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所谓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是有特定内涵与指向的概念，这里用来指现代国家的历史性生成，以及相关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
　　提到现代国家，难免想到欧洲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其中蕴含的领土、主权意识、国民心理认同等特征貌似享有普适性。不过，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而言，现代国家及其建设远不限于这些意味，而是既有对西方文明的吸纳与借鉴，又有对自身传统的调适与扬弃，还有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不仅是一个悠久文明遭逢数千年未遇之变局而因应现代潮流的坎坷进程，一个拥有世界第一人口而人均资源相对匮乏、一度陷入列强凭陵军阀割据的古典社会追寻现代化梦想的艰难探索，而且是一个尊奉天下大同以及和而不同的价值体系对人类世界非凡贡献的必然期许。
　　对此，毛泽东在抗战前说过一段震古烁今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半个世纪后，邓小平在引领改革开放时，也胸怀世界、放眼全球地谈道：“如果我们搞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始终有一个梦想，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在近两年的系列讲话中，他几次提及中国历史的如下时间段：一是源远流长的数千年，二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七十余年，三是共产党成立后的九十多年，四是新中国的六十多年以及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等。这些时间段以及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在我看来都隐含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命运与时代命题。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更是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国家建设的视角审视民国与民国报业，对“革命化”与“现代化”的学术视野既是一种融合，又是一种超越。因为，国家建设的范畴不仅容纳了现代化范式的全部内涵，如理性、自由、科技、工业化、大众教育、公民意识等，而且凸显着革命化范式的现代政治意味，即列宁那部名著提示的“国家与革命”。如果说当今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当年的时代主题则归结为战争与革命。用阿伦特 《论革命》一书的话说：“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 ①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与两次改变人类命运的革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更是深刻影响了现代世界的基本格局与发展前景。当然，中国革命的初始意义并不在此，而无非是鲁迅先生一言以蔽之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口号，就是一个生动注脚：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不管是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还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直接目标都指向自由民主与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也就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国家。
　　2014年，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赵月枝教授在与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社会学刊》的学术对谈中，还特别提到她所欣赏的两位美国学者对中国革命的立场：
　　一个是哈佛知名学者、我的Communication in China一书主编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观点：如果美国革命给了美国人自由，古巴革命给了古巴人民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那么，中国革命则致力于把人的尊严带给底层社会的人们，而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另一个美国学者迈斯奈（Maurice Meisner）则从民生角度认为，很少有像中国革命那样如此大幅度地改善了这么多民众生活的世界史事件……②
　　其实，许多现代国家也都经过血与火的革命历程，包括英国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南北战争等，英法革命还将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王后送上断头台。对此，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说得形象而直白，他说革命是民主他爹：
　　革命的追求是民主自由，没有革命，就没有民主自由。
　　我们别忘了，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八个字全是欧洲革命的遗产。革命是民主他爹。你要讲民主，就别骂革命。骂革命，那是数典忘祖。
　　革命是西方民主他爹，也是中国民主他爹。你骂这个爹，就别谈什么走向共和。③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现代国家的建国之路除了革命没有他途，不通过革命对外摆脱任人宰割的国运，对内消除宗法制度、人身依附、臣民意识等，那么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现代国家及其建设根本无法展开，充其量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依附发展与畸形状态，恰似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或如茅盾《子夜》所现实展现的和郭沫若《女神》所象征表达的——“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所以说，中国革命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还用李零教授富有理性与激情的话说：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④
　　与此相应，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无论如何曲折艰难，一百多年来不仅不绝如缕，而且一以贯之，其间一代代仁人志士怀着“难酬蹈海亦英雄”的一腔热望前赴后继，愈挫愈奋，留下一串串可圈可点的轨迹与印记，其中也包括民国时期。也就是说，国家建设的范畴在历史的纵坐标与现实的横坐标上，无不体现了一个古老文明浴火重生的曲折历程。比如，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从1934年到1949年，历时十五年，就以复兴国家为号召，将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愿望细致入微地落实于个人的行为举止：“行人须走人行道、衣服鞋帽须整齐、不吸烟不吐痰、车辆须停在规定停车处、人力车夫及搬夫不得争先揽客、住户和商店不得在门前泼水和吐痰等”。⑤当然，对当年四万万同胞而言，国家建设首先是“国”的问题，其次才是“家”的问题，“没有国，哪有家”。而近代以来一个日益严酷、触目惊心、无所不在、感同身受的现实，一个过去常常提及而如今常常淡忘的现实就是“国将不国”，抗战时期半壁江山的同胞甚至沦为亡国奴。
　　我家一位长辈生于日寇侵华的烽火年代，新中国成立前的十余年，留给老人家最深的少年记忆，也是反复谈起的话题是“跑反”，就是逃难。兵来了跑，匪来了跑，鬼子来了跑，经年累月，没完没了，如惊弓之鸟。而建国后，终于长舒一口气：再不用跑反了！虽然，这只是一个家庭的遭遇，但也折射了民国的普遍现实。
　　作家李存葆的散文名篇《沂蒙匪事》，呈现了当年一个活生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同英国汉学家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的学术名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一样，再次有力表明如此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最倒霉的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 ⑥对于兵连祸结、颠沛流离、命如草芥、一贫如洗的老百姓而言，家国一体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人生经验与社会体验。于是，在内忧外患的凄风苦雨下，爱国以及建国自然成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同声相应的共同心愿。纵然道路有别，主义各异，但爱国情怀可谓国人共享的最高核心价值，郑师渠教授在一篇新作中将五四特质概括为四点，第一点就是爱国主义，其次是科学、民主、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⑦。李零教授更是直言：
　　爱国的意思并不复杂，当时叫救亡图存。爱国是救国，又不是打别人。自己的国家要亡了，怎么就不能救一下。现在有人说，救亡图存挡了启蒙的道，这叫什么话？还有人拿“爱国贼”骂人，简直丧心病狂。⑧
　　从国家建设的角度看，救亡、图存、爱国、建国，既汇成汹涌澎湃在现代历史中的主潮，又深刻触及二十世纪的核心命题与时代主题——不管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还是阿伦特的“战争与革命”（就连恶名昭彰的汪伪政权都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离开这个核心命题与时代主题，民国与民国报业的历史书写都将不得要领，难免沦为皮相之论，乃至儿戏，如痴人说梦的“民国范儿”。一位年轻的新闻学者说得好：“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屈辱，是国人心头抹不去的伤痛，自辛亥革命以后就不曾遏制的通货膨胀，让绝大多数中国百姓难以体味生存的尊严。尽管以知识分子集团为主的精英力量并未停止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包括引进西方价值，致力于启蒙国人心智，但在民族尊严与个人生存都难以保障的前提下，谁能重建有效的国家治理似乎比践行个人自由更为重要。” ⑨
　　基于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今天对民国时期的国家建设理应而且也已展开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在相互联系的总体辩证运动中探究其成败得失，这也是此次首届民国新闻史研究高层论坛的题中之义。
　　以我的粗浅了解，南京政府时的国家建设比起晚清和北洋确实有所进展，某些领域更有长足发展，包括今天怀念的民国大学与大师。但由于受制于种种可想而知的时代局限——不妨想想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闰土等人物，其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总体上不能不说是乏善可陈，国家建设在主要方面说得最好听也无非心有余而力不足。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留下的一段文字就足以表明这一点：
　　呜呼，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祸之意，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如此国家，殊不易存于今日之世界。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呜呼，痛哉！虽然，余所持者，惟有一片爱国丹心，此时期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民族，报我先烈，毋忝我之所生而已。呜呼，痛哉，夫复何言！
　　曾任蒋介石高级幕僚、后来成为港台新儒家代表的徐佛观（复观），抗战时期以少将军衔派驻延安，写下若干深具洞察的工作报告。他在对照中共边区与民国政府后发现，党国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的、“半身不遂”的组织，横向不到边，纵向不到底，县以下基本上掌握在土豪劣绅手里：“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心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 ⑩。由此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基本上就像青年学者郭绍敏在《读书》杂志上撰文总结的：
　　就二十世纪中国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国家建设成为最核心的政治主题，无论是改革抑或革命均以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为目标追求。……清末宪政改革、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虽然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效，但它们均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近代中国的全面危机直到作为全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并以彻底革命的方式才得以最终克服。[11]从国家建设的视野探究民国报业，至少可以关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自然是其中直接呈现的内容，特别是新闻史研究一向关注的国家与革命等主题。这些内容与主题不仅鲜明体现于大批左翼报刊，如邹韬奋编辑的救亡报刊以及始终高扬独立、解放、民主、自由旗帜的共产党媒体，正如1930年一份党内文件指出的：“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是非常伟大的……为达到这一任务起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必须有全国范围内的经常定期的政治机关报，有系统的对全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劳苦大众作广大的政治教育……” [12]而且也充溢在林林总总的各类报刊及其新闻宣传之中，如《申报》《立报》《大公报》《新民报》以及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党报党刊等。一代报人成舍我创办《立报》的初衷，就是“立人”与“立国”，所谓“唤起民众”、“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我们的宣言》）。可以说，“挽救危亡，复兴国族”，才是这份著名商业化小型报的宗旨。
　　再以现代报刊刊名所习见的“民”字为例，其实也隐含着现代国家与国民的意味，如“竖三民”、“横三民”、《新民报》《国民日报》等。这个源头至少可追溯到梁启超及其报刊活动，《新民说》更是新闻史与思想史的一个里程碑，而他大声疾呼的从“国奴”到“国民”，无疑属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础与前提。显然，若不是现代报刊的风起云涌以及与此相伴的新文化运动前呼后拥，浩浩汤汤，所谓国民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形成的。即使日渐热议的“文人论政”，按照青年学者郑宇丹的精辟论断，也绝不仅仅是当今趋奉的那点儿追求，而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内核，那就是一个‘国’字”。[13]可以说，家国情怀才是文人论政的时代内涵与核心主旨。
　　民国报业另一个关乎国家建设的层面，则往往隐而不彰，其貌不扬，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与透视。其中既涉及安德森所谓“想象共同体”一类功能，也就是建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等现代国家心理认同，又包括现代报业四大板块即新闻、评论、副刊、广告之中弥散渗透的信息与气息。这些五花八门、包罗广泛的信息与气息，对现代国家的生成与发展，对现代国民的培育与熏陶从长时段的历史看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传播过程中，为国家建设培植着更为关键的根基与土壤，正如当下不少学者从社会史角度展开的相关研究。
　　这方面仅看《大公报》的一系列专刊，如《医学周刊》《科学周刊》《市政周刊》《经济周刊》《乡村建设》《摩登》《体育》《明日之教育》《妇女与家庭》等，或是《申报》的类似专刊，如《文艺周刊》《读者俱乐部》《无线电专刊》《医药周刊》《电影专刊》《汽车专刊》《建筑专刊》《经济专刊》《妇女园地》《战时青年》等，就可略见一斑。新闻史学者李秀云教授认为，这些周刊无不贯穿着“爱国主义主线”。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历史研究（1840-1949）》（薛文婷），更是为此提供了一项颇有启发与参考的学术成果。至于识字发蒙、现代教育、发行网络、印制流程、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既与现代报业密不可分，又与国家建设息息相关。
　　总括起来，国家建设与民国报业也仿佛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历史孪生子，只不过，它们相看两不厌，而我欲辩已忘言。■
　　
注释：
①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论革命》第1页，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②④⑥⑧赵月枝、邱林川、王洪喆：《东西方之间的评判传播研究：道路、问题与使命》，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28期
③李零：《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第224~225、78、275~276、2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⑤转引自倪延年主编：《民国新闻史研究》第423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⑦郑师渠：《五四精神的第四种特质亦可关注》，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5日
⑨[13]郑宇丹：《新中国民营报纸消亡史论（1949-1957）》，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⑩徐复观：《中共最新动态》（1944年3月），转引自朱鸿召：《延安缔造》第403~40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1]郭绍敏：《清末宪政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载《读书》2011年第5期
[12]倪延年主编：《民国新闻史研究》第131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本文系作者在“首届民国新闻史研究高层论坛”的主题演讲，发表前又作了补充和修订。此次论坛于2014年5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也属南师大开办新闻教育五十年纪念学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