》等。
　　至于南方的《开放时代》《天涯》，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等，同样可圈可点，并同新闻传播领域密切关联。作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院刊，《开放时代》突出两个前沿——理论前沿与实践前沿，两个关怀——学术关怀与社会关怀，坚持“真问题、真学术”的理念，都与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旨趣与新闻传播实践的社会目标若合一契，对当下一些空疏学风也不无启发与矫正之功。如2013年第1期的头题“70年代中国”，以“文革”中后期为切入口，探究新中国前后三十年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话题及其学术命题，篇幅差不多相当于一部两百页的书籍，不少观点也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追求，在敏感话题几近“禁忌”的情况下，尤其令人眼界洞开，耳目一新。
　　总之，研究生在常规的专业学习，经典的书籍研读之际，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期刊也是不应忽略，更不能轻视的。否则，即使在专业方面有所收获与进展，也可能由于思想陈旧、视野狭窄、想象匮乏而“难登大雅之堂”，导致杨保军教授所批评的现象——“精致的平庸”。■
　　
注释:
①赵汀阳：《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载《文化纵横》2013年4月号
②赵月枝：《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载《经济导刊》2014年7月号
　　
作者张珂系河南大学新闻系副主任、李彬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