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进
　　
　　邓肯·休伊特（Dun-can Hewitt），英国人，现任美国《新闻周刊》上海分社记者，曾先后任BBC北京、上海分社记者，代表著作《先富起来：生活在骤变中的中国》（Getting Rich First:Life in a Changing China）。
　　
分社与总部的博弈
　　钱（▲）：你是BBC上海分社的创立者，同时也是第一任记者，能否谈谈当时开设分社的背景？
　　邓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新闻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大概是1994、1995年的时候，开始有外国记者在上海常驻。最早进驻的是AFX（法新社财经）的一位马来西亚女记者吕秀英（音译）。我记忆中，现在《华尔街日报》北京记者站站长AndrewBrown在1995年开设了路透社上海分社。
　　2000年的时候，BBC新闻部的人和我联系，问我是否愿意帮他们在上海开设分社，报道商业新闻。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很茫然。首先，我对商业报道一点也不感兴趣。其次，我对经济和商业方面的知识也不大了解。尽管我对中国经济的腾飞很感兴趣，但我是将其放在社会变迁的语境下来考量的。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可能不大适合这个职位。但BBC的人劝服我说，你的条线可以不仅仅是经济商业新闻，你报道其他方面的中国新闻也可以。2000年的夏天，BBC找到另外的人选来接替我在北京分社的职位，而我也就来到了上海。
　　来到上海后，我马上就感觉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要报道经济方面的新闻。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向BBC相关的商业节目报关于中国经济的选题。由于卫星直播技术的限制，当时的BBC国际台大多只做广播报道，电视报道尤其是直播太费钱，而主要的商业节目又都在电视那边，所以那时BBC国际广播对我的中国经济报道选题并不太感兴趣。例如，在电话报选题的时候，我兴冲冲地对总部编辑说：“一家美国银行今天要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了，这是50多年以来进驻大陆的第一家外资银行。”伦敦的编辑会说：“好吧，你下周发个报道过来，我们会在一周回顾中播。”可以说，当时BBC对中国的经济新闻并没有多少兴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总部对经济新闻的“不感冒”，也使得我有精力和空间来继续我在北京所做的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稿报道。
　　当时在上海，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可以自己在电脑上编辑采访音频和最终的报道，这给了我很大的控制权。一定程度上说，我发回伦敦总部报道的完成度越高，即越是接近最终播出版本，伦敦的编辑就越难以对我的报道进行二次编辑。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广播的原因。尽管编辑可以对你的报道进行剪切，但他们无法改变你报道的内容，更不会让你说一些你不想说的东西，尤其是当声音录制完成后。但纸质媒体不一样，编辑可以很容易在你报道文本上修修改改，然后署上你的名字，而最终使你的报道看上去很傻。就我来说，当时在BBC工作时，很多国际台的同事都是我的老朋友，因为他们信任我，所以一般不会对我的报道进行多大的修改。但BBC国内部的编辑就会对发回去的报道做一些改动，主要是加入他们看问题的视角。
　　▲：你的报道选题一般是如何确定的？总部编辑是否会做很多的干涉？相互之间是否经常发生争执？你一般又是如何处理的？
　　●：有时我是自己报选题，有时是编辑直接给定。对于大多数驻外记者来说，当然都倾向于自己定选题。
　　中国之外的人，通过各种媒介渠道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他们都在读相同的材料，一些人会对读的材料有一个明智的判断，但另外一些人对材料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这因人而异。我记得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我们为此次报道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就在克林顿的专机降落西安机场的10分钟前，我接到伦敦总部的一个电话，问我是否能做一个关于“中国人口正在锐减并濒临灭绝”的报道。我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是人口太多，而不是太少。我直接拒绝了这个要求。后来我知道，他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们在某本杂志上看到，中国的一些城市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我还记得，1996年夏天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和敬畏。当时，中国的人口是13亿，而BBC那时的听众是2亿。我是他们之间的纽带。我要将一个13亿人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报道给另外的2亿人，责任重大，不知如何下手。那一个月中，一开始，伦敦的编辑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最近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让我关注并报道那些事情。渐渐地，我自己开始报特稿选题。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关注社会话题，也是从那时起，我也更加频繁地阅读中文报刊。
　　尽管向BBC的2亿受众报道中国的工作对我来说依然压力很大，但渐渐地我也发现，虽然我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有个模糊的认识，了解的面也非常窄，但肯定比那些天天给我打电话、给我定选题的伦敦编辑们知道得多。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对于在伦敦的顶头上司，我一直还是保持着清高和自信的态度。作为一名驻华外国记者，你必须坚信你所报道的内容。作为这个职业的一部分，在必要的时候，要勇敢地纠正总部编辑对中国的错误认识。如果不这样做，那向中国派驻记者还有什么用呢？那还不如直接拷贝路透社的中国报道。
　　当然，BBC国际部和BBC国内部对于外国记者的宽容度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加开放和包容，而后者更加保守，他们对于外国记者如何报道中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我和一些同事们一致认为，与15年前相比，现在中国之外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中国问题专家，尤其是媒体的编辑。这些人希望了解中国，可能也了解一点中国，但他们往往过于自信甚至是自负，认为自己已完全了解中国。15年前，作为驻华记者，你会告诉你的老板中国如何如何，而现在，你的老板读了《经济学人》，看了CNN，浏览了与中国相关的博客，他更可能告诉你中国如何如何。由于有了这么多的消息源，他们可能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但更可能无法理解他们所读到的东西，在看中国问题时依然被一些旧观点束缚着。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会与这些编辑们争辩。因为，纠正他们错误的认识是作为驻华记者这个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你的中国报道可能没那么尽善尽美，可能无法顾及中国的整体情况，但你至少可以做到的是使你的报道具有诚意。如果有人试图强行将一些我不认可的东西塞入我的报道中，我会与他们抗争。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位同事合写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报道，在报道的后期，总部有编辑试图将一个政治的视角塞入其中，意思是“这些社会变化与北京的政治变化有着联系”，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报道中没有足够的事实来支持这点。另外一位合作者认为这样的视角没问题，但我却无法接受，便要求编辑将我的署名从最终的报道中删除。
　　
新媒体及消息源的使用
　　▲：你所工作的媒体是否对你使用社交媒体有特别的规定？社交媒体的使用又是如何影响到你的新闻生产活动的？
　　●：就我现在所供职的《新闻周刊》杂志来说，没有。现在我为杂志网站撰写更多的报道，但没有人告诉我在使用社交媒体时需要注意什么。
　　总的来说，在处理社交媒体问题时，事实的核查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不管如何，社交媒体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寻找新闻线索的地方。不过，记者们也从之前对其痴迷的状态中渐渐走出来，并认为需要对其保持质疑态度，就像他们质疑所有的消息来源一样。
　　回到《新闻周刊》上来，如果你有一个推特账号，编辑们会在网页上做个链接。但我还是认为，如果你将那个账号放置在你的新闻报道页面上，你就只能用该账号发一些与工作相关的信息，而不能发一些关于个人私生活的东西。如果你真要发一些个人的东西，你就必须另外开设一个账号。
　　可以说，新技术引入后，使得很多驻华记者都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信息，且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报道，但留给他们的版面和时段又在不断缩减。比如，BBC伦敦总部的编辑每天会读《卫报》的中国报道，如果读到一篇他们觉得有趣但我们在中国又没报道的新闻时，他们会打电话过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报道这则新闻，你能不能也做一条这样的新闻？”这种情况，我一般会直接拒绝道：“我坚决不会去做一则同样的报道。”尽管如此，外国记者们还是感到压力的增加。有些外国记者和我说，他们比以前感觉到更多的来自同行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媒体的记者。如果其中一位报道了某条新闻，其他的同行也就必须去追逐同样的新闻，从而不至于被落下。但与此同时，我们又都想从事原创性或是独家的新闻报道，而不是仅仅去模仿别人。
　　▲：你会使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吗？比如新浪微博？
　　●：我自己是不用的，但我有些同事，特别是办公室里有新闻助理的同事，他们会让这些中国新闻助理去跟踪新浪微博上的内容。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新浪微博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信息汇集处。我做新闻报道过程中，也会参考一些“二手微博消息”——中国媒体跟进微博上的某个事件，而我又跟进了中国媒体对微博事件的报道。这是一个共生关系。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我比较早就来到中国，所以当一些事情或是情况发生变化时，我能够觉察到，就算这种变化是细微的。尽管不可能知道关于中国的所有事情，但如果现在一件事情出来后，我至少可以确定，它是否在1年、5年或是10年前也发生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喜欢去写关于社会变迁的报道，因为我感觉我可以看出变化背后的机制。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与西方曾经经历过的变化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尽管最终结果可能不同。比如，我们可以知道年轻人的文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老一代在新一代面前逐渐失去影响力等等。
　　▲：在中国，你一般通过何种途径联系采访对象？
　　●：这要看情况了。有些可能是通过你阅读其他媒体报道获知的，这其中最经常的就是学者。如果要做一个特稿或是专题新闻，如果你有新闻助理，你便会让她去找某个你想采访的对象。你会对助理说，我要满足这么一些条件的被采访人。助理们会通过她们的关系，在朋友、同学和亲戚中寻找到你想要采访的人。而现在，你可以直接在微博上去寻找这些潜在的被采访对象。当然，我不会去微博找一些我不熟悉的人，而是通过它来找我在传统媒体或出版物上读到过文章的人。
　　此外，如果做的是特稿新闻，我不会过多引用微博的东西，因为这表明我在偷懒。如果我在微博上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我会去找一个有相似观点的人，然后自己去采访。不得不承认的是，我有几次也直接引用新浪微博上的内容，主要因为时间不够，而我又想获得一点观点性材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某条微博被转发了，也就意味着一些人可能会有相似的观点。并不像胡锡进说的那样，微博上的观点不理性、很极端，无法反映中国大多数人的民意。就算是有些观点非常片面和极端，但想想十几年前，人们还没有表达类似片面和极端的观点的地方。虽然不能说微博上的观点能够代表所有中国人，但它确实是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关于极端观点引用问题，我相信这是所有记者都要面对的情况。比如，一位驻英国的外国记者在报道某事件时，到底是选择引用什么消息源？是只引用保守右翼组织消息源？还是只引用法西斯主义组织消息源？每个国家都存在很多持极端观点的人，你需要做平衡。但有时，这些极端的观点可能会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又例如，如果你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驻德国的外国记者，你给自己下了规定，坚决不引用那些持国家主义观点的消息源，但这种观点后来成为统治德国的意识形态。你不能刻意去回避现实，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对这些现实进行过滤。
　　对于微博材料的使用，我的方法是，如果在上面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我会将这个观点提供给其他的受访者，看看他们是如何评论的。BBC新闻有一个传统就是针对一个问题，在街上做随机采访。如果十个人中间有九个持有相同观点，那就表明这个观点在更大的人群中也可能会引起共鸣。通过微博收集民意，也是这个道理。
　　▲：在使用匿名消息源这件事上，你一般如何处理？
　　●：《新闻周刊》前几年在报道《古兰经》一事上，由于匿名消息源使用不当备受指责，那之后，杂志对于匿名消息源的使用就非常严格。至于我，如果可以确定接受采访的人具有真实身份、且他的访谈内容也是可以被印证的，我不介意对他们进行匿名处理，因为如果向公众公布他们的真实身份，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很多麻烦、甚至是伤害。无论如何，如果我要在《新闻周刊》使用匿名消息源，我就必须给出足够的理由来说服编辑。我个人不反对匿名消息源，但一些媒体机构不喜欢匿名消息源。但如果你的编辑足够信任你，而你又足够信任你的消息源，新闻机构也可以考虑采用这种处理方式。但如果一则新闻足够轰动，那么对于匿名消息源的使用就可能没之前那么严格。看看《华尔街日报》关于薄熙来的报道中所引用的消息源，“一位接近调查过程的内部人士”、“一位接近谁谁谁家庭的人士”等等。这些消息源都很模糊，但很明显记者和编辑们都非常信任这些匿名消息源，没人去质疑他们。
　　▲：作为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你是否会因此调整自己在新闻采集过程中所遵循的职业操守？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新闻采访过程中我所遵循的职业操守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地点不同而发生区别。不过，据我所知，在中国做商业新闻的记者遇到的困难更多一点。由于在中国商业透明度不高，获得相关信息的难度也就非常高。对于社会话题的报道，难度会小点，在进行正式报道之前，可以通过很多消息源获得相关背景信息，它们并非什么秘密，随便翻开一些报纸，都会有关于这些话题的大量报道。
　　此外，我发现中国的学者是比较容易接近并做采访的。其实，当上世纪90年代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就发现普通的中国人并不像外界描述的那样不愿意同外媒接触，当然这也要取决于谈论何种话题。有时，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会打断他们，对他们说：“不要再说了，也不要告诉我你的身份信息。说太多可能使你处于不利的境地。”他们却会说：“无所谓，就用我的真名。”对于外国媒体来说，过去十五年里中国最大的新闻就是，普通人不再惧怕在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的观点了，这点其实很让我惊讶。
　　当然，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要想去采访到政府的观点和表态，依然比较困难。有记者甚至对我说，他现在已经不在中国做政治新闻了，因为没人愿意就此类话题接受采访。如果做一篇关于中国的政治新闻报道，很可能采访到的消息源都不在中国境内，他们或是在美国、或是在香港，这是令人十分沮丧的。但有时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对那些消息源做出评估，即他们是否能胜任对该事件的分析和评论工作。
　　就在中国采访官员的事情，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一定要有耐心。你要做的就是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提出采访申请，然后就是要有足够的耐心。事实上，我与许多中国官员所做的采访非常有意思，无论是部级官员、上海的官员还是中国其他地方的官员。他们当然不会告诉你故事的所有方面，但如果你真的愿意坐下来，并试图去聆听和理解他们的故事，而不是为了将他们的只言片语塞入早已设定好的报道中而对其进行类型化和刻板化处理，他们是愿意与你进行真诚交流的，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
　　
驻华记者的“平衡术”
　　▲：你是怎么理解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概念的？它又是如何渗透到你日常新闻实践活动中去的？
　　●：好像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话题了。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外国记者来说，其实没什么不同。不管你在哪里进行新闻采集，所遵循的专业理念是一致的。作为一个在他国进行报道的记者，你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和客观地将驻在国情况报道回国内。至于我，则是试图通过讲述中国人的故事来向受众报道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社会。作为类似BBC这样的英文国际媒体的记者与非英语媒体中工作的记者相比，你不仅仅是为国内的受众做报道，而是向全球进行报道。这也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即不能简单地以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去观察、思考和报道新闻。我的做法就是对于所报道的事情不急于做出预设和判断，尤其是要尽量避免偏见。具体到在中国进行新闻采集，由于这个国家自身具有的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保持报道的平衡就显得非常重要。我指的不仅是在每篇报道中保持平衡，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所报道的选题，保持一种平衡。
　　在我看来，当外国记者报道中国某个方面的问题时，他们并不是出于“反华”目的。如帮助弱势群体发声并非就一定要反政府。同样是在外国记者的中国报道中，揭露某些方面的问题并不是想让读者认为中国有多么差。我们之所以这样报道，是认为此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或是没得到充分的关注。通过将问题放置于公共领域之中，我们希望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
　　对于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来说，具有批判精神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你仅仅是批判，而对周围那些积极的东西视而不见，那就成问题了。你会发现，有的驻华记者被迫在一段时间内都在做负面报道，而另外一些则试图去保持平衡，所以在我看来，对于平衡的评估，大致要放在一年这样的时间段来考察。
　　事实上，这种平衡的保持也非常困难，你要承受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以我那本关于中国社会变迁的书为例，很多评论者认为我在诸多问题上对中国态度不够强硬，批判的力度不够。然而，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时刻提醒自己，中国人不需要听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问题上高谈阔论。而当我在下一分钟拿起《中国日报》的时候，发现其在某些问题上的言论比我的激烈得多。从中我发现，如果是中国记者自己来批判中国的问题，反响就不会那么强烈。在中国，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对中国的很多问题持有相当激进的观点，但如果外国人发表类似的观点时，他们就会马上为中国辩护。其实，在每个国家，情况都一样。
　　▲：前一段时间，一位美国记者因为被中国官方媒体作为正面典型处理，而在外国记者圈内引发争议。在你看来，报道中国正面的内容与报道负面内容相比，对于驻华记者来说是否会承受更多的、来自本国的压力？
　　●：这样的讲法有一定道理。但不管如何，你都会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主要是来自那些致力于反对中国政府的利益集团。但作为记者，你要报道你所看到的东西，不能因为有这些人和群体的存在，对报道的内容有所顾忌。我有一位朋友是德国驻华记者，他经常收到中国政府对其报道的批评，说他报道过于负面。与此同时，德国国内也批评他对中国政府态度太软，完全受中国政府摆布。一定程度上说，致力于去进行客观报道的记者肯定会遭受各方的批评，他们无法赢得各方的赞赏。记者这份工作本来就不是让你去赢得那些人的赞赏。中国政府经常批评外国记者的报道，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所有记者无时无刻不遭受到各方的批评。
　　▲：你如何看待中国人如此看重外国媒体的涉华报道？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件有益的事，这表明中国人现在在思想上是非常开放的。但我认为，对外国人如何看中国这件事，中国人不应该过于关注和在意。例如，中国政府官员以及中国普通民众就无需过多在意外国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当然，有时候，如果某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对中国做出批评或指责，及时的回应是有必要的。但如果是一家非常小的欧洲报纸对中国说三道四，那是没有什么人会关注到的，对它做出回应，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可以说，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述仅仅是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无需过度解读和阐释。
　　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过于相信美国右派报纸评论版上关于中国的文字，因为它并不能反映大部分普通人对中国的认知。需要知道的是，大部分国家的普通人对政治不着迷，故而也就对中国的政治体系是什么样的问题不感兴趣。同时，我也认为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对于中国的认知也存在很大的区别。■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是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当代驻华外国记者职业共同体研究——一项基于“局内人”视角的考察》〈项目号：13YJC860027〉的部分成果）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