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
　　【本文提要】在口语传播的历史中，相比人们长期关注语言的输出以及互动中目的的达成，倾听研究很少成为传播中各类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倾听研究获得的进展为进一步深入探寻开启了空间，也揭示了目前研究的局限性。在动态的口语传播中，把握言说者与倾听者的互动关系，能动地研究倾听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倾听研究 口语传播 大众传媒 人际传媒　
　　【中图分类号】G206
　　
　　汉刘向《说苑·政理》中记载：“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直接译成白话文，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然而，在口语传播中果真如此吗？人们一边清楚地认识到耳听的未必为虚，眼见的也未必为实；一边仍然下意识地倾慕于眼睛看到的现象，哪怕它是假象，心中也会得到些许安慰，而通过耳朵听到的信息总显得支离破碎、让人感觉不甚可靠。在人类传播的历史上，研究者试图还“耳朵”一个名分，只可惜对于信息接收中倾听的研究从来没有赶上对信息输出中表达的浓墨重彩。
　　　　
一、倾听的地位
　　科学研究表明，由于耳蜗内的神经细胞工作效率高，消耗能量少，反射弧又接近大脑，作为人体五大感官系统之一的听觉，在人体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是最后消失的感觉，听觉成为生命的旅程中持续到最后的感觉。尽管如此，口语传播中倾听的地位似乎与其在事实上的重要性不那么相称。
　　1.口语传播中倾听的地位
　　从最能代表人类传播的口语传播谈起，美国学者特伦霍姆对人类传播的概括说明了人类和动物最大的不同，除了人类具有语言与表达的能力外，主要在于我们可以创造与使用表征符号。许多学者使用人类传播来代表口语传播，认为它与大众传播最大的差异在于互动性。在进行人类传播时，则必然通过互动有回馈，因而讯息的传送者也同时会扮演讯息的接收者。①人们经常警惕着口语传播中“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的事情发生，口语传播的言说者与倾听者的身份会随着传播的进行瞬间转换，奥斯古德与施拉姆提出的编码与译码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口语传播是否能够顺利开展。在此互动过程中，代表信息接收的倾听与信息输出的表达，两者地位应是完全平等的。
　　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为口语传播发展的起点开始，“长久以来口语传播学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媒介的接收与使用，或是媒介对阅听人的影响与效果，而是探究在不同的社会情境里，人们如何使用语言符号与他者互动以达到目的”。②台湾学者的这番概括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口语传播研究的偏重。有科学家认为，耳朵与听觉是人类居住在黑暗环境中为了生存而进化的结果，“听觉在脊椎动物身上得到发展是为了帮助这些动物居住在光线昏暗的山洞或者壁穴中”。③即使耳朵长在头部两侧的优化选择，使得人类具备耳听八方的优势，但与生俱来的特点并没有提高倾听在口语传播中的地位。相反，在口语传播的起跑线上，因为人们过于追求互动的目的，用耳朵去倾听的传播方式在功利主义面前，完败给了更为直接且巧言善变的表达。
　　2.大众传媒发展中倾听的地位
　　19世纪之前，印刷媒介一度占据大众传媒的整个市场，受众只能通过视觉系统接触媒介、使用媒介。电影在19世纪末诞生后，默片依旧没有在受众感官系统对媒介的使用过程中有所突破。20世纪20年代，家庭无线电广播又一次翻开了大众传媒历史性的一页。广播的普及成全了受众听觉系统接触媒介、使用媒介的愿望。20世纪60年代开始，电视的发展不仅让人们怀疑它将在不久的未来取代广播在大众传媒中的重要地位，也提供给受众视觉与听觉系统共同享用媒介的途径。直至今日，新媒体的来势汹汹极有效地刺激了受众的各种感官系统。
　　在大众传媒发展的进程中，与倾听使用频率密切相关的听觉系统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总有些无奈和尴尬。在告别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电影默片时代，有声电影的产生使听觉系统有了用武之地，广播的诞生更是宣告了听觉系统从此开始独领风骚。但好景不长，很快电视的出现又迅速地抢占了听觉系统部分的生存空间，将视觉和听觉在使用媒介过程中的作用，搁置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甚至3D等高科技的研究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视觉的贪欲。新媒体的“来者不善”丰富了受众使用媒介的感官系统的同时，更是“威胁”到了听觉系统并不稳固的地位。
　　3.倾听使用的比例
　　麦克卢汉认为，“技术的任何进步，都会使人类更有效地生活和劳动；媒介的任何发展，都能延伸人类的五官的功能”。④根据麦克卢汉的说法，纵观大众传媒的发展过程，可以这样推论：从最初在接触媒介、使用媒介时，受众对眼睛的使用，到随后广播的兴起促使受众解放了眼睛，把任务交给了耳朵，紧接着又将眼睛和耳朵放在了同一平台分享起了电视，至今眼睛、耳朵、嘴巴等各大感官系统共同参与新媒体的使用过程。自从有了耳朵的延伸之后，各大感官系统就在不断地丰富，耳朵这一听觉系统所饰角色，早从主角的位置上退居到了二线、甚至三线，使得分管倾听的耳朵之使用比重正在逐步减少。
　　麦克卢汉看到了社会的发展会促成变革，听觉系统在大众传媒中使用比重的减少，很可能正在加速人们遗忘口语传播中使用倾听的实际能力。似乎倾听从一开始就被置于被动的地位，这种被动很快又转换成次要的代名词。其实，在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倾听所占的比例往往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一份针对不同职业背景人士的研究报告显示，在他们清醒的时候，有70%的时间用于交流。在这些交流的时间中，有9%用于书写，16%用于阅读，30%用于说话，45%用于倾听。在四种交流与沟通的手段中，倾听几乎占到了近一半的比例，而在真正交流与沟通时，人们却未必料到倾听在实际运用中的重要效用。
　　　　
二、倾听研究的进展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于珍惜来之不易的东西，为了达成目的而小心翼翼地处理每一句话是大家经常做的事情。相比之下，传播中的“听”仿佛眨眼那般自然，很少有人意识到伴有一定态度的倾听会给成功的交流与沟通带来多么重要的意义，只有少数的研究者潜心于给倾听验明正身，还“耳朵”一个名分。
　　1.倾听障碍的梳理
　　倾听研究的第一大进展是认识到倾听的缺失对交流与沟通造成的影响，梳理了倾听的障碍，纠正了交流与沟通中以单向性的信息输出为主的片面观点。有的研究者把倾听的障碍分类成6条：倾听者的懒惰、思想封闭、固执己见、不真诚、厌倦和疏忽；⑤有的研究者把倾听的障碍分类成12条：对比、猜测、演练、过滤、先入为主、心不在焉、自居、好为人师、争辩、刚愎自用、转移话题和息事宁人。⑥相比之下，能够发现无论对倾听的障碍如何分类，得出的结论大多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叠置关系，彼此之间较为接近，这也可以互相佐证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一直以来，个体在言说者与倾听者的身份转换中，对倾听总是难以把握。换言之，在倾听发生之前，个体是无法准确预测转瞬即逝的身份转换结果的，也就无法做出充分的相关准备，这种即兴的接收总让人有些胆战心惊。一边担心，一边就会更加注重自己能够通过准备而掌控的东西。关于对待倾听时个体所做准备的态度，笔者对以倾听为主要任务的主持采访课程的学生做过一系列访谈的模拟实验。结果发现出于主宰节目进程的需要，学生们会不自觉地把思维聚焦在提问上，从而忽略了倾听，这样的比例几乎超过了70%。原因并不复杂，提问可以在节目录制前事先准备，而作为节目内容的操控方，主持人将要在电视节目中倾听的内容几乎无法提前预知。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倍注意了倾听以外的东西，倾听得到的关注就变得相对较少，原本平等的双向性的信息传输，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以单向性信息输出为主的传播方式。
　　2.倾听方式与技巧的归纳
　　倾听研究的第二大进展是有意识地对倾听的方式进行了细分，把对倾听的理论总结落实到实践的检验中，提出了一系列倾听的具体技巧。有的研究者从口语传播过程中不同的操作方式入手，把倾听分为了主动型倾听、移情型倾听、坦荡型倾听和警惕型倾听。⑦证明了倾听不是简单的听取，在听的过程中它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倾听方式的丰富性提供了言说者与倾听者交流与沟通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的可行性空间。
　　还有一些研究者根据不同的倾听方式在实践操作中的运用，整理出了一套倾听的技巧。如，挑起话题、最低限度的鼓励、少提问、无干扰的环境、目光的接触、参与的姿态等。⑧甚至有研究者提出“用眼睛倾听”，⑨表明了广义的倾听中不只是耳朵在起作用，还涉及到观察层面的运用，这种研究涉及到言说者与倾听者对非语言交流的重视，将倾听延伸到了更广泛的信息接收手段。虽然，“用眼睛倾听”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口语传播中谁都无法做到用眼睛接收对方的口语符号（只有解读唇语的工作者，拥有特殊的职业能力才办得到），但这种形象的说法其实质已经发现了有些信息仅靠耳朵接收是不够的。继续深入地讨论各种接收手段后，又会要求倾听者在各种接收行为的配合下，时刻调整对言说者的倾听，在信息输入层面以达到准确接收的最终目的。
　　3.连续倾听的考察
　　倾听研究的第三大进展是突破了只用线性思维考察倾听，把视线聚焦到了倾听步骤之外的环节。这方面的理论总结已经初步看到了倾听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惯性思维总是把视线定位在以言说者或倾听者为个体的某一个人身上，“问题不在于出错时我们总要归咎于某个人，而在于线性思维，我们将人们相互的影响简化为个人问题”。⑩在交流与沟通的过程中，倾听的行为若是成立，它必然有言说者与倾听者双方的共同参与。当口语传播中的倾听出现问题时，所造成的影响不可能简单地涉及其中某一方单向性信息的输入或输出。
　　人体内部的信息处理过程会比肉眼发现的信息处理模式来得更为复杂，当倾听的过程得到延续，在言说者与倾听者身份之间相互转换的个体，在下一刻获取信息的同时，上一刻所倾听的内容已经进入人体内部的信息处理过程。当信息被再认层进行再认的同时，倾听的客观过程仍然在进行，因为信息的传输不会因为某人接收速度的迟缓而停下、等待。而在倾听被迫中断的多种情况中，有些可能是对方的信息输出出现了问题导致个体的倾听无法顺利进行；有些可能是倾听背后的信息处理出现了状况，在人体内部无法顺利进行从而影响了倾听的继续。其中，前者完全无关于个体自身，后者产生的原因就得进一步涉及到倾听以外的信息处理了，它同样存在于信息接收的过程，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概括，可以暂且定义为“思考”。当然，还存在诸如倾听者生理状况出现了问题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
　　　　
三、倾听研究的局限性
　　如果把口语传播研究的起点定位在亚里士多德辩证论述的《修辞术》，那么倾听研究的历史就短得让人惭愧了。上述倾听的研究为操作者在口语传播过程中提供一些接收的方法，拓宽了全面运用倾听的思维方式，也为该领域进一步的探索开启了更大的空间，但目前的倾听研究在口语传播中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倾听划分的功利化
　　在倾听过程的划分上，有的研究者把其划分为“有效倾听”与“无效倾听”；有的研究者为了揭示不理想的倾听则刻意分成“真倾听”与“假倾听”。例如，把“真倾听”归纳为“理解某人、欣赏某人、学习某些东西、给予帮助或安慰” [11]四种意图。把“假倾听”归咎为“让别人以为你感兴趣，以博取好感；提高警觉，看看自己有否被排斥的危险；只是为了获取某种信息，其他则一概忽略；争取时间，为你将要发表的意见做准备；似听非听，以便别人能听你讲话；为了发现和利用别人的弱点；寻找争辩中的破绽，使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倾听是为了攻击寻找弹药；察看人们如何反应，以确定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似听非听，因为好心的人或文雅的人都会这么做；似听非听，因为你不知道该如何在不伤害或冒犯别人的情况下脱身” [12] 10种目的。
　　暂且不论这10种目的是否一定会造成“假倾听”，“有效倾听”、“无效倾听”与“真倾听”、“假倾听”的划分在对倾听的正反界定上本身是有区别的。作为倾听，它不应该有“真”、“假”之分，因为倾听本身就是区分“真”与“假”的一种界定，对口语传播的接收端而言，“假倾听”就是装听，充其量是种状态上的表现，它和倾听发生后产制的无效性有所不同，“假倾听”有别于“无效倾听”。或者退一步说，对于“假倾听”的论述纯粹是翻译上的一种失误，这样的正反划分是不合理的。原因还是受到了口语传播向来追求互动中如何达成目的的影响，迅速地跳过倾听过程的研究，单刀直入倾听的效果问题，即使更为合理的“有效倾听”与“无效倾听”的划分同样如此。
　　2.倾听论述的平面化
　　个别研究者在研究倾听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些关于倾听的研究也试图突破由两条坐标轴相交形成的平面式倾听。如，有研究者提到“全方位倾听的人，一方面表现得非常体贴说话者，另一方面还要对交流伙伴所说的话进行分析，同时还能运用听到的东西去获得双赢的结果”。[13]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倾听少不了观察，“观察也可以叫做寻找非语言交流的视觉和听觉线索……非语言交流可以给你提供发现交流伙伴大量信息的线索”。[14]有的研究者在书中更是提出了“观察从字面上解释，既观（看）又察（思考）”，[15]从而表明要将观察结合思考的观点。
　　但任何一种对于倾听的补充，都只停留在了两条坐标轴相交所形成的平面上展开讨论，这些研究更多的还是想表明，在倾听对方语言表述的同时，也应时刻注意对方非语言交流中表现出来的点点滴滴。按顺序排列，在交流活动中人类对非语言的运用远远早于对语言的运用，在语言尚未产生之前，维持人类交流活动的众多方式便是通过非语言的应用才得以实现的。然而，当语言普及之后，人类渐渐地忽视了非语言交流的巨大作用。在容易被忽视的倾听过程中，非语言交流表现出的信息更容易被忽略，而这些信息不可能通过听觉系统来获得，只能更多地依靠视觉系统来捕捉。问题在于捕捉到了这些信息之后该怎么办？这一点似乎从来没有研究者结合倾听做三维的详细分析。虽然，已经有研究者在书中提到了观察需要结合思考，但就如何观察，又如何有逻辑地延续到思考，并再次结合倾听进行整合，一直没有人从传播学视角给出正面的研究结果，在这方面心理学对于表情与基本情绪的关系研究倒是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3.倾听运用的机械化
　　在倾听过程中个人的能动性是不能被抹杀的，有些研究者已经隐约注意到了这种能动性的存在，为了避免能动性在倾听中肆意地主宰个体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有选择的倾听，部分对于倾听的研究中提到“带有自己的偏见去倾听实际上等于一开始脑子里就已经想好了要听哪些东西，然后再去有选择性地倾听，去寻找支持自己想法的证据”。[16] “倾听的时候不要遗漏任何东西，否则就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17]
　　这两种说法是截然不同的，不带有任何偏见主张的是敞开自己的心扉，充分接纳对方，绝不固执己见、思想保守地倾听对方的表述，这恰是对个体的能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高度的控制力。这种敞开心扉并不等于绝不遗漏任何东西，至少并不否定可以主动忽略某些东西，全盘接收对方的传播内容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实现的。人脑毕竟不是电脑，即使是摄像机全程拍摄，录像带也是带有摄像师能动性选择的主观镜头的集合，点滴的不可遗漏具有把倾听机械化的嫌疑，同时也限制了个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有些研究并没有真正挖掘出倾听中能动性的特殊意义，甚至生怕与全面地接收信息相矛盾，对于能动性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有些好不容易初涉能动性的边缘，则立刻转而论述其他的问题。然而，不在“动”中研究倾听，它的传播就失去了意义。
　　　　
结语
　　倾听与演讲等传播行为存在一定的区别，对于演讲者而言，传播内容与传播行为都源于自己，演讲者对他人以倾听为主的接收行为与自己的传播行为不在同一瞬间发生。对于倾听者而言，传播内容源于对方，以倾听为主的接收行为却源于自己，在接收传播内容的同时，已经产生了自己的接收行为，这也是倾听者的传播行为，它们两者是捆绑在一起的。然而，越是困难，越是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在动态的口语传播过程中，把握言说者与倾听者的互动关系，能动地研究倾听应成为解密“耳朵”的优化途径。■
　　（作者系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讲师。本文为东华大学文科预研究基金项目“传播者有声语言倾听的能动性研究”的部分成果）
　　　　
注释：
①②秦琍琍、李佩雯、蔡鸿宾：《口语传播》第4、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冬雪：《耳朵与听觉的进化》，《百科知识》2010年第5期
④张国良：《传播学原理》第12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美］桑德拉·黑贝尔斯、理查德·威沃尔二世：《有效沟通》第80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⑥⑦[11][12]［美］马修·麦凯、玛莎·戴维斯、帕特里克·范宁：《人际沟通技巧》第6~9、12~16、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⑧［美］罗伯特·博尔顿：《交互式听说训练》第36~37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⑨[13][14][16][17]［美］彼得·厄斯、罗伯特·特拉克兹：《面对面交流秘诀》第171、121、169、122、123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⑩［美］迈克尔·P·尼科尔斯：《倾听：决定人际关系的奥秘和技巧》第38页，岳麓出版社2004年版
[15]叶子、赵淑萍：《电视采访学》第18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