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荣
　　我是《新闻记者》杂志多年的读者、作者，对这本杂志有深厚的感情。我一直主张，《新闻记者》杂志不要在理论上求深，而要求新，要站在最前沿，用思想来取胜。杂志社提出的敏锐、尖锐、新锐的办刊口号，是它的基本风格和基本态度，在学界和业界也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借庆祝《新闻记者》创办三十周年的机会，我对目前我们新闻学界、业界研究课题的特点和一些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小新闻”到“大传播”：时代变迁与新闻学研究领域的变化
　　就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而言，时代不同，其研究的重点也发生着变化。
　　上世纪80年代，许多媒体刚刚复刊，需要恢复报纸的一些老传统，所以当时新闻研究主要解决的是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以及采写编评、新闻短平快等新闻实务的基本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新闻理论这一块就薄弱了，而是当时更突出新闻实务领域的研究。
　　到了90年代，报纸走向市场，需要解决的就是经济效益的问题。那个时候最注重的是关于媒体经营和管理的话题，比如探讨如何经营才能赚钱，如何管理才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等等。此外，社会效应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包括媒体效果、传播效果、受众的接受度、接触率等等。这些内容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到了新世纪，我们的新闻媒体一方面重新回归新闻的本源，就是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的崛起，使得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媒体本身，而是延伸到整个社会。因为新媒体倡导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态，给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这使得我们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不得不从过去所说的“小新闻”，走向了“大传播”。所谓“小新闻”是指研究新闻如何报道、媒介怎样经营管理等新闻业务和媒体内部业务为主，而“大传播”则突破了“小新闻”的框架，视野不再局限于媒体内部，也突破了“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领域，而是以互动、沟通为重点，把传播和经济、文化、军事、政治，以及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推动主流价值观等等都联系在了一起。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抓好网上舆论是我们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网上舆论影响到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所以，目前新闻传播的整个研究在转向，转向媒体和国家治理的关系，和舆论的关系，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的关系。虽然上世纪90年代新闻学研究超越了新闻业务研究的范畴，但是毕竟还是围绕着媒体展开的，而现在，则要围绕着新媒体、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来展开。这就打开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全新领域。而这些新的研究领域都不是我们搞研究的人凭空想出来的，是因为现实迫使我们去研究这些问题。这些，就是最前沿的课题。
　　
“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网络舆论带来的挑战
　　目前我们的新媒体实际上有两种类型：商业化媒体和官办媒体，后者也包括传统媒体办的新媒体。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当前中国的互联网时代，真正有影响力的网站是四大商业网站，其他的网媒，不管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是其他的官方媒体办的，它们的影响力确实有，但都有一定局限。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中国媒体大多属于国有资产，而现在真正有影响力的四大商业网站，都在纽约证交所上市，所以它是社会资本，不可能要求商业化的媒体像党报党刊那样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这样一个态势下，网络成了社会舆论的主阵地，而国家又不可能完全采用行政手段管理它。
　　所以在当前的新媒体中，党和政府包括媒体在内，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来掌控网络传播的主导权，究竟由谁主导网络舆论。这是所有问题的中心。
　　互联网把公民的权利（right）变成了传播的权力（power），所带来的结果是“去中心化”：我不再认可你作为传播中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心。但互联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不但“去中心化”，同时“再中心化”，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中心，但总会出现一些新的舆论中心。
　　在这么一个“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过程中，谁能成为真正的中心，这不是用权力来解决的。这就是刚才提到的网络传播的主导权、舆论的主控权的问题。政府讲话没人听，官员出来讲话人家当成笑话讲，类似情况不知道有多少。比如谣言传播，政府提供了很多真相，但群众不信，他们愿意跟着谣言走。这就反映出官方不能掌控舆论的主导权。
　　比如之前非常严重的浙江钱云会事件，现在可以核实和确认，这是一个意外交通事故，但在当时谁能相信？不管公安局长出面，还是市政府出面，人们一边倒地跟着意见领袖们走。同样的还有全国的PX项目，从厦门开始，到大连、宁波、云南，PX项目成了过街老鼠。实际上，PX项目是我们国家的战略物资，按照现在专家们提供的研究，并没有多少污染，而且即便有污染也是可以防范和治理，但是公众凡见PX项目就反对。政府想搞建设，前期论证，争取项目，各种各样的投入最后全部都泡汤了。可见，政府也无法完全主控舆论。
　　互联网“去中心化”，然后“再中心化”，人们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一个一个圈子。在我看起来，这是对舆论治理的一个严重的挑战。
　　
从“意见领袖”到“群体意见”：微信时代网络舆情新情况
　　从网络舆情来说，有三个发展阶段，值得我们去关注。
　　2003年，以广州的孙志刚案件为代表。那时的网络舆情由谁主导？中心是谁？是社会精英。因为当时手机不能上网，人们在网络上发表意见几乎都用台式电脑，而当时买得起电脑的都是社会精英，一般的农民、工人买不起。而且经常有时间，能上网，还能打字，发表意见的，都只能是社会精英。坐在电脑前打字是需要一种理性思考的。
　　2008年以后，手机大量普及，之后又有了无线终端，有了微博。微博的出现，打通了手机和电脑之间的界限，人们随时随地可以上网，随时随地可以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接收到意见领袖的新观点。
　　那个时候，手机普及最快的是一批“三低人群”：低学历，初中以下学历的占了近45%左右；低收入，手机便宜了，人人都可以买，尤其在农村，很多人固定电话装不起，手机却买得起；低年龄层次，因为他们接受新事物最快。所以“三低人群”成了微博最活跃的一批人，于是草根和草根的意见领袖，把控了舆论。
　　过去社会精英发表意见，大多有理有节，负面影响并不大。草根意见领袖和草根们开始遍地烽火之后，舆论质量大大降低。好处是，大量问题在网络上被揭露出来，但同时大量信息也被歪曲了，唐慧案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反映了网络民粹主义盛行的现状。
　　到了现在，由于微信的出现，主导舆论的变成了群体。实际上微信的兴起对网络舆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因为微信本身是一群一群的，在微信群内部，同乡、同事、同一立场、同一思想的人结合在一起。在微信群里，和同事朋友构成一个微信群，你不能随便发言，如果你胡说八道，就会受到同一个群里其他朋友给你的群体压力。
　　所以现在网络舆情开始向群体掌控发展。群体掌控带来什么呢？过去微博时代，大家一哄而上，意见都是一致的，没有分歧，即使你有不同意见，也不敢发表；而那些社会精英们又不愿意和草根们同流合污，也不出声。所以“暴民政治”成了那个时候的特征。而微信不同，微信是群体支持的，即使你在外面发了一个独立见解被人家骂了，但微信群里的人支持你，你就敢于发表意见。
　　一个人不是只加入一个微信群，在几个微信群里，大家可以串联。也就是说，过去网上的弱联系，现在变成了网上网下的强联系。这个强联系就构成了微信群体，所以群体意见将会主导网络舆情。这是我们新闻传播研究者值得关注的一个大课题。
　　《新闻记者》站在理论的最前沿，就要去关注网络，不是关注网络的技术发展，而是关注这些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网络舆情从社会精英走向草根，又走向群体，这就是技术带来的影响。
　　
没有生命力的不是报纸，而是报道模式
　　前沿问题研究中，还包括传统媒体的发展。
　　中国的传统媒体到底往何处去，这是目前传统媒体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和迫切的问题。它的迫切性是因为这两年广告收入、盈利收入大幅度降低，使得所有媒体都有一种危机感。它的严峻性在于，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挑战处处可见。这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网上舆论是当前舆论的主阵地。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把传统媒体叫舆论界，而现在真正的舆论阵地、主阵地是在网上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传统媒体往何处去？它和新媒体到底如何融合？它自己本身到底怎么改革？
　　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而言，目前全世界都还没有找到一条比较好的道路。传统媒体（纸质媒体）和新媒体（网络媒体）结合在一起，真正做得好的就是《纽约时报》，只此一家。虽然《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新媒体做得好，但它们更多的是出售数据。现在《纽约时报》新媒体的点击率和阅读率远远超过了纸质报纸，可能达到了10:1，但它的盈利也并不乐观。
　　而在中国，到目前为止，纸质媒体向网络媒体转型，搞报网互动，同样找不到一个市场盈利模式，盈利前景非常渺茫。很多人老是拿杭州的“19楼”作为案例。但“19楼”实际上是电商，并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和阿里巴巴、淘宝网差不多。报网互动现在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市场盈利模式何在？投入越来越大，收获却越来越少，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这是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我到各地跟很多报社的总编、社长也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也都非常迷茫。所以业界现在流行一句话：报纸办网，不办，是等死；办了，是找死。
　　我始终认为，报网互动当然是一条路，但是根本出路，就是我们现在的纸质媒体要做好自己的新闻。不要把纸质媒体讲得如此弱不禁风，我认为纸质媒体其实还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
　　纸质媒体现在的困难其实是由先天不足造成的。上世纪90年代报纸大幅度扩张，有过几次扩张浪潮。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的报纸不到200家；80年代末，全国所有的报纸加起来不到600家；到了90年代末，报纸数量就达到了近2000家。虽然新世纪初，县级以下报纸基本上停办，削减了一点，但纸质媒体依然非常多。仅上海公开发行和基本公开发行的报纸大概就有一百来家，广州也有一百来家，有必要有这么多报纸吗？
　　中国的纸质媒体要重振威风，需要做到两点：
　　第一，结构规模需要“瘦身”。利用市场杠杆，把没有生命力、没有市场前景的报纸削减掉。一个城市，只要几份报纸就够了。
　　第二，报道模式需要改造。过去我们的都市报有“信息超市”之称，即各种各样的新闻都被收录其中，让大家随便挑选，现在这一点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信息超市不在报纸，而在互联网上。过去报纸强调新闻要短平快，现在还能短平快么？
　　所以我觉得报纸不是没有了生命力，而是过去我们那一套报道模式没有了生命力，需要改革我们报纸的报道模式。
　　报纸本身能够挽救，但需要在内容上下功夫，同时报纸的结构规模上需要调整，需要收缩。我国报纸一直以来要治理的小、散、滥的情况，通过这一次报业危机如果能够得到治理、整顿，对我们今后报业的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此文为作者在《新闻记者》创刊三十年暨《中国传媒业的观察家与思想者》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由江海伦记录整理，并经作者审定）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7、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