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麟
　　【本文提要】 作者与科林·斯巴克斯（Collin　Sparks）教授以对话形式，围绕斯巴克斯教授2007年出版的《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Mass media）一书，回顾了国际传播研究的历史，讨论了国际传播研究中发展传播、媒介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等理论范式，探讨了学者在社会发展和全球传播中的角色并且探索了国际传播新研究范式的可能性。
　　【关键词】 国际传播　理论范式　发展传播　媒介帝国主义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G206
　　
　　科林·斯巴克斯（Collin Sparks），香港漫会大学新闻系教授，曾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新媒体对媒介系统的影响力。
　　
一、现代性与发展传播学
　　沈国麟（▲）：在您的《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一书中，您标出了国际传播理念演变历史中的三个关键性时期：1947年冷战的开始，1968年激进主义的全球浪潮，1989年原苏联的解体。您是否认为意识形态斗争主导了整个国际传播的进程？
　　科林·斯巴克斯（●）：我认为三波（国际传播）理论的浪潮很明显与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关联。发展传播理论是冷战的产物，该理论的产生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学者们的反共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罗斯托1960年的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的副标题就是“一个非共产党的宣言”。罗杰斯甚至哀悼一个事实：唯一认真对待发展传播理论的地方就是中国，因为在那里他们有意图地推动整个人口实现现代化。这些学者非常清楚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正在打冷战，他们要努力阻止苏联扩张。
　　1968年以后，（国际传播的）主导理论非常清楚地与对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重新发现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还有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这种抗议使整整一代人在思想上激进化了，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这些对帝国主义、民主传播、参与性传播等等的关怀非常清楚地被定位于那个时代。
　　谈论全球化是1989年结束的产物会有更多的争议。很明显还有其他的理论根源，但我认为全球化理论是在1990年代取得了胜利。那时有一种感觉，历史的斗争已经终结了。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主要的角色，不再会有任何严重的国际冲突了。人们可以把视线从帝国主义理论所描述的冲突转移到全球市场的良好效果上来。我认为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2008年。其间有西雅图抗议和入侵伊拉克，但关键事件是2008年由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危机的重现，它标志着全球化乐观面向的终结。自那以后有许多著作标志着帝国主义理论的重新介入。
　　追溯创造这些理论的时间非常容易，要么看看这些理论何时变得有力量，要么看看这些理论的内容如何影响了不同的主要思考方式。
　　▲：现代性是一个如此庞杂的概念，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思想、观念和价值。发展中国家拥抱现代性与解放、反抗殖民和赶超西方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把现代性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现代性中的有些部分被接受有些部分则被拒绝了。就发展传播学而言，当在发展中国家传播和发扬现代性的过程中，西方的学者和专家有没有遇到过怀疑和批评？这种反馈有没有对发展传播学中的主导范式和参与范式进行修正呢？
　　●：这个很明显各有各的不同。你可以说美国人想要在阿富汗传播现代性，当然他们正在面对反抗。从经典定义上来说，传播现代性并非发展传播学的目标，我认为现代化在不同角度受到了抵制。我在书中给出了许多关于发展传播项目的例子。我想要谈论一个被很好研究的拉丁美洲的例子，他们试图给妇女提供媒体，通过接收和传播信息从而赋予妇女权利，使女性能以此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但一部分男人抵制这个项目，因为它解放了妇女，而一些妇女也不想被外来者现代化。
　　发展传播理论中的参与范式并不由单一的现代性观念来运作。主导性范式说，我们知道你们想要什么，我们是科学家，我们理解你们，就用这种方式做吧。但是参与范式却问：“你们想要什么？”
　　▲：如同您说的，不管最终这些想法有没有意义，提出这些想法的人能够参与一个严肃的知识生产过程，并且他们的动机就是他们所相信的服务于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最佳利益。但问题是这些学者如何知道穷人的最佳利益以及穷人最想要什么呢？
　　●：这些学者认为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穷人的最佳利益。他们认为，“我们是由现代科学所武装的，现代科学帮助我们看到真相是什么，我们并没有被人们的偏见和无知蒙蔽了眼睛，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想要的”。以我为例，我不知道什么引起了疾病，我去看医生，他有足够的知识，他会告诉我如何处理它。一般而言，这就是主导范式所宣称的：他们拥有超级知识。
　　▲：国家在发展传播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如同你在书中所说的，理论探索和发展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这是显而易见的，它也导致了一个悖论，需要仔细地检视：主导性范式在理论上已经过时了，但在实践上仍然保留着很强的效用；而另一方面，参与范式在发展理论上是胜利了，但在实践中却缺乏实质性的支持。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主导性范式依靠国家，而参与性范式看上去民主但缺乏国家的参与？
　　●：资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部分资源来自国家预算，来自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大型机构，它的背后是由少数几个大国支持的。运作这些事情的人们有一个有关世界将如何改变的非常清晰的理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时间推行“华盛顿共识”，这伴随着一个非常清晰的理念，即社会应该如何改变，你应该去掉补贴、放开价格、把公共部门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余地去问人们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健康传播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菲律宾有一个国营的卫生服务设施运行得非常好，然后一些人说应该把它转成私有的。谁来决定？世界银行。它希望改变事情所依赖的机制并且不允许广泛的参与。权力的实质意味着参与范式没有很大的预算。他们要不到足够的资源，因为资源属于那些不想要大规模参与的人。他们想要主导而不是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想要特定形式的改变。
　　▲：为什么如今在美国或者欧洲最好的学术机构中鲜有人对发展传播学感兴趣，也没有兴趣对主导范式进行批评，或者对媒介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之间区别的含义感兴趣？是不是因为冷战结束了，而“发展”作为一个关于传播和社会的理论直接来自冷战的需要？
　　●：在实践中仍然有许多发展传播的项目，但很多人在理论上对它已不感兴趣。向全球化的转变并没有为社会发展提供很多空间。在西方，对发展传播学没有很多兴趣是因为在知识上缺乏空间。另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世界存在着发展的另一种路径。在上海，我们正处于其中。人们说：“我们知道如何发展，看看中国是如何做的。”这是理解上的转变。主导性范式是建立在美国模式上，在小规模程度上是日本，但在更大的层面上而言，中国提供了关于现代性的另外一种大观念。（中国）并不是按照西方观念来现代化，而是另一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综合性现代化。你们并不需要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来现代化，但你们可以用儒家、集体主义来现代化。你们并不一定要用民主、资本主义来现代化，而可以用共产主义。这与现代性的经典概念完全不同。
　　让我们看看非洲发生了什么。那里存在着另外一种发展范式。那里有一种竞争，一边是美国和英国，另外一边是中国。哪种模式更适合？10或15年之前，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代表了一种非西方的模式——我在书中引用了这种观点。因为过去20年中经济发生了变化，对于日本模式的信心也越来越少，而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的表现，形成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在中国国内可能并不被认可但在国际上被认可。我说的是“北京共识”，这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
　　
二、媒介帝国主义和全球传播新秩序
　　▲：今天的全球化是被新自由主义所刺激的，而新自由主义也被认为是当前的资本扩张主义模式。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批判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和国家。
　　●：我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是矛盾的。当自由主义（不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世界经济（1880~1940年）的时候，这是欧洲殖民帝国的经典时期。
　　▲：构建新的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在1970年代失败了。您认为当时构建这种新秩序的目标是合理的吗？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信息秩序有没有合法性？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言，国家被他们的政府所代表，只有这些政府才拥有在决策过程中的投票权。虽然，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 Report）提出了82条建议，但该报告不能强迫媒体去做任何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媒体并不是由政府所控制的。
　　●：麦克布莱德委员会说了很多合理的事情。我认为，让传播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想法是具有合法性的。但是，以新的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为由实现它，则是问题多多。这看上去像是由国家主导的机制，但既然它发生在冷战时期，就不可避免地被拖进去了。在冷战中，信息的自由流动是美国人的武器。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是苏联人的路径，有许多威权国家对于给大众声音赋予权力并不感兴趣。在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之间有非常清楚的共同利益，他们拥有相同的战略目标，他们都想维持信息的自由流动，这意味着在实践中由大型的西方企业来主导（信息的流动）。
　　▲：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共识甚至变成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提了。这是由一些西方的学者促成而且得到了发展中国家学术圈的回应。全球化变成一种范式，这种现象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产品。
　　●：我同意你说的全球化是一种主导性的话语，它产生于西方并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找到了知音，但同时也有许多批评。在近几年中，它有意无意地招致了更多的批评。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中心—边缘的关系。将来，可能存在多个中心—边缘关系，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几个中心和边缘。全球化过程正在解构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
　　●：很明显，美国的权力正在衰落。但是否存在相当的竞争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欧洲已经不能成为权力中心，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也许50年后会是印度。很明显我们正在朝着多中心的方向走。
　　
三、全球化传播与民族—国家
　　▲：米尔斯的精英理论应该被发展用来描述今天的世界。由于互相联结，穷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结成同盟的权力精英。全球权力精英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巩固他们的权力，并且塑造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我并不这么认为。就媒体而言，媒体可能在全球运作，但即使是最全球化的媒体公司——新闻集团，它70%到80%的利润来自美国。时代华纳和其他媒体也是如此。这些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但在全球运作。唯一例外的是贝塔斯曼，它在德国创办，是一家欧洲公司，主要的利润来自欧洲。这些都是大型媒体公司，根植于某个特定的国家，大都在美国。他们是国家性媒体。他们主要以国家为单位来运作导向，但也在全球做生意。关于新媒体：苹果、谷歌和脸谱的家乡在哪里？这些新媒体均有全球影响，但他们基本上是美国公司。CNN是全球公司还是一个美国公司？CNN也许会有一些中国观众，但数量可能很少。在英国，CNN的观众比例不到0.1%。相对而言，BBC和商业广播电视台（如天空卫视）的覆盖率达到90%。就公共舆论而言，国家广播电视台非常重要。在美国，CNN比福克斯电视网规模还要小，你会很容易就夸大像CNN这样一个机构的影响力。唯一拥有一定数量国际观众的国际新闻频道是半岛电视台，其在阿拉伯地区的观众比例达到10%~20%。CNN和其他电视频道影响着精英群体，记者、政治家、商人和官员在看CNN，所以CNN有影响力，但它不直接影响公共舆论。
　　▲：如您所言，大部分的国际媒体都落户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但在今天的国际传播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的媒介组织都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播出自己的节目，特别是一些母语非英语的国家媒体制作英语新闻节目在全球范围内播出。他们与他们国家的政府是一致的吗？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吗？
　　●：并非所有的媒体都服务于他们的国家利益。也许有一小部分媒体，像《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努力使自己全球化，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成功地做到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受众才是最主要的，特别是《华尔街日报》，他们不得不为自己国家的受众服务。对很多商业媒体而言，这不是责任的问题，而是生意的问题。他们主要注重的是某个特定的市场，这同样也适用于一些新型的全球媒体。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同样都有电视节目瞄准全球市场，但他们依赖于国家机构。他们对国外广播但他们需要资助，在这些国际新闻频道中，没有一个赚钱。半岛电视台同样也不能靠他们自己过活：他们是国家机构意志的表达。这些国际新闻频道都是由国家来推动的。
　　▲：互联网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激励着这个世界上的草根人民。例如，维基解密实际上不仅解构了美国政府，而且还有世界上的其他国家。2011年1月，抗议者利用脸谱网和推特来策划他们在埃及的下一个行动。新媒体正在联合被统治的人在全世界去反抗统治阶级。
　　●：维基解密并没有解构美国政府，但它使得美国政府很尴尬。政府只有在两种途径下被解构：一种是外部的军事入侵，另一种是内部的大规模反抗。互联网可能是大规模反抗的工具，但并不能取代反抗。我和很多人谈起过埃及。虽然脸谱网和推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告诉我们正在发生些什么，但在埃及境内他们并不是那么重要。脸谱网和推特上的确有行动，但在埃及他们的普及率非常低，大约只有7%。他们不是推动埃及革命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手机。我的判断是，虽然互联网在传播信息方面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世界，电视机到处都是。在埃及，传播革命的主要工具也许是电视。
　　
四、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范式和学者的责任
　　▲：您提供了新范式的设计，把帝国主义范式和参与性范式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您是不是认为帝国主义范式提供了理解当前国际传播结构的路径，而参与范式提供了行动的指南？
　　●：这个设想是非常概括的。这本书最后的一个章节是最弱的。批评别人的观点总是比提出自己的观点要容易。我认为把当前的实践理论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就国际传播而言，今天这个世界的阴暗面依然存在，依然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和大公司联合起来支配其他国家、其他公司和其他产业的现象。
　　▲：您对于理论范式的探讨是为了帮助穷人通过传播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您认为在您所设想的新范式中，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您是否认为您能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最想要什么？
　　●：一般来说，存在着三种角色——学者、行动者和学者型的行动者。我认为“你想要成为什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你能够成为什么。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学者们一般只能被迫接受学者的角色，除非你有广大的听众支持你的想法，你并不是一个实际的行动者可以会见政府官员。即使在参与型范式里，学者也不是一个可以组织和协助动员的行动者。如果你问我所期待的环境是什么，我所期待的环境是可以使得学者型行动者从精神上影响公众，这就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了。这样的条件并不总是现成的，这种条件在埃及比在伦敦更有实现的可能。也许在这一时刻，在叙利亚比在中国更有实现的可能。能否找到大量听众取决于当时当地的环境，而这不在学者的掌控之内。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听众，我们就只是一个学者。阐明观点、发展理论、搜集证据……这些并非浪费时间，这是一个学者应该做的！在任何一个社会运动中，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不是社会运动本身。对于学者而言，上批判性的课更容易，但人类解放需要大众有意识的参与。除非我们能够参与到这样的运动中去，否则我们只是做了一半工作而已。■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复旦大学985整体推进社科青年项目“媒介民族主义和中国对外传播”成果之一）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