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柏铨
　　【本文提要】 穆青逝世至今已十年，其最后一篇名作面世至今已近二十年。无论是十年还是二十年，社会的变迁都堪称巨大。但变化巨大是一个方面，变化中有不变是另一个方面。穆青精神长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自媒体时代，新闻人和新闻学子仍然需要传承穆青的如下精神：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精神；不懈追求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常年深入基层、自觉进行调查研究的精神；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
　　【关键词】 市场经济　自媒体　穆青精神　传承　
　　【中图分类号】 G214
　　光阴荏苒。转眼间，穆青逝世已经十年。十年，虽然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但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亲历、亲为和见证者，我们具体实在地感受到了其变化之大、之深。单就传媒生态和舆论格局而言，近年来就发生了诸多深刻的变化。应了这样一句名言：“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然而，社会生活、传媒生态和舆论格局再怎么变化，新闻大家穆青精神的内核及许多重要元素，至今仍然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仍然是新闻人和新闻学子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篇
　　穆青新闻生涯中事业的辉煌时期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计划经济年代，其间，政治运动不断，风云变幻莫测，但穆青和他的同仁采写、发表的力作历久不衰。以典型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例，它至今仍源源不断地给人以精神力量。粉碎“四人帮”以后，穆青等写有《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 （1978年）等精品。改革开放后，他与搭档写出了《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1979年），《抢“财神”——河南农村见闻》 （1982年），《时代呼唤焦裕禄》（1990年），《风帆起珠江》（1991年），《两张闪光的照片》《焦裕禄精神长青》《情系人民》《苏南农村第三波》（1994年），《中原“金三角”纪行》（1995年）等一系列名篇。这些佳作中，最迟面世的距今也已将近20年，发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初。
　　这么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也许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时移世异”。
　　首先是改革开放逐渐走向深入
　　从1992年开始，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大陆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重要表征。历来被认为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被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在经济基础部分实行的力度极大的改革，其连锁效应是使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被颠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变了社会成员利益分配的历来格局；加之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社会阶层的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确立若干年后，改革触及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开始名副其实地进入到了“深水区”。
　　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一部分手握公权者，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权力寻租，巧取豪夺，大肆贪腐。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官民关系。穆青等在通讯《时代呼唤焦裕禄》中所担忧和焦虑的问题，变得愈发严重了。这些问题是穆青和他的同仁们在当初就有所觉察和警惕的（体现出目光的深邃），但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渐趋深化，新闻传媒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市场，要面对同行竞争，须进行产业经营；不能忽视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在讲求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也须谋求经济效益，否则就无以生存，更遑论发展。传媒市场所带来的尤其巨大的变化是：受众不再以受教育者和被引导者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他们是有着很大自主权的消费者。媒体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围绕争夺受众、吸引受众眼球而展开。这种景观，是穆青事业辉煌时期所未见的。
　　其次是对外开放力度加大
　　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社会工程的启动，就包含着对外开放这一题中应有之意。对外开放，使国人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理念和方法以及优秀的异域文化，获得了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全球视野。但与此同时，中国必须面对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意味着，中国将在更大、更高的平台上与国际接轨，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辐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复杂因素将因之而增加，在社会生活中坚持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难度有增无减。
　　再次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互联网在中国的发轫期，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中国的网民数，最初是几百万，至穆青逝世的年份2003年的上半年是5910万，而到了2013年6月底则是5.91亿（正好是10年前的10倍）。更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通过移动互联网接收信息、披露信息和表达意见的人数剧增（手机网民达4.64亿）。微博、微信等新的传播形态的盛行，凸显了自媒体的威力。自媒体的发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舆论格局。网民往往成为社会舆论格局中议题和议程的主动设置者，成为许多网络舆论事件的发起者和孵化者，成为社会舆论的发源之地和风暴中心。信息传播碎片化，意见表达去中心化，在许多情况下已然成为舆论新格局。这一切，是在穆青逝世后出现并形成蔚为大观之势的。
　　复次是社会舆情更趋复杂
　　需要说明的是：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社会舆情复杂并非一概都是坏事。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相对宽松，人民民主有所扩大，公众舆论显得相对活跃。人民群众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通过网络能比较自由地披露信息和表达意见。这是社会舆情趋于复杂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致使人人手中都有“麦克风”，网络大V手中甚至还握有“核按钮”，这不能不是社会舆情复杂的又一重要原因。再则，社会上的各种群体都有着表达利益诉求的愿望和权利，他们有着表达自己意见的路径。即使是“草根”，也有意见表达的通畅渠道。从客观方面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风险社会。本世纪以来，重大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这类事件一旦发生，其舆情的复杂程度就会远甚于常态中舆情的复杂程度。在这一点上，与穆青在世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最后是舆论引导的难度有所增加
　　今天的公众，接收信息的渠道猛增，选择和比较信息的机会增多。在这一方面，已是今非昔比。媒体受众在接受信息和评价信息的过程中，自主意识明显增强。生硬的舆论引导较之以前更加不受欢迎。先前行之有效的典型报道，影响力有所下降；成就报道要做得受人欢迎，更为不易；主题报道要想进入受众心智，也非易事。在网络世界“众声喧哗”的舆论形态中，即使是推出穆青当年的那些名篇，要想使之取得良好的引导效果，也实属不易。这无疑使官方和官媒所进行的舆论引导工作变得愈益艰难，舆论引导往往是负重艰行。
　　更何况，社会上还会不时出现一些使媒体公信力受到贬损的事件。据人民网2013年8月5日消息：“近日，一则新闻搅动羊城：一位环卫工阿姨昏倒在广州街头，路人观望不敢上前，只有一名小女孩蹲下为她撑伞，在孩子的感召下，两名路人终于出手相救。这件事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广受关注，成了传播‘正能量’的代表事件。然而，这起事件另有猫腻，昏倒在地的环卫工和撑伞女童的相遇，并非人间真情，而只是一场‘有偿演出’，最终被证实为精心策划。” ①媒体报道了小女孩的善举，不料恰恰中了有些人预设的圈套。传播“正能量”的这一代表性事件，结果被证实是一场骗局。已经伤不起的媒体公信力，再次因之而受到伤害。这一切，是善良的新闻工作者始料不及的。穆青当年未必遇到过如此这般匪夷所思、令人五味杂陈的事件。
　　综上所述，最近十多年来，是中国社会变化巨大的一个时段，也是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的时段。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以下问题：社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穆青精神在今天还适用吗？答案是肯定的：穆青精神并没有过时。那么，在当今时代，我们需要传承穆青的哪些精神呢？
　　我国当代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许多基本面没有变化：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先进性没有变，它依然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毛泽东语）。因为具有先进性，所以它有着继续充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资格。党内和社会上的贪腐现象，不仅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本身所不容的。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所采取的反腐措施，力度正在继续加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数年前已经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从总体上看，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确乎有所提升。
　　二是人民的共和国主人地位没有变。随着人民民主的有所扩大，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是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没有变。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改革及其深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四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中国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没有变。社会成员可以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和对国家事务进行监督；但是，意识形态领域和整个社会生活中，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和主流地位不可动摇。
　　就新闻工作而论，其性质、功能本质上没有改变。正如江泽民所说：“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新闻工作，则是一种通过及时真实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工作，同时也是按特定的要求对社会现象有所评论、进行褒扬或批评的工作。它使受众在知情、明理的基础上受影响和被引导，从而使正气得以弘扬、邪气受到抨击。
　　再就新闻工作者而论，其使命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过去是如此，今天和今后也仍然是如此。长期以来，新闻工作者中的多数人就是这么做的。“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穆青作为新闻大家，在这方面做得更为出色。他构成了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的“穆青现象”；他形成了内涵丰富、深刻的穆青精神。穆青精神在过去时代的价值，已由历史作出了结论；现实昭示我们，穆青精神中的许多方面，在今天仍然不失其价值，仍然需要我们去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工作者越是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自媒体时代，就越是需要传承和光大穆青精神中的许多方面。
　　
下篇
　　不管外部环境怎么变化，穆青精神的内核不能丢。穆青精神的内核，正是我们要传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需要传承穆青的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精神
　　新闻工作者坚持唯物史观，必然尊重人民在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必然始终以“勿忘人民”的准则要求自己。唯物史观的要义在于，充分肯定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主体作用，坚信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穆青的“勿忘人民”的箴言，是其唯物史观集中而突出的体现。“勿忘人民”，是穆青在多次题词中使用的勉人和自勉的语言，堪称警句。这是穆青精神中最重要的精髓，是贯穿穆青一生的精神内核。
　　从理论上讲，人民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只要不是其敌对者，就都属于人民的范畴。手中握有公权的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也都是人民中的构成部分，本质上也是人民。但这是由作为国家的主人的人民将权力托付给他们的那部分人民。由于手握实权乃至重权，在外部监督缺乏和自身约束不力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往往会发生蜕变，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最终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与“勿忘人民”背道而驰。
　　穆青所说的“勿忘人民”，显然不是指勿忘手中握有大权的身为领导干部的那部分人，而是指人民群众。请看他的如下表述：“我们报道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我们报道的主要读者也是人民群众，所以我们的报道就应该让群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记者这样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正‘为人民吐丝’。” ②这部分人民，身上无职，手中无权，生活在基层，多为平民百姓，很可能囊中羞涩和少有话语权。谈到穆青的“勿忘人民”，我们有对其所指加以厘清和强调的必要。
　　“勿忘人民”，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一，始终把人民群众装在自己心里，将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衣食父母，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奔走呼号。这是其尤为重要的内容，也是穆青的作品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其二，把人民群众作为自己作品的报道对象，把人民群众作为自己工作的服务对象。其三，将人民群众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及力量的源泉。这应该是在外界环境的千变万化中不可变化、不可失去的“魂”。
　　需要注意的是：“勿忘人民”并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和勉励用语。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和传媒的巨大受众群体，也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单就对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有序政治参与而言，今天的人民群众与昔日的人民群众就有很大不同。昔日的人民群众习惯于重大事项“出口转内销”，习惯于信息被封锁或者成为被告知信息的对象，很少表现出今天这样强烈的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意识和深究（重要的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意识，也很少有机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直接监督官员和国家事务。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王惠清醒地意识到了人民群众身上所发生的以下明显变化：“从‘知情权’到‘话语权’，公众的‘在场意识’在不断强化。除‘知道’之外，公众还要‘说话’，还要质疑、跟进。” ③这同样也是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所必须面对的现实环境。因此，新闻工作者在践行“勿忘人民”的警句的过程中，不可忘记人民群众观念和需求的巨大变化。新闻人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从事新闻工作的。
　　可是，恰恰就是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这一根本点上，今天的某些新闻工作者未达及格标准。对人民群众中相对贫困、比较弱势、话语权较少的群体，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往往对此不屑一顾，很少以平等的态度对他们进行采访和报道，很少为他们鼓与呼。而对人民群众中的“高富帅”群体，则赞赏有加、艳羡之至。这与穆青的“勿忘人民”中的勿忘平民百姓这样一种深刻底蕴是格格不入的。
　　坚持唯物史观，还必须宣传“无神论”，抵制伪科学。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时不时会出现伪科学的代表性人物招摇过市和伪科学方面的信息泛滥的奇特现象。以下悖论不止一次出现：一方面是科学昌明、科技发达；另一方面是伪科学常常得以谬种流传、蛊惑人心。王林以及在他之前的所谓大师们，在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力。有些媒体在其中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2013年夏季，我国不少地区久旱不雨、酷暑难耐。有媒体报道说：萧敬腾7月21日的北京演唱会遇到了60年不遇的大雨，上海开票友会也遇到了台风，最近一个多月没有下雨的南京，在萧敬腾演唱会那天也下起雨。萧敬腾近来大部分演唱会那天都会下雨，所以被网友戏称“雨神”。笔者认为：网友戏称萧敬腾为“雨神”，并不恰当，但仅是姑妄言之；而媒体对此的报道，就有误导受众之嫌了。令人担忧的是：媒体所作报道与唯物史观不相吻合，与科学、真理不相吻合，并非个例。
　　第二，需要传承穆青不懈追求和坚持真理的精神
　　穆青曾经说过：“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新闻工作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党赋予我们无产阶级新闻战士的神圣职责。多年的实践证明，凡是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的报道就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对实际工作就能起到推动作用。反之，我们的报道跟着错误的路线推波助澜，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就要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要遭到群众的反对和唾骂。” ④这是穆青在经历了历史生活中的大风大浪以后的深刻感悟。当然，穆青所说的那段曲折已经成为历史。
　　令人惊叹的是：“在中国当代曲折重重的历史中，新闻报道的典型人物载浮载沉，很多灰飞烟灭，即使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也很难保证一些典型不陨落（特别是一些活典型），而穆青所表现的群众典型、民间英雄，经过时间的淘洗，不但不会褪色，而且越来越具有价值。” ⑤穆青一生经历了时代风云的惊人变幻和社会生活的大起大落，然而他的一些代表性新闻作品，却能经受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这是穆青了不起的地方。新闻作品是时代的记录，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的“蓝本”；新闻人并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他们是时代的记录者。记录时代的作品，又要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而不是速朽品，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
　　之所以能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穆青始终追求和坚持真理。穆青追求和坚持真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对真理的认知。能区别真理与非真理。这是追求和坚持真理的认识论基础。为了具备这样的基础，学习马列主义是一条重要路径；另一路径是以实践标准对真理加以检验。将伪科学误认为科学的人，如果不是另有图谋，那么至少是缺乏对真理的认知能力。
　　第二个层次：对真理的探索。有的时候，人们所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乱象假象惑众，要辨别是非真假不那么容易；新生事物纷纷涌现，靠历史经验不足以作出准确判断；诡异现象频显，靠本本并不能获得正确的答案。穆青在许多场合，表现出了不懈求解和探索真理的精神。
　　第三个层次：对真理的坚持。有的时候，能对真理进行探索和认知的，不乏其人；但在明白了真理以后，却并不是人人都能坚持真理。因为，在某些时候，坚持真理要付出巨大代价，比如坐牢直至牺牲生命。在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时刻，穆青和他的同仁，为了坚持真理，都曾经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在典型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不把阶级矛盾作为兰考的主要矛盾，这与当时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保持了距离的。事实证明，穆青们是对的。1975年9月，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了影射邓小平的、性质恶劣的讲话。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通过采访会议的记者得到了江青的讲话材料。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穆青和新华社其他领导人，想方设法将这份材料转呈到毛泽东手上。⑥可谓将生死置于度外。对此，历史老人给予了公正的评判。穆青参与决定新华社播发消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同样也是存在政治风险的；而这正好是顺应公理民心和顺应社会发展之举。在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中，穆青等人写了这样一句话：吴吉昌本人和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悲剧都一去不复返了。稿子出来后，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出这样的稿子。当天，他接到一个“红机子”打来的电话，问这个稿子谁审的？如果这个稿子出了问题，他就要承担全部的风险。这是后来被新闻界评价为中国最早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提出诘难的通讯，成为历史标志性的一个稿子，这是很了不起的。⑦它充分显现出穆青随时准备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胆略。
　　反观当今时代，领导干部抛弃信仰、违逆真理、为金钱美女而折腰的现象不在少数。在新闻队伍中，在利益诱惑面前低头而放弃对真理的认知、探索、追求者也时常可见。有偿新闻、有偿不闻，都和追求和坚持真理相去甚远。像穆青那样认知真理、探索真理、坚持真理，在今天，这样的精神仍然可贵、同样需要。
　　第三，需要传承穆青的常年深入基层、自觉进行调查研究的精神
　　穆青在自己的新闻生涯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曾经说过：“调查研究不仅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功，我们的好传统，而且是我们新闻工作的生命线，是我们整个新闻队伍建设的生命线。” ⑧他把调查研究提到新闻工作及新闻队伍建设的生命线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视之为基本功和好传统。
　　事实上，调查研究所获得的素材和结果，常常是新闻工作者真理性认识的来源，也是撰写新闻报道的基础和依凭。在穆青的心目中，调查研究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必修课。他强调说：“我们的新闻工作应该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目前改革时期，新问题、新情况很多，不做好调查研究，不掌握大量情况，问题就看不准，写出的东西针对性就不强。因此，我们的记者应该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一定要学会这个基本功。” ⑨
　　穆青的意思很明确：并不是说——过去（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做新闻工作需要调查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在许多方面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可以不用调查研究。我们可以进而言之：在今天，虽然已经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调查研究的好传统仍然不可丢弃。
　　诚然，在当今时代，新闻工作者完全可以通过现代化的通讯设备，高效地进行远程采访，进行记者连线，但真理性的认识来自实践、鲜活的素材多半来自基层、经过调查研究记者才可能获得对复杂现象的发言权的道理，却并没有随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变。相反，倒是随着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各类事件信息纷繁复杂，关于同一事件的信息纷呈，面对常常出现的乱象，更需要新闻工作者到现场、到基层，对事实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多源求证的工作。前不久被公之于众的“拆二立四”炮制假新闻事件的真相，让人们从反面感受到坚持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拆二立四”在事发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变本加厉策划了许多虚假新闻，在看到传统媒体跟进报道的时候，我甚至会有快感。” ⑩面对这样的恶意炮制假新闻的人，重任在肩的新闻人，难道不觉得深入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吗？
　　再说，新闻工作者所进行的，是依据自己所做的采访（调查研究）而撰写新闻报道的工作。从网上获取材料并非不可；但这些，充其量只是第二手材料，甚至连第二手材料都称不上。依此为据进行新闻报道，怎么可能产生精品力作？退一步说，这样做大大增加了传播虚假和不实新闻的概率。
　　穆青做调查采访，经常是一头“扎下去”、“沉到底”。他和采访对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甚至是生活在一起。他到基层，不是走马观花，也不是下马观花，而是深入下去，不仅“身入”，而且“心入”。穆青的这样一种精神，并没有过时。
　　第四，需要传承穆青的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
　　在新闻工作中，穆青不是一个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的人。他始终保持着创新图变的活力。创新精神是作为新闻大家的穆青的一种重要精神。
　　在理论上，穆青提出的“新闻散文化”的著名主张，对“新华体”而言颇具改革意义。有研究者指出：“研究‘新华体’的改革，有两个人不能绕开，即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名记者郭玲春。前者是‘散文化新闻’的积极倡导者，后者则是这一理论的积极实践者。” [11]穆青的以下论述，与其说是力主对新闻报道方式进行改革，不如说也表达了变革“新华体”的强烈愿望。他说：“有的同志现在尝试着用散文的笔法写新闻，也是力求创新的一种努力。我个人是赞成这种尝试的。我觉得，从广义上说，新闻即是散文的一种。因为新闻无非是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散文中的叙事文不也是如此吗？既然叙事文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为什么新闻就受一定的格式束缚不可呢？为什么散文可以有个人的风格，而新闻就只能按照死板的公式去套呢？我看只要事实能交代清楚明白，在写作上可以突破老一套的公式，不一定非得第一段写导语、第二段写背景、第三段写……可以百花齐放，大胆创造。” [12]
　　看得出来，穆青坚持认为新闻文体是“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新闻报道不应受刻板的“格式束缚”，主张突破“老一套的公式”。他期待新闻像散文一样有自己的风格。这段话不仅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新闻的通病，而且也明白无误地点明了“新华体”的弊端。笔者认为，身居新华社高位的穆青，他所体现的创新精神十分可贵。当然，上述论述中也有可以商榷之处。少数新闻作品写成了散文，能给人以新鲜感，具有创新意味；但如果篇篇新闻作品都成了散文，那么它们就缺了新闻所应有的特质，新闻就变得与文学没有区别了。这会不会成为新闻的另一种弊端？
　　穆青还提出过做视觉新闻的主张。他说：“所谓视觉新闻，无非是形象化、立体化，有典型细节，生动的画面，读起来有声有色，使人能够具体地形象地看到你所报道的事实的真面貌。这样，我们的新闻就可以克服枯燥和概念化的缺陷，更好地适应今天这个电视发达的时代。” [13]在电视开始成为强势媒体的时候，穆青提出了上述见解。其要旨是从电视新闻中借鉴诉诸视觉的“画”的元素和“动”的效果，使平面媒体的新闻呈现出形象化和立体化的特点，从而可以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这是穆青为平面媒体新闻找到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创新之路，创新精神寓于其灼见之中。
　　在新闻实践中，穆青有着多副笔墨。他的许多名作，各有套路，绝不给人以千文一面之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厚重感人，自成一体；《抢“财神”——河南农村见闻》，讲一个精彩生动的故事，理含于事中；《时代呼唤焦裕禄》，夹叙夹议，叙与议都力透纸背。从穆青等人的多篇作品中，人们可以深深感受到其非同一般的魅力。其魅力的源头之一，是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
　　通过以上文字，笔者试图依两张时间表探讨对穆青精神的传承：一是自穆青逝世至今的十年，二是自穆青最后一篇名作面世至今的近二十年。无论是十年还是二十年，社会的变迁都堪称巨大，但穆青精神长青！■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见
http://club.china.com/baijiaping/gundong/11141903/20130805/17981729.html
②《穆青：勿忘人民做记者》，
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2114/37734/37824/2791978.html
③余荣华、何璐：《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不能“绕行”热点》，《人民日报》2012年6月8日
④穆青：《坚持真理 联系实际——1978年新华社国内报道工作总结》，《新闻工作散论》第223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⑤詹绪武：《专业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穆青新闻实践的当代解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⑥叶永烈：《“四人帮”兴亡》，《兰州晚报》2009年12月15日
⑦《张严平谈穆青：老头这辈子就是一个“爱”字》，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4-07/01/content_1560592.htm
⑧穆青：《调查研究是我们的生命线》，《新闻散论》第393页，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⑨穆青：《记者头脑里应经常装着问题》，《新闻散论》第334页，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⑩史竞男、邹伟：《“看到传统媒体跟进，我有快感” ——与犯罪嫌疑人“秦火火”和“立二拆四”面对面》（新华社稿），2013年8月22日《文汇报》
[11]王君超：《是耶非耶“新华体”》，《报刊之友》2002年第4期
[12]穆青：《新闻工作散论》第271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13]穆青：《学会写视觉新闻》，《新闻散论》第277页，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