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嘉 史安斌
　　【本文提要】 本文对国际传播相关理论进行综合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统一、全面的理论框架，通过整合各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梳理出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轨迹和传承脉络。总体上说国际传播理论经历了国际化、全球化和跨国化三个历史阶段。在此期间传播的重点由传者向受者过渡，传播机构的组织结构从等级化垂直化向扁平化发展，研究视角从“全球-本土”的二元对立演变为网络化连接。
　　【关键词】 国际传播　国际化　全球化　跨国化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G206
　　国际传播理论伴随国际关系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的演变，基本经历了国际化、全球化、跨国化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概括为“国际化”（internalization）阶段，时间上基本与国际关系中的冷战局势相对应，基于东西方对抗和南北方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假设研究国际传播相关问题。这一阶段的技术基础以收音机广播为主，卫星电视为辅；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推动力，信息发送者即“传者”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这一阶段中，国际传播建立在无线电广播技术及机构的发展之上，政府将国际传播视作国家发展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了“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合法性地位。
　　随着冷战关系的逐渐瓦解，美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形成单极化趋势。卫星电视凭借其辐射远、声像具备的优势逐渐成为广泛采纳的国际传播技术基础，国际传播理论进入第二阶段，即“全球化”（globalization）阶段。资本的运作与流动是全球传播阶段的主要推动力，而传播的主体进入从“传者”到“受者”的过渡时期。这一阶段，国际媒体市场蓬勃发展，媒体在不断“解除规制”（deregulation）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球产业的整合。“电子村落”原本是麦克卢汉关于全球传播的浪漫构想，在全球化时代则成为资本主义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经济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重要表征。
　　之后国际关系进入多极化格局，国际传播随之进入“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阶段。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国际传播引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进程中，愈来愈多的个体被赋予传播的权利。因而，个体公民和非政府民间团体成为跨国传播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传播的主体也彻底完成了由传者向受者的过渡。跨国化阶段最突出的特征是“世界主义化”的兴起和全球公民社会的产生。每一个个体、每一种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在“公民社会”这样一个中介空间中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得以协商与再生产。
　　本文从研究视角、哲学基础、文化阐释、身份认同四个方面，来分述三个阶段中主要的国际传播理论。需要申明的是，本文采用的“国际传播”一词，除特指第一阶段以外，均采用其广义，即涵盖了国际化、全球化以及跨国化三个阶段。
　　
研究视角：秩序重建
　　围绕某一研究议题形成规模化知识社群的过程是多重的研究视角不断协商，从而逐渐达成共识的参照系的过程。从围绕“国际传播”这一议题生发出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既相互对话又彼此冲突的视角：“全球-本土”的二元对立、过渡和网络化。
　　早期的国际传播研究多秉承“全球-地方”的二分法，探讨媒体和文化全球化与各地区历史文化独特性之间的冲突。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本土化（localization）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其中包括地区化（regionalization）二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和现代化接近性（modernityproximity）等理论。此时期的研究体现了在全球化初期，研究者从本土视角看待全球化进程时表现出的一种“警觉”心态——即为了力图保持本土化的完整性，将“本土化”和“全球化”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
　　随着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国际传播研究进入到了“全球化”阶段。此时简单的二元对立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媒体全球化所带来的日益广泛深入的影响。随着全球-本土两分法的瓦解，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力量都失去了其原有的完整性，其作用的结果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混乱的“过渡”阶段。阿帕杜莱的“脱域”（disjunctures）理论从民族、媒体、技术、经济和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描述了各个群体之间或各种情境下新旧模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跨国化阶段理论关注国际传播格局如何走出混沌，寻找到新的秩序化范式。卡斯特所提出的“网络社会”概念是这种尝试的代表。整个世界被置于一个相互连接密不可分的网络之中，民族国家的独立性进一步降低，国际合作和跨国组织的力量得到强化，资本和个体民众可以轻易地超越国家的限制，在更广阔的时间空间中相互交流和作用。作为网络节点的各个成员和组织之间多层次的、密切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当今媒体和文化全球化的形态与进程。
　　
哲学基础：走向世界主义
　　国际传播理论的哲学基础随着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传播主要推动力量的变化而变化。在“国际化”阶段，东西方冷战是当时国际政治的主要议题，民族国家亦成为国际传播活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此期间，民族主义（nationalism）特别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主义”成为国际传播的主要哲学基础。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际传播活动以传者为主体，以“垂直化”、“等级化”为组织结构的特点。民族主义的作用不仅在于向外部世界宣传一国的形象，更多的也是为所在国的受众提供向心力与凝聚力，从而强化在文化层面与心理层面对于族群的维系意义和政治社会的组织意义，以便应对东西方敌对局面下紧张的国际政治环境。因而基于民族主义的国际传播研究经常聚焦在诸如文化抵抗、文化帝国主义、“流散群体”（diaspora）及“族性”(ethnicity)等现象。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以美国为主的单极世界的崛起，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成为美国主导下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跨国资本主导下的媒体尽可能地超越民族主义的局限，通过诉诸人类所共通的基本的情感和主题，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并调和各国观众不同口味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原则逐渐成为国际传播中的主导意识形态。普遍主义试图超越各个国家和地区原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将人们纷繁复杂的情感和经历简化并化约为一些基本的、共通的元素——即找出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共同立场”或“最大公约数”，并将这些元素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期让世界各地的观众都可以轻易地理解并接受。由于东西方发展固有的不平衡，普遍主义原则更多地基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判断，无法平衡地表达东方国家的理念。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普遍主义已经突破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一国家或某一族群的民族主义色彩，尽可能地容纳并吸收各个国家和民族可供利用的元素。这一特征在好莱坞电影和国际主流的电视新闻网中都有所体现。在普遍主义原则下，美国在改变世界，同时世界也在改变美国。基于普遍主义原则的国际传播研究，更多地采用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和批判跨国资本主导的媒体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消费主义和娱乐性的流行文化。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经济/文化全球化期冀产生的美好愿景，也是国际传播的“跨国化”阶段理论建构的核心概念。世界主义的产生基于多极化国际政治格局的出现，互联网、手机等移动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网络社会的形成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的崛起。贝克将“世界主义化”定义为全球化的内在方面，即生发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全球化。世界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和民族的边界是可以被选择、被阐释而不再是预先设定的，同时，新的边界也要经历不断被界定、厘清与合法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传播就演变成了“跨国传播”。在跨国传播格局中，以传统媒体为主的跨国传媒集团与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互动的受众共同编织起内容生产和流通的网络，信息在地方、民族、区域和世界四个层面上不断流动与重构，其中某一层面的传播并不突出，但是，这四个层面相互之间不断啮合的过程却成为传播的主体。在多元的、复杂的、多层次的、网络化的跨族传播体系中，不同人群间联系日益紧密，商品流通、人员流动、思想交流日益加速，最终将“世界主义”付诸实践。这种由数量少、影响力大的跨国精英权贵阶层所秉持的世界主义意识，包括对整个星球与人类休戚与共的认知，形成对于环境、人权、道德伦理、经济一体化、地缘政治安全等重大问题的共识。
　　从本质上看，世界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区别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普遍主义是由跨国资本主要推动的，而世界主义则是囊括了各种推动力量，包括国家、资本，以及不容忽视的个体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第二，普遍主义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寻求世界各国受众的共通元素仅仅是寻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而非目标，而世界主义的目标则是形成关乎人类命运议题的共识；第三，普遍主义试图通过简化的方式获得各国受众的认同和接受，而世界主义则希望通过人与人之间充分地协商形成一致的包容性的意见，从而在多元的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共享的价值观和全球公民权意识，并实现各国与各文化的整合。世界主义的出现打破了国家和资本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垄断地位，凸显了普通公民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使国际传播的主题由“对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争夺”转变为“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
　　
全球文化变迁
　　国际传播的“国际化”阶段对全球文化的探讨奉“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为圭臬。“文化帝国主义”指涉一系列宽泛且复杂的现象，其内涵及外延一直未有明确的界定。从总体上看，文化帝国主义强调的是文化从居于中心的“宗主国”向边缘的“附庸国”的单向流动：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伴随着其经济与政治上的霸权地位向全世界流通，将美国消费主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散播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国际传播的“国际化”阶段对于民族国家认同、传播格局现状的解读多依赖这一思路。具体而言，富裕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输出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将其社会文化价值观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在内容上，对国际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分析表明，从发达国家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蕴含了对工业化、科技决定论和消费主义的大肆宣扬；在数量上，文化产品的跨国流动呈现为发达国家出口为主、发展中国家进口为主的局面；在质量上，发展中国家吸收由西方媒体制作的带有偏见的新闻内容，并借鉴其制作技术与方法。在“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框架下，世界关系被定格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其他模糊的、脆弱的世界各地文化的主导与剥削。
　　“冷战”结束后，国际传播方面的大量研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不断挑战“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有关权力关系的阐释，质疑作为其基础的关于文化流动的连贯性与方向性的假说。在此基础上，“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逐渐成为新的研究框架。
　　文化帝国主义具有明确目的性和指向性；相比之下，文化全球化则是一个更为辩证的过程：第三世界国家对文化“舶来品”的吸收可能会产生正面的效应，甚至可以对外来文化进行批判性、创造性的解读。这就意味着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从文化帝国主义的视角来看，西方强权国家、跨国公司、知识精英合谋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征服与剥削；而按照“文化全球化”的思路，西方国家多以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集权的角色进入公众视野，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角色更加隐晦。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全球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大众文化”（global mass culture）而实现的“去中心化”的过程。他承认这一过程中美国和西方的霸权地位，同时指出，这仅仅是一种霸权的特殊形式而已，并非摧毁而是尊重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全球大众文化”认可、吸收世界各地的特色文化，但其宽泛的框架仍然是美国式的。跨国资本并非简单地冲击或腐蚀本土文化，而是寻找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成功的运作方式。
　　从“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本土”二元对立视角的兴起和衰落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在“跨国化”阶段的“文化杂糅”（cultural hybridity）理论中得以完成。“文化杂糅”理论彻底打破了“全球-本土”的二元视角，采用网络化的视角研究不同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势力在地方、国家和区域等层面上的多元共存，并探讨共存的形式和原因；不再片面强调远距离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而是强调基于知识与经验的“世界公民”之间关系的发展和结盟。从本体论的视角来看，“杂糅”是媒体全球化的文化产物，是受制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势力的传播活动；在政治层面上，“杂糅”作为一个权力较量的场域，是多种势力在其中不断冲突、竞争和协调的产物。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和“语境间性”（intercontextuality），这两个概念是从杂糅理论派生出的重要的研究路径，它探讨了在媒体和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通过不同文本和语境之间的相互指涉和移用，形成共识，协调利益，最终达成“杂糅”的平衡状态。
　　
身份认同
　　认同是个人建构意义、获得经验的来源。身份认同是个体建立主体性的过程，通过将自我与他人区别，人们不断实现自我认知。社会成员在“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过程中不断自主地、自为地建构起来的社会身份奠定了个体建构意义的基础。卡斯特认为，意义是社会成员对自己行为目的的一种符号化的认同。机构和个体都可以是意义的来源，但后者明显更强。人们通过围绕“首要认同”（primary identity）来建构意义，首要认同具有最强的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延展性，并且为其他认同提供框架。所有认同都源于建构，认同的最终确立是各种势力和关系相互博弈的结果，囊括历史的、经济的、地理的、生物的、集体记忆等多方面因素作为认同建构的原材料，结合自身所处的时空环境而产生。卡斯特进一步提出，认同的创建者及其创建的目的决定了认同的内容、意义和边界，并由此提出三种类型的认同创建机制：合法性身份/认同（legitimate identity）、抵抗性身份/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创设性身份/认同(project identity)。纵观国际传播理论演进的脉络，国际化、全球化和跨国化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上述三种类型的认同建构。
　　合法性身份/认同的建立是社会的主导力量不断自身合法化的过程。“国际化”阶段的研究中，对于“想象共同体”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威权与主导权关系的论述均贯穿了对于合法性认同建构的剖析。合法性认同机制使各类组织和机构等井井有条，社会成员各司其职。这一机制不断将原有的主导性结构组织合法化。一系列国家机器——如政府、教会、工会等——实现了霸权统治，同时也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利。
　　“全球化”阶段的身份认同表现出混乱、碎片化、对抗性等特点。吉登斯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个人身份的构建同时受到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相反力量的支配，人们不得不在两种力量中做出选择或求得某种平衡。本土化的力量代表了民族国家中形成的整合连贯的合法性身份，而全球化倾向则摧毁了原有的合法性身份，使个人身份认同陷入混乱和碎片化的状态。卡斯特则提出了“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和“地域的空间”（space of places）两个相对的概念。他认为，存在着一个建立在新媒体信息技术之上超越国界的流动空间，全球精英们参与其中共同拥有一系列超越本身所在国家历史文化的普遍主义价值观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独特的身份认同。与此相对，大多数的人还居住在地域空间之中，受到本民族、本国的历史文化的限制维持其合法性身份。除此之外，另一群人则徘徊于两种空间之间，在不同的情境下展现不同的身份属性。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民族国家对自身领土范围内的主权和管辖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其结果促进了抵抗性身份认同的产生，体现为部分社会成员对支配性力量的反抗。这些成员大多受到不公正待遇或偏见，因此兴起了群体性的抵抗运动，通过对主导力量的反抗以改善其生存环境。对抗性认同具有群体性特征，通过历史、地理或生物等因素规定的身份，如性别、民族、肤色、宗教等进一步明确了抵抗活动的边界。
　　“跨国化”阶段的身份认同表现出动态化、偶然性的特点。“创设性身份/认同”是这一阶段理论建构中的关键概念。区别于“合法性”和“抵抗性”身份/认同，创设性身份/认同并不固定在某一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也不限于以性别、民族、宗教等固有因素规定的人群。相反，创设性身份是流动的，依特定的情景而产生的。世界主义倡导的对人类共同命运议题的关注成为创设性身份认同的目标。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民众因为共同的目标而集结起来，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和谐共存和“世界大同”。
　　
结论
　　本研究对国际传播相关理论进行整理和耙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统一的全面的理论框架，通过整合各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梳理出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轨迹和传承脉络（见上表，见本期第41页）。从总体上看，国际传播理论的演进经历了国际化、全球化和跨国化三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包括与其相对应的技术、国际关系、传播主体、组织结构、主要推动力、研究视角、哲学基础、文化以及身份认同。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某一历史阶段中国际传播的鲜明特点。其中技术、国际关系、传播主体、组织结构和主要推动力属于结构性因素，为国际传播的研究与实践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研究视角、哲学基础、文化和身份认同则从不同的维度揭示了国际传播研究演进的内在规律，这四个维度相互映衬相互支持，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国际传播研究在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旋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以三个历史阶段来划分国际传播的发展，但并不意味着此三个阶段在时间上有着严格的传承顺序，更不意味着后一个阶段的产生只能在前一阶段消亡之后。事实上，三个阶段虽然在产生时间上有先后之分，但其所属的研究价值和影响力一直存在，持续至今。在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个阶段的研究轨迹同时存在并行发展，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当前国际传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作者卢嘉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大众传播学博士，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10JZD0014）
　　
参考文献：
Adams, L. L. (2008). Globalization, universalism, and cultural form.Contemporary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0(3), 614-640.
Anderson, B. (1983).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Public Culture, 2(2), 1-24.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rnason, J. P. (2002). The multiplication of modernity. In E. Ben-Rafael, & Y. Sternberg (eds.), Identity,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pp. 131-156. Leiden: Brill.
Beck, U. (2005).Power in the global age: A new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Beck, U. (2006).Cosmopolitan vision.Cambridge: Polity.
Beck, U., & Grande, E. (2007).Cosmopolitan Europe.Cambridge: Polity.
Boyd-Barrett, O. (1998). Media imperialism reformulated. In D. K. Thussu (ed.), Electronic empires: Global media and local resistance, pp. 157-176. London: Arnold.
Calabrese, A. (2004). The promise of civil society: A global movement for communication rights.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18(3), 317-329.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Cambridge, MA: Blackwell.
Castells, M. (1997).Power of identity.Cambridge, MA: Blackwell.
Castells, M. (2008). The new public sphere: Global civil society,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6(1), 78-93.
Chalaby, J. (2005). From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transnationalization.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1), 28-33.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Downing, J. (2003). Audiences and readers of alternative media: The absent lure of the virtually unknow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5(3), 625-645.
Featherstone, M. (1990).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Frederick, H. (1993). Computer networks and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L. Harasim (ed.), Global networks: Computer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p. 283-29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all, S. (1991).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In A.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pp. 19-39. London: Macmillan.
Hallin, D., & Mancini, P. (2004).Comparing media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ld, D., &Mcgrew, A. (2002).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 Beyond the great divide. Malden, MA: Polity.
Hooper, B. (2000).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in post-Mao China: The case of foreign consumer products. Asian Studies Review, 24(4), 439–470.
Iwabuchi, K. (2002). Recentering globalization: Popular culture and Japanese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Jacquet,P., Pisani-Ferry, J., &Tubiana, L. (2002).Governance mondiaie.Paris:Documentation Francaise.
Kaldor, M. (2001). 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Barcelona: Tusquets.
Karim, K. H. (2004). Re-viewing the “nation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diaspor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0(2), 90-109.
Katz, E., &Leibes, T. (1993).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2nded.). Cambridge: Polity.
Khatib, L. (2003). Communicating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s global citizenship.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7(4), 389-409.
Kraidy, M. (2002).Hybridity in cultural globalization.Communication Theory, 12(3), 316-339.
Kraidy, M. (2005).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La Pastina, A, &Straubhaar, J. D. (2005). Multiple proximities between television genres and audienc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7(3), 271–288.
Lie, J. (1996).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Contemporary Sociology, 25(5), 585-587.
Lu, J. (2010). Multiple modernities and multiple proximities: McDonald’s and Kentucky Fried Chicken in Chinese television commercial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2(7), 619-633.
Lu, J. (2011). American Internet companies’ predicament in China: Google, eBay, and MSN messenger. JAVNOST – The Public, 18(1), 75-92.
Mattelart, A. (2002). An archaeology of the global era: Constructing a belief.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4(3), 591-612.
McChesney, R. (1999).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elton, J. (2004). Satellites as worldwide change agents. In J. Pelton, J. Oslund, & P. Marshall (eds.),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Global change agen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Price, M. (2002). Media and sovereignty: The global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its challenge to state pow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Raboy, M. (2004).The WSIS as a political space in global media governance.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18(3), 347-361.
Schiller, D. (2001). World communications in today’s age of capital.Emergenc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Media and Composite Cultures, 11(1), 51-68.
Schiller, H. (1991).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8(1), 13-28.
Sennett, R.(1978).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Shome, R., &Hegde, R. (2002). Postcolonial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Charting the terrain, engaging the intersections. Communication Theory, 12(3), 249-270.
Straubhaar, J. (1991). Beyond media imperialism: 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and cultural proximity.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8(1), 1-11.
Tomlinson, J.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hussu, D. K. (2006).Mapping global media flow and contra-flow. In D. K. Thussu (ed.), Media on the move: Global flow and contra-flow, pp. 11-32. London: Routledge.
Tunstall, J. (2008). The media were Americ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