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党
　　随着参与教育和学术业人数的激增，“怎样写论文”的问题应运而生，成为一个近乎热门的题目。知名新闻传播学者陈力丹撰写出版了《硕士论文写作》的专著；王力、朱光潜等学界前辈的经验被集结为《怎样写论文》一书；甚至台湾地区的政界要人宋楚瑜也得以在大陆出版他从政前撰写的专著《如何写学术论文》。①
　　初看之下，这是个技术性话题，在其下，那些被认为或自命为学有所成的人可以传授一些“秘诀”。论文写作确实有技术性的一面，有些技术或技巧可以并且需要通过学习而获取，通过多写而掌握得游刃有余。对于这些内容，在众多关于论文写作的论述中都有涉及，我不必重复。我认为，论文写作更多地需要个人长期的积累和感悟，就如同需要在与人的交往中提升自己的交往能力一般，我们需要在学习、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逐渐地提升自己论文写作的能力。因此，在这篇关于论文写作的散论中，我将分享一些个人体验和感悟，其中有些牵涉到技术性的考量，但更多的是对于自己学术取向和品位的一个表达。也许，这些文字对于他人有点借鉴。
　　限于篇幅和能力，在本文中我只讨论三个议题：“学术八股”的逻辑、学术话语的风格和文献综述的写作。
　　
一、“学术八股”的逻辑
　　作为一门可学习的技艺，“论文写作”包括了一篇论文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它们之间应有的结构关系。针对写作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经验研究论文这个题目，社会学家彭玉生作了精要的论述。他区分了构成经验研究论文的八个要素：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和结论。论文写作以两条逻辑分析为基本路径，即从理论抽象到经验观察的演绎以及从经验观察中提炼出理论概括的归纳，将这些元素连结成为一个整体。彭教授将这八个元素及其相互连结的基本逻辑和形式称为“洋八股”。②
　　我们从彭教授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论文写作，打个比方说，如同搭建一座楼房。不同的楼房，其形态千变万化，充分体现着建筑师的创造；但所有楼房都有一些基本的元素，如地基、边墙、屋顶、房梁、承重墙等。建筑师的创造理念，必须遵循材料和结构力学的基本原理，通过连结这些建筑的基本元素，而体现于一座楼房的实体。我们要写作的论文，就如同这样的立体结构；我们所要表达的理论观点，就如同建筑师的创造理念；我们所要遵守的认识论和逻辑分析的原则，就如同材料和结构力学的基本原理。
　　彭教授的论述还有另一层涵义。他指出，所谓“洋八股”“只是形式上的八股，是学术研究的形式主义规范，不是实质理论上的八股”；它可以“增进有益的学术对话”；当它与对“中国现实的切肤和深刻观察与理解”结合起来，与在这个基础上本土理论建构结合起来，就可推动“本土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也就是说，学术研究是学术共同体合作的事业，不必有任何人为的划界。在这个开放的空间内，论文是学者们展开交往的手段，其基本结构和形态，蕴含了学术共同体所谨守的一些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学术伦理规范。论文写作就是与他人展开交往，是遵循了这些原理和规范与自己所属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而展开的交往过程。
　　为了强调作为“交往过程”的论文写作，我常用一个“讲故事”的比喻。我说，写论文就是讲故事。如同一个故事，一篇论文需要有一个核心论点（故事的主题）、概念（故事中的人物）、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关系展开的过程（故事中的情节），研究展开的时空（故事发生的情境）。讲述一个“故事”需要组合不同的元素，采用不同的手段处理各种“素材”，有些是讲述者的描写或叙述，有些是人物的对白。相对应的是论文作者需要以文献综述、方法陈述、结果呈现等手法，处理各种形态的相关文献和经验观察。如同一个好的故事，一篇好的论文需要引人入胜，给人提供一个完整的叙事，以及读后的启迪和回味。
　　与“讲故事”异曲同工的构想是人际交往中提出并回答问题的过程。论文写作是一个问题引导的与人的交往和交流，它包括了这么几个步骤：
　　（1）就特定的现象提出问题（导言或绪论）；
　　（2）分析问题的内在结构和逻辑（理论建构）；
　　（3）陈述解答问题的实际步骤（如何展开经验观察）并反省其中的各项决定（方法陈述）；
　　（4）解答问题（描述、归纳和阐释经验的观察）；
　　（5）总结所得的解答，并反思它所蕴含的得失，以及它所倚赖的经验观察（结论与讨论）。
　　这五个步骤，再加上陈列参考文献，构成了一篇经验研究论文的基本板块，而提出并解答研究问题的逻辑成为贯穿始终、连结这些板块的线索。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提倡“多研究问题”，研究现实中面临的、为理解现实所必需的“真问题”，尤其要研究那些研究者在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基础上提出的具有理论指向的真问题。
　　正是因为这些理解，我不认为论文写作纯粹甚或主要是个技术性问题。对论文写作这个题目，我们思考的起点和努力走向的目标，都应当是问题的解答，学术品味的培育，以及思想的启蒙。我认为，陈力丹教授在最近一系列的演讲中对学位论文“缺乏学术”的批评，指的就是这些灵魂性元素的缺失。对此，技术性建议不能提供解决的办法。就解决办法而言，我赞同陈老师在一个演讲中的提议：多讨论问题，多系统读书。我还要增加两条建议：一是为人师者，写作请多自重，要言之有物、行文规范；二是我们多些“写不出时不硬写”的安心，以减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尴尬。③
　　
二、学术话语的要素
　　如同讲故事时，讲者要讲述自己熟悉的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己的风格；在论文写作中，作者要用自己的语言，论述自己的观点，分析自己的观察，体现自己的学术取向和品位。我曾经这么表达自己的追求：“学术品位要扎实为上，灵巧次之；缜密为上，宏大次之；清晰准确为上，文采修辞次之”。我要表达的其实是一份学术的真诚：既要真诚地描述、反映自己所面对和考察的现象，又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观察和分析，还要真诚地与自己的同行展开对话和交流。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学术思考和写作中，立足于现实，面对来自实际现象中的问题，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与同行分享自己为解答这些问题所做的一些分析、所获得的一份理解。④因此，论文写作不是为宣扬或推销自己的所谓“研究成果”，更不是为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引用一些自己未必读过、读过也未必理解、理解也未必适用的外国“大师”的名字，也不是为显摆自己的文采而脱离现实地滔滔不绝和汪洋恣肆。
　　以下，我从四个方面来谈这一“真诚对话”的学术话语风格及其构成要素。
　　首先是如何切入所面对的现实，分析并试图解答现实中的问题。我赞同很多学者的经验之谈：论文写作中最难的一步是确定研究问题，这包括看到问题，还包括准确地表述所看到的问题。前者要求有对现象的大量观察（包括自身的日常生活体验），并且对这些观察不懈地思考；后者要求对所积累理论的运用，将理论概念与经验现象相连接。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正面对两座大山，一座是经验观察，一座是理论积累。提出研究问题要求我们既要从两座山各自的内部理出头绪，又要建立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可见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就“切入”的操作而言，我们可以有这么几种路径的选择：单刀直入或迂回转入，现象入手或理论入手，观察与论述并举。
　　所谓“单刀直入”，指的就是以问题开始一篇论文，以之建立起与读者共享的思考平台。在这个基础上，再以“解题”的方式展开自己的思考和论述路径，也就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意义、问题所来自并针对的现象，并由此界定本文论述的落点。我和陆晔教授在《成名的想象》一文中就用了这样的开头，并在文章第一段的结尾处界定了该文的落点，即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与新闻实践如何相互勾连？而我们开启该文的问题，“如何考察20余年中国新闻改革这一历史动态？”则为该文打开了一个历史和理论分析的视野，它也是我们置入经验考察的场景。⑤
　　与这个相对的是所谓“迂回转入”，它指的是从读者熟悉的现象入手，然后转向这个现象通常被忽略的某个方面，这也是作者在本文论说的落点。我和我的学生朱蕾曾考察并解读我国都市影院内外的实体变迁，从中看到由现代性的历史观所扮演的结构性作用。我们将这个历史观表达为“时间的竞赛和象征”。⑥但是，为了将论述引向构成影院的历史和社会时间的标记这个路径，我们从“空间”入手，首先谈影院作为一个“去处”，一个建筑实体，然后再谈它所具备的时间元素，并由此而烘托出该文的论说落点。
　　我们还可从另一角度思考不同切入点的选择。一个是从现象入手，这即是先开始描述日常的观察，以建立与读者共同的经验或体验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可以开始解剖这个现象，或者将它置放在特定的场景之中，或者延伸这个现象所发生的时空，以此引领读者走上作者希望的理论分析路径。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Wuthnow在他的《松散的连接》一书中就采用了这样的切入手法。在绪论中，他首先介绍了几位普通的美国人，引述了他们对于社区意识淡化、社会关联减弱等的议论，然后总结说，“社会观察家们都在试图理解这些现象，很多人由此而开始探讨公民参与的性质与程度这个问题”。这样一个转折，将具体现象置于了具有抽象意义的理论场景中，将普通人的关注连接成为“社会观察家们”的社会学探讨。⑦
　　另一个选择是从理论入手，这是先呈现或暴露理论中的盲点、模糊之处，或者可能的逻辑不一致之处，然后将之转换成为研究问题。一个案例是我和我的学生们合作的一篇关于“第三人效应”的论文。⑧我们是这样开头的：“第三人效应”理论由逻辑上关联的两部分构成，即前一部分的“感知假设”和后一部分的“行为后果假设”。但是，在文献中，对感知假设的检验比较系统，对行为后果假设的检验不够系统，其原因在于原理论对该假设的陈述很模糊。因此，我们在本文的核心关注是：澄清这个行为后果假设所必需的逻辑，准确陈述这个假设，然后再予以检验。
　　更多的时候，我们对研究问题的确认和表述，是通过试图连接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而实现的。与前面讨论的两个切入路径相关联又相区分的是，此时的切入点处在现象与理论可能相连的界面上。如此提出研究问题，有时是试图充实、弥补、拓展或修正已有的理论认知，有时是试图对某一现象作出特定的理论解读。譬如，在一篇考察餐馆、咖啡厅和酒吧这样的“公共吃喝场所”的论文中，两位美国社会学家Sharon Bird和Leah Sokolofski指出，在社会建构主义的视域下，社会性别（gender）和空间区隔密切相关，而通常的关注是性别如何成为社会空间或领域（如劳工市场、职业等）划分的结构性设置（device），但如果我们考察男女共享的活动空间时，我们就会看到，男性和女性会在这里展开相应的性别实践（gendered practices），并通过这样的实践而性别化空间区隔。公共吃喝场所成为考察这种性别实践和空间区隔如何得以展开并关联的理想场所。⑨与这篇以理论拓展为重心的论文不同，同样在现象与理论连接的界面切入，我在一篇分析我国媒体如何报道香港回归的论文中，重点放在解读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媒介话语及其建构中的结构性逻辑。⑩
　　建构“真诚对话”的学术话语的第二个方面涉及作者在论述中对自己角色定位的表达。虽然我在本节一开头就明确提出，作为作者，我们要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要真诚地立足现实、与同行交往，在行文中，我们就需要在论文中清晰地既把自己放进去，又客体化自己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把呈现和反省自己与所观察的现象、所论述的观点、所引用的理论等之间的关系作为论文的一条贯穿始终的辅线。[11]以下，我用几对词组来总结我们在这个角色定位中必需应对的张力。一对是套用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概念：人类学家在写作中必须既“亲临彼处”（Being There）又“身在此处”（Being Here）。所谓“亲临彼处”，就是说作者在论文中清晰地呈现自己的“在场”，这是指亲临所考察现象发生的场所或场景，使得自己的观察和解读具有“经验的保真”（empirical fidelity）。为做到这一点，作者必须（1）清晰界定所观察的现象；（2）真实呈现所采取的进入现场的步骤和采集经验资料的手法；（3）准确而且具体地描述自己的观察所得。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观察并非仅限于格尔茨所专长的民族志考察，而是包括了以数字等各种形态出现的对现象的记录。而“身在此处”指的是作者必须在自己专长的学术场域内，运用所属学术共同体通用的语汇和交往规则，呈现并解读所观察的现象，为知识的积累和学术话语的拓展而写作，以自己的写作与同行交流。
　　第二组是两对词组：“收与放”和“管窥与高屋建瓴”。一部好的论文应当就如一部好的电影（可以英国电影《赎罪》或美国电影《飘》为例），通过聚焦具体细节和呈现场景轮廓、细述主要人物的故事与扫描历史和社会背景等的相互交织，完成一部叙事。首先，我们通常选择一个较小的切口进入现实世界，而且通常将所要观察的现象局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但我们又需要将所观察的现象置于它所处的宏观历史场景之中。其次，我们通常需要聚焦那些特别具有解读穿透力的细节（即所谓telling moments，可以是具体行动、特定时刻、某一对白或词组、某个统计参数），又要透过它们来展开超越细节、个案的更为抽象或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解读。这样的论说／叙述组织，就要求作者区分主要和陪衬人物，前台的人与事及其“舞台背景”，并将它们逻辑地统一为一个叙事。
　　上面的讨论的关注重点是作者与材料（包括观察与理论、前台表演与舞台背景）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用三组词组表达作者在自我反省中的三类不同关系，一是信心与谦恭，二是外视与内省，三是局外的冷静与审视（或参与）的承诺。
　　第一组表示的是作者与自己的论述之间的关系。在论述中，作者既要表达出经过了系统观察、缜密分析后应有的信心，又要传递出认识到认知不确定性的谦恭，希望他人审视自己获知过程中的不足。信心满满往往会有色厉内荏之嫌。
　　第二组词组表达的是作者与所观察和分析现象之间的认知关系。在论述中，作者既要描述、分析现象（外视），又要反省自己获知的过程（内省），警惕知识和获知过程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自己可能存在的盲点。
　　第三组词组表达的是作者与所观察现象之间的价值或行动关系。在考察某现象时（譬如我在考察我国新闻从业者的实践时），作者通常是“局外人”，这不仅因为那现象并非自己的生活或工作，甚至不发生在自己的日常所在地，而且因为作者必须、也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外来”观察者的眼光，作者必须在论述中保持审视所必需的一份距离和冷静。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无法保持“价值中立”，甚至不应当希求这一虚幻的处位。我们需要以自己的价值观，对现实展开批判，对现实的改造提出自己的希望和建议。这就要求我们保持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在此前提下，时刻批判地审视自己的价值选择，以及它们在具体情境下的局限，谨防被笼罩在自己的价值和知识盲点之下。我认为，在这两者结合基础上的学术和社会参与实践，就构成了布尔迪厄所倡扬的“具有承诺的学术”。[12]“真诚对话”的学术话语还体现在行文的路径中，即以一些写作手法关照与同行平等交流。
　　首先，如前所述，论文写作是与同行的对话。既如此，我们就需要在论文中清晰界定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区划我们所考察的现象，同时也需要在行文中向作为同行的读者发出“邀请”，一道展开这次学术之旅。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如同吉登斯所说，起到所考察现象和同行之间的“中介”或“翻译”作用。[13]其次，研究是“思”与“行”交织的过程，因此，论文不仅要表现“思考”，而且要呈现“行动”；不仅要论证，而且要叙述；不仅要分析，而且要描述，甚至是“白描”。论证和叙述的结合，实为编织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连结所必需。这样的话语构成，也为与同行交流所必需，因为叙述将论证呈现为可视、可感的现象和过程，而论证则揭示现象与理论之间的逻辑关联。如果论证表达了作者的思考过程和结果，叙述则引领读者跟随作者进入“彼处”并体验作者的研究过程。
　　第三，为了清晰呈现逻辑运动的步骤和行文的节奏，作者需要就如何行文作如下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方面涉及论文的总体结构。我在前一节已经谈到了五个基本板块。那么，行文中，作者就可考虑如何以章节标题区隔这五个基本板块，而且，每个标题都需要简洁、醒目地表达出相应章节的主旨。运用这样的结构标记，应当说，会比简单地用一、二、三等数字分隔章节有助于作者与读者的交流。
　　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涉及论说和叙述的整体轨迹。一篇论文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叙述结构，我们也可将之称为“论说的拱门”。[14]美国社会学家Howard Becker将这个意念表达为统领一篇论文（或一部论著）的“核心图像”（central imagery）。[15]很多情况下，论文或论著的题目就表达了这样的“核心图像”，譬如杨念群的《再造病人》，我在前面提到的《成名的想象》和《时间的竞赛与象征》，以及Wuthnow的《松散的连结》。在很多情况下，那些以“关于×××的研究”为题的论文或论著，往往缺失了这样一个“核心图像”。更为不妙的是，这样的题目，很有可能就预示了作者缺乏思考、论文缺乏学术。
　　第三个行文方面的考虑是设置路标，以清晰地呈现作者在不同理论观点或概念之间的横向运动，在抽象的理论阐释和具体的现象描述或解读之间的上下游走。各章节的标题、每一章节内的下一层次的小标题等都是重要的“路标”；除此之外，行文中的一些简便、常用的起承转合的连结词，也是非常重要的论文结构和／或行文轨迹的标记。譬如，我在本文开头第二段的结尾，用一句话概括了本文所要探讨的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用了小标题来显示其核心内容，每部分内有第一、第二 …… 等排序词，在需要的时候用了“前一节”或“前面已经提到”这样的表述，等等。这些都是起到“路标”作用的文本元素，体现了我希望与读者相携前行的愿望。希望它们也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针对“真诚对话”的学术话语，我要讨论的第四个话题涉及如何运用文献和其他资料。各种类型的资料是建构一篇论文的素材，就如搭建一栋房子，建筑工人需要凑齐各种不同类型的建材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些素材大致分为三大类：相关的已有研究文献、背景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广为流传的某种说法、某个事件的时间脉络，等等），和所撰写论文所要集中呈现并解读的经验观察资料。它们各自在论文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如背景资料显然更多地适于用来勾勒所考察现象的场景，已有研究文献可能被用做搭建论文的论述和解读的“脚手架”，而经验观察资料则是论文所叙述现象的材料，是被解读的鲜活原料。
　　将这些资料组合成一篇有着统一“核心图像”或完整“论述拱门”的论文，需要作者在论文中既体现它们属于不同类型的资料，又呈现对每一类运用于不同行文节点时所需要它起的特定论说或叙述作用，还要体现作者与所采用资料以及对资料在特定节点或以特定方式的运用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上，作者还要保持自己统一的声音，体现自己的论述的清晰轨迹。可见，撰写论文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它不仅是“码字”。
　　我认为，在这个资料运用过程中，作者需要多一些在清醒的宏观把握条件下的微观层面的掂量和反省。
　　首先，对于已有文献，作者需要将对它的运用与对它的搜集、阅读和整合的步骤相连接；对于自己所搜集的经验资料，作者需要将对它的运用与研究方法的陈述相连接。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资料，在论文中必须携带清晰的“身份”标记。
　　其次，对于同一类型的资料，在论文的不同节点、服务于不同的论说或叙述功能，作者可能采取不同的运用方式，其中包括概述、直接引用、系统呈现（譬如，图表）、转述或转引。不同运用方式表明了作者与所运用资料及其来源有不同关系，需要用文字和／或标点符号（如引号、括号等）分别标明。这些文本标记，既记载了作者对资料引述规则的遵守，也向读者传递了有助阅读论文的“旅行指南”。
　　第三，通过以上的这些资料运用的手法，作者还可以传递与所用资料之间的距离，为展开批判的审视留出空间。譬如，我在前面用了“如同吉登斯所说，……”这样的方式引用吉登斯的观点。采用这样的标记，我就在表达了对被引用观点的赞同，而且这样的标记已经排除了批判地审视被引用观点所必需的空间。相比较而言，假如我采用了“吉登斯认为，……”这样的标记，我就有可能在引用之后对被引用的观点表示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我所引用的是吉登斯的一家之言，还有其他各家的可能。
　　第四，因为我们在论文中需要连结不同类型的资料，因此，我们在陈述某一类资料时，需要提供它与其他类型资料之间的逻辑“结点”。对于理论概念提出操作化的定义，就是呈现理论的论述与经验的观察之间的结点；当我们在综述已有研究文献时，指明其中的经验观察来自譬如“实验室内的实验”或“采用生理测试的测量方法”时，我们可能就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与我们所写譬如基于“抽样问卷调查”资料的论文发生逻辑的连接（譬如不同类型观察的三角印证）。
　　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我在《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一文中指出，香港回归的媒体叙事具有“时空秩序”，它依据的是我国政治话语中的“历史脚本”，而这个历史脚本又由特定的“因果关系链”所构成。这里，引号中的这些词汇，分别指代存在于不同文本或范畴内的“秩序”，但它们都指代了“结构”，因此有逻辑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可能。那么，这种对“结构”的凸显，就是不同场域的资料得以在分析中相互关联的“结点”。对于明晰这种“结点”在论文中的纽带作用，我们从量化研究的论文中经常可以看得格外清晰。譬如在题为《从媒体范例评价看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的范式转变》一文中，我与陈韬文老师采用了“新闻范式”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基础是托马斯·库恩关于“范式”的论述。库恩认为，“范式”包括三个必要构成部分：共享理论框架，与之配套的获知方法和彰显二者的研究范例。因此，我们在论述中，就以新闻从业者如何评价来自不同体制的新闻媒体范例（包括总体评分、不同评价与对新闻媒体功能的不同期待和新闻从业者各种所需技能的重要程度的评价等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为理论的论说与经验观察之间的结点。[16]以上四个方面，切入现象并提出问题，各种张力中的作者角色，行文的对话、标记和节奏，以及资料运用及其连接，构成论文写作中需要面对并处理的挑战。它们并非局限于基于量化或质化研究的论文，而是写作各种经验研究论文都会面临的挑战。处理这些挑战的基本考量，是如何才能有助于作者在理论思辨与现实观察、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真诚和开放的对话关系。
　　
三、文献综述的取舍
　　任何研究，都建立在已有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因此，综述已有的研究文献是研究人员的基本功，也是论文写作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就其实质而言，综述文献就是展开交往，作者与文献的交往，与生产并阅读这些文献的同行的交往。我认为，展开多次文献综述的练习，是研究生们提升论文写作基本功的一个有效方法。在美国，硕、博士研究生被要求上大量的课，很多这样的课，不仅要求学生大量阅读某一领域的文献，而且要求学生在期末就某一题目完成一篇文献综述。两三年下来，每个人都可能有机会做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由两部分构成：对已有文献的圈定和搜集，对搜集来文献的阅读、归纳、整合与提炼。这里讲的文献综述的取舍，首先是圈定题目范围时的取舍，其次是文献搜集时的取舍，第三是综述这些文献时的取舍。我在此将省略对第一、二层面取舍的讨论，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已经有其他人对此的讨论可供大家参考，[17]而我更希望在有限篇幅内集中讨论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我怎么处理已经搜集到的文献？我综述文献要达到什么目的？”
　　就在学术研究中的功能而言，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不同类型的文献综述：（1）组织和陈列已有研究；（2）整合并提升已有研究；（3）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建构理论。这三类文献综述，就第一、二层面的取舍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要求我们对一个题目／领域有清晰的界定，都要求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搜集有完整的覆盖。[18]但是，它们要求作者对搜集到的文献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并因此形成非常不同的结果。
　　第一类是为勾勒某一研究领域的全景图而展开的综述，因此，写作的重点在于将已有文献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并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就每一类研究作出系统的概括。这样的综述要求作者对相关文献作出一定程度的提炼，但重点是描述，并在描述的基础上，呈现主要的结构性脉络。陈力丹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做了多年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年度综述就是这一类的典型。有时，作者会按照某一个理论框架来构想一个研究领域，并组织对该领域的文献综述。这在考察一个正在形成或变异中的研究领域非常必要。这样的综述不求覆盖全面，而求以这个框架来掂量这个领域的研究，试图确认已有研究所获得的进展，并看到其中的薄弱之处。於红梅对2009~2010年媒介文化研究的综述就属这一类。[19]这种概括和描述型文献综述，在知识的积累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了解一个研究领域的基本脉络，确认该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和被忽略的问题。因此，它们可以成为我们了解或进入一个研究领域的“交通简图”。
　　第二类的文献综述重在整合并提升一个研究领域的文献。与第一类相比较，就如酿酒中用第二次蒸馏提升酒精浓度，第二类文献综述意在提升理论的“浓度”和抽象程度。与第一类的综述强调覆盖完整、全面不同，第二类的综述强调运用更加抽象、涵盖更广的理论框架，对某一甚至某几个相关研究领域进行整合，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些共享的论点，为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提供指导性的思考和建议，甚至有可能勾勒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曾分别在1993年和2006年就“新闻框架分析”写过这一类型的综述。在1993年那篇中，我和合作者的重点在于如何以“框架”这个理论概念思考作为话语的新闻。在2006年那篇中，我的重点是如何理解社会话语框架的建构，以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如何可能帮助我们整合地思考认知、话语、和社会实践三个不同领域的过程。[20]最近美国地理学家和瑞典传播学家合作的关于传播地理学的论文是更趋向于领域开拓的这类综述性论文。[21]第三类又可区分为两大子类，一类是理论建构性论文，有的采取论述的方式，重点在陈述理论命题和由此推导出的假设，有的采取元分析（meta-analysis）的方法，以量化地整合经验观察的方法来评估一个已知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理论提出修正；[22]更多的是第二子类，即经验研究论文中的“文献综述”章节，这是我要在此着重讨论的。
　　在经验研究当中，第一个类型的文献综述是必要的准备工作，因为，通过这个必经途径，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系统地了解一个领域，希望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研究问题，更可能针对已有研究中的缺憾或疏漏，更可能发现未曾得到足够系统考察的“新问题”。第二类的文献综述也非常重要。通过它们，研究者更有可能获得新的视角，并因此看到新的现象，提出新的问题。这新的视角可能是因为更加高屋建瓴而开阔了视野所得，也可能来自多学科交织的优势。但是，当我们写作论文时，我们面临的是在这些基础之上更加聚焦的问题：如何就我们所考察的现象提出研究问题，形成论说的思路，提出经验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路径？换种方式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搭建一个理论的“脚手架”，使得我们可以组织并解读经验的观察，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完成的建筑物？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展开“文献综述”，但它应是我们组织素材的一种手段，服务于理论框架的建构，包括对如何解释或解读某现象作出理论阐释，并从其中逻辑地推导出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和／或需要检验的假设。
　　结合我在第一节所提到的论文的五大板块，这样的“文献综述”，通常展开于第二块，即在提出问题（导言或绪论）之后，作者分析问题的内在结构或逻辑的板块。通常，我们习惯于用“文献综述”来称呼这一板块，很多人甚至直接用“文献综述”作为论文这一章节的标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有误导的成分，这种做法是不知其所以然的表现。不错，我们在此处确实要综述文献，系统地将已有研究文献作出分门别类的组织、论述与整合，准确地概括已有文献中的经验观察和解读，精准地辨析出这些经验观察和解读的具体场景或条件。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作者提供一个场景，以坐实自己所要展开的研究。更需要做的，是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展开理论的阐述，为正在写作的论文提供论述的逻辑运行轨迹。这就如同汽车司机要开车上路，他需要启动汽车的发动机、连接汽车的动力传递系统、明确运行的路线。如果再用前面提到的“论说的拱门”的意象，我们这里所说的就是形成这个拱门的基本结构。
　　换句话说，我们要围绕着“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论述自己的观点”来构思并写作这个经常被称为“文献综述”的章节。其实，对论文这个部分一个更恰当的称谓应当是“理论建构”，最恰当的章节题目应当是精确概括自己观点的词语。在写作这一章节中，作者需要以自己的视角，既忠实地呈现又批判地审视文献中他人的论述和发现；通过点明一个观点或经验观察的作者（我在第一节引述彭玉生教授的观点时将他安排为句子的主语就是一种可能的做法），采用直接引用或概述的手法，并作出参考文献的陈列，作者也同时作出了明确的空间安排，将所引用、概括的作者的声音和自己的声音清晰区别开来（我在第一节引述了彭玉生教授的论述后说，“我们从彭教授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这个从句后面跟随的就是我自己的观点，是在彭教授论述基础上生发的）。宏观地来看，这一章节的组织，采用的就不是臣服于描述文献的结构，而是论述自己的观点所必需的逻辑结构。[23]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文献综述，在研究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因此，论文写作中文献综述的取舍，就包括了在这三种不同类型之间的取舍。在我看来，这还是选择何种作者与读者关系的取舍：前两类意在协助同行，共享一个领域或学科的系统知识；第三类意在邀请同行，理解并批判地审视作者所展开的研究。这三种类型之间也有个递进的关系，第三种类型以理论建构为使命，最能契合研究论文写作所需要实现的目标，即表达新观点、呈现新角度，并将研究引向采用新方法、获取新发现的道路。
　　
结束语　　
　　如我开头所说，这是篇关于论文写作的散论。论文写作有技术和技巧的成分，但我更倾向于从形成自己的学术取向和品位这个视角探讨论文写作。以此为视角，我谈了自己在三个方面的感悟：切入现实，话语风格和文献综述。我也藉此表达了自己的学术取向：以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为支撑，以真诚、开放和平等对话为话语风格，以经验研究为学术活动的基本内容。
　　我认为，很多论文写作中为学者们所诟病的不良症状源自缺乏独立思考，它可能有多个形成因素，包括与现实脱节、阅读太少或消化不良、独立思考空间的缺失，等等。因此，虽然我也谈到了论文写作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但是将它们与如何形成无愧自己的人生和尊重学术的学术品位联系起来谈，针对的是我眼中的病根，即学风不正。邪风肆虐久了，可能把一些原本作为常识的做人、行事和行文的规则都刮歪了。所以，如何写作论文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话题。
　　如果我在本文的讨论，有些地方艰涩了些，那么一方面我为自己行文不够通俗易懂而抱歉，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易懂”不会成为评价论文写作的主要标准。其实，这当中不也有跟学风相关的元素吗？为什么学术论文必须要“通俗易懂”呢？能做到通俗易懂而不失思想的深刻、论述的透彻当然好，但更主要的还是对合适程度的掂量：适合读者对象，适合所写的题目，适合所分析的材料，适合所要写作的目的。
　　我通篇强调了“真诚的对话”这个学术写作的理念。其实说白了，我要表达的就是脚踏实地、言之有物。因此，我觉得论文写作中第一重要的是清晰、准确地表达对现实的观察，以及置于反思之中的对现实的理论解读。说得再具体一些：我们行文中可以多些自我怀疑，少些价值评判性的形容词；多些对现象的描述，哪怕有“缺乏思想性”之嫌，少些连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连接现实的所谓“思想性强”的论辩；多些对不同取向的同行的邀请，少些对不同学派的抵触甚至敌对。■
　　
注释：
①陈力丹：《硕士论文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王力、朱光潜等：《怎样写论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宋楚瑜：《如何写学术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 2010年第2期。虽然彭教授讲的是基于量化研究的论文，采用的也是量化研究的术语，但我认为，只要我们拓展了“测量”和“数据”这两个词，把它们理解为“观察”和“观察记录”，他所讲的内容同样适用于采用质化方法的经验研究论文。
③我明白，能够安心于“写不出时不硬写”是一种奢侈，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尤其是年轻学子。但这是从事学术应有的奢侈！我在这里其实更想大声疾呼：那些应当明白事理的导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多运用些常识，多一点儿对学术的敬畏，多扶持、培育年轻学子，少用各种缺乏根据的指标压迫他们。这样，使得那些有志学术、有能力从事学术的学子们更可能享受一点儿“写不出时不硬写”的奢侈！
④因此，我很不适应频繁填表汇报“研究成果”（而且按照期刊的三六九等排序汇报！）的文化。这是个将行政管理举措转换为学术评判标准的文化，它遮蔽了行政手段的奴役性质，正当化了自吹自擂。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但在此忍不住要提及，因为它关涉我关于“对话”的讨论。
⑤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总第71期
⑥Chu, J. L. & PanZ. (1999).　The time race and time signification in the reform era: A study of changing Chinese movie thea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33~57.
⑦Wuthnow, R. (1998).　Loose connections: Joining together in America’s fragmented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⑧Sun, Y.Shen, L.& PanZ. (2008).　On the behavioral component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257-278.
⑨BirdS. R. & Sokolofski, L. K. (2005).　Gendered socio-spatial practices in public eating and drinking establishments in the Midwest United States.　GenderPlace & Culture12(2)213-230.
⑩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第一辑，第221~238页
[11]我这里所说的不仅是采用第一或第三人称写作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相关的问题。通常，在写作质化研究的论文时，我们常会采用或无法回避采用第一人称，在写作量化研究的论文时，我们大多或倾向于采用第三人称。这样的选择，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更为自然、流畅地呈现作者在所讲的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
[12]BourdieuP. (2003).　For a scholarship with commitment.　In Firing back: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2 (pp. 17-25).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3]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p. 284-28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4]宏观地审视一篇论文或一部论著，“论说的拱门”指的是其中论说的主干结构。这是一个逻辑的结构，由核心论点、支持它并从不同方面展开的论据呈现、论证过程的描述等构成。在微观层面，一篇论文的展开需要界定概念（包括其内涵和外延），需要运用前提、条件、推论等组成逻辑体系；在认识论层面，在一篇论文中，作者需要将抽象的概念与具体的经验观察相关联，需要将一个理论的宣称（claim）和支持它的论据相连接。因此，一个“论说的拱门”是多层次、多维的立体结构。参见 W. C. BoothG. G. Columb, J. M. Williams (2008)The craft of research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BeckerH. W. (1998).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潘忠党、陈韬文：《从媒体范例评价看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的范式转换》，《新闻学研究》2004年总第78期
[17]如：劳伦斯·马奇、布伦达·麦克伊沃：《怎样做文献综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王细荣：《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第二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idleyD. The literature review: A step-by-step guide for students (2 E.).　Thousand Oaks, CA: Sage.
[18]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完整性的判断，不能倚赖研究者甚至几位专家的印象，而必须依靠所设定的文献搜寻的程序及其所遵循的原则。也就是说，程序或过程的逻辑才是判断结果的依据。
[19]於红梅：《批判地审视媒介文化研究——基于2009-2010年媒介文化研究的评述》，《新闻大学》2011年夏季号
[20]Pan, Z. & KosickiG. M. (199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1055-75; 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2006年总第10期
[21]Adams, P. C. & JanssonA. (2012).　Communication geography: A bridge between disciplines.　Communication Theory, 22299-318.
[22]这两种类型的理论建构型论文在文献中大量存在。通常，它们是最初提出某一理论的论文（如菲利普·戴伟森提出“第三人效应”的论文，查尔斯·伯格和他的学生提出“不确定性降低理论”的论文），或者是展开元分析的论文（如我和学生一起展开的对“第三人效应”理论的“感知假设”所做的元分析，社会心理学家Thomas F. Pettigrew和Linda R. Tropp针对“组间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所做的元分析）。为简略起见，我就不一一陈列所有这些参考文献了。
[23]顺便说一句，论文写作中的不规范，甚至涉嫌抄袭，时常恐怕在于作者缺乏了独立思考，没有体现独立思考的逻辑结构可用以组织自己的论述，如果再加上引述文献时没有清晰的标明自己与被引述观点或表达的距离，就十分可能有抄袭的迹象。我已数次在网上看到，有些人引用我和陆晔老师的《成名的想象》一文，却在采用我们的某些原话时没有加引号，也没有以我们的名字作为主语。这样的做法，不管作者是否有意，都属于抄袭行为。
　　
　　作者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