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进 尹谜眉
　　Dan Manson是汤姆森基金在数字新闻和社会化媒体方面的特别顾问和讲师。他曾在尼日尔、津巴布韦、苏丹、斯里兰卡、伊拉克、埃及、阿布扎比、以色列、卡塔尔等国家和地区对新闻从业者进行过培训。同时，他有着25年在英国的新闻从业经验。　　
　　社会化媒介对传统媒体所带来的冲击，是全世界各地的新闻编辑部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新的且具有颠覆性的生态环境下，编辑部传统的运营模式、生产流程以及管理体系都需要重新评估和定义。面对这样的结构性变化，世界各地编辑部如何在不断被迫创新和自我调试过程中，依然传承其独特价值内核？全球性的经验与中国实践之间，是否存在可沟通的路径？本文通过与新媒体培训师Dan Manson的对谈，试图基于他对世界不同地方新闻编辑部所做的观察，来提供对上述问题的回应。
　　
全世界都在变：新闻编辑部的危机
　　问（▲）：你在全世界旅行，给不同地方新闻媒体和机构做新媒体的相关培训。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在与社会化媒体的磨合过程中，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答（●）：过去几年中，一个有意思的趋势就是社会化媒体和内容生产正融合到一起。人们已不再过多关注应该生产什么内容并放到网站上，然后再利用社会化媒体对其进行推广，而是反过来，在新闻生产伊始，便开始琢磨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究竟生产出什么样的内容才会被分享？在社会化媒体上，无论是在网页上还是在移动终端上，什么内容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并进一步转化为流量？也就是说，生产可被分享的内容正成为我们在社会化媒体上新闻实践的基本法则。事实也不断证明，这条法则正在发挥它的威力，越来越多的人对那些被分享的内容格外关注，随之而来的便是受众人数规模的增长。数年前，大多数新闻内容生产者都期盼受众能够通过搜索来阅读他们的内容，而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发生改变，受众更倾向于通过社会化媒体接触新闻产品。
　　▲：对于新闻机构而言，它们将如何调整自我，从而适应新的社会化媒介环境？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以及逻辑又将如何在新的环境下进行重置？
　　●：我认为新闻编辑部必须改变，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那些过去记者们被训练去寻找、挖掘、搜索、准备并发表新闻的一连串技能，很大一部分在新媒体时代已经过时了。现在，新闻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在发生之事，是人们欲知之时正在发生的事。这意味着，新闻编辑部必须适应这样一种理念，新闻内容的生产已不再是一个经过反复推敲、打磨和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完善的过程，而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就某一个议题，能提供真知灼见的内容，然后当所有的内容和视角被放到一起的时候，能描绘出某一事件的全貌。就我看来，它很好地阐释了什么是移动新闻——连续地挖掘新闻内容而不是坐等故事全貌。这对受传统训练的记者来说是一大挑战。
　　对于移动新闻编辑部来说，另外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已不再是社区中唯一的专家，新闻更多地来自人们通过手机生产的内容。我们的新闻编辑部也不再是由四堵墙、几扇窗户和一扇门组成的房间，我们必须将自己置身房间之外，走到社区之中。换句话说，人们通过手机生产的内容将成为我们挖掘新闻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未来新闻内容的生产方式；二是角色转变，我们头上的专家光环正在渐渐褪去，我们不再是单纯地生产新闻内容然后塞给受众，而是作为社区网络中的沟通专家，通过利用来自四面八方的内容，增强这个网络的黏性，然后再将基于其上收集、整理和生产的内容分享出去。我觉得这两点在未来两三年会深刻地改变新闻编辑部。
　　▲：媒介外部环境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于传统媒体，如纸媒编辑部的内部运作意味着什么？在将社会化媒体引入到编辑部的新闻生产流程中后，编辑部内部架构以及运作逻辑是否要进行重构？
　　●：我们一直在谈论作为群体的记者，以及作为独立个体的记者。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硬币的另一面，谈一谈管理。有很多媒体的管理者依然在改变的过程中苦苦挣扎。对于那些受股东控制的媒体，它们别无选择，只能尽量在新的恶劣环境下，试图进行盈利，但现实是短期内它们无力改变亏损现状。因此，很多管理层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另外我观察到，对于那些受补贴的媒体，它们有机会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做出改变。以《卫报》为例，它是一个按照信托机构进行架构的媒体，有点像一个慈善机构，可以不盈利，也不必盈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卫报》能抓住机会，做出大胆的改变，而不必担心来自管理层的压力，像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再比如，中东地区的媒体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该地区的媒体都是依靠一群极其富有的人的补贴存活，报纸尤其如此。如果要让这些媒体自负盈亏，恐怕多数都会倒闭。然而，它们恰恰有更好的机会来进行新媒体转型。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这类媒体的转型实践，比如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当然，BBC是另一个绝佳的例子。由于英国纳税人支付BBC的运转费用，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自由，这是那些只是单纯地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成本，试图裁掉更多记者的媒体所不可能有的自由。所以，当谈论新闻编辑部内部结构改造时，必须牢记你所在的媒体是哪种管理模式，是否有那些基本的自由来作出改变，而不必担心来自成本控制方面的压力。
　　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新闻编辑部的内部结构在新的环境下肯定要发生巨大变化，之前那种缓慢节奏运转模式以及头重脚轻、官僚式的管理风格，将一去不复返。那些过去拼图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经不再身居顶层，改变迫在眉睫。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关于沟通，或者说管理变革的第一步是从沟通做起。让人们了解改变的方向并支持它。
　　具体来说，改变新闻编辑部，首先是角色的转变。记者不再是一个只需完成单个工种的个体，工作在单个角色任务完成后就自行结束。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已经过时。它们也早该过时。人们需要意识到他们是作为团队的一部分在工作，他们需要灵活应变，成败的关键也就取决于在协作方面做出改变的程度。有些人会对此感到恐惧，尤其是有些管理层，因为改变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趋势已非常明显：新闻编辑部正朝着更为开放和协作的方向发展。
　　不仅如此，对于新闻编辑部的定义也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作为一个编辑，我经常对记者说，我们的工作不是呆在新闻编辑部，往窗外望一望，然后报道窗外发生的一切。我们需要走入我们所服务的社区，这才是记者应该做的事。各种工具的出现，使得我们不必非得跑到办公室去写新闻、编辑视频、处理音频，我们可以一直在报道新闻的路上。背包新闻、移动新闻正在成为现实。因此，我相信未来的一大变化是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在编辑部外从事新闻报道，使用在线工具，相互协作。但自由度更大也意味着责任更重，无论是体能上，还是在时间管理上，或是自己的专业领域上，都需要你全权负责。管理层们应该采取更加松散的组织架构方式和管理方式，鼓励记者们走出办公室，走到外面去，通过相互协作更好地完成新闻报道工作。
　　
开放性与协作性：新闻编辑部的重构
　　▲：你一直在强调协作式的新闻生产方式对于编辑部的角色功能转型意义重大，那么在你看来，一个协作式的编辑部应该是什么样的？
　　●：与现实生活中一样，小群体的协作效果最好。比如说在一个50人的新闻编辑部里，通常是很难完成协作的。如果真的有50个人，那么你需要相当复杂的管理结构和流程控制来维持运转。如果你想让大家通力合作，就我的经验而言，你需要将他们分解成小团队。比如，六七年前，我在所供职的伦敦的一个新闻编辑部里，考虑最多的就是人员分配 ，怎样管理人员配置，以及在不缩减团队规模的情况下让他们承担更多责任。我发现，对于一个服务本地市场的报纸来说，一个核心团队结构应以4~5个人为基础。事实也不断证明，人们在这样规模的团队里，紧密协作是非常容易的，但如果多于5个人，协作就比较困难了。一旦你组建起小规模的团队，团队中的每个人就要承担相应且可替换的任务安排。如有必要，团队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成为某方面的负责人，如编辑，或者是成为整个团队的负责人。他们也可以根据新闻报道的需要，与其他团队一起协作，组成更大规模的合作团队。比如，你在操作一条较小的新闻协同报道时，需要一个4~5人的团队，负责包括报纸以及电视在内的多媒体内容生产。在这个团队中，你需要一个编辑，来处理记者从新闻现场发回的报道，并对视频、音频以及文字资料进行处理，同时更新包括博客在内的社会化媒体账号，但如果一个大新闻发生，比如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昆明火车站暴行，那么你能做的就是将多个这种小团队组合为一个更大的团队，因为你需要大规模的管理和编辑运转。
　　当然，这是以一种极其简单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复杂问题，但要义依然是你要开始打破传统的内部组织模式，即将传统的大的新闻团队组织架构分解成多个可以独立运作的小的协作团队，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名编辑或是记者，且他们有足够灵活性与其他小团队进行协作。
　　▲：是不是说，较为松散的管理方式是一个协作式编辑部的重要特征？
　　●：完全正确！对于管理层来说，最重要的教训是你必须先主动放弃掌控权，然后才能重新掌握它。这是新闻业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全世界都如此。
　　过去，我们通过完全的控制来获得成功。这种控制不仅针对我们内部结构，同时也针对我们所面向的市场。但问题是，我们之前所遵循的模式现在均已失效。为了能够进入新的游戏中，我们必须去往一个可怕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真的不知道未来我们能掌握什么，我们只知道一定会失去掌控能力。作为管理层，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不知道答案。
　　放弃控制，并开始进行各种尝试。我认为管理层现在需要开始学习的一点是，必须营造宽容错误的氛围。好的管理层现在会说：我们将会失败，并将一直如此。好的管理层会迅速地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现在媒介管理的新路径之一就是迅速地大量犯错，然后迅速地从中学习。因此，毫无疑问，失去控制就是为了重新掌握。
　　▲：你谈到，对于一个身处转型之中的新闻媒体来说，来自外界的资金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来说，这些资助或是来自基金会，抑或是来自某个政党。除了来自这些机构的资金支持，是否还存在其他一些新的筹措资金的方法。比如现在互联网界较为时兴的“众筹”模式？
　　●：当现存的模式都在解构之时，事业型记者模式却大行其道。这种模式，在一二十年前是根本不存在的。那时，你很难将记者、商人和企业家这几个词放到一起。而现在，可能是出于绝望，抑或是困兽犹斗，很多记者白手起家，进行自己的新闻创业。他们中很多人都失败了，很多人正在学习，也有一些人确实以这一种新的方式谋生。所以，当我们的传统媒体组织仍然在试图适应这一系列的变化时，一种全新的媒介生存形态正在生成。与传统媒体不同，它可能是由一个人支撑起来的新闻企业，只通过社会化媒体与受众交流，或者是与别人合作一起创立新闻、生活类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或者是同时参加到不同项目中。他们不再是只干一种工作，他们可能在为非营利组织或政府或企业组织工作的同时，运作着自己的新闻企业。所以，你需要意识到这个新的群体的存在。事实上，很多创新都在他们中间产生。De Correspondent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它产生于荷兰——这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但整个国家的新闻信息渗透率相当高。在荷兰，互联网和报纸的渗透率都很高。
　　De Correspondent的创始人之前是荷兰一家大报的编辑。对于新闻应该以何种方式被传播，他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传统媒体倾向于只将他们认为是新闻的内容当做新闻来做，因此，许多真正重要的议题没能进入新闻议程，原因在于记者编辑们认为这些新闻不会引起受众兴趣。然而，他的老板并不认同这个想法，所以他很快就离开了公司。离开报社后，他决定做一些尝试，看看他的想法是否行得通。他实现自己想法的方式很有趣，先是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上露面，在节目录制过程中，他抛出了自己的想法，即提供一种旨在报道被大众媒体忽略的，但又是关涉到公众利益的新闻，并相信人们会为这项服务付费。节目播出后，打电话过来想给他捐款的人纷至沓来，其中大多都是普通市民。他们每人捐献80美元，作为对项目的支持。仅仅几个月过后，他成立了De Correspondent这个网站。这是个付费网站，只有每年付大约折合65美元的费用，才能阅读网站的内容。De Correspondent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我记得它们共有15个人，采用了一种我们刚才说的，解构传统媒体内部结构的方式进行重组。团队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每个记者都可以是编辑，都可以发挥掌控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网站上，更反映在他们所服务的社区里。作为网站的记者，他们尽可能把各自负责的网站栏目做得最好，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更好地完成社区服务中各自承担的那部分任务，巩固自己在社区中的影响力。所以，他们邀请那些熟悉社区事务，同时也愿意发表观点的人加入到网站的内容生产中来，从而提升其服务社区的功能。
　　
公与私的身份边界：社会化媒体上的记者行动
　　▲：这些新的变化意味着传统媒体记者将面临更大的转型压力。为了适应这一系列的媒体结构性变化，记者们有哪些方法和途径来进行自我技能和素养的提升呢？
　　●：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五年前，我访问了世界各地的新闻编辑部，它们都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且很多都在缩减规模。这些新闻编辑部都不遗余力地向新媒体转型，采用各种多媒体工具做了各种新闻产品创新，可谓拼尽全力。比如，我曾工作过的新闻编辑部里，记者常常要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他们被希望能运用更多此前从未掌握过的技能进行全新模式的新闻采集，且速度要快，人手减半。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对管理记者的编辑们来说。但我们用了很多办法挨过了那段痛苦的时期。
　　艰难转型之后，我们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跑点上。 我们意识到，我们做出的改变是媒介管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一改变也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新闻编辑部的运作模式。坦白说，那些不愿改变的人实际上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那我们剩下的这些人应该怎么办？最重要的一点是，过去在新闻编辑部中记者就像是庞大拼图中很小的一块，他们只是按照编辑们说的去做，而现在，记者已经成为拼图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变得主动，必须像一个编辑一样去思考，必须了解哪种或哪几种媒介能更好地为他们的新闻报道服务。他们必须站在一个管理者的角度，不仅去管理他们自己，还必须去管理他们的协作环境。协作环境意味着你不再单纯地置身于一个体育组、特写组、新闻组或是商业报道组中。或许你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记者，也知道不少的工具，但这些还不够，在你的报道过程中，需要获得懂设计的或是懂程序开发的同事的帮助。当然，记者的基本工作不是关于技术，技术只有成为我们的工具时才变得重要。坦白说，在我三十来年的从业经验中，技术被无数次地作为新闻编辑部削减成本的有效工具。但记者未接受任何相关培训，便将其投入使用，技术也很易于被视为一种障碍。在今天，很多新闻工具的成本很低，甚至是免费的，且易于使用。现在，记者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我想做这样一个报道，我想对新闻报道方式做这样的改变，用我手中的这些工具，我就可以实现这些想法。就新闻业来说，技术带来的赋权绝对是一种进步。对于那些想进入新闻这个行业且想有所作为的人来说，现在是一个好时机。
　　▲：全媒体环境下，记者们也不得不进入24/7小时的全天候在线工作模式。这样的一个问题也随即产生：记者在社会化媒体上的私人和公共身份也难以避免地相互嵌入。在这种情境下，他们应该如何去塑造和维持自己的专业身份？
　　●：记者这个工作，本质上就是一个24小时的工作。无论是在公众面前，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在社会化媒体上，你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你的职业身份。你不能忽视它的存在，这在过去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一些个人行为使得你所供职的新闻机构声誉受损，无论它是发生在工作之中，还是工作之外，你恐怕都要走人。在社会化媒体时代是完全相同的。当然，现在变得更加棘手，因为记者们刚开始接触社会化媒体，是通过个体化、私人化和非正式的方式完成的，在进入其中时，他们并没有采取一种基于职业考量的规则来进行在其中的活动。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管理在线身份是一件稍显困难的事。然而，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便是运用与之前同样的规则，即无论你身处何处，必须时时注意个人和职业之间的分界线。如果你是一名记者，当你进入社会化媒体世界后，你应该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你的职业身份。这意味着你无法承担自己的声誉在网上任何一处被破坏。
　　那么，记者可以在网上呈现个人风格吗？当然可以。实际上，在社会化媒体上获得受众的信任，是一个基于个体化行动的过程，它建立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人们可以选择相信你，也可以选择怀疑你。正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你可能无法真正面对面地与正在与你联系的人见面，故而建立信任的过程是你个人的事情。所以，你要让自己在社会化媒体上有一个个人的维度，但是你必须以一种职业化的态度在其中行动。比如，我当然不会在社会化媒体上，随随便便对我在全球培训过程中所遇到人和事进行直接评价，因为草率的点评可能使得我的声誉受损。但我肯定会说自己的体验：我刚到过这个国家，我和当地的人一起工作过，这是我对这个地方的感受，这是我与所共事的人一起工作的体验。归根结底，我对社会化媒体的定义就是，只有当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对待社会化媒体，它才可能为你所用。同时，只有通过不断利用它来增加你既有的交往链，社会化媒体于你的价值才能凸显。在这一过程中，它可能涉及个体化的行动，也可能会涉及到职业化的行动。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当你在呈现个人化面向的时候，一定不能拖累你职业化身份。
　　▲：传统媒体的记者在转入到社会化媒体这个新的场域后，其在之前媒介形式上所具有的权威是否能够被直接带入其中？在面对其他新的事实和意义诠释主体对其权威可能产生的挑战时，他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现在的媒体，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中，权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原因如下。第一，现在有比以往更多的媒体。以前，对于所接触到的媒体，我们可以很容易对其可信度做出判断，信或是不信。事实上，媒体数量也有限，个人所能接触到的媒体可以用五个手指头数出来。现在，你恐怕就不能靠一只手，而是要上千只手才能数过来你可以接触的媒体。所以你选择相信谁是一个问题。在有许多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传统媒体想继续保持他们的可信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记者和媒体机构是否能在社会化媒体上塑造其权威，将直接决定他们是否可以获得受众的信任。媒体机构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支持、帮助和信任为其工作的记者。这就是我之前说的，拼图中原先的一小块转变为发挥更大作用的一大块。
　　在社会化媒介上，获取信任是一件个人的事，个人无法在网上自然而然地继承其所供职的媒体所具有的声誉。记者需要自己去完成信任塑造。也就是说，新闻机构需要信任作为记者个体的我，相信我是为了更大的团队利益而去进行这样或那样的个体化行动。所以媒体组织需要给我支持。这意味着：第一，训练我如何使用工具。第二，新闻机构要让我放心，我所采取的个人化行动是职业道德规范所允许的。这就要求新闻机构和新闻编辑部必须有一个社会化媒体的使用政策，使我有据可循，从而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新闻机构不能将我置于这样的一种境地，即我不确信是否应该转发或是评论某条社会化媒体上的内容。如果处于那样一种境地，我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那样，我也无法获得权威。我需要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更重要的一点，我需要参与到这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而不仅仅是遵循这些政策。毕竟，在社会化媒体上获得权威，是一个个人化的过程。个体权威有了，叠加后，新闻机构的权威也就确立起来。
　　那么，作为个人的你怎么获得权威？ 第一，这个记者必须是活跃的。你不能指望通过一种三心二意的参与方式在社会化媒体上获得信任。无论你是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或者是一天一次更新社会化媒体账号，一定要坚持使用它，时刻倾听其上正在发生的事，并与之展开互动。总之，在其上进行大量的精力投入才会有回报。有些新闻编辑部不允许记者在工作时间刷微博，上Facebook。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需要改变这种态度。记者们需要时时在线，从而保持与他们所服务社区的接触，所以他们需要在几个网络上保持每日一定次数更新，保持活跃度。他们需要能够为人们提供建议，帮助人们，并在突发事件爆发时，第一时间进行报道，并在整个报道过程中与受众保持互动。只有坚持这样做，权威才能确立。
　　
老问题，新挑战：社会化媒体上的消息源核实
　　▲：社会化媒体的存在为记者提供了一个获得更多消息源的可能性，但随之而来的消息源的核实又给记者们的新闻采集工作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你是否能介绍一下，全球范围内，新闻媒体在社会化媒体上消息源核实方面，有着哪些有启示性的尝试？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记者，在入职培训时，有一句话被反复强调。那就是，当你在处理消息源的时候，如果对它存有任何疑问，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删掉它。 这是一个简单的法则，也是一个极其好用的法则，被几代人很好地传承了下来。在某些方面，这个规则现在仍然适用。我们的工作仍然是要在新闻报道过程中保证公平和准确，这仍然是我们工作的核心。而困难之处在于我们的工作中，出现了更多的难以拿捏的灰色地带。当我们把“如果对信息有任何怀疑，就将其删除掉”应用在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中时，就很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发生：我们最终可能仅仅是新闻的跟随者，而不是新闻的引领者。因此，我们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一个人人都可以利用手中的设备成为事件报道者的背景下，如何在保证新闻媒体的声誉和报道专业水准的同时，成为新闻事件报道过程中的引领者并保持我们的权威地位。
　　记者们经常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当你想报道或是分享你在社会化媒体上发现的一条有意思的信息时，你可能无法核实这条消息的真实性。但当满足如下条件时，你可以考虑进行报道或是转发，即你的行为是基于更广大范围内的公众利益，或是你的行为将会给公众带来对此问题上更深刻的理解。例如，一张图片在社会媒体上广为流传，但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否是真实的。作为一个专业的传播者，你的工作就是要加强你的传播网络，增强你的可信度。因此，也许你要做的是在转发这个图片的同时，加上一句“等等，这张图片是从哪来的？这张图片是真实的吗？谁能证明这张图片？”让我们将这个网络倒置一下，让处于网络中的大众一起来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所以，有时候分享一些我们无法完全确信的信息是符合新闻职业伦理道德的。但是目标必须是真诚的，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会给我们所处的社区带来积极的改变。 如果只是出于“这可能是一则好的新闻故事”的动机去分享某些信息，那是非常蹩脚的记者才会做的不入流的事。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
　　在社会化媒体的事实核查方面，我给记者们的建议，简单来说，就是准备一个问题列表，并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工具，对其进行验证。我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这个人是谁？换句话说，你想用社会化媒体上的信息，但你无法确认这个信息。问问你自己，是谁分享的这个信息？我们能找出来这个人是谁吗？你需要记住的一点就是，那些活跃在某一个社交媒体上的人也必定会活跃在其他社交媒体上。其实要找到信息分享者的信息很简单，只需要用百度或谷歌做些简单的搜索即可。其他一些工具例如LinkedIn在确定消息源身份方面，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可注意看看他们通常都分享些什么，他们分享的东西是否与他们之前分享的一致？他们是否经常谈论这个话题？他们之前是否涉猎过此类话题。信息分享者都认识哪些人，都和哪些人有联系，而那些人在你看来是否在此类话题上有足够的权威？这些人都在哪里？他们是否真的在他们所说的地方？我们真的能确切地给出以上问题的答案吗？
　　▲：你前面介绍了很多新闻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结合的新的新闻生产方式以及所涉及到的一系列软件和工具，它们大多是基于欧美新闻界的尝试。与它们相比，中国的新闻媒体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化媒介生态以及逻辑。因此，他们将如何处理西方经验和本土化现实之间的关系呢？哪些经验和模式在中国会有较为乐观的落地可能？
　　●：尽管不同的地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我们都面临着新闻业转型带来的压力。我们都为媒体服务，我们都在为社区服务，尽管各自的信息需求稍有不同。事实上，我发现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共享同一种新闻职业语言，我们有同样的前景，不同的仅仅是所服务的地方。有时受众的需求有差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工作，而从中，我们能学习到对方的经验。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不断学习，我们必须从各地取经。这并不是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对立，而是我们从是否有利社区发展的前提出发，来判断这些经验对我们是否有用。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某些经验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直接用处，但你还是借鉴了，并强化了你继续下去的决心。所以，你需要意识到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要知道人们在尝试做什么，并对他们的尝试，保持你应有的礼貌与尊重。
　　我是音乐家艾灵顿公爵的忠实粉丝，他是个爵士音乐家。他曾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爵士音乐家有三步，我认为这和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三步就是模仿、吸收和即兴创作。第一步就是不要轻易相信我们已知的，不要轻易就去做，而是先学习。要找到那些我们信任、尊敬、正直的人，模仿他们，了解他们的操作手法。这样做，会节省我们大量的时间。第二步就是把你学到的经验变成自己的。刚开始，你会说：“好吧，我掌握他的操作手法了，我可以依样画葫芦了。”不过你还需要更进一步，就是拥有自己的操作手法。完成如上两步，你就自然而然能到达第三步，即即兴创作。你也可以说是创新。当你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改变规则时，这意味着你可以对你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三步就是我想给年轻记者的建议。■
　　
　　作者钱进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尹谜眉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当代驻华外国记者职业共同研究——一项基于“局外人”视角的考察》（项目号:13YJC860027）的系列成果，同时也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培育计划”（编号:QJTD13WY002）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