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阁
　　【本文提要】 基于多年革命实践经历，习仲勋一贯非常重视新闻工作，并认为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办好报纸。也因此才会在建国初期的社会转型时代，提出“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命题。本文对习仲勋《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一文的发表背景、版本异同、历史意义作了释读。
　　【关键词】 习仲勋　新闻工作　群众工作　群众路线　
　　【中图分类号】 G210
　　国民党何以败，共产党何以胜？老报人邵力子从新闻工作的角度所说的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那是1945年4月5日，有感于《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谈到的新闻工作者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等话题，其时正在复旦新闻馆主持座谈会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在活动结束时动情地说道：“如果报纸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从读者中来、到读者中去这几点，只有《新华日报》去做，我站在党派的立场上说，我们国民党是要被共产党打败的。” ①应该说，这位老报人从群众路线与新闻工作的角度对国共较量的观察或者预言可谓独具慧眼，非常准确。就在他说过这段话的四年半之后，国民党战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如果说群众路线在当年从一个侧面细微地解释了共产党何以赢得胜利，那么即便在今天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这种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历史传统，同样也有着极为丰富的意涵与启迪。②而对于承载着沟通信息、表达民意、传播舆情、整合社会等诸多功能的新闻工作来说，更是如此。
　　在这方面，习仲勋1951年春在西北地区报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子。尤其考虑到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闻转型时期的重要文献，这篇讲话更值得反复重读。
　　
一
　　习仲勋很早就重视新闻工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且特别注意要有群众观点。1933年，作为新成立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他就听红二十六军领导人刘志丹说：“政府工作安排好了，要着手办一张报纸，有了报就等于我们增加了一个师。”习仲勋很有体会，因为和他同代的不少青年，就是看了报刊才知道马列主义，也是从报上知道刘志丹领导革命起义，并由此下定决心参加革命的。所以听刘志丹说了后，他随即就找来文化委员蔡子伟、特委宣传部龚逢春商谈筹办事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他仍抽出经费派人秘密到西安购买油印机、油墨、纸张等，很快就出版了革命委员会机关报《西北红旗》，接着又出版了特委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生活》，还用红色套印。
　　报刊一出来，大家争着读，高兴地说：“咱们有报纸了!”上面登有前线打仗的新闻、世界大事、政府的工作安排、地方建政等报道。有的学校老师还拿着报纸给农民念，农民说：“一张纸上什么都有，真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刘志丹很高兴，提出：“报是办给群众看的，要通俗，像和农民交谈一样，这样农民就喜欢了。”习仲勋亦身体力行，一有空就和编报的同志座谈，还帮着审一些稿子，有时自己也写稿，报纸越办内容越丰富多彩。后来，他在1950年代初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时候啥条件？也能把报办好。现在好办得多了，只要脑子装着群众利益，报纸就能受到群众欢迎。”
　　1948年初，陕甘宁边区机关报《边区群众报》派一批记者到前线和分区去采访。副总编林朗带着十多人到了西北局，请负责工作的习仲勋作指示。习仲勋像见了老朋友，请大家坐在老乡窑洞的炕边上和炕下的条凳子上，还拿出前线同志送他的战利品——美国香烟叫大家吸。他说：“你们这些记者下去，听到群众对西北局、边区政府有什么意见，一定要马上写信给我。我们有了你们这几十只眼睛和耳朵，就能感到群众呼吸了。如果我们有了错，就能马上改，改了就是好政府。”也正因此，他很重视与新闻工作者保持联系，以便及时了解群众动态，更好地开展工作。后来进入《边区群众报》工作的张光就发现，习仲勋对报社负责人如胡绩伟、林朗等很熟悉，和记者田方、莫艾、柯兰、闻捷、李季等也很熟悉，“一见面就请他们谈下面对西北（局的工作）有什么反映”。
　　还有个例子也很能说明习仲勋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重视与尊重。那时陕甘边区开大会，主席台上一般有三条桌子，中间是给主持和发言的人用的，两边斜放的则分别是记者席和记录席。主持和发言的人讲话时上来，讲完又下去。而记者和记录者一直坐在台上，特别显眼。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后的西安。因为那时没有麦克风、录音机，记者在后边听不清，站着也不好记，坐上面是工作需要，但也是领导重视新闻工作的表现。开会前后，领导同志经常走到记者席前问这问那。有一次习仲勋就问大家：“我讲话快，你们记得下来吗？我本来想讲慢些，一说起来就快了，可苦了你们。” ③
　　1946年4月，《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习仲勋在庆贺文章中说：“《边区群众报》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 ④1981年1月，新华社建社50周年，他在纪念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讲话，提出新闻工作要做到“真”、“短”、“快”、“活”、“强”五字方针。⑤这也是从新闻工作和群众路线的角度提出的，认为只有这样群众才爱读，才能起到作用。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由此可以看出，习仲勋一贯认为新闻工作应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和新闻意识，这样才能把新闻工作做好。下面要介绍的1951年这篇讲话，亦颇能反映这一点。
　　
二
　　为什么习仲勋会提出“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的命题？这还得从当时面临的新闻转型说起。1950年初，其时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范长江、邓拓曾联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说：“去年三月入城以后，《人民日报》取得了若干进步，但由于多数干部对城市办报，以及如何办全国性报纸的路线、方针、办法，长期混乱不清，以致形成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与独立分散的倾向。” ⑥为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转变，以更好地发展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1950年3~4月间，由新闻总署负责召集并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讨论改进报纸工作等问题。⑦
　　此后西北地区的报纸工作虽有一定进展，但也遇到不少问题。当时在西安新闻界工作的胡绩伟，对此有生动回忆：“老实说，进入西安这个大城市以后，在坚持群众性的办报方针方面，也就是在‘办好人民报纸’的方针方面，我在思想上产生过动摇。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习仲勋同志对《群众日报》进行过十分重要的指示。” ⑧
　　胡绩伟回忆说，前身为《边区群众报》的《群众日报》，在延安虽然已由三日刊改为日报，但毕竟还是在农村办报。⑨到了西安，办报条件和读者对象都发生了变化。主要面向的对象由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变为中上层干部和城市市民；读者的要求，由增加知识变为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国内外时事新闻的稿件和全国性的评论、理论文章，在整个版面上所占的比重大为增加。报纸每天的容量，也由一万字左右增加到三万字左右，大部分稿件不是本报记者和通讯员所写的专稿，而是新华社总社所发的通稿。后者多为半文半白的“新闻体”，很难改为通俗化大众化的文体，何况还有很多稿件不许改编和缩写。加上西安解放以后，党和政府的指示多了，首长的讲话也多了，这些大都必须全文照登，不许报社改动。
　　注意到这些变化，一段时期内不少新闻人在思想上产生了消极情绪：反正一切照登，单纯“为新华社办报”，又省事又保险。而这，对于像胡绩伟“这批多年从事大众化工作的老报人来说，总是格格不入，或者犹豫徘徊。很多同志日渐感到这种消极情绪不对头，越来越认识到这种错误的严重性”。比如模糊了办报的根本方针，忽视了报纸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报纸；又如把为群众办报和为干部办报完全对立起来；再如把报纸的新闻性和知识性对立起来，忽略了总体说来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大都要求从阅读报纸中增加知识，而广大群众随着主人翁意识的增强，对国内外时事的关心也大大增强的现实情况。
　　经过一番徘徊动摇，胡绩伟和报社负责人决定仍然抓紧发展和加强群众通讯网的工作，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报上的“读者来信”、“读报常识”、“工作研究和讨论”等专栏仍然坚持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的方针。报社记者和编辑自己写的新闻通讯和评论，仍然注意保持比较通俗的风格。对来自新华社的地方性稿件，在选择编发时更注意适合西北的情况和需要，对一些重要的时事稿件则注意选登背景性资料，或者另编一些比较通俗的时事讲话，或者注意解答读者提出的问题。这样，使《群众日报》更适合群众，更接近群众。
　　尽管胡绩伟等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但从当时正处于历史转型中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看，西北地区的新闻工作“还相当落后于实际运动，还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尤其是群众性薄弱，联系实际不足，“缺乏指导性”。⑩为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群众反映的报纸“面目生疏” 、“很难接近”问题，1951年1月2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决定召开西北地区报纸工作会议，讨论加强报纸群众性方针问题。[11]
　　为了准备在会上要作的报告，作为负责主管相关工作的西北地区领导人，习仲勋在会前特意约请负责《群众日报》工作的胡绩伟谈话，了解情况。胡绩伟就把该报在报纸群众性方针上出现的动摇和反复作了汇报，并说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西北地区各省省报都存在。这引起习仲勋的注意，他肯定了《群众日报》的经验，并要胡绩伟总结一下，以便在会上作介绍。[12]
　　西北地区报纸工作会议于3月召开。经过讨论，作出《关于加强报纸群众性的决定》，并由西北新闻局发出。3月11日，《群众日报》“配合发表”（胡绩伟语）社论《努力加强报纸的群众性》，强调要使报纸群众化，首先必须使报纸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群众化，同时要注意报纸文风的群众化。而这，显然亦呼应了会议闭幕时习仲勋所作的讲话，此即《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
　　
三
　　《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现已收入《习仲勋文选》，另可见于《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中国新闻广播文集》《中国报刊广播文集》等。唯各版在标题注释、文字措辞、内容详略等方面颇有异同。[13]
　　关于这篇讲话的背景，《习仲勋文选》的题注为：“这是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区报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4]此说似误，[15]倒是其他几种版本说得比较准确，即“西北地区报纸工作会议”。[16]只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60年编印《中国新闻广播文集》时，不知为何称这篇讲话原载1952年《群众日报》“通讯往来”第13期，并因此把讲话时间注于1952年。该系1980年编印《中国报刊广播文集》时，亦明确称：“原载一九五二年《群众日报》的《通讯往来》第十三期”。[17]这种说法甚至影响到后来的一些资料汇编，如孙维本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宝库》。但是复旦大学新闻系1959年编印的《中国报刊研究文集》，则称本篇讲话选自1951年《群众日报》的“通讯往来”第13期。[18]按讲话中谈到“去年”，即1950年4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再参照《群众日报》1951年3月11日配发的社论等信息，可知《文选》把习仲勋这篇讲话的时间系1951年并确定为3月，应该是不错的。[19]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59年收入《中国报刊研究文集》时，编者标明这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报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60年收入《中国新闻广播文集》时，编者使用的亦是这一说法。1980年出版的《中国报刊广播文集》则去掉了“摘要”字样。1996年出版的《习仲勋文选》，亦径称这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报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比较一下可以发现，这四种版本的讲话大都保留了习仲勋在会议上做口头发言的特点，作为记录稿，前三种相对更加原汁原味，当然亦有重复冗沓之处。《中国新闻广播文集》所据底本为《群众日报》的“通讯往来”，并特别标明：“编入本书时，经习仲勋同志校阅过”。《中国报刊广播文集》沿用了这一说明，[20]因为所据底本相同，又是同一家单位即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所编，所以这两种版本在文字上没有什么差异。
　　《中国报刊研究文集》所据底本亦为《群众日报》的“通讯往来”，但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这本文集，与北京广播学院所编的两种文集在文字上显然多有不同。比如谈一年来西北报纸工作的进步时，北广版为：“它具体表现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复旦版则为“表现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又如涉及毛泽东讲话的一段，北广版为：“每个人都要注意领会毛主席所说的‘认识要深化’的指示……”复旦版则为：“每个人都要注意，毛主席说的：‘认识要深化’……”
　　除了这种文字的繁简差异外，两者在一些语句次序上亦颇不相同。比如，复旦版有一段是这样的：
　　报纸、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报纸、新闻工作者就是群众工作者。是比工会、青年团、妇联、农会等更加广泛，更多方面的群众工作。[21]
　　而北广版则为：
　　报纸工作和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是比工会、青年团、妇联、农会等更加广泛，更多方面的群众工作。同样地，报纸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也就是群众工作者。[22]
　　《习仲勋文选》所收的这篇讲话，与前几种都不一样，而且也未注明所据底本，或另有所据。但是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整理审核，文字更加简练精当。相比于其他各版，文选版最大的差异就是尽量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删减修订了很多重复冗沓之处。比如报纸工作和新闻工作，一律被删减为“新闻工作”；同样，报纸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亦被简化为“新闻工作者”。又如，关于遵循党的统一领导部分，本来还有“不是大的统一，小的不统一；原则统一，具体不统一”等几句补充，整理后则消失了；关于向群众学习智慧而生动的语言部分，本来还有“不是一切的群众语言，不是提倡土语”的插话，整理后亦不见了。此外，开头部分谈到“各地各报的进步不平衡，还赶不上客观要求”，也在整理中删除了。至于个别字词的删减，更是很多。最明显的删除，是其他几种版本中都有的讲话末段，即：
　　这次报纸工作会议的很大成绩，是比较深刻地研究和解决了群众化的方向问题。希望各地报纸、新闻工作同志们坚决贯彻会议的决议，充分实现报纸的群众化，这对推动我们今后的群众工作，将会起伟大的作用。[23]
　　比较而言，文选版与北广版差异最大。与复旦版即《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亦不尽一致，比如前引关于西北地区报纸工作的成绩部分，文选版的处理是改动了标点，删减了文字，变成：“自去年四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以来有着显著进步，主要表现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在不少地方，文选版与复旦版的表述都很接近甚至完全相同。比如“可以求得稿件来源的面广、量多”等语，即很一致。而前引那两段复旦版和北广版语句顺序差异的例子，文选版和复旦版更是完全一样的。
　　总体看，文选版整理后的文字更加准确，逻辑更加严密，结构更加紧凑，表述更加清晰。
　　不过，文选版也不是没有可以进一步斟酌的地方。其典型者，如习仲勋讲话时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怎样实现报纸的群众化呢？会议中研究了很多办法。最重要的，就是靠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为此，特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随后的讲话也正是围绕着新闻工作者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问题展开的。紧接着，他又说：
　　工作方面，工作作风问题获得正确解决之后，群众的、通俗的语言、文字就是重要问题了。[24]
　　接着开始讲语言或者说文风问题。但是这句话让人有点费解。本来循着上述思路，应该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解决之后，才有语言文字怎么样的问题。现在，半路上突然冒出来个“工作方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查复旦版，也是“工作方面、工作作风”。再查北广版，原来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解决之后”再怎么怎么样。所以，参照《群众日报》1951年3月11日配发的社论，更合理的情况应该是这样：
　　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获得正确解决之后，群众的、通俗的语言、文字就是重要问题了。
　　总体而言，文选版的整理虽亦有个别可以斟酌之处，但整体上看仍是目前各版中最简洁顺畅的。
　　
四
　　在《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这篇讲话中，习仲勋到底讲了哪些意见，对今天的新闻实践又有何启发呢？诚如亲历其事的胡绩伟所言，针对当时办报方针存在的问题，他“进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指示”。具体来说，大致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习仲勋首先肯定，我们党的报纸应当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为干部办报，还是为群众办报？”从革命导师列宁的经典论述，到中国共产党人如胡乔木等的观察和总结，他认为凡此足以表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其实早已解决。“报纸名曰《人民日报》《群众日报》，没有一个叫《干部日报》的”，可见答案显然已是不言而喻。以前所以贯彻不力，其因在于“思想上对满足群众的要求和满足干部的要求的一致性认识不清”。他说：“今天干部最需要的，正是当时当地群众生活、群众运动的生动形象和真实情况”。具体到当时，诸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清匪反特、生产建设等活动的“发展趋势、存在问题、新鲜经验”，正是指导工作的基础。而这些，“又必须主要依靠办好报纸来解决，只有真正办好群众化的报纸，才能满足干部的要求。所以报纸群众化的方针，应该十分明确地在思想上肯定下来”。
　　紧接着，习仲勋又阐明了“要使报纸群众化，就首先必须使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群众化”。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他认为：“要忠实地反映群众生产、群众运动，就必须深入群众，去了解群众，熟悉群众”。因此提出：“编辑人员要轮流到群众中去，记者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到处都要交几个知心朋友，特别是要同工人、农民多交朋友，要成为社会活动家。“只有这样，记者和编辑才能写出好的报道和评论”。“凡是真正写出了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热情，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创造，群众的要求，群众运动的经验……那么，不论是通讯还是评论，都具有真实的指导性。”也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办好，才能培养出群众爱戴的名记者、名编辑”。
　　习仲勋强调，报纸群众化，除了主要地依靠新闻工作者本身多努力，积极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外，“还要大力开展读者来信和通讯网工作”。因为“读者来信、通讯网办好了，可以求得稿件来源面广、量多，而且可以系统地、深刻地反映群众运动”。
　　习仲勋还谈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真正写得好的典型报道还不多”；至于评论，当然要有，但是如材料不充实，就不必写得太长。他特别强调，“写文章也要提倡对群众负责任的作风，要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下，多研究研究，然后再写”。“走马观花”的作品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
　　最后，习仲勋谈到了文风问题。因为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获得正确的解决之后，“群众的、通俗的语言、文字就是重要问题了”。有些报纸，“群众看了面目生疏，很难亲近”。所以，他呼吁学习群众中、干部中那些富有智慧的生动的语言，借此充实我们的作品。“也就是说，用群众的语言写群众的东西，群众的报纸就要用群众的语言去办，那样群众就会欢迎了。” [25]
　　考虑到前面介绍的1950年代初转型期新闻界面临的情况，习仲勋的这篇讲话在当时的确如胡绩伟所言，极有针对性。而所以如此，显然和他的经历有关。因为在西北地区工作多年，成绩突出，毛泽东曾赞誉他年轻有为；建国初期还向薄一波赞誉说，他“如今已经‘炉火纯青’”。这当然是对习仲勋负责的各项工作包括新闻工作的极高评价。多半也正因此，毛泽东后来告诉林默涵等一个消息，说：“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2年9月奉调来京之前，习仲勋曾向毛泽东反映，以自己的经历和水平，恐怕担当不起全国宣传文教的领导工作。毛泽东鼓励他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26]
　　事实上，无论在1949年以前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还是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包括1950年代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那段期间，习仲勋的确“能实事求是”，像毛泽东赞誉的“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实实在在地摸到了新闻工作、文教工作以及相关工作的一些客观规律；只是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他的一些设想没能完全实现。比如在《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中提出的关于新闻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等看法，就是如此。群众路线虽曾帮助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在1949年以后的若干时期内，亦曾有所背离。而今天，相当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实现习仲勋他们那一代人当年没能实现的一些设想的条件与环境。
　　令人欣喜的是，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伊始，即很注重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走好群众路线。比如习近平，就颇能继承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历史传统，并积极调动相关思想理论资源。对乃父习仲勋当年提倡过的一些优良作风，更是身体力行。比如善于运用“群众中、干部中那些富有智慧的生动的语言”，所以他的发言讲话，往往文风朴实，形象生动。一段时期以来，“打铁还得自身硬”、“实干兴邦，空谈误国”、“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等，已为很多人所耳熟能详。最近，中央又提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用的也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普通百姓听得懂的语汇。当然，能否真正走好群众路线，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果在整个新闻工作中都能妥当运用群众路线，完全有可能和当年战胜国民党那样，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作者系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AXW001）
　　
注释：
①游仲文：《北碚断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北碚》第285页，重庆市北碚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版
②参见景跃进：《“群众路线”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内涵、结构与实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③张光：《习仲勋一贯重视新闻工作》，《怀念习仲勋》第209~2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④习仲勋：《庆贺边区群众报六周年》，1946年4月1日。收在《习仲勋文选》第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⑤[24]《习仲勋文选》第361~362页、153、15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⑥转引自孙旭培：《新闻学新论》第26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⑦会议是3月29日开始的，所以有些资料称之为“1950年3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又因为会议是4月16日结束的，所以当时及后来亦有四月之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习仲勋在讲话一开头就说“自去年四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以来”。
⑧[12]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第336~33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⑨《边区群众报》1940年3月25日创办于延安，起初每10天出版一期，后相继改为周报和5日报。1948年1月10日，更名为《群众日报》，并改成日刊；1949年5月27日迁至西安出版，1954年10月16日更名为《陕西日报》
⑩西安《群众日报》社论，1951年3月11日
[11]《陕西省志·大事记》，1951年1月条，http://lib.sxsdq.cn/bin/mse.exe?seachword=&K=a&A=3&rec=22&run=13
[13]参见刘宪阁：《关于习仲勋〈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的两点补正》，《新闻春秋》2012年第2期
[14]《习仲勋文选》第153页。张光、胡绩伟等则称之为西北报纸工作会议，见《怀念习仲勋》第213页；《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第337页
[15]《陕西省志·大事记》网络版亦持此说。见1951年1月条，http://lib.sxsdq.cn/bin/mse.exe?seachword=&K=a&A=3&rec=22&run=13
[16]复旦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报刊研究文集》第3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中国新闻广播文集》上册第179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60年版；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中国报刊广播文集》第5册第119页，广播出版社1980年版
[17][20]《中国新闻广播文集》上册第182页；《中国报刊广播文集》第5册第123页
[18]《中国报刊研究文集》第318页
[19]《陕西省志·报刊志》亦持此说，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贾巨川编撰的习仲勋年谱亦只简单提及这次会议在3月份召开，而未言详情。胡绩伟则认为会议是1月开的，并称闭幕式在1月27日
[21][22][23]《中国报刊研究文集》第316、318页；《中国报刊广播文集》第5册，第120、121、123页
[25]习仲勋：《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收在《习仲勋文选》第153~156页。胡绩伟引用过讲话片段，但不完整；其文字与前引各版亦有参差。见《青春岁月》第338~339页
[26]《毛泽东与习仲勋》，收在《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5、3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