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科
　　【本文提要】本文以自由主义报人的视角来探悉赵超构的报业生涯，通过梳理其“平民思想观”的形成、构成要素及其在新闻观、新闻实践上的表现，认为其“平民思想观”和“直接介入社会、调和理想和落实为具体生活情景的实践品格”构成了与其他自由主义报人相区别的特质，这种特质贯穿其职业生涯的始终，并最终成为确立《新民晚报》思想体系的内在动力。赵超构的“平民思想观”及其实践，一方面拓展了与自由主义报人“文人论政”不同面向的“平民实践”的认知；另一方面也部分解释了与其后兴起的都市报的精神区隔。
　　【关键词】平民思想观 平民化实践 自由主义 赵超构　
　　【中图分类号】G214
　　
　　赵超构是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留有重笔的老报人，其报业实践历时近半个世纪，跨越新旧两个社会，报业生涯也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而跌宕起伏。他解放前撰写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被誉为“中国的《西行漫记》”；在新中国成立后领航《新民晚报》，以“短、广、软”的办报方针成为了新中国晚报史上的领军者；后又以“林放式杂文”成就了其报界言论巨擘的地位，以上业绩被后人誉之为“三不朽”。
　　赵超构办晚报的思想、“林放式杂文”等一直是后人研究的重点，但将其定位于自由主义报人，探寻其报人生涯中自由主义理念与新闻实践之间内在关联，尤其是他办晚报所秉承的“为民分忧，与民同乐”理念中的“平民思想观”，与都市报大发展时期所谓的“民生新闻”中“民生”理念之间，在实践和精神区隔上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与王芸生、徐铸成、储安平等自由主义报人不同，赵超构似乎走出了命运的围城，并在新中国新闻业界终有所成，这其中固然有时代变迁、政治变幻与个性机缘互动造成的某种偶然，但在其后，是否也潜藏着中国自由主义报人在“文人论政”的同时，在考虑读者需求的时候会有另外的行动逻辑？这种行动逻辑之下会有何种理念支撑？具体在赵超构身上会有何种特质呈现？其来源和践行方式是什么？本文将对此作个回答。
　　　　
一、比较视野下的自由主义报人类型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所出现的三大社会思潮，其中自由主义为众多知识分子所信奉，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发展成为一场充满悲剧意蕴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对于中国现代新闻传播思想，特别是在价值建构和实践操作上所施加的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文明寻求的意义。①同时这也是报人赵超构展开新闻工作，并与自由主义相交的历史背景。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并发展，包括自由主义的内涵及自由主义者的界定，一直是富有争议的话题，但理性、宽容、民主、渐进等，尤其是反对对思想和言论进行钳制是认知自由主义的基本共识；自由主义者的分类标准也多样，宽泛者如胡适的“凡是爱自由的，凡是承认自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的，凡是承认自由难得而易失故必须随时勤谨护视培养的，都是自由主义者”。②按照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将自由主义者分为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功利型自由主义、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文化反思型自由主义；或者按台湾学者陈仪深以“个人与权力中心距离”的标准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分成三类: 民间议政型、组党参政型、政府谋谏型等来看，参照赵超构的办报经历、所主笔报纸的宗旨以及交游圈子等，报人赵超构至少在解放前是具有新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③
　　赵超构“不像鲁迅那样从旧营垒冲杀出来，很快就跃进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更不像胡适那样从西方留学归来，一下子就周旋于社会上层而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学者；他始终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办小型报纸，当编辑，当主笔，当社长，应当说他比鲁迅更了解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他比胡适更接近社会实际和平民百姓”。④这一出自《新民晚报》老报人的比较归纳，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触摸到赵超构作为报人的职业生涯，也能让我们大致感知到为何他与尊崇“国家中心论”的王芸生、疾呼“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储安平、信奉“独身主义”的徐铸成等自由主义报人有实践方式上的差异。但这些都不足以揭示他的精神内核，也就是在与大多数自由主义报人同声相求之外最大的特质。
　　笔者欲将赵超构与储安平作一个简单的对比，虽不一定非常恰切。可以作比，原因有三：其一，他们均是新中国成立前有社会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人；其二，他们均担任过新中国报纸的总编辑，赵超构在《新民晚报》，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其三，他们各自的命运截然相反，赵终有所成；而储则至今生死不明。剔除掉一些过于主观（各自的出身经历）或偶然的因素（赵超构被毛泽东称为“我的右派朋友”），本文只从办报（刊）的诉求，办报（刊）的风格及实践特点三方面做简要分析。
　　在诉求上，赵超构深受邹韬奋的影响，进入新闻业是寻求“言论报国、救国”之路，自己写时评当主笔，抨击时弊、开启民智；储安平创办《观察》是想将自由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鼓励他们说话，利用强大的舆论力量规范政府行为以澄清政治，培植自由主义精神以充实社会，从而树立起一种能够稳定社会的权威势力。储安平注重作者、编者与读者三方的舆论互动。
　　在风格上，赵超构从写小言论开始，逐渐形成了“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于政局”的小杂文风格，最后发展成“老更成”的林放式杂文，面向老百姓；而储安平则追求“自由的精神、透彻的剖析、理性的言论态度和不畏强权的勇气”，主要面向高级知识分子。
　　在实践特点上，赵超构具备王元化所言的“民众的、实践的文化人品格”，有直接介入社会实践、调和的特征；而储安平则通过《观察》建构起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对国是发表意见，即论政。做思想影响的工作而非实际的政治运动，一则制造舆论，澄清政治，朝民主政治的大方向努力；二则重建社会秩序，改变社会风气；三则发挥教育的功用，在社会上培植自由主义的风气，使“人人有民主的头脑及有一种民主的思想方法”，可以说他是理念播撒者和自由教育者，更靠近现代思想家的立场。
　　从三个简单比较项中我们可以看出，虽同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赵超构从事新闻工作的重心是“为民立言”，走“平民化实践”的路子；而储安平的工作重心是“自由启蒙”，走的是精英路线。赵超构办报，多为市民说话，解放后追求社会主义市民报的职业理想；储安平办报，则是为知识分子说话，追求的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那么，造成这种实践差别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二、赵超构的“平民思想观”
　　从上述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赵超构身上有强烈的“接近社会和平民百姓生活”以及“为民立言”的情结，这贯穿了他报业生涯的始终。王元化先生曾将《新民报》的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与现代思想家作过比较，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现代思想家所关怀的是历史文化的深层思想，而陈邓夫妇则是直接介入社会实践。前者是力图站在现实之上去修正现实、去影响历史发展方向，而后者则是顺着现实的种种冲突去调和理想。前者是将文化做超越性的思考，而后者则是将文化表现为时间中变迁的历程，落实为具体集团与群体的生活情景。”⑤并且将陈、邓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评价为具有“民众的、实践的文化人品格”。这评价对同为《新民报》主将的赵超构同样适用。我们将这种“直接介入社会”、“调和理想”及“落实为具体的生活情景”的“实践”品格与进入民间社会，为民立言的习惯，称为“平民思想观”。
　　正是这种“平民思想观”和“民众的、实践的文化人品格”构成了赵超构“自由主义”的核心，即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的追求，以一种体察民生和关注民生的方式来抒写，“发扬民意，形成舆论，制裁政治，推进社会”，主张报纸成为民众的喉舌。⑥既是表达对政治的态度，同时也是后来“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操作方略，这是构成他与其他自由主义报人不同实践面向的内在动力。
　　对民意的顺应、反映和发扬，既可以与国民党的专制行为相抗争，也可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根本宗旨相应合，更可响应市场化消费者对新闻产品的需求。赵超构正是基于这种“平民思想观”才使其走出了自由主义报人的命运围城，既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延续此前成功的办报经验，又能在新环境中，将发自“本心”的平民意识渐趋发展为支撑办报的理念体系，同时也与其后的都市报发展中，将读者视为消费者的行为作了精神区隔。
　　1.“平民思想观”中的新闻理念
　　赵超构带有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中，“平民思想观”的新闻理念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新闻理念主要表现在认知媒体与民众的立场上。1946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刊号的短评《我们的志趣》中有一段他主笔撰写的办报思想论述：“本报向来是一个纯民间的言论机关，从未参加政党的活动，也从未卷入党派的斗争的漩涡。我们愿意在国民的立场上，忠于民，忠于国，但坚决不效忠任何政治集团……这个方针决定，本报的整个意识形态，应以客观的态度，发挥民主自由思想为原则；本报立场应在国家民族利益及促进人民自由幸福之前提下，不偏不倚，不囿于任何党派之立场。”⑦这些关于报纸定位、立场和报道原则的“志趣说”，可以清晰表明这种代言民间、为民立言以及从民众视角看问题的态度。
　　在1949年赵超构的一篇《新中国与新报纸》对新政权报业管理政策进行筹划的专论中，涉及到对国家、报纸与民众言论关系的探讨：“国营报的最大特色，倒不在于它的国营而在它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也就是群众性的表现。当然，所有报纸都不应该脱离人民，但是最彻底地深入群众，最广泛地反映群众的，必是国营报纸。从采访到发行，它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失去了这特色，国营报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他对新中国媒体与民众之间关系的设想。
　　“软广短”三字诀是其平民思想从“自发”走向“自觉”阶段的重要发展。在鸣放时期，赵超构提出了当时争议颇大，而后又促成中国晚报大发展的“短广软”三字方针。“短些、短些，再短些，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多登点短文章，少登些长文章，节约时间，便利群众……，广些，再广些，就是说扩大报道面，题材多样，内容多样，从言论批评到幽默漫画，从增产节约到家务事、儿女情，从中心任务到风花雪月，从科学知识到衣食新闻，总之，从生活的各个层面来反映上海生活……我们所谓的软，指的是思想既要正确，又要把报纸弄得生动一些，通俗一些，把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对读者亲切一些；不是不择手段的软，也不是片面追求趣味的软，只是反对老板起面孔教训读者的作风。我们要让报纸成为读者的知心朋友，把这张报纸办成春风满面，议论风生，雅俗共赏，有益有趣，从少先队到文史馆的老前辈，从保姆同志到大学教授，都可以看得下去”。⑧而今看来，这些基于“读者意识”而提出的建议虽非惊世骇俗，但把读者当成“朋友”而非“教育对象”的观点，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舆论一律的时局却是格格不入的。在当时，坚定地从民众的角度而非管制者的角度，执着地为民众争取新鲜生动信息的追求，将晚报的“晚”字派生出“文娱性”的特点，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娱、体育、副刊文章的需求，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生活，不同于清教徒式的活着、古代苦行主义者的生活，而是全面的，包含政治思想、文化娱乐等等”。⑨继而导引出高尚、愉快、健康的趣味的“软”。这也是“巨石”之下，心怀民本思想的“草木”极尽争取生机的努力。此后，其平民思想逐渐从为民立言的言论实践，逐渐走向系统化、体系化的晚报学思想的重要阶段。
　　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之后“平民思想”新闻观，更加鲜明地指向为“民众服务”的晚报体系。他将复刊后的晚报比喻为“报春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同老百姓同忧共乐，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关心凡人小事”，以致当班的副总编辑张林岚将他在“复刊的话”里强调的“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改为“为国家分忧，与百姓同乐”后，他勃然大怒。⑩
　　赵超构新闻思想的精华部分，是总结了一整套办好社会主义晚报的原则、特点、风格，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在“晚”字上做文章。从“晚”字出发，他确定十六字办报方针：“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包含了他对政治规则和媒体出路的解读。“宣传政策”是政治立场问题，“传播知识”是内容手段，“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则是目的归宿，而这旨归都是要取得民众的认同与认可，是其一贯坚守的“平民思想”的体现。这表明历经劫难后的他，将其“平民思想观”与把握政策时局有了更老到的融合，也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找到了某种实践面向上的平衡。
　　2.“平民思想观”中的责任意识
　　责任意识是赵超构平民思想观中重要的构成要素，这种责任意识是解决“如何为民服务”的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赵超构率先提出的“社会新闻”的概念中，他就认为“社会新闻是以个人的品德行为为重点而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新闻”，虽然“寓教于乐”也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带有明显教育动机，但他的出发点是“人”，分析人、报道人和教育人。这在强调党的“耳目喉舌”的时代，以同情式的后观视角来看，在一个集体漠视“个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年代里，执着地从人、普通民众的角度来张扬办报理念，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赵超构领导下《新民晚报》刊登了大量社会新闻影响很大，但是遭到某些日报、大报负责人的指责和批评。赵超构说：“尽管现在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报纸反对社会新闻但他们将来也会跟上来搞社会新闻的”。事实果然如此。[11]其次，责任意识与其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中的责任权利意识是相通的，亦即对民众的服务应以职业责任为依仗。赵超构在1934年第一个“记者节”当天发表评论提醒广大同行：“我人今须反省者：从事报业者其果能尽其神圣之使命矣乎？从事报业者其能免以报纸为干禄之工具乎？从事报业者其不以报纸为捧场喝彩之工具乎？是以今日报业之状态证之报业本身实不能不表示惭愧。何也？正因一部分报纸不能免于上述种种故报纸在社会群众之心目中乃不免为消闲工具而从事报业者亦不免于‘报痞’、‘报商’之讥。我人认为中国报业之可耻者乃在此。” [12]这其中就流露出将记者之职沦为“捧场喝彩”、“为干禄”而缺乏责任意识的忧虑，而在市场化的今天，媒体仍面临着越加严重的社会责任缺乏的考验。
　　　　
三、“平民思想观”的来源及实践
　　1.“平民思想观”的来源
　　在赵超构“平民思想观”的构成中，来自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元素很多。一是家庭传承，受温州文成文化影响很深，文宗刘伯温的平民观、东瓯布衣的学术思想、瑞安文风等地域文化都烙刻在他身上；二是他的平民思想观是以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人权观为内容的，这些对他温和、不激进、调和的个性和文风的形成都有深刻的影响。他的“自由主义”带有某种“自发性”，即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远离权贵、洁身自好，保持独立；从报人的角度出发，带有某种“平民化实践”（以平民思想观为基础的直接介入社会、调和理想、落实为具体生活场景的实践）的特点，他追求的是“代民观察”、“为民立言”，而不是去直接建构自由主义的政治国家。也许正是这种与其他自由主义者相比更加“微观”、“平民化”的取向，才使他的平民思想不被史家所浓墨重彩地记录。
　　2.“平民思想观”的实践
　　作为自由主义报人的赵超构的践行方式，主要是栖身民间，写言论、办报纸。
　　栖身民间社会是他办报言说的动力来源。从踏上《朝报》开始其新闻事业，他就踏上了一个市民社会实践者的路径，从《报界宗师——赵超构评传》一书中对他生活世界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出身名门但始终住在市民社区，贴近民众，获取鲜活的资讯，喜欢泡茶馆，也鼓励年轻记者泡茶馆倾听民声，寻找新闻线索，反映民情。栖身民间是他接触和出入民间社会的主要方式，炼就其直接介入社会实践的品质。
　　写言论是其践行平民思想的表达方式。从最早学习邹韬奋“小言论”专栏的笔法写时事短评，开写“亲家冤家”“合力——弹力”“郎才女貌”伊始，赵超构先后主持过《朝报》的“小评”专栏、《新民报·晚刊》的“今日论语”评论专栏、“未晚谈”专栏、“七人座谈”集体专栏、“书与人”小栏目、《人世间》杂志的“人世点滴”杂文专栏、《新民晚报》的“随笔”专栏、“未晚谈”专栏等等，无不走“文人为民众代言”的“为民立言”的路子。
　　“林放式杂文”的独树一帜归根到底也是其平民思想观的“老更成”。赵的杂文凸显“亲民性”：短小精悍，引人爱看；通俗易懂，使人喜看；深入浅出，让人乐“听”。[13]如在《若烹小鲜》一文中，他借用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表达的意思是希望对文化生活少些折腾，来个“治文化若烹小鲜”，他将深奥的道理用生活常识情景化，说：你的小黄鱼已经放在锅里了，佐料都放好了，这就是了。如果你还要拿着勺子炒来炒去，那小黄鱼一定会炒得糜烂不堪，上不了台盘，这样的譬喻，随懂即通。[14]赵超构自言：这没有什么窍门，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关心人民的衣食住行，知道群众的种种想法。
　　平民思想观指导下的报业“平民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策略性调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赵超构的言论实践表现为一种仗义执言、悲天悯人和嫉恶如仇，他以被统治的底层阶级代表的身份向不开明的统治阶级发起反抗；在内忧外患和阶级矛盾尖锐时，他为底层民众代言，打抱不平，讥讽权贵和腐败官僚，发出民族自救、国家救亡，谋百姓福祉的呼喊，起的是战斗武器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他以“国民的立场”、“自由的批评”的立场写了许多文章表达了平民百姓以及社会各阶层政治上的要求，进一步向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呼吁民主和自由其中内容最多的是指向民权民生的，如人的生存权、就业权、言论权等，这些文章与当时共产党的很多主张不谋而合。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改和私企改造，阶级消失了，阶级对抗消除了，同时传媒界被要求舆论一律，如何为底层民众代言便成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时期赵超构平民实践的表现不再是匕首投枪，而转变为“良药”——从民众的角度来做执政党的诤友，对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产生的许多不正之风提出批评。[15]“平民”立场也左右着报业的发展前景。赵超构所代言的“平民”就是普通老百姓，不局限于毛泽东阶级斗争学说中的工人、农民阶级，以民众的利益为核心诉求，为民求权。这个“平民”在报业实践中就是他口中的“读者”，1984年赵超构在答《新闻战线》记者所问办好晚报的经验时说，必须了解读者，要解决好读者是谁的问题，还强调要接近群众，与老百姓同忧共乐。实践也证明，办报认真贯彻了这一点，报纸就兴，反之，报纸就衰。
　　追溯历史，《新民晚报》所引领的晚报群之所以能在全国的报纸中成为最具美誉度和占据最高市场份额之一的报纸，正因为它尝试确立了“服务”理念，把服务的对象——“平民百姓”的需要作为办报的重心，同时也强调健康的趣味、有品质的软，这些无不与“平民思想观”密切相关。
　　如今，以关注百姓生活、发民众之声为标榜的市民类报纸早已成为市场宠儿，它们推动着中国媒体的市场化转型，推动着信息观念、服务观念在传媒领域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消费社会观念的盛行，“服务读者”开始转向“消费读者”。这其中固然有市场经济和传媒市场化的催动，比照此前“为民争权”、“为民立言”的赵超构的办报立场而言，这其中有巨大的“权利导向”及“利益导向”的精神分野。
　　　　
结论
　　本文将赵超构作为自由主义报人，对其“自由主义”内核进行分析，认为“平民思想观”是构成其自由主义新闻观和报业实践的核心要素。赵超构能以调和的心态，不激进、灵巧的策略，审时度势，缓步推进其新闻理想，看似他在接受权威性话语或“官方话语”过程中，用自己灵活的实践策略与打政治“擦边球”的职业行为，曲折地实现对制度约束性的超越，但其实质是这种“平民思想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呈现与贯彻，与其说是策略，其实更应是“本心”的“老更成”，从零散的报业实践发展为整体系统的理念。而这种发自本心的服务理念与市场化阶段的利益标榜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精神区隔。这也是后来的市场化媒体越来越走向消费读者，与赵超构所倡导的服务读者之间渐行渐远的内在区别。同时这也是对自由主义报人除“文人论政”外的另一种“平民实践”面向的挖掘。对于赵超构的新闻实践在中国新闻史，尤其是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的意义，本文只是一种初探，有待方家指正和日后的深入研究。■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讲师）
　　
注释：
①⑦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绪论、第53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
③[12]刘鹏：《自由报业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赵超构早期新闻思想略谈》，《现代传播》 2010年第 11期
④[14]白子超：《一个平民代言人的思想轨迹——粗读〈赵超构文集〉之浅见》，《新闻记者》1999年第7期
⑤蒋丽萍、林伟平：《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出版序言，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⑥转引自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176页
⑧赵超构：《短·广·软——〈新民报〉的特点和风格》，转引自晁鸥、赵则玲:《赵超构》第25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⑨陈念云：《浅论赵超构的新闻思想》，《新闻记者》1993年11期
⑩杂文家曾彦修（严秀）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杂文《关于一字之改》，提到此事说，“改了并无大不是，但我也以为不改为宜。因原文‘为民分忧，与民同乐’句，重点在‘民’字，感情真挚深切，语重心长，又是写于‘文革’奇灾、民不如蚁之后不很久，故原文是有意在强调‘人’的重要性。此点，在作者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被改掉了当然有些心痛（发脾气似也可以不必）。改为‘为国分忧，与民同乐’之后，较之原文似显得比较规格化、一般化了一些，感情色彩也就不如原文的浓酽了，所以似以不改较好。”张林岚先生也认为，这段话“说得最为中肯”。
[11]白子超：《赵超构晚报工作的思想及影响——纪念新民晚报创刊70周年》，《新闻战线》1999年第9期
[13]赵则玲：《报界宗师——赵超构评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夏倩芳、陈科：《赵超构的平民思想观和社会实践》，《光明日报·读书》2010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