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本文提要】 本文认为，论证不仅是新闻评论的核心也是日常交流中说服的核心。要让别人接受一个道理，是需要论证的，要以事实和逻辑去论证，要有论证的过程。而论证上的偷懒，有意无意地忽略论证的过程，只有结论而无论证过程，或者论证过程完全是狡辩，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病。本文还分析了生活中权力欺人、群氓压人、修辞误人、微博毁人和教条蒙人等不讲理、缺乏说服力的种种表现。
　　【关键词】 新闻评论　论证过程　事实　逻辑　
　　【中图分类号】G210
　　作为一个以讲理为业的人，央视主播张泉灵写下这段微博时，内心应该也涌动着同样的失望。她说：从小被教育要讲道理，长大才发现没那么多可以讲道理的地方。家里，不是讲对错的地方。职场里，期待以理服人的同学通常受过以职位服人的伤。网上，听你讲道理的人本来就懂那些道理。你想说服的人通常对事实不感兴趣，和道理绝缘，他们只是按标签站队，寻找符合自己臆想的论据，感受板砖扔出去的快感，而已。
　　当你刚想张开嘴跟人讲理，想用事实和逻辑说服对方的时候，却发现你面对的都是一群“只想感受板砖扔出去的快感”、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会回一句“脑残”的人时，你会悲哀地觉得，理性、理智、讲理的品质，在这个社会中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鄙视、驱逐和羞辱。
　　论证，不仅是新闻评论的核心，也是日常交流中说服的核心。我们要让别人接受一个道理，是需要论证的，要以事实和逻辑去论证，要有论证的过程。而论证上的偷懒，有意无意地忽略论证的过程，只有结论而无论证过程，或者论证过程完全是狡辩，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病。对论证的藐视，充斥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讲理像病毒一样流淌于社会的毛细血管中。
　　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新闻评论的老师马少华近来出版了一本书，叫《什么影响着新闻评论——观点表达和说服方法的案例分析》，不仅教学生如何写评论，还讲授一种合逻辑的说服方法，教人们如何克服论证上偷懒，提高说服的效率。我想沿着少华提出的命题，谈谈生活中一些不讲理、缺乏说服力的表现。
　　
权力欺人，生硬粗暴的结论
　　不讲理首先源于官方，自上而下不讲理的官方语言，在社会传播了一种以权压人的反理性的戾气。这种不讲理，集中反映在一些领导干部空空洞洞的讲话中，我们常批评官员的讲话充斥着官话、套话、假话、大话、空话、谎话和瞎话，唯独没有人话。这些话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不讲理，抛出一个观点作出一个判断完全不去论证，而只有空洞的口号。宣传性的话语中，多是生硬、简单、粗暴的结论，而不给出“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用权力去压人和欺人，而不是以理服人。
　　舆论常批评一些官员的雷人雷语，比如“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之类，这些官话所以让人感觉雷人，就在于其缺乏逻辑，经不起事实和逻辑的推敲，纯粹是用强权去压人，从而成为笑话。
　　这些以权压人和欺人的官话，还经常性地以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刊登在一些党报党刊上。比如下面这篇评论就是典型的毫无逻辑。
　　厦门纵火案后，人们尚未从“烧死47人”的悲剧所激起的悲痛、愤怒、沉重与恐惧不安中走出来，当地媒体迅速开始炫成果表功绩了。《厦门日报》继发表了充满“文革”话语暴力的《陈水总如此丧心病狂 全社会必共诛之》痛批嫌犯后，又发表题为《让我们携起手传递正能量》的评论，表扬政府并进行自我表扬，充满了不合时宜的肉麻和莫名其妙的夸耀。试引用一两段与读者分享：
　　6月7日，既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日子，也是一个凝聚大义与大爱的日子，且这种大义还在延伸，这种大爱还在传播……我们说，这种正能量，源自于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是的，我们看到，案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们看到，我市卫生、教育、交通、民政、安监、公安、消防等部门，在最短时间内调集精干力量赶赴现场施救，受伤的34名群众被及时送到医院，赢得了宝贵的治疗时间……
　　甚至连最官方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不用这套话语和逻辑去作灾难及灾难后报道，不再凸显领导在灾难中的位置和列举层层领导姓名，告别那种“将丧事当喜事办”的陈腐宣传套路，而回归对受灾者的关注和灾情的报道。央视一位主播就曾在直播中打断地方官员列举领导重视之类的废话，让其发布公众最关心的灾情——可某些地方党报仍在坚持这种灾难报道和评论的套路和腔调，可以想象，拿着报纸读到这样的评论时，读者会感觉比吞了一只绿头苍蝇还难受。
　　这篇评论最大的硬伤就是不讲逻辑。从厦门纵火案这种令人痛心的惨剧，如何推理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这种逻辑上巨大的断裂“断”得让人瞠目结舌！
　　记得杭州最美妈妈新闻曝出后，一家党报发表了一篇类似的奇文，在那篇题为《都来培植爱的沃土》的评论中，作者这样写道：
　　是什么促使吴菊萍伸出了双手？尽管纯朴的她一直强调是出于一个人本能的反应，但，是这样吗？事实表明，她的义举与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优良环境的熏陶密不可分。
　　吴菊萍是个好人，她伸手救人的善事完全出于她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能，可硬被说成了“与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密不可分，这事儿跟党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呢？这种生拉硬扯的宣传逻辑简直成了笑话。
　　我常嘲笑一些缺乏论证过程的官方讲话，是典型的这种句式：月落乌啼霜满天，社会主义就是好。飞流直下三千尺，社会主义就是好。停车坐爱枫林晚，钓鱼岛是中国的。瞧，任何一句无关的话，毫无论证过程都能推出他设定的那个结论。没有谁有“不论证不讲理就给出一个结论”的特权，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党报社论的评论员，除了用事实和逻辑说服别人外，别无他路。告别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回归人话，就是回归讲理和论证的习惯。
　　
群氓压人，多数暴力的绑架
　　这个社会有一种跟权力有着同样蛮横粗暴的力量，传播着反理性的戾气，而且这种力量常以受害者的道义优越感出现，并且站在反抗权力的那一边，就是群氓！这种以弱者身份自居、以键盘为武器、以仇权仇富、反智反精英为标签的多数，有时对理性产生的破坏，甚至比权力还大。
　　这种群氓的多数暴力，活跃于新兴的微博舆论场中。140个字的短交流、微交流，实际上变成了没交流，变成了偏执狂的发泄地，表演狂的作秀场，投机者的欢乐园，煽动者的聚集地。浮躁的交流环境，使其成为自说自话和党同伐异的温床。这里是一个圈子，博以类聚、人以群分，相似立场的人在这里寻找观点一致者成为好友，从彼此身上寻找认同和温暖，然后共同将矛头指向“敌人”；这里是情绪的渲染场，很多人想在微博中所寻求的，不过是一种情绪，表达的是一种情绪，转发的是一种情绪，通过对话想传递的，也是一种情绪；这里是极端主义的发酵地，语不惊人誓不休，语不极端就难以吸引到足够的关注和转发，极端便成为一种吸引眼球的不二法宝。
　　当一个舆论场中处处流行着派系和圈子，当情绪成为一种强大的气场而压倒性地占据主流时，当极端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当匿名和愤怒的大多数肆无忌惮地发泄着青春期的亢奋、生存的焦虑和人性之恶时，微博中，讲理必然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讲理者必然成为弱者。这就是可悲的劣币驱逐良币，可悲的素质逆淘汰——低素质的谩骂者，以乌合之众为盾牌，以键盘为武器，以“光脚不怕穿鞋”的流氓心态，有恃无恐地制造着暴力和伤害。讲理者被逼得只剩下了一句“呵呵”，要想坚持讲理，必须锻炼出强大的不受谩骂干扰的心理，否则只有选择逃离。
　　这种群氓主导的舆论场中，是不会讲理的，更不会有耐心去论证，只有站队的逻辑。
　　所谓站队，就是看你是否是自己的朋友，如果是敌人，无论你做什么，他都能挑出问题来，没有是非，只有敌友。前段时间美国发生过一次校园枪击案，死了好几个人。我打开微博时，看到童话作家郑渊洁先生转了关于此事的微博并点了几根蜡烛的符号，以表达哀悼。我看到了，也立刻转发了并加了两根蜡烛。立刻有网友上来骂我：脑残，美国人死就点蜡烛哀悼，我们国家厦门纵火案死了那么多人，也没见你点蜡烛。瞧，这不讲理的逻辑！
　　没法儿讲理，只好逗他：既然你这么喜欢蜡烛，我给你也点几根。
　　当然，厦门纵火案死了那么多同胞，确实应该表示一下哀悼。于是，我便找到了有关厦门纵火案死亡人数的微博，点了一根蜡烛。可那位网友仍跑过来谩骂，还是没堵住他的嘴：脑残，不爱国，美国枪击案死了人，你点了两根蜡烛，可厦门纵火案你只点了一根蜡烛，潜意识里还是“西奴”！
　　呵呵，面对这种只讲站队不讲理的人，没法儿讲理，只能“呵呵”。他眼里认定了你是“公知”或“西奴”，便听不进任何道理，任何问题都能找到你的碴儿，任何问题中都能挑到你的骨头。一旦进入站队的逻辑，就没有了是非，只有对抗对立思维，只有敌人和朋友。
　　还有一种典型的群氓逻辑是标签化。比如现在网络上滥用的官二代、富二代、独二代、农二代、屌丝、公知等等，标签泛滥成灾。一篇报道中很少看到具体的人，而充斥着各种流行的标签：一个官二代恃强欺弱的故事，一个富二代利用关系挤掉农二代的故事，一个屌丝的奋斗史，一个民间烈女反抗淫官的经历。
　　这种标签化导致两大恶果。其一，预设立场，传递偏见，将先入为主的刻板认知嵌入新闻事实中，影响了公众的判断。因为这些标签，在定义和命名的时候，本身都已经融入了命名者的价值判断和倾向。比如“富二代”就是一个贬义词，而“农二代”这个标签则满含悲情和同情，对应着被抛弃、被欺凌、被遗忘，社会欠他们的，它一“出生”就带着某种道义上的优越性。每当我们使用这种标签的时候，预设的立场就会植入事实的描述中。
　　另一大恶果是，左右着公众的判断，使公众放弃了对具体新闻事实的关注。面对一堆由各种标签描述的新闻，人们不再关心现实中具体发生了什么，而是会根据标签的想象去编织“事实”。看到了“官二代”这个标签，他们就不再关心这个人在具体现实中是怎样一个人，他在这件事实中到底做了什么，只会根据这个标签去想象：他一定是飞扬跋扈的，一定不讲理，一定是依仗权力横行霸道，一定不是个好人。有了这种想象，再多的事实都听不进去了。他只会相信自己由想象拼凑的碎片，而拒绝接受客观的描述。
　　标签往往都是成双成对的，它对应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是非善恶观：飙车的富二代，受害的一定会是一个凤凰男；无助的摊二代，一定面对着一个凶神恶煞、妖魔般的城管。
　　这些不讲理的逻辑，常常因为戴着多数民意的正义面具而招摇过市，对理性客观的判断形成一种道义上的强迫。在汹涌的“多数”判断压力下，像马少华这样娓娓道来剥茧抽丝的耐心论证和理性分析倒反而成了异类。
　　
修辞误人，类比逻辑中的戾气
　　很多高校教授新闻评论的老师在讲论证时，都会提醒学生在论证中慎用修辞，因为修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备论证功能，只能强化说服效果。可以通过修辞让一种论述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但不能由此推出一个结论。当下的舆论空间“不讲理”的一种表现，就是过于泛滥地使用修辞，最被滥用的修辞是比喻。
　　比如，出租车涨价引发舆论狙击，公众纷纷把矛头指向了旱涝保收、不拔一毛的出租车公司，质问其何以只捞乘客腰包而不让半分利。当有记者问首汽高管“您是否就认为这次听证会的涨价涨得越高越好”时，首汽高管回答说：对。我个人是这么看的。2块6其实都不是很满意的价格。如果说是暴利，那么去看别的行业吧，去看手表，去看包，去看女士的内衣，去看房地产，那是暴利。
　　近来那些垄断大佬似乎迷上了拿女性内衣作比喻。比如，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和当当网董事长俞渝向任志强抱怨房价太高，称“一套房把三辈子的收入都掏进去了”，任志强反问夏华，一个房产项目从开发到最终完成要好几年，你做一套衣服用多久？再说，“胸罩那么大一点，要好几百块钱，按平米算，比房子贵多了”。
　　无论是拿女士内衣比出租车价，还是拿胸罩比房价，都属于“以喻代证”。
　　其实，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每一个比喻都隐藏着偷换论题的企图，都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比喻而偷换对自己不利的议题。从逻辑上看，比喻并不具备论证功能，比喻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方便人们的认知，比如用熟悉的、形象的事物让公众去了解陌生的、抽象的事物。比喻要是恰当的，两者需要具备本质上的相似性。可以通过比喻让人们熟悉一个事物，但不能推出一个结论。房子与胸罩是两件不同的商品，不可作这样的偷换。
　　出租车公司与内衣的生产商有可比较之处吗？没有，即使女性内衣利润较高，但内衣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可出租车市场是吗？房地产市场是吗？尤其是出租车公司，拿了一块牌照等于就拥有了垄断利润，需要就去榨取租车司机的血汗，一劳永逸地旱涝保收，有资格跟女性内衣的生产商比吗？
　　还有不少类似不讲理的修辞，比如“反问”。
　　有一次坐国航回北京，飞机莫名延误，我有点儿焦躁，站起来问空姐怎么回事，空姐让我坐下，飞机等下还要滑行。我抱怨了一句：近来坐国航一直延误，好不容易正点了，到机场了竟然还以这样的方式延误了一小时。这时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个空姐冷冷地对我说：那你以后就别坐国航了。天，竟然这么对一个乘客说话!我抱怨了一句国航延误，得到的回应竟然是“那你以后就别坐国航了”!这逻辑中充满着多少戾气，如果被激怒的我不克制一下，必然就吵起来了。
　　回想一下，这句话我们是多么熟悉啊。近来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贵州副省长事件，也是同样的逻辑。贵州副省长陈鸣明7月28日在实名认证的微博上转发一起美国枪击案新闻时引发网络“口水战”，陈鸣明称不爱国的人是“败类，人渣！”，“让他们赶快去美国”。逻辑与“那你以后就别坐国航了”如出一辙，网友批评政府，就被戴上不爱国的帽子，而你批评这个国家了，就别呆在这个国家，“赶紧去美国”。
　　只要一批评，就会听到类似的逻辑。批评了高铁的服务，就会有人情绪激烈地说：那你以后别坐高铁；批评了上海的交通问题，就会有当地网友愤怒地说，那你以后别来我们上海。说得理直气壮，每个行业每个部门的人好像都学会了这种充满戾气的逻辑。
　　
微博毁人，轻佻娱乐消解逻辑
　　社会的反理性化，也与交流平台和传播语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有个俏皮的说法，称过去的“笔者”如今都成了“键人”(键盘上打字的人)和“鼠辈”(依赖鼠标的人)。从“笔者”到“键人”，不只是称呼的变化，更是思维方式的变化，对我们的判断提出了很多挑战。用笔写字，有思考的空间，写错了改正很麻烦，所以下笔须谨慎，而且到最后发表在报纸上，更有好几道把关人。而如今在电脑上打字，是非常快的，快得没有了思考的空间，情绪、偏见和浮躁轻易就会输入电脑，加上便捷的、没有把关的发表平台，更没有了时间去思考。
　　没有了思考空间，从写作上讲，就是没有了论证的空间。这典型地表现在微博上，碎片化的微博表达没有论证的空间。仅仅有结论和判断构不成讲理，还需要对这个判断给出理由，用事实、逻辑和论据去给出推理的链条，用论证过程去说服别人，而不是用学者的身份和耸人听闻的判断去压人。微博缺乏这样的论证氛围：其一是技术上的限制，短短的140字说不清道理，只能给出一个笼统的判断，即使微博可以通过多次讲理去交流，但碎片化的表达和零散的思维构不成一个完整的论证链条。其二是缺乏讲理氛围，人很容易情绪化，缺乏讲理的耐心，一两个回合的交流不合口味就容易上升到攻击谩骂，讲理的人没耐心，听的人也没耐心，乌烟瘴气的吵架在所难免。
　　这也决定了微博是反逻辑的，逻辑既抽象晦涩，又需要理解力，需要人付出脑力去思考，而喧嚣的微博是容易让人不愿思考、停止思辨、失去思考能力的地方，刷微博求娱乐的人们需要现成的答案，需要犀利好玩且符合自己期待的观点，需要不需付出脑力的罐头式结论，需要精彩、奇妙、新鲜、极端、有火药味儿、听起来有趣好玩的观点，而不合这种浅薄消费需求的声音常常被淹没。悲剧的是，逻辑和论证常常就是那么无趣，需要人动脑筋思考才能领会。所以，微博上很多人本身就缺乏讲理的准备，本身就排斥论证和逻辑，跟这种人讲理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难免一地口水、满屏脏话。
　　所以严肃的新闻评论教材都没有把微博评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那构不成一篇评论，而只是碎片化的表达。所以我也一直坚持，讲理需要合适的平台，讲理需要寻找可以说服和值得说服的对象，还需要可以形成交流的氛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并值得说服，并不是每种媒介都适合讲理，评论员还是应该选择用文章去讲理，将自己的观点系统地写成文字。
　　
教条蒙人，总有一个教条让你停止思考
　　我们自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一套大道理的教育，讲个故事，一定要总结出个大道理，说句话，一定要有一套道理支撑。分析名家作品时，总得分析写作目的和中心思想。这种大道理，就成了教条，当我们用教条去思考和分析问题时，就失去了思考力，没有了论证。因为“大道理”好像已经获得了一种不证自明的优越性，变成一种让人停止思考的教条。
　　斯泰宾在《有效思维》中说，在复杂、多有变化的事情面前，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感觉到了把握形势的力量。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徐贲先生在分析斯泰宾所提出的罐头思维理论时也说，我们不应当让这种思维习惯堵塞我们的心灵，不应当依赖一些口头禅来解除我们思考的劳苦。罐头思维从本质上讲，就是不经思考，没有论证，就接受一个大家习惯接受的结论。
　　举个例子，我讲一个故事，读者听完这个故事，一定会立刻得出一个大道理。
　　李白小时候不爱学习，有一天他看到一位老奶奶在河边，准备把一根铁杵磨成绣花针。李白大笑：这得磨到什么时候呀！老奶奶严肃地说：一天不行，我就磨两天，两天不行就磨三天，只要坚持，总会成功的。李白听了很惭愧，从此开始认真学习。
　　这个故事，中国人太熟悉了，我们脑海里立刻涌现出那个大道理，我们一定要刻苦努力，只要肯用功，铁杵能磨成针。对这样的大道理我们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注意，不假思索就是典型的“停止思考”。我们会觉得，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这样的顺理成章，我们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可是，一个小学生写作文时，却突破了罐头思维。他的思考是：为什么李白听了很惭愧，从此开始认真学习呢？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不学习，就会像那个老奶奶一样蠢。
　　小学生的思考让人忍俊不禁，却又觉得很有道理。是啊，用绣花针，可以跟别人借嘛，为什么非要磨。即使借不到，可以找一个细一点儿东西去磨成绣花针嘛，为什么非要找那么粗的铁杵去磨以证明自己的耐力和韧性？而我们一旦思维被罐头化，就会停止了思考，不会细想这些问题，而跟着流行习惯的答案跑。
　　还有一个故事，也说的是如何突破罐头思维。一个小学生写文章说：今天妈妈清理冰箱时拿出三颗蒜头已经腐烂变成紫黑色长出了绿色嫩芽妈妈拿着蒜头对我说:你看虽然这些蒜已经烂了但是它们仍然孕育了新的生命!这是多么顽强的精神啊!我听了很受教育。
　　受到了什么教育呢？我们脑海里也立刻会萦绕那个大道理，生命是如此的坚强，甚至在冰箱那种恶劣的环境中，蒜头都能长出嫩芽，这就是生命的力量。我们对这个大道理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又不假思索。可是，小学生的思维就是单纯，能突破僵化的教条。小学生的领悟是：以后找老婆不能找妈妈这种懒到把蒜放烂还有这么多说辞的女人。
　　每个结论都需要论证，很多反逻辑的元素常常就存在于这些让人不假思索的教条中。不能在任何地方停止思考，每一个判断都须接受常识和逻辑的检验。■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首席评论员、社评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