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瑶
　　《新闻记者》创刊三十周年了。我相信，这份刊物对很多新闻学子来说具有“启蒙”的意义，也是许多研究者和从业者的“良师益友”。《新闻记者》三十年的风雨历程，本身也足以构成一个内涵丰富的文本，一个映射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参照。而这份只比我略微“年轻”一点的杂志却始终给人一种很“年轻”的感觉，因为它的敏锐、新锐和尖锐，因为它的生机和朝气。因此，纪念这样一份刊物的“而立生日”，最合适的方式莫过于谈谈未来和理想。
　　一份理想新闻学刊物的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问题”。新闻学从艰难挤进大学殿堂的那一刻起，其“学术”地位总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新闻到底有学无学的争论隔不了多久就要来上一回。我坚持“新闻有学”论，这倒真不是为稻粱谋，卖什么吆喝什么的王婆卖瓜。我所认为的新闻学，不是一个严整的、规范的、独立的“学科”（discipline），而是一个松散的、开放的、盛行拿来主义的研究“领域”（field）。这个领域，尤其是在中国本土语境下的新闻学研究领域，尽管可能还很不规范，水平也相当有限，但是它盛产着研究者梦寐以求的“问题”——也正是这一点将我牢牢吸引竟至难以离去。借着从社会学家米尔斯那里学来的经验，我习惯于将灵光一现想到的“问题”记录下来，而初略统计，这些“问题”最后真正能进行研究、写成论文的不过二十分之一或更少。绝大多数问题对我而言仍然是“问题”。这份庞大的未完成问题清单一方面在提醒我要勤勉、要努力、要提高研究水平，但另一方面，它们也让我觉得宽慰、欣然，觉得这个领域有足够多的乐趣。更何况，新闻领域的问题往往同时也是社会的热点、焦点和症结点，它让研究者产生压力、焦虑，但同时也生发出使命感与责任感。
　　新闻学领域关心的问题很多，依我的浅见，其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大的问题簇，分别是“真实”和“公共”。这也正是新闻业的两大特点，至少是自我宣称的特点——追求真实和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两大特点看上去似乎不言而喻，无需回答，可事实恰恰相反。新闻学对于“真实”和“公共”，都可以而且应该追问“是否”、“为何”以及“如何”的问题，并且在对这些问题的反复回答中探寻新闻实践与社会的关系。比如，“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学术研究应该探讨的是为什么媒体或公众对某些特定事件追求真相的冲动要远远大过其他事件？新闻业追求真实的成本有多大？一种集体心理层面的“真实感”是怎么形成的，它与具体事实的真实是什么关系？为何谣言比辟谣传播得快？为何会有许多断尾新闻？新闻从业者在报道新闻时使用哪些叙述技巧？在多大程度上重构了事件？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无疑都说明，新闻真实绝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场运动或一种自我标榜，它是一个严肃的、内涵宽泛的、需要科学精神和自省意识的研究场域。
　　与此相同的是新闻学研究中的“公共性”问题。毫无疑问，新闻是公开的，是面向公众的，但它是否因此天然就具有“公共性”？如何衡量新闻业的“公共性”？在不同的语境中，新闻业的公共理想有着不同的话语表述，在西方语境下可能称之为民主基石、公共领域、看门狗；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中可能称之为文人论政；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中可能称之为群众路线、党性人民性，这些话语表述的侧重面是什么？如何在现实运行？有何异同？能否互相借鉴？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通过反复出现的新闻案例，迫使社会正视，迫使人们思考，迫使研究者上下求索。对于这样一个与公共福祉息息相关且问题层出不穷的领域，新闻学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关上大门。它应该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吸引各种背景的研究者、尝试各种研究路径的生机无限的领域，而不是一个画地为牢的，甚至刻薄点说——仅供少数人自娱自乐的独立王国。
　　因此，一份理想的新闻学刊物，要足够开放，渴望真正的“问题”。它要让“问题”来引领自己的方向，并根据“问题”调整自己的策略，而不是人为划定条块，然后让研究者“按图索骥”。它所做的无外乎是让刊物本身成为一个提出好问题、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交流的服务性平台。当然，什么是好问题，没有一定之规。但我认为，最起码好问题应该出于研究者对所观察现象发自内心的好奇和渴求解答的欲望，而不是至少不仅仅是对流行话题的追逐，或者对政治话题的追捧。
　　理想刊物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方法”。方法不是新闻学的强项，迄今为止新闻学并没有为学术研究贡献出独特的方法，但这不等于新闻学研究可以不讲方法。方法好比兵器，无论是出自心理学、语言学，还是社会学、经济学，一旦锻造成功，就为学术研究所公用，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相比，哪怕与最相近的传播学相比，新闻学的“方法”色彩都显得较为薄弱。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长期以来与政治话语捆绑，缺乏学术自觉。这导致新闻学领域的文章往往喜欢紧跟形势，而忽视对一些长期的、渐进的事实进行系统观察；容易对宏观层面下判断，而不在意现象层面的事实搜集和分析；追求行文观点鲜明、酣畅淋漓，而不考究事实的逻辑链条是否足够严密。学术研究的“方法”，正是为了帮助研究者对事实进行观察和分析，并对结果进行有逻辑、有条理的呈现。“方法”的价值在于适用，判断一篇论文“方法”运用的好坏，不在于方法本身的难易，也不看其贴了多少炫目的方法标签，而仅仅在于看其方法的运用是否有助于研究问题。这是一条相当朴素的原则，但若非理想的刊物，则不易坚持。原因很简单，既要回避不讲方法的“雄辩”，又要避免过分炫技的“时髦”，意味着刊物必须有足够的定力，扛住压力，警惕浮华，洗尽铅华，返璞归真。
　　理想刊物的第三个关键词是：“情怀”。新闻学研究不缺乏情怀，这也是这个领域让我情有所钟的一大理由。无论是西方新闻理论最初探索的新闻自由理论、社会责任理论、新闻专业主义，还是此后更具有批判色彩的对新闻与权力关系的剖析、对新闻意识形态的揭示、对新闻专业“惯习”的解构，以及中国新闻研究特别关注的“文人论政”、“报馆有益于国事”、“群众路线”、“党性人民性”、“用事实说话”等等观点，无不蕴含着“情怀”——希望新闻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参与社会良性互动，并以此实现新闻职业的抱负。也就是说，新闻学研究是一个具有相当理想气质的领域，它不仅关注“实然”的问题，解释现实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同时还有强烈的对“应然”的期冀。这种期冀不是表现为在论文中武断地讲新闻业应该怎样怎样，而是一种对理想新闻业的乌托邦式的渴求——在现实中看虽遥不可及，却依旧让人忍不住仰望星空。正是这种情怀决定了研究者会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怎样关注问题。理想刊物应该有助于新闻学研究的理想气质，而非扼杀它。遗憾的是，在目前的氛围下，新闻学研究本来具有也理应具有的情怀，或多或少地正在衰减。举一个例子，不久前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个人出资2.5亿美元收购了《华盛顿邮报》，消息传来，我看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国内新闻圈大多从报纸经营管理的角度哀叹“纸媒末路”，美国的新闻圈（如《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等专业刊物和《纽约时报》等大众媒体）则多从新闻公共性角度发出“又一个被亿万富翁收购的报纸”这样的警告。相比之下，我以为后一种反应更具“情怀”。这当然不是说，经营管理、发行广告、收视率的问题不重要，它们很需要研究，但远不是新闻研究的全部。在新闻媒体面临生存危机的现实语境下，新闻学研究染上一些功利色彩在所难免，也可以理解，但如果就此放弃“情怀”，转为“工具”，那无异于自甘舍弃探索新闻实践与社会福祉的广阔天地，而成为商业管理学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跟班。
　　
　　问题、方法、情怀，这是我对一份理想新闻学刊物的憧憬，也算是对《新闻记者》创刊三十周年的祝福。祝愿这份深受大家喜爱的刊物继续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重镇，有大胆的问题、有小心的求证，更有理想的精神旨趣。■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11、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