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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节目的品质状况与改革策略
——以中部六省电视台的访谈调查为基础的研究
□ 管成云
  【本文提要】 本研究通过对中部六省电视新闻节目品质的调研,发现受众对电视新闻节目的品质有如下不满:(一)报道内容:真实性欠缺、不够客观公正、缺少背景和脉络、未能及时反映事件动态;(二)新闻选题:缺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三)报道方式:缺少解释性报道;(四)新闻功能:过于注重宣传,信息含量不足、舆论监督不充分,不能满足知情权。这不仅与电视新闻改革最初的期望尤其是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产生了偏差,而且使新闻报道出现了“结构性紧缺”的问题。本研究还提出了借助品质议题来评价和推进我国新闻改革的策略。
  【关键词】 电视新闻 新闻改革 节目品质 结构性紧缺 市场导向 
  【中图分类号】G220
  在近三十余年来电视新闻改革的巨变中,电视作为一个独立媒体的主体地位被确立起来,并获得了自主探索改革的合法性。但是由于市场化的传媒体制改革建构起来的是主要以市场为导向的节目评价体系,而以品质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发挥市场调控作用的收视率成了电视媒体认知和评价节目品质优劣的硬标准,如果一个节目收视率高,即代表它的品质好,能够满足公众的需要,受到他们的欢迎;反之亦然,收视率低的节目则面临着被停播的命运。尽管收视率对广告市场分析、节目产业化发展等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否定的,但是作为评价节目品质的标准却是有局限的。因为它只能显示收看节目的人数,而无法提供公众关于节目的满意度、收视意见以及节目的优缺点等质化信息,模糊了公众究竟需要什么的概念。并且唯收视率导致了节目品质的低劣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绝大部分研究文献在讨论节目品质时,均对根据收视率所建构出来的节目品质内涵大加鞭挞,并认为这正是形成电视节目均质化及恶质化的根源。
  为了反制唯收视率导向的电视环境,许多国家开始探索节目品质的评价体系,如英国公视BBC的欣赏指数,美国公视PBS的TVQ,加拿大公视CBC的享受指数等都属于此类。他们认为除了从“收视率”上评价节目之外,也应该有一个与之对应的从“收视质”上来评价节目。而两者则分别对应的是不同的品质内涵,即“想要”与“需要”。①“想要”(wants)体现的是个体的价值,是“根据个人的偏好和私人性满足所作的心理定义”;而“需要”(needs)体现的则是公共价值,它是根据普遍福利和公共目的所作的文化定义。前者把观众视为市场中自利的消费者,仅仅关乎个体的偏好,满足的只是他们的欲望、偏好或兴趣;后者把观众视为关注公共事务的公民,需通过媒体来满足其知情权,提升其品位,养成其明辨是非的心智能力。为此,节目品质的衡量只能通过评价公众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来实现。目前对节目品质的评价被广泛运用的是英国公视BBC的欣赏指数,②但这一评价方式只是简单地回答了“公众是否喜欢”、“有多喜欢”的问题,却并不能回答“哪些节目品质决定了公众的欣赏程度”这一最为关键的问题,因而仍未能深入了解公众“需要”的真实意涵。因此,欣赏指数也缺乏对节目品质衡量的操作价值。而且节目品质评价是一种主观与客观兼具的认知,并非一种能独立于欣赏者的客观存在,它包含复杂的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需要依赖于欣赏者的主观陈述,简单的量化研究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度量。③为此,本研究突破传统量化的打分评价方式,采用深度访谈来收集资料,深入了解公众对新闻节目品质表现的具体看法和意见。
  鉴于全国电视频道数量众多,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电视节目又涉及面广,再加上现有时间、经费和人力的限制,本研究选择了中部六省(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省级卫视、省级地面综合频道的新闻节目作为调查对象。由于这类节目的产业特点在全国有普遍性,因此本项研究的结果可用于说明全国媒体。“广播电视节目品质界定及优质节目保障模式研究”课题组于2012年3月~10月对这六省的新闻节目进行了公众访谈。本次访谈以便利方式选择不同阶层的受访者,共计206人,其职业覆盖了公务员、公司(企业)员工、教师、服务业者、工程师、个体经营者、医生、退休工人等。我们遵守对受访者的承诺,文中将隐匿受访者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新闻节目品质的评估有赖于新闻节目本身所具有的素质。④由于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节目品质评价标准,国内关于节目品质研究的文献也相当缺少,为此本研究借鉴国外和港台地区的相关成果,⑤并结合前期调查,从报道内容、新闻选题、报道方式、新闻功能四个维度建构了电视新闻节目的品质评价指标,具体为:
  (一)报道内容方面:报道是否真实、客观公正?是否有背景和脉络?是否及时反映事件动态?
  (二)新闻选题方面:选题是否关注公共事务?
  (三)报道方式方面:报道方式是否合适?是否灵活多样?
  (四)新闻功能方面:传播信息是否充足?舆论监督是否充分?
  本研究以此为依据对公众展开结构性访谈。这些指标既是评价新闻节目品质“应然面”的常规指标,也是新闻节目品质的一般表现。根据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准确地掌握我国电视新闻节目品质的基本状况,明确其品质存在的具体问题,这对反思当下新闻改革的现状具有现实意义。
  
中部六省新闻节目的品质状况
  本研究采用结构性访谈来采集资料,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该方法容易使访谈内容比较集中,深入到节目品质的内核,而不至于使问题泛化,浮于表面,并且可以获知公众的理解及其对改善节目品质的建议;二是在前期访谈调查中发现公众对电视节目品质的认知存在一些偏误,本研究采用该方法可以在访谈过程中对公众存在困惑或疑问的地方给予解释,使他们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价。前面已对访谈提纲及问题设置作了详细说明。现将访谈所获知的“中部六省新闻节目的品质状况”归总如下:
  (一)报道内容
  新闻报道还不够真实。真实性是新闻节目品质最基本的品质规范,它要求“事实正确,不弄虚作假;不遗漏相关事实和信息,准确报道全部事实,揭露事件的真相”。⑥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许多受访者认为六省新闻节目在真实性上只是停留在第一个层面,即“事实正确,新闻报道不失实,不弄虚作假”。但是尽管新闻报道的事实是正确的,如果新闻媒体遗漏或隐瞒事实中的重要情节,或回避重大社会问题,而不揭示事件的真相,这仍然是不够真实的报道。而在真实性的这些层面上,六省新闻节目的表现是有所欠缺的。有受访者表示:“新闻报喜不报忧,忽略了许多我们比较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新闻热点,即使报道也不全面,没有揭示事件的真相,离我们的知情需要还比较远(某公司员工,男,36岁)。”并且一些公众善于从被审查过的新闻报道中进行颠覆性解读,发掘出深奥的信息。在他们看来,真相可能恰恰与官方报道的对立面比较接近。研究人员、学者、大学生和外企员工等群体都直接上网,从网上获取未经审查的新闻和国外信息,以了解新闻事件的真相。⑦
  新闻报道不够客观公正。客观公正是传媒研究中广泛讨论的主题,伴有许多不同的讨论方向,尤其是将它与“偏见”联系起来讨论。为此它特别强调新闻报道平衡和价值中立。但是由于新闻报道几乎不可能达到一种不牵涉到价值的价值中立,所以在普遍情况下,衡量客观公正的规范标准是,在选择和引用消息来源上保证平衡,尽可能多角度和多视点地报道新闻,使彼此争论的双方或多方都在新闻中得以呈现。⑧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是地方的主要时政新闻管道,肩负着上情下达的任务。时政新闻通常是指“硬新闻”,是相对于“软新闻”,人情趣味新闻以及娱乐和社会新闻等而言的,是指关于国家和社会发展,公共利益或政策过程等的新闻。⑨其中领导干部的活动,各级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的会议,相关文件、政策、法规的出台,各种公共事务的安排和处理等都属于其报道范畴。但是在时政新闻所属范畴中,六省新闻节目过分偏向报道“领导活动”和“政府会议”的新闻,这类新闻不仅数量多,而且所占比重很大,挤占了政务报道的空间。另外,在报道相关政策和法规出台时,也习惯于从“党/政府”的视角来证明其是如何必要、正确和英明,而很少反映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普通百姓的意见和看法。某公司销售人员(女,23岁)对此指出:“新闻报道总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说话,没有反映多方意见和情况,显得不够客观公正。”
  新闻报道未能及时反映事件动态。在访谈中问及“新闻报道是否及时反映事件动态”时,许多受访者反映,六省新闻报道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预先安排的例行性报道如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政府工作会议、公告法令及领导视察等,以及政府或企业的公关性新闻,而对事件性新闻报道得太少,且一般只报道有定论的新闻。“省级新闻对社会冲突性事件或意外事故等的报道很缓慢,并不能及时追踪报道事件发展的动态,通常要等到有关部门着手处理后才报道事件的结果(教师,男,49岁)”,“对重大新闻事件有时报道一下就完了,没有后续追踪报道,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事件的最终结果是怎样的(服务业者,男,34岁)”。这使得新闻报道不仅时效性不强,而且也缺少事件性和报道的具体情景,并且不便于公众对事件问题的完整把握和持续关注。
  新闻报道缺少背景和脉络。任何新闻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如果新闻报道善于运用背景材料,有序交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不仅可以有效揭示新闻事件的内涵和价值意义,而且能丰富、突出、深化新闻报道的主题,易于观众的理解和接受。访谈发现,六省新闻节目大多数报道很少对新闻事件的背景信息和发展脉络进行介绍,尤其是关于政务活动的新闻,喜欢照抄照搬领导讲话和会议摘要,而很少将其放在纵向和横向的脉络下进行报道。这使得新闻报道显得非常单调、生硬,难于接受和理解,且被受访者批评为“领导的工作日志和政府会议的布告栏(个体经营者,女,44岁)”。
  (二)新闻选题
  新闻选题缺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是地方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担者,担负着为本地服务的重要责任。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广电规制也都强调广电媒体必须为地方服务,并将此作为评价广电公共服务是否到位及其节目品质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的新闻选题应该考虑公众的需要,关注本地公共事务,搭建起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以便于政府信息让百姓知道,重要决策让百姓能参与讨论。但是六省新闻节目的宣传指令性选题偏多,而与公众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类选题比较少,以至于他们很难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他们真正关心的热点问题和现象。“新闻选题有点偏离社会现实,好多事情离我们太远,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希望新闻选题多关注一些比如拆迁、征地、地方法规的制定等公共事务,让我们参与其中,有发言说话的机会,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公众的利益,而且也有助于促进地方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和透明化(工程师,男,46岁)。”
  (三)报道方式
  六省新闻节目的常规报道方式是消息,同时兼顾专题报道、系列报道、新闻特写、评论等,而解释性报道偏少。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也变得日益复杂,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感愈加强烈。他们对新闻的需求不再满足于一事一报的简单层面,而需要对新闻事件进行充分的解释和分析。这就对新闻报道方式提出了解释性报道的要求,即要求电视媒体要对新闻事件的原因、目的、内涵、影响、联系等作出解释,并对事件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以方便公众做出合理的决策和判断。尤其是在当下信息过载的情况下,电视媒体更应该在新闻分析和解释上下功夫,做有深度、立体化的新闻报道。然而六省新闻节目对公众所诉求的“解释性报道”偏少,这使得其新闻报道很容易流于表面,过于碎片化,而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问题存在的根源,很难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多数新闻都是消息,缺少解释性报道,有昙花一现的感觉,不够深刻(医生,女,53岁)”。
  (四)新闻功能
  新闻节目承担的功能有许多种,涉及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普及知识、服务生活等。而在众多的功能之中,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是新闻节目最基本的功能。
  就信息传播的功能而言,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的新闻报道过于注重宣传,缺少信息含量。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受行政区域的环境制约,对管理自己、决定自身发展的党政部门处于依附状态,承担着各级部门交代的宣传任务。为此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的新闻主要是以时政新闻为主。尽管许多调查显示,时政新闻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公众对此特别关注,尤其是涉及政策的调整与变动。但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时政新闻并不受欢迎,其原因并不在于时政新闻本身,而在于省级媒体过于注重宣传,经常把属于“部门、行业的工作信息”当作“公共信息”加以报道,忽略了时政新闻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其他方面内容,致使时政新闻的信息含量缺失,内容同质化,不能满足公众对政务信息的需求。“一个栏目对观众而言,是成为其收视的必需品,还是成为可有可无的角边料,关键在于它能为观众提供多少‘急时所需’”。⑩某航空材料公司技术员表示:“很难从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中发现自己需要的新闻信息,觉得新闻报道的‘材料味’很浓,没什么新闻可看。”一青年(男,22岁)也抱怨说:“每天的新闻都一个腔调,缺少新鲜感,如果将前几天的节目与今天的作比较,不注意的话,还以为是同一期节目。”因此就向公众传播信息这一点来说,电视新闻并没有很好地行使其职责。
  舆论监督尚不充分,难以满足公众知情欲。“舆论监督”在中共十三大被提出以后,作为话语关键词不断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它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一直被寄予厚望。[11]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冲突激烈的情况下,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可以以个案突破的方式促进社会渐进改良,化解矛盾,疏导公众情绪,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渠道。然而,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媒介组织往往会感受到一种由宣传制约当中的意识形态、行政命令、社会关系和人情等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无形的控制空间。[12]在这一空间里,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不仅无法履行“社会公器”的职责,反而规训着自己以避免任何可能的政治风险和不必要的摩擦和纠纷。安徽省新闻从业者也表示,辛辛苦苦采访来的一篇批评报道却不能如期刊播,甚至被“枪毙”,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说情者的阻扰”,“被批对象的上级领导不同意”、“怕影响媒体与被批单位的关系”、“不利于社会稳定”等。[13]为此电视媒体实践舆论监督的话语空间,蜕变成了自我规训的“圆形监狱”,公众关心的很多现实问题被回避掉了,像责任事故、社会冲突、犯罪、腐败等负面新闻报道更是少之又少,越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项,越被视为政治敏感问题。[14]某私企经理(男,41岁)说:“新闻报道受到的限制太多,大部分新闻只讲政府部门的业绩,对有负面影响的事情不太报道,或者不做深入的报道,这不仅起不到舆论监督作用,反而会遮蔽某些深层的社会问题,给人们造成极大的误导,因而很难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也造成了受访者对新闻舆论监督功能的满意度很低,因为他们从节目中知晓的是媒体想让他们了解的事实,而他们需要知道的事实却往往不充分。
  在多频道时代,受众被进一步细分,每一个频道都具有各自不同的专业分工和内容定位,为此题材不同的节目,则被纳入不同的专业频道播放,以满足特定群体的收视需要。而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则全面承担了为公众提供时政新闻的职责,以满足公众对政务信息的需求,这是契合公共服务要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做好了时政新闻报道,实质上也就等于做好了新闻节目。然而六省新闻节目所表现出来的上述品质缺陷使其新闻报道出现了“结构性紧缺”的问题,即时政新闻报道多,数量大,但信息含量少,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一问题的存在。[15]受访者普遍表示不喜欢收看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的新闻节目。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公众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如果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的新闻报道仍然保持原样,按部就班,而不正视公众所反映的上述品质问题,这种“结构性紧缺”的问题不仅会日趋严重,而且可能会损害媒体的公信力,而无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品质偏差与未来电视新闻改革的路径
  我国新闻改革始终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而社会效益的实现则需要保证节目品质,维护公众的基本权益。因此,节目品质是新闻改革追求的目标。然而将传媒产业纳入市场经济的大体系,把传媒产业做大做强,实现规模化效益的实践,建构起来的是主要以市场为导向的节目评价体制,而以“节目品质”为导向的评价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随着传媒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电视新闻的节目品质由于缺少制度性的保障而在现实的实践中逐渐失落了,这与电视新闻改革最初的期望尤其是公众知情权的满足产生了偏差。
  通过检视中部六省新闻节目品质的状况,研究发现这一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报道内容:缺少真实性;不够客观公正;缺少背景和脉络;未能及时反映事件动态;(二)新闻选题:缺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三)报道方式:缺少解释性报道;(四)新闻功能:过于注重宣传,信息含量不足;舆论监督不充分,不能充分满足知情权。
  电视新闻节目存在的上述品质偏差使得新闻的宣传功能被过分强调和强化,而其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新闻节目也因此变得非常单调、简单、平面、僵硬,很难被观众接受。由于我国广电媒体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制度,各级广电媒体要受到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广电行政部门的双重领导,在这种行政化的管理结构中,电视媒体疲于应对各种宣传而损失了实践节目品质的自主性,稍微寻求节目品质的改善,就怕担政治风险。电视媒体如此谨小慎微地从事新闻报道,尽管比较“安全”,但是却伤害了电视新闻的品质。这不仅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实现电视新闻改革的预期目标,反而导致新闻报道出现了“结构性紧缺”的问题,即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的时政新闻数量多,比重大,但信息含量少,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需要。
  尽管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被定位是省委省政府的“喉舌”,肩负着重要的宣传职责,这种特殊的身份和职责使其新闻报道需以时政新闻为主体,为公众提供相关的政务信息和公共事务信息,这是符合公共服务要求和频道本身定位的,但是省级卫视和地面综合频道将时政新闻过多局限于领导活动和政府会议,窄化了新闻报道的空间范围,且又很少主动去挖掘公众需要知道且又十分关注的政务信息和事件性新闻,以至于新闻报道偏离了公众的知情需求,而成为一种日常化的宣传仪式。如果这样的状况不改变,即使时政新闻再多,也无法满足公众的知情欲。这种“结构性紧缺”的问题,不仅是中部六省新闻节目所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是全国电视新闻报道的通病,为此2003年政府有关部门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的通知,指出:“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过多过长,影响宣传效果的问题比较突出,干部群众意见较多”,为此要求从量上进行必要的限制,并提出了相关的报道要求,但成效并不显著。2012年底中央再提反对形式主义等“八项规定”,也未完全解决问题。结果造成电视新闻节目的公信力下降和公众收视期待的消失。过去观众定时守候电视新闻节目的景观已消失,目前电视观众也逐渐流向网络,尤其是青年观众已习惯于从网上获知自己需要的新闻信息,[16]这已是很好的表征。
  尽管我国电视新闻改革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如果从节目品质的角度来衡量,可以说电视新闻改革尚未取得应有的成效。为了缩小品质偏差,改善新闻节目的品质状况,我国未来电视新闻改革需要从法规上明确行政部门对新闻媒体的管理权限,增强新闻媒体的报道自主性。当前的广电体制改革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推动的,而经济改革到一定时候就必需要突破原有政治体制的限制,要求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1986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他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7]然而我国社会的转型改革中,政府控制的传媒市场化改革已深深植入市场威权主义的社会体制,政府既可以直接通过政治途径,也可以通过市场管理途径来对媒体行使权力或施加影响,因此自主实践新闻节目品质的公共空间相对狭小。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法规上明确行政权力的权限和范围,增强新闻报道的自主性,保障节目品质实践的公共空间,而实现新闻功能的结构平衡。这也是新闻工作者一直所期待的。
  此外,也需要建立以节目品质为导向的评价体制,改变新闻“两极化”现象。我国新闻改革是在坚持“党管媒体”这一基本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市场化的体制改造。有研究表明,政府对政治宣传领域的控制力度不仅未因市场化而弱化,反而因为市场化而有强化。[18]因此,处于“政治”和“市场”两端的广电媒体在现实的运行中实践着“经济利益最大化,政治风险最小化”的策略,其节目品质由于缺少制度化的保障已明显出现两极分化的弊端,即“宣传化”和“娱乐化”。前者已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后者也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变得有些低俗。国家广电总局也指出,一些广电机构靠低俗、庸俗的节目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而使低俗之风蔓延。为了摆脱这两大品质弊端,除了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拓展节目品质实践的制度空间外,电视新闻改革还需要建立以节目品质为导向的评价体制,使新闻生产真正与节目品质挂钩。这一评价体制的建立不仅可以为新闻节目品质提供制度化的保障,而且还能解决品质管理过程中节目低俗化“治乱循环”的痼疾。■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研究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品质界定及优质节目保障模式研究”资助)
  
注释:
①夏倩芳、管成云:《公共服务怎么做——关于电视节目品质的公众访谈》,《现代传播》2012年第1期
②黄聿清、壮春发:《用收视质量度电视节目品质——台湾公共电视台的经验》,中华传播学会2011年年会论文
③苏钥机:《用欣赏指数度量电视节目品质——香港的经验》,《广播与电视》1999年11月第14期
④ASP,K.:《Mass media as molders of opinion and suppliers of information》,《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 book》1980年第1期,第332~354页
⑤McManus,J.H.:《Market-driven journalism:Let the citizen beware?》,Newbury Park,CA:Sage Publications,1994;Rosengren.K.E.:《Bias in news:Methods and concepts》,《Studies of Broadcasting》1979年第15期,第31~45页;Rosengren.K.E.,Carlsson,M.and Tagerud,Y.:《Quality in programming:Views from the North.Studies of Broadcasting》 1991年第27期,第21~80页;刘幼琍、蔡琰:《电视节目品质与时段分配之研究》,《广播与电视》(台湾)1996第1期,第98页
⑥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第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詹姆斯·卡伦、朴明珍:《去西方化媒介研究》第3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⑧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五版)》第29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⑨李艳红:《政治新闻的模糊表述:从中国大陆两家报纸对克林顿访华的报道看市场化的影响》,《新闻学研究》(台湾)2003年第75期
⑩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第491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11]童兵:《从人民民主的高度推进舆论监督的意义及举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2]陆晔:《权利与新闻生产过程》,《二十一世纪》(香港)2005年第45期
[13]展江:《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第102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版
[14]李希光:《畸变的媒体》第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何志武:《时政新闻的“结构性紧缺”问题》,《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
[16]《网络视频分流电视观众,年轻受众流失成不可逆》,《人民日报》2013年2月25日
[17]《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台湾)2009年第100期
  
  
  
主管单位: 上海报业集团
主办单位: 上海报业集团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