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帆
　　当下中国舆论形态的变动，同时发生在全球化与媒介化两个语境中。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国际舆论与国内舆论互动显得更加频繁，舆论形态更为复杂；另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中，媒介不仅是一种传播的手段和载体，更日益成为一种社会管理的方式。新媒体为不同的利益主体提供了话语表达空间，为民主增添活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转型中国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这些冲突与矛盾，集中表现在新媒体与群体性事件的结合上。毫无疑问，新媒体加速了社会动员的速度，扩大了社会聚合的能力，给社会秩序与社会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和挑战，民意表达的渠道更为丰富，舆论形态更为多元。亨廷顿曾在《变动的社会秩序》中提到，发展中国家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秩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3年11月9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持召开“民意中国”论坛。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社科院、安徽大学、暨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兰州大学、人民网、《环球时报》、新浪微博、腾讯网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专家学者和业界知名人士参加论坛，围绕 “中国发展中的舆论形态”发表了各自的研究见解，涉及公众民意、网络舆情、传播策略、受众行为、监管引导等话题。
　　
一、中国发展中的舆情态势分析与研究
　　本次论坛上，专家学者聚焦的一个课题就是有关“民意”、“舆情”的舆论学阐释。复旦大学童兵教授认为，“民意”是民众的意志、意识、精神、愿望之总括，是整个社会普遍意识的集中体现。因此，“民意”可以作为一个特定视角和观察层面去了解和认识当前的中国，也就是传播学界讨论的“民意中国”。学术中的“民意中国”同由官方意志构成的“官意中国”是相区别、相独立的概念。民意虽然有时也被称作舆论，但是相对于一般舆论而言，民意的突出特点是非表层性和相对稳定性。民意是较大规模民众意志的内心活动，比社会舆论更有威力，比官方舆论更实在、具体、尖锐，更有韧劲、耐力和可操作性，也更容易转变为社会行为和行动，也就是说更容易转变为群体性事件。民意既有稳定的一面，又有流动的一面，民意的流动随着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阶层分化、改革深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等趋势，正在不断加速流动。
　　上海交通大学谢耘耕教授在演讲中分析了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舆情事件，以及传播规律的干预与引导特征，总结出几方面的规律，主要有：一是网络舆情与媒介发展相关联，新媒介类型的诞生引发新的舆情特点。2003~2006年是草根阶层发声的第一个媒介形态，天涯社区等重要论坛的开通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2007~2009年，以博客为代表的精英话语积累并爆发，出现了论坛与博客并存的局面；2009年微博的出现成为社会救助与公益诉求的发源地，大量的微博舆情事件井喷式增长。二是舆情与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显著相关，不同地区舆情呈现存在明显差异。东、中、西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互联网发展水平也呈东高西低状分布，东部不仅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多、维权意识高，而且政府的应对解决能力也强，而西部正好相反。三是舆情对社会的影响更加深入，尤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微博与传统媒体密切结合推动公共政策变化成为重要特征。四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网络谣言数量提升，使社会风险明显增加。
　　关于民意与舆情的关系，天津社科院王来华研究员认为，“舆情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当前，中国主体舆情正在发生变化。一般而言，影响主体舆情变化的最基本因素有：主体本身、客体情况、利益诉求和诉求回应情况、重要社会事件和舆论引导等。在舆情主体结构变化方面，主要是“80后”、“90后”以及新一代“舆情主体”也被称为“新诉求群体”的进入。作为新一代“舆情主体”，“80后”、“90后”逐步进入了当前的舆情主体，这使整个民众发生了重要的“结构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总的来说，新的主体舆情或者舆情支持的支撑点和基本内容尚在形成之中，或者还远没有确立起来。如果没有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方法，主体舆情的下一步走势甚至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风险。在真正着力和采用正确方法解决好民众的利益诉求问题的同时，还要给舆情主体即民众一个“希望”，一束“光亮”。
　　
二、舆情主体——话语表达与行动机制
　　本次论坛讨论的第二个主题围绕舆情主体的话语表达及其行动机制展开。从传播学经典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启示，舆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成为“我们的社会皮肤”，是表面上的或人们感觉中的“多数”或“优势”意见。结合当前的舆论形态特征，舆情的表达究竟是否能够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民意？教育部思政司网络处处长李永智认为，在当代中国，网络舆情不代表民意。他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说明，同一事件在网络中的意见表达与真实的民意测验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指出网络舆情不仅不能代表民意，甚至与民意相去甚远。究其原因，正因为参与网络表达的网民是少数，更因为少数利益攸关者的激烈表达掩盖了大多数沉默的意见。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考：如何让网络舆情更贴近民意？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晋升认为，公众参与的话语权在传播领域的表达，体现在自下而上的诉求有利于与官方舆论场形成博弈，有利于协商讨论。在公众参与话语方面，意见领袖比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知识领域精英往往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传播技术是公众参与的推进器。当然，对公众参与要警惕社会偏见和舆情暴力，多提建设性意见。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李永健认为，中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公众的情绪很容易被调动，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将会越来越频繁，由于网民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很容易被意见领袖所引导。网络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往往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而且频繁地沟通，听不到不同的看法，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而且互联网站倾向于搜集同类信息，链接立场相近的其他网站，这将导致信息“窄化”；人们通过互联网以匿名的方式成为团体成员，将使团体的观点更容易变得极端。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教授归纳了当前网络民粹主义的特点，主要表现特征为“极端情绪化”。在微博这个场域中，谁的立场坚定、话语偏激，更具修辞感、戏剧化效果，就更能吸引眼球，粉丝也就越多。微博这种媒体平台，决定了偏激的声音是占主流的。相比传统的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的参与更为彻底、直接，呈现出分散和碎片的样貌，任何人均可以进行自由表达并可能获得成千上万人的回应。网络时代的阵发性形态，使民粹主义更加成为间歇性的变奏，它遽然而来，又倏忽消退，现实中的权威结构被彻底颠覆。当下作为社会情绪的网络民粹主义的表现，集中在仇官、仇富、仇精英和草根崇拜，其观点聚焦在“人民”的天然正当性、崇尚直接民主、对危机的强烈反应、缺乏核心价值的空心化，既可表现为思潮，也可演化为社会运动。而作为社会运动的网络民粹主义，又很可能具有发声、动员、参与、聚集的功能，从虚拟空间延伸到现实空间。有专家认为，要注重对公众的媒介素养的教育，提高公众对网络民粹主义的鉴别和认知能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研究员刘晓明指出，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矛盾错综复杂，需要汇集和分析思想理论界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舆情与决策层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应把握几个特点：首先，当前思想理论界高度关注新一届领导的决策理念；其次，在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上意见多元；在心态上，畏惧权威的意识大大弱化；在方法上，理性表达、释放善意、寻求共识的趋向明显。
　　
三、舆情传播空间——虚拟与现实的联动
　　网络传播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影响更为真实，形成了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频繁。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用“民意大循环”来形容当前香港的舆论新形态。在“民意大循环”中，首先在每天早上，广播和报纸都会提出当天的议题，“名嘴”们还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取向；接着到了中午，电视台就会对当天的议题进行综合报道，发布观点和消息；直至晚间，电台和电视台又会对当天的议题和观点进行整合发布；甚至到了半夜，媒体也要继续工作，设定第二天的议题。在“民意大循环”中，传媒表现出凸显各自的个性特色而体现出不同分工和诉求。其中，电视资讯丰富但观点相对比较弱化，广播则擅长进行观点的分析判断，报纸则逐渐在由资讯为主向解释为主转变。
　　具体分析香港舆论对社会的影响，在“民意大循环”中，公民社会发挥着明显的作用，社会领袖、舆论领袖、社会团体负责人也参与其中，表现为“公共论述的兴起”，往往会形成集体行为，而社会运动的兴起又往往成为舆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传统的社会动员、组织、聚合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使得社会动员成本大大减低，社会的运动加速，成为社会管理与控制的难题。
　　有鉴于此，澳门民意研究学会会长张荣显指出，澳门特区非常注重民意调查，学术单位、政党团体、商业调查公司和媒体机构都会执行民调。当前澳门民意集中在三大问题：理性忽视、虚幻的民意、资源的选择性。如何科学、客观、有代表性地收集民意？张荣显介绍了这样几方面的要点：科学收集，系统分析，真实呈现，能充分体现政府全方位听取民意的诚意；透过传统咨询方式，结合澳门特点，针对社团利益群体及特定对象进行咨询；网络挖掘可针对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得到精英分子的意见，来自网络论坛以及社交网络的意见，能反映较为开放和激进的声音；通过调研方式，全方位接触到不同人群，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数，提升代表性及公信力，更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对咨询期间的民意及时掌握、反馈、应对，制定更好的策略；系统、全面的意见有助于市民的信任，提升参与热度，让市民感觉其意见受到尊重。
　　
四、规范与引导——媒体的价值与责任选择
　　在“民意中国”的现实严峻考验面前，媒体应当具有怎样的价值？承担哪些责任？发挥什么作用？这是论坛上专家学者讨论的又一个话题。从舆论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李普曼的“拟态环境”概念，由于新媒介的构建力的强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介，因此新媒介形态下的拟态环境的影响力超过了传统媒介时代。同时，人的行为受拟态环境的影响，但却直接作用于现实环境。这就证明，媒介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需要媒介作为社会管理和控制的中心环节发挥规范与引导的作用。
　　《环球时报》舆情调查中心常务副主任戴元初这样评价中国的微博热：“放大真实也放大谣言，推动民主也制造麻烦”，他提出《环球时报》的应对策略的几个关键词：触及敏感话题、拓展原创内容、展示中国民意、引导民间舆论、赢得话语空间、改变舆论格局。腾讯大申网总裁王栋提出，腾讯作为一个跨媒体平台，可以根据不同事件的属性进行民意的引导，也方便进行跨平台的研究。他还进一步指出，微博存在非常情绪化的表达方式，意见一边倒和简单化也是极为突出的特征，例如，在微博的讨论中，很容易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政府的原因。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指出，当前中国互联网公语体系正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当前的舆论格局存在“两个舆论场”与“三种话语体系”。“两个舆论场”为：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和依托于互联网等新兴载体的“民间舆论场”。“三种话语体系”为：网上活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体系；社会上表达各种诉求的民间话语体系；传递政党主张、国家意志的治理者话语体系。三种话语体系的交流交融甚至交锋中，能不能求同存异、最大程度地弥合分歧争端，能不能引领舆论、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决定了媒体和媒体人的价值取向和应有作用。
　　新浪微博事业部高级经理孔令旭认为，当前自媒体走在传统媒体前边，传统主流媒体借助新媒体发声，表现在传统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都在新浪微博开通账号，并且这些账号的被关注度也非常高；而政务、媒体、教育、团系统、校务微博等各个领域，积极主动进军微博领域，把微博领域的主流声音做大做强。他还从分析技术的角度提出，今后会拓展基于微博用户的关系链以及搜索分析技术。
　　这类深度的分析，是基于当前主流的分析技术即大数据来完成的。对于日益受到关注的大数据技术，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汪卫教授提出，快速发展的大数据技术将会对信息处理带来更强的计算能力和更全面、更智能的分析能力。大数据技术无疑将会推动舆论分析技术上一个新台阶，改变当前对内容和社团结构的统计分析的常用方法，对个人和社团行为及习惯的分析更加全面，使舆论传播方式同社团特征分析相结合，从而使得在分析舆论时更全面、更详细，也相对会更准确。■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