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鹏
　　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为“传媒观察家”这个专栏撰写稿件已经十五年，是时候说声再见了。最后这一篇，请容许我再唠叨几句。
　　我从1999年3月开始在《新闻记者》刊发第一篇“传媒观察家”专栏，到2013年12月，只差两个月就满十五年。这期间，除了有一年是与其他同行轮流撰写，十四年都是我的个人专栏，每期3000字左右。在新闻专业期刊，持续十五年时间的个人专栏，大概至今找不出第二例。这一专栏的稿件，先后结集出版了《中国媒介前沿》（新华出版社2003年）、《把脉中国传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以及《曹鹏新闻传播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年）。对我个人来说，收获很大。
　　这样漫长的马拉松，说实话事先我是根本没料到自己能坚持下来，跑得这么远的。不过，这与其说是考验了我的耐力与后劲，不如说是体现了《新闻记者》杂志编者的气度与恒心。我永远感念给我这一机会的《新闻记者》杂志诸位编辑。
　　在我开始执笔写“传媒观察家”专栏时，年龄35岁，刚刚博士毕业，因此，好些年我的作者署名前都冠有“博士”二字，这是因为当时新闻传播专业博士还是凤毛麟角，而我年少气盛，还以此沾沾自喜。回过头来看，当年写下的文章，有不少幼稚粗疏之处，如果说当时还有不少专业报刊转载摘引，也只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顾虑少、胆子大而已。
　　十五年，一个在校新闻专业学生足够升为教授了，一个刚入行的编辑记者足够成长为社长总编了。十五年，多少报界的人事兴替，多少人一夜成名天下知，又有多少人跌倒出局声名扫地！十五年，多少新办的报纸一路高歌成长为传媒重镇，同时又有多少占尽风光的报纸盛极而衰，甚至关停并转！我庆幸自己能够有机会对十五年来中国新闻传媒业留下了一份大致连贯的记录。
　　
一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全面深化改革。新闻传播事业同样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可以说，这是历史机遇，也是空前挑战。
　　回顾十五年来，我在“传媒观察家”这个专栏的系列文章里，记录、评说了中国传媒界的方方面面，有些现象与问题事过境迁，现在重读已经没有意义了，但也有些现象与问题，我一直在反复强调，可是至今仍然是痼疾。
　　目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反四风”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新闻工作中的表现，“传媒观察家”专栏以往频频予以揭露抨击。我始终认为新闻事业不是党政机关，必须抵制官本位意识的侵蚀。事实上，新闻单位一旦有了机关作风，新闻工作者一旦有了官本位意识，就势必会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就是弄虚作假，对工作、对事业、对上级领导不负责，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与个人利益。这种现象在中国新闻界不胜枚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的新闻单位，势必就只报喜不报忧。西方人把新闻媒体比喻为看门狗，沿用这个比喻，看门狗除了向主人摇尾巴，还得在发现异常情况或坏人时狂吠报警。如果看门狗只摇尾巴不许狂吠，也就是报喜不报忧，对真正的主人是好事还是坏事？
　　实事求是，尊重新闻传播工作规律，应当是新闻实践中的指导原则，对于长官意志、瞎指挥，新闻工作者要有勇气说不。
　　2011年我在《新闻记者》杂志发表《重庆卫视禁播广告弊多利少》，那年薄熙来在重庆打黑唱红之外，下令重庆卫视禁播广告，显然是霸道与无理的，我写出这篇文章，要感谢《新闻记者》杂志居然原文照登了出来。现在新闻学界发表论文谈薄论厚的当然就很多了，可是在薄熙来倒台之前，公开正式批评他对新闻事业粗暴干预的却不多见。
　　
二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媒介经济研究的专业人士之一，我始终抨击新闻业的拜金主义，不厌其烦地屡次指出，危害中国新闻事业的两大根源是官本位与拜金主义。
　　拜金主义在某些新闻采编工作者中已经病入膏肓，其症状表现就是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有偿新闻的反面典型，这十五年来层出不穷，而今年的陈永洲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揭露出一些新闻工作者以稿谋私的赢利方式，而这决不是个别偶然现象。更进一步，基于“有偿不闻”，我又发现中国新闻事业存在“不闻”的现象。一些公关公司与删帖公司，运用人脉、资金、能量，帮人撤稿、删帖，就是从事不闻工作。与课本提倡的抢发新闻做法完全相反，现在一些新闻单位里对记者们要求的是决不要抢发新闻。
　　新闻学在报喜不报忧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共同作用下，新闻事业的健康运转就受到妨害。可以说，十年前的非典不只是个医疗卫生问题，也是个新闻传播问题，事实上，空气污染雾霾与地下水污染危机、食品安全危机，其深层次的原因都与缺乏舆论监督密切相关。
　　前不久新疆的苏继赏因贪贿案被判刑，此前则有湖南瞿优远被判刑——在传媒经济热过后，打击传媒经济犯罪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当然，是否犯罪外人很难得知实情，我宁愿相信这些同行都是被冤枉的。但是，传媒企业化之后，机制不理顺，实在是害人。从广州的黎元江开始，新闻界风云人物进牢房的络绎不绝。
　　
三
　　新闻专业的学术规范与评价体系，是我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对中国新闻奖的评选方法与标准以及获奖作品的水平，我很早就在专栏里提出质疑。我认识不少获中国新闻奖的同行，严格地说并没写过新闻！这决非夸张，实在是因为新闻奖评选标准奖的是事件而非报道水平、奖的是单位而不是个人！新闻奖已经成为各大新闻单位的配额指标。于是，有些媒体无论办得多差也一定会有稿件得奖，反之，有些媒体无论办得多好也不可能有稿件得奖。记者编辑甚至总编辑天天都要查看每篇报道领导的稿件字数，精神绷紧在这样琐碎而无聊的细节上!因为中国新闻奖对稿件字数有精确到个位的标准，超过一个字也不能参评。
　　新闻工作的底线，在中国目前有两条：政治底线与专业底线。我的观察是，至少中国报业现在在专业上是没底线的。
　　
四
　　2013年是报业全面进入寒冬的一年，各地报纸纷纷传来坏消息，北上广深等过去在报业市场领导潮流的大报，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亏损或利润大幅缩水的严峻局面。
　　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中国报业已经由日进斗金的暴利时代，跌落到惨淡维持的萧条光景，相当多的报社特别是高层领导养成的消费开支习惯，一时还很难改变。
　　探求出路，中国报刊要建立准入机制与退出机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放开准入，因为放开准入，自然也就形成了退出的通道。
　　我认为，中国报纸的出路之一是社区报，真正需要报纸的是社区居民！在经济上最合算的也是社区报纸，特别是大城市的卫星城与相对独立的大型居民区，如北京的回龙观有50万人口，非常需要也完全支持得住一份日报。
　　1999年我曾受《社区日报》委托起草过改版策划案，所以我知道这份报纸，前一阵有人说深圳《南山日报》是中国第一份社区日报，我查了一下，网上关于中国社区报纸的文章都没提到《社区日报》，甚至百度也无一条信息，但是事实上它存在过，因为我直接见证了，而且确实在时间上早于《南山日报》，2000年停刊。这个细节可证中国新闻史研究是多么难搞！说到新闻史研究，我五年前头次就大字报的历史写文章，认为这是现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无人注意的领域。在新闻学术研究方面，这样的盲点与死角还有很多。
　　
　　这十五年来，我虽然一直从事新闻传播专业工作，也出了五六本新闻传播图书，但是同时也在美术、文学、茶学、文物收藏等几个专业多少做点研究，出了二十多本杂书闲书，相比而言，我出书品种最多的专业是美术与文物收藏，迄今已逾十册。事实上，新闻业内一些朋友知道我一直在转型，在调整专业结构。希望今后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2001年我在广州出版过一本茶书，后来在北京又有两家出版社先后出新版，这就是《闲闲堂茶话》，在后记里我写过一首诗，是题赠约我开茶文化专栏与为我出书的编辑的，也算是略表感慨，录在这里向新闻界同行讨教：
　　茶书一册赖君成，
　　我本无心续茶经。
　　文章报国时未许，
　　万千滋味且品茗。
　　藉此与《新闻记者》“传媒新观察”专栏读者告辞，并期待在其他领域的出版物上与诸君再相会。■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经济日报新闻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