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保军
　　【本文提要】 以互联网为中心的 “技术丛”促成了 “后新闻业时代”的诞生，在新闻传播主体维度上表现为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和非职业、非民众个体的组织（群体）传播主体的 “三元”类型结构的初步形成。这一结构的宏观新闻学意义在于“共”时代的开创，具体表现为：“共享”新闻资源时代的到来，“共产”新闻文本时代的开启，“共绘”新闻图景时代的降临和“共同”新闻主体时代的开辟。“三元”类型结构与“共”时代的开创，正好体现了人类新闻活动的历史辩证法。
　　【关键词】 “共享”新闻资源　“共产”新闻文本　“共绘”新闻图景　“共同”新闻主体
　　【中图分类号】 G210
　　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整体演进的大背景下，以互联网为中心的 “技术丛”①促生了人类新闻活动一个新时代的出现，这就是“后新闻业时代”的诞生②。从主体角度观察，这一时代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新闻传播主体“三元”类型结构的初步形成③，即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和非职业、非民众个体的组织（群体）传播主体的共在结构④。“三元”主体原则上都能够向整个社会进行公开化的传播，即它们都能以公共化、社会化的身份展开新闻传播⑤。因而，这一不同于传统媒介时代的新的传播主体结构的生成，对人类新闻活动、一定社会的新闻业以及整个人类生活、人类社会已经并将继续带来深刻的影响。
　　限于论文篇幅并 虑及论题集中专一，本文将重点从较宏观的层次讨论“三元”主体结构形成的新闻学意义，即着重分析和阐释“三元”传播主体结构形成对一定社会新闻活动的整体作用与影响。本文的总体看法是：“三元”主体结构形成的宏观新闻学意义在于新闻活动“共”时代的开创，具体表现为：“共享”新闻资源时代的到来，“共产”新闻文本时代的开启，“共绘”新闻图景时代的降临和“共同”新闻主体时代的开辟。
　　　　
一、“共享”新闻资源时代的到来
　　公共化、社会化“三元”新闻传播主体结构的生成，意味着新闻资源特别是新闻信息资源正在转换成为真正的公共资源，转变成为全体社会组织、群体、民众个体可以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分享或共享的资源⑥，以往那种主要由专业新闻（宣传）媒体独家垄断资源的格局受到冲击甚至开始慢慢被打破，即传播主体以多元化的身份开始解构专业大众传媒机构主导公共话语空间的传统身份，打破了传统媒体组织化的限制与垄断，使得新闻的生产具有了信源开放、去中心化的特点⑦。社会民众个体与非新闻组织、群体越来越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利益、观念意愿、权利能力、方式方法开发利用他们拥有的或可及的新闻资源。这无疑是一个不同以往时代的新时代。就目前来看，“三元”新闻传播主体“共享”新闻资源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以网络媒介为核心的媒介资源共享。
　　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媒介形态的更新扬弃，特别是各种具体媒介传收形式与手段的开发、创造与使用，造成了今日丰富多彩的媒介资源。对于媒介资源，人们通常将其分为两大类：以传统报纸、广播、电视为主构成的传统媒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一系列新兴媒介或新媒介，即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技术及移动通信技术，通过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各种平台、通道，以电脑、手机等为主要终端提供各种信息服务的所有传播手段或传播形式⑧。尽管民众个体、非新闻组织、群体传播主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利用掌控在专业新闻传媒组织手中的传统新闻媒介资源，但从能够分享或共享的角度看，就目前来说，还主要局限于以网络为中心的新兴媒介范围。专业新闻传媒组织之外的新闻传播者，其相对自由的新闻传播行为主要发生在各种新兴媒介平台上或通道中。
　　其次是新闻信息资源的共享，这是新闻资源共享中最为突出的表现。
　　新闻信息资源，主要指新闻反映、报道、传播的对象，“是客观事物新近所发生的相对变动，以及与变动相关的各类信息，是具有新闻传播价值的、表象和潜在的信息之和” ⑨。在现实社会中，真正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基本上以这样几种方式存在着：
　　一是掌控在政府、政党手里的各种重要公共信息；
　　二是随时可能发生、出现的“弥漫”“分散”在整个社会时空中的各种信息，它们与社会民众个体以及各种社会性群体、组织有着天然的一体性的紧密联系；
　　三是难以预料但与人们生存、生活又密切相关的各种自然变动信息，它们与整个社会有着自在自发的关联性。
　　所有这些信息，只要具有新闻价值甚或没有多少新闻价值，在今天的媒介形态结构中，只要人们愿意并有能力，就可以传播；尤其是对后两类信息资源，可以说“三元”新闻传播主体，有着能够高度分享和共享的机会。但对第一类新闻信息资源，职业新闻主体之外的传播主体往往很难获得随意自主传播的机会。应该说，在客观现实中，新闻信息资源的利用是有天然的偏向性的，不同新闻传播主体各有自身的“方便”资源。这也意味着，对新闻信息资源的“共享”人们不能做过分乌托邦式的想象，专业新闻传播主体与民众新闻传播主体之间的差别还是明显的，即使制定了相关政府信息公开法规，一些重要的“官方”新闻信息资源普通民众还是无法真正接触利用的，多数情况下还属专业主体独享、独用，而蕴藏分布在广阔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潜在新闻信息资源对专业传播主体来说，也常常有一些要么无法获知，要么可望而不可及。只有多元传播主体联手，很多新闻信息资源才能达到真正的分享和共享。
　　再次是受众（新闻收受者、新闻信息用户）资源的共享。
　　“三元”传播主体结构的生成，已经使传收主体进入了一体化时代的大方向，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新闻业时代“我传”（专业组织主体）“你收”（社会民众个体及其他社会群体）的结构模式。当社会民众个体、群体在新闻活动中不再仅仅是新闻收受者而同时是新闻生产者、传播者的角色时，他们无疑会有自己的受众，并且还会创造出自己的受众；以往主要属于新闻传媒组织的新闻受众原则上同时也成了所有传播者的受众。而且完全可以进一步说，专业传媒组织主体、职业个体也在一定的情境中成了社会民众、群体传播者的受众。总而言之，受众资源不再是传媒组织独占、独享的资源，而成了“大家”的共同资源。而且，在这种共享受众资源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已经不断出现）：人们更多地被民众个体的或群体的传播所吸引，而不是被传媒组织的新闻报道所影响，因而天长日久就会形成新的新闻传收关系，甚至会形成一种新的信息传收结构秩序，从而解构传统媒介时代职业传播者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传收关系（事实上，这种解构早已开始）。这其中造成的结构性后果与影响现在还不是看得十分清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
　　最后还有各种支持新闻活动得以展开的社会环境资源（全球化时代，这样的资源自然不限于确定的社会，而是全球社会、国际社会）的共享。
　　不管是什么样的新闻传播主体，都活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从新闻传播角度看，这样的环境可以描述为新闻传播环境⑩，所有的传播主体既可以共享、分享环境中的各种资源，诸如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等资源，体现为各种具体的法律、政策、人力、观念资源等等，但与此同时，所有的新闻传播主体也必然会受到环境资源的各种可能限制与约束。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出，“三元”新闻传播主体的资源共享、分享并不平衡，也并不平等，但“共享”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共享时代的到来，使事实世界得以真实呈现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遍地开花，到处结果”的新闻呈现方式，使人们更易于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真实的事实世界景象。但是，共享新闻资源时代的到来，也给新闻资源的“乱采乱开”、“资源浪费”提供了可能。人们看到的各种虚假信息、谣言传播等就与对新闻资源的任意“开采”使用密切相关。因而，“如何”共“享”新闻资源，已经成为人类新闻活动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专门的理论研究与不断的实践探索。
　　　　
二、“共产”新闻文本时代的开启
　　在“前新闻业时代” [11]，人类新闻生产与消费的主导方式是自发自在的民间形式，即民众自己生产新闻、传播新闻、消费新闻，新闻的生产与消费就发生在比较狭小的民众人际范围，很难形成大规模的、公开的、公共的、面向整个社会的共时性新闻传播现象。
　　在“新闻业时代”，大众新闻传媒组织与职业新闻人的出现，在社会分工意义上将人类新闻活动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使新闻生产与消费有了另一种典型性的模式，这就是大众化的传收模式，新闻生产的主导方式是制度性的、组织性的、专业性的，民众自发的民间方式落入了次要的方式。
　　而当人类新闻活动从上世纪90年代初特别是本世纪以来逐步进入“后新闻业时代”，“三元”结构的新闻生产、传播主体慢慢显现了。可以说，新闻传播主体“三元”类型结构的生成，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把人类新闻生产活动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共产”时代——共同生产或创制新闻文本、共同生产或创制新闻符号。“共产”的主要内涵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新闻生产主体的全民化、全组织（群体）化（包括新闻专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群体），可以统一描述为新闻生产主体的真正社会化。
　　即从原则上说，所有的民众个体、所有的社会组织（群体）主体，“都”可以或能够成为面向社会大众的具有公共化身份的新闻生产者、传播者，并且他们各以自己的动机观念、情感意愿、利益需要、方式方法进行新闻生产与传播，这与“前传统时代”（前新闻业时代）几乎仅在私人范围内的自发为主的新闻传收活动有了质的区别，与“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业时代）仅有职业传播主体可以进行大众化、公共化的新闻传播也有所不同。可以说，“三元”新闻传播主体结构的生成，带来了新闻生产群众化、民主化的新局面，使新闻自由在新闻生产与传播维度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闻生产自由、传播自由开始真正进入一个普遍化的时代。但是，这样的局面到底会给一定社会的新闻秩序、信息秩序以致整个社会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仍然是有待观察的现象，有待人们从其他视野、角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展开研究的现象。“都”是新闻传播主体，既可能使新闻信息世界丰富多彩，也可能使信息洪流中的民众不知所措，如何平衡其间的关系，把握好新闻生产自由的“度”，正在考验着人们的德性与智慧。
　　第二，“共产”的另一典型表现是：不同新闻传播主体间，（就目前的常见现象来看）特别是职业主体与民众个体主体间、与非新闻传媒组织的传播主体间展开“共同”的新闻文本生产，这是新闻生产不同于传统时代最为突出的一大特点。
　　如果以职业新闻传播主体为参照[12]，可以说主要有两大类型：
　　其一，合作性互动共产。就是针对具体的新闻事实，专业新闻传播主体与其他两类主体之间，各方有效互动，各用所长，互补相助，通过各自的观念、方式、渠道共同生产新闻文本，使事实的真实面貌得以呈现。“合作性”互动共产的主要特征在于，传媒组织主体与其他两类主体之间（有时可能只是一方）总体上互相信任，基本价值取向基本一致，可以说他们是以“和”的精神与方式展开共同的新闻生产。
　　其二，冲突性（对抗性）互动共产。就是针对一定的新闻现象、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传媒组织主体与其他传播主体生产的新闻内容大不相同，出现事实认知上与价值评判上的冲突，生成“互相拆台、互相解构”的报道局面、评论局面或文本间关系，最极端的可能就是双方或多方甚至会各自认为对方撒谎和有失新闻及其评论的基本平衡与公正，造成强烈的相互不信任现象[13]。但就结果表现来看，这样的“共产”仍有可能揭示出新闻事实、新闻意见的多个面向。一般来说，只要经过一定的时段，事情的真实面目总体上是可以得到揭露和呈现的。
　　自然，大多情形是介乎这里所描述的两种典型类型之间，我们的阐释不过是一种理论的方便而已。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的是：不管“三元”传播主体之间以怎样的互动方式“共产”新闻文本，在总体结果上大都有利于人们对相关事实真相的把握，对相关意见比较周全的了解（尽管第二种类型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迷惑）。从这一意义上说，“共产”新闻文本时代的开启，充分发挥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的力量，是新闻生产进一步成为人民自己为了自己利益的生产；同时，也充分发挥了职业新闻传播者的职业功能与作用，体现了新闻生产专业化的可靠性与权威性。换个角度则可以说，“共产”新闻生产现象的普遍生成，既避免了新闻精英主义的高傲和自以为是，也避免了新闻民粹主义“乌合之众”的可能盲目，为呈现一个比较真实的新闻事实世界提供了更为可靠优良的主体结构方式。
　　“共产”时代的开启，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主体结构方式，使新闻生产真正进入了社会化、大众化（群众化或人民化）的新时代。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景象，有人认为专业新闻生产主体及其生产方式将会弱化甚或消亡，有人认为专业新闻生产的主导地位在总体上不会动摇，只能是“专业的更加专业”，“民众的更像专业”，“三元”主体间的互动互补、矛盾博弈、斗争冲突局面将成为常态新闻生产现象[14]。我们认为，“三元”传播主体共同生产新闻的现象从大的历史尺度上看才刚刚开始，尽管民众个体、非新闻传媒组织（群体）的新闻生产、传播行为影响越来越大，但总体上还远未动摇专业新闻传媒组织的新闻生产、传播地位和影响。如果要进行推测，我们认为建构在现代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专业化新闻生产方式还远未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因而当下人们更需要做的，不是绞尽脑汁拆解专业新闻的舞台，而是要想方设法建设专业新闻的大厦，与此同时，充分发挥民众新闻传播的智慧与力量，为人类自己的新闻生产创造一种能够不断优良化的主体结构方式。也许，专业化新闻生产与社会化新闻生产的合作“共产”，能够成为人类未来新闻生产、传播的主导模式，但这依然需要未来的新闻实践去检验、去证实。
　　　　
三、“共绘”新闻图景时代的降临
　　我们所说的新闻图景，是指通过新闻手段所呈现出来的事实世界的景象，它本质上属于新闻符号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新闻符号编织、塑造、建构而成的；作为社会信息环境构成的有机部分，新闻图景也可以看成是媒介环境学意义上的媒介环境的一部分[15]；显然，这是一种不断伴随事实世界变动更新的历时性“图景”，是受一定社会环境中各种因素作用影响而成的“图景”。在传统新闻业时代，这样的新闻图景，在直接性上，主要是由具有新闻垄断意义的职业新闻传播主体单独绘制的，普通民众个体与其他组织、群体的作用存在但却并不明显，可进入“后新闻业时代”，这样的新闻图景即使在直接意义上，也不再只是由单一的职业主体之手绘制的，而是由“三元”新闻传播主体在前述“共享”新闻资源、“共产”新闻文本的博弈中通过“三只大手”共同绘制的。因而，在定性意义上，可描述为“共绘”新闻图景的时代已经降临，这也是新的新闻图景“社会建构”时代的降临[16]。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下述基本理解。
　　首先，在“三元”新闻传播主体结构生成后，尽管远不是全部，但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具体新闻事实的图景已经是“共绘”的结果。
　　而且，越是重要的事实、越是敏感性的事件、越是能够激发社会大众普遍兴趣的人物，或者说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越是与公共利益高度相关的事实、事件、人物，其形象、面貌、真相，包括事实、事件的过程、细节以及“边边角角”的轶事趣闻等，越是由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共同反映的、呈现的、绘制的。只要略微回想不久之前的以往和观察一下当前的实际，就可发现，几乎普通大众比较熟悉的那些热点新闻事实、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形象图景，都是由“三元”传播主体特别是民众个体传播主体与职业新闻传播主体以各种或合作、或博弈、或冲突的方式“共同绘制”的[17]。而且，可以预料的是，这种“共绘”热点事实、事件、人物新闻图景的现象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化、常态化。
　　其次，也可以说更为重要的是，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整体新闻图景，甚至可以说国际社会、人类社会一定时期的整体新闻图景，在“三元”新闻传播主体结构形成后，更是由所有的新闻活动者、传播者共同绘制的。
　　整体新闻图景实质上就是由新闻符号或新闻文本编织、绘制而成的巨幅“新闻图画”。实事求是地讲，即使仅仅在新闻事实范围内，也没有任何一类传播主体能够单独将这幅画的整体轮廓、满面色彩更不要说入微细节完整地绘制出来。人们能够把握到的只能是有限新闻事实世界的大致图景，与事实世界相比，“新闻图景”不过是“事实世界”的“风景画”。“新闻式的事实认知、社会认知，不过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新闻实质上简化了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在更广阔的视界里认识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 [18]但比起传统新闻业时代的新闻图景“单绘”方式（主要是专业新闻传播主体单独为社会大众描绘共同的新闻图景），“后新闻业时代”的“三元”主体“共绘”理念、“共绘”方式必定能够在“监测环境、守望社会”中能为人们呈现出动态的、全方位的相对逼近新闻事实世界的图景。因而，“共绘”时代的降临，才开始真正意味着人类社会特别是特定的社会范围有机会为自己建构、呈现“共同”的新闻图景，也就是说，不再只是一部分人按照自己的观念与方式为其他人绘制新闻图景，而是所有的人有机会一起为自己共绘面对的新闻图景。这样的新闻图景也许缺少高度统一的风格，但一定是色彩斑斓，五彩缤纷，与多样的、差异性的事实世界有着更多的切合性与匹配性。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另一种可能，“共在”的人们，也许能有机会为自己“共绘”大致“共同”的新闻图景，这在人类新闻活动史上甚至是整个社会活动史上必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我们对这种意义现在还难以认知得十分清楚。
　　再次，以广义新闻方式（包括狭义新闻〈事实〉报道与新闻评论）塑造的 “新闻意见图景”或“新闻舆论场景”更是“三元”传播主体“共绘”的结果。
　　在今天这样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人们也许可以不大勉强地说“新闻事实图景”主要是由专业新闻传播主体反映的、呈现的，但却很难理直气壮地说“新闻意见图景”或“新闻舆论场景”主要是由专业新闻传播主体塑造的、建构的。符合实际地说，这些图景越来越是“大家”共同绘制的；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一定社会面临的“新闻意见图景”或“新闻舆论场景”是由多元意见、多元舆论互动、共动、共塑、共构的结果，这其中自然有不同主体间的一致与共识，理解与认同，但也一定存在着难免的矛盾与冲突，对立与斗争。这是一个表达喧嚣、意见纷呈的时代，从新闻传播主体角度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形成了“三元”类型的公共化传播主体结构；顺便可以指出的是，这样的结构生成，必将给人类生活的政治民主、社会民主、文化民主等带来深远持久的影响。
　　当然，就目前来说，我们必须看到，尽管专业新闻传播主体之外的“两只手”在绘制新闻图景中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总体上还难与专业之手较量，一定社会面对的整体的、常态的新闻图景依然主要是由专业之手描绘的，至少新闻图景的基本结构、宏观底色是由新闻专业之手建构的、绘制的。人们注意到，尽管民众个体或群体常常以自己的新闻观念、新闻方式解构专业主体绘制的新闻图景，甚或用自己的观念与方式涂鸦抹黑专业新闻传播主体的新闻画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几乎在任何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中，专业新闻传播主体都在以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念为依托，以一定社会主流的“新闻主义”为主导[19]，以他们认可的、习惯的新闻传播原则、新闻方法为手段，塑造、建构或绘制着该社会新闻图景的主导画面。进一步说，尽管“三元”传播主体踏上了可共同绘制一定社会共同新闻图景的共同道路（并不总是共同，也会有分歧），但“三元”新闻传播主体这“三只手”的力量大小不一样，而且他们在绘制具体事实图景与一定社会整体新闻图景过程中所用的画笔、色彩也有差异，其绘制新闻图景的理念、风格、意向、追求也有一定的不同与区别。这其中的具体情况应该说相当纷繁复杂，而且，如上所言，“共绘”时代的降临，到底会给人类新闻活动与其他活动带来怎样的结构性影响，还需要专门长期的观察、分析和研究。
　　　　
四、“共同”新闻主体时代的开辟
　　传统新闻业时代，新闻活动者范围内的主客体区分在客观上是明晰的：职业新闻传播者是主体，而广大受众是客体，他们之间的关系被描述为典型的“主——客”体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前者是主动的、积极的，是引导者、教育者、灌输者，而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是被引导者、受教育者、被灌输者。“后新闻业时代”开启造成的新闻传播主体“三元”结构，应该说从客观逻辑上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体结构关系，开辟了“共同”新闻主体成长的时代性新路径，使人们对人类新闻活动方式、新闻活动的未来图景有了新的谋划和想象。具体可从以下几点做出理解。
　　其一，“三元”主体结构的实际生成，从客观上造就了“三元”公共化的新闻传播者事实上已经成为“共同”的新闻传播主体。
　　对此，已无多少必要细说，但仍需从历史向度上强调说明的是：在“前新闻业时代”，存在着与其时代发展特征与水平相适应的民众个体及各种社会组织（群体）形式的新闻传播者。在“新闻业时代”，除了与其社会分工相应的职业新闻传播者之外[20]，也存在着民众个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群体）的新闻传播者。但在这两个时代，民众个体和非专业新闻传播组织（群体）的新闻传播总体上是私人领域的、小范围的传播，只有进入“后新闻业时代”，在新的社会条件与新的传播技术共同支撑下，这两类传播主体的新闻传播行为，才真正普遍进入了大众领域、公共领域，他们（它们）才初步转化成为具有类似（新闻业时代才出现的）职业新闻传播主体身份及其功能特征的公共化、社会化的新闻传播主体。社会民众主体过去停留在道德哲学中的应该“权利”、法律规范中的新闻“权利”，终于有机会转化成实际可用的“权力”，这无疑是人类新闻活动史上革命性的时代转换[21]。它造就了真实的近似平等的“共同”新闻传播主体时代的到来，使以往严格分离性的传收 “主客间”关系不断向共同传收主体的“主体间”关系转换。
　　其二，“三元”结构的客观生成，为共同新闻主体观念的建构与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种观念的提出可以思想创造，可以逻辑推演，但一种观念的持续成长、广泛传播与实际有效，总离不开一定的客观基础与实践推动。从历史角度看，人类早就拥有人人皆有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观念；而新闻自由最基本的体现就是“传播自由”和“收受自由”，这两种自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是说没有传播自由也就难以获得真实的收受自由。在“前新闻业时代”，根本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在新闻业时代，新闻自由很大程度上、直接性上是专业新闻媒体的自由、职业新闻传播主体的自由，而非广大民众的自由，其中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当时还缺乏人人能够成为新闻传播主体这一重要的、前提性的事实基础；但“后新闻业时代”的到来，“三元”共同新闻传播主体成了初步的事实，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才真正实际体验到了什么是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新闻自由，才真正享受到了新闻传播主体的“滋味”，从而为“成为”与专业主体一样的或相似的主体奠定了根基性的意识与观念。一旦一种重要的观念得以生根，它就比一种具体事实的生成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它会转换成为一种精神力量、观念力量，支配、指导、影响人们的后继行为与实践。
　　其三，“三元”化共同新闻主体的形成，意味着新闻领域主客体世界的新明晰与新确立，这就是：从本质上说，一定社会的所有成员（个体、组织、群体）都是新闻活动主体，也都是新闻传播主体，而事实世界、新闻事实世界、新闻文本（符号）世界[22]才是共同主体的共同客体对象[23]。
　　如此一来，传统的新闻传收主客体关系就转换成了新环境中的新闻主体间关系，这种主体间关系不仅是作为共同传播主体的主体间关系，也指即使处在传收关系中，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之间也是一种主体间关系。尽管这样的关系在现实中还远未完美实现，但这样的观念已经确立，这样的实践路径已经开辟。只有人们成了“共同”的新闻主体，一个“和谐”的或“和而不同”的新闻领域、一种自由的新闻活动才能真正实现。
　　从根本上讲，“三元”主体结构的生成，说明“三元”新闻传播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享有共同的新闻权利。但就现实的新闻活动来说，尽管职业新闻传播主体的专业性受到严峻挑战，但他们在新闻活动中仍然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民众个体、民众组织或群体的新闻传播影响尽管越来越普遍，但也具有比较明显的“间歇性”或“偶然性”，在更多的常态情况下，普通大众获知的新闻信息还是依赖于专业新闻传媒的新闻生产与传播，大众还是不得不处于相对消极、受动的地位。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专业传播主体一定的“优势性”，是现代（modern）社会分工的必然，专业化的“新闻传播是随着社会分工而分化出来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实践形式” [24]，新媒体 “并非新闻业的掘墓人，相反，它们带来的是新闻业的历史性机遇” [25]。即使今天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新闻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已经出现（碎片化、去中心化、去标准化、边缘化等等），但远未从根本上超越现代性的新闻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而且，能否超越，是否应该简单超越还仍然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后现代”观念并不是解决“现代”问题的灵丹妙药。对传统传播观念、方式的适度解构、批判、反思原则上当然是好事，但非理性地滥用新媒介一定不是什么福音。
　　　　
余论
　　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技术动力的催生下，人类新闻活动领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着丰富多彩的表现。就我们的论题而言，“三元”新闻传播主体类型结构的生成过程，也是“后新闻业时代”开启的过程，而一旦这样的主体结构基本形成，便又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标志。
　　新闻领域“三元”传播主体结构的形成，有着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义，需要展开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事实上人们已经从政治传播、文化传播、社会传播的角度进行着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作为新闻学研究，首先应该关注这种主体结构变化对人类新闻活动带来的影响，本文正是在以往多以微观分析为主的基础上，做出的一种具有宏观意义的总结与概括。
　　“三元”传播主体结构的形成，不仅建构了不同于传统新闻业时代的新结构，塑造了新闻活动领域以“共同新闻传播主体”为标志的新型主体间关系，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新闻文化的精英化偏向，从而使大众文化或草根文化在整体新闻文化系统中进一步增加了分量、扩大了影响，也许这是新闻文化价值取向的一种合理归本。信息来源多元化、信息壁垒弱化、信息反馈加快、信息解释大众化，这不仅是信息化时代的特点[26]，也是信息化时代中人类新闻活动的重要特征，是我们所说的“三元”传播主体结构形成的典型反映，是人类新闻活动进一步自主化、自由化、民主化的突出体现。
　　前述所有分析阐释都在表明，“共同”主体时代的开创，恰好就是“多元”主体时代的开启，“多元”“共生”，才能实现一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辩证法、时代辩证法。我们只有理解了这样的“共同”与“多元”之间的关系，恐怕才能真实理解我们所处环境中新闻活动的结构性变革，也才能在根本上理解一些新生的、典型性的新闻现象。比如，最近两三年开始作为热点讨论的大数据新闻，如果从主体角度就可做出这样的解释，数据是人为的结果，大数据是主体观念、主体行为普遍数据化的表现。因此，由多元主体建构的“共同主体时代”的开创，正是大数据时代生成的主体条件，也是大数据新闻（big data journalism/news）时代得以显现的主体基础。
　　从现实性上看，本文所言说的“三元”主体“共享”、“共产”、“共绘”和“共同”共塑建构的“共”时代总体上还是刚刚开始。人们对这些具有一定新生意义的“共”还处于最初阶段的“欢呼”状态，大多研究总体上着重于这些“共”的“优良性”或“正面效应”。本文也主要是对这些“共”已经显现出的一些结果的描述，并没有做过多的“价值分析”和“未来预测”。但十分明确的是，这些“共”的生成与出现，到底会怎样进一步演变，到底会带来怎样进一步的客观影响，自然是今后需要关注和探究的紧迫问题。而面对新闻实践的如此变化特别是那些不同以往的结构性变革，新闻学、新闻理论（还有其他学科）研究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更是我们的重要职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导。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2XNL008）
　　
注释：
①造就目前媒介生态结构生成的技术并不是单一的某种技术，而是由一系列技术以合力方式造成的，诸如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卫星技术等等，我把它们合称为“技术丛”或“技术族”。
②参阅杨保军：《简论“后新闻传播时代”的开启》，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6期
③我们这里的“类型”划分，不仅以新闻传播主体的社会存在形式为依据，同时还从社会分工意义上将职业新闻领域作为界分传播主体身份的重要参照。毫无疑问，在每一主体类型内部，有着复杂的、多样化的具体构成方式，这当然需要专门的研究。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类型”实质，近似于马克斯·韦伯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参阅[德]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④参阅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二版）第三章“新闻活动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⑤据相关资料，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民间组织44.6万个，其中，基金会发展到2200个，社会团体数增加到24.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达到19.8万个，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民间组织蓝皮书》，可查阅社科院网站：http://www.ssap.com.cn/zw/220/17436.htm。
⑥有学者从新闻传媒组织的新闻活动角度界定了新闻资源，认为“新闻资源是新闻媒介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资源，具体包括新闻环境资源、新闻信息资源、新闻受众资源、新闻媒介资源。”参阅蔡雯主编：《新闻资源开发设计》第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当前媒介环境情形下，这些新闻资源不再仅仅是新闻传媒展开新闻活动的资源，也是其他新闻传播主体可资利用的资源，是原则上可以共享、分享的资源。
⑦刘怡：《对“草根新闻”的传播学思考》，载《滁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⑧参阅宫承波主编：《新媒体概论》（第四版）第2~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
⑨王朝晖：《决胜媒体市场——新闻信息资源开发战略》第27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⑩关于新闻传播环境的详细论述，可参阅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二版第十三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根据人类新闻活动的历史演变事实，我们以西方现代新闻业为参照，将人类新闻活动划分为三个大的时代：前新闻业时代、新闻业时代和后新闻业时代，参阅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二版）第一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三个时代也可以相应称为：前传统新闻业时代，传统新闻业时代和后传统新闻业时代，或民间（民众）新闻时代，职业（大众）新闻时代，民众与职业融合（公众）时代；这些不同的说法，自然有不同的侧重意涵，需要专门撰文说明解释。
[12]参照的传播主体不同，描述的结果会有差别。在实际的新闻活动中，专业新闻传播主体常常与广泛的民众个体形成统一体，共同与非新闻传媒组织或群体的新闻传播展开博弈。当然，不管是从理论逻辑上，还是从客观实际看，“三元”传播主体之间都有可能形成复杂的各种可能关系，但我们这里主要是把专业新闻传播主体作为一方，而把其他两元主体看作另一方，讨论他们之间在“共产”新闻文本中的类型关系。
[13]在新闻传播现实中，人们已经看到过这样的情境，新闻传媒组织报道的相关新闻，社会大众中的很多人不相信，而是更信任民众个体的报道，他们把“媒体”看作是“他人”，把“民众”看作是自己人；而且更为奇怪的是，媒体越是报道、解释，人们越是疑惑不解，越是不敢相信。这其中自然有许多可以深入分析的原因，但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对抗性“共产”是事实，而非理论的推断或想象。
[14]参阅杨保军：《极化与融合——民众新闻与专业新闻关系的观念论观察》，载《新闻记者》2013年第6期
[15]媒介环境学意义上的“媒介环境”是指传播媒介本身构成的以及由其传播过程与结果建构塑造的（符号）环境，与人们通常所说的“传播环境”是指传播活动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所不同。如果把社会环境作为整体看待，媒介环境仅是整体环境的一部分。参阅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6]参见杨保军：《论新闻的社会建构》，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
[17]比如，2003年的 “非典”疫情状况、孙志刚事件， 2007年的“华南虎照”事件、瓮安事件， 2009年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2009年元宵节前后的央视新址配楼大火事件，2010年上海胶州路火灾事件，2011年7·23动车事故，以及人们耳熟能详的佛山小悦悦事件、郭美美事件、药家鑫案、钱云会案、“艳照门事件”、“天价烟事件”、“躲猫猫事件”、表叔事件、雷政富事件，还有奥运圣火传递中的“家乐福事件”、钓鱼岛与反日游行事件等等、等等。它们的面貌、图景就是由多元传播主体共同绘制的，并不是由某一单一的传播主体建构的。当然，这其中不同传播主体的力量大小、作用影响不是等量齐观的。
[18]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一版），（前言）第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关于“新闻主义”的含义与构成，可参阅杨保军：《试论“新闻主义”的类型构成及其一般关系》，载《新闻春秋》2013年第2期；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新闻主义”，可参阅杨保军：《当代中国主导新闻观念的可能选择：发展新闻专业主义》，载《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3期。
[20]按照西方学者的考察，新闻业成型于17世纪的欧洲，逐步发展出具有现代特色的制度化、职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新闻传播运作体系。这种运作体系独立于19世纪，其特征率先被英美新闻界界定，在1833年出版的《威斯敏斯特述评》上首次出现了“journalism”一词。参阅单波：《中西新闻比较的问题与方法》，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当然，西方新闻业的类型模式并不只是英美型的，还有其他类型，其他的制度模式、体制样式。
[21]参阅李良荣：《透视人类社会第四次传播革命》，载《新闻记者》2012年第11期
[22]关于新闻事实世界与新闻符号世界的界分与关系，可参阅杨保军：《新闻事实论》第八章，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或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二版）第十四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我曾经在《新闻价值论》中将传统意义上的专业新闻传播主体与新闻收受主体称为新闻活动中的共同核心新闻价值主体或双重主体，而将新闻事实和新闻文本称为共同的新闻价值客体或双重客体。参见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显然，如今这种主客体关系更加明晰，而且主体的身份内涵与特征有了新的变化。
[24]单波：《中西新闻比较的问题与方法》，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
[25]参见王辰瑶：《什么是新的？——从微薄对新闻业之影响谈起》，载《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8期
[26]杜澄、韩彬：《信息化的经济社会影响》，参见《新华文摘》2013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