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飙
　　发生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投毒案”，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
　　这是一次相对私人的冲突，但因为采用了投毒这样特别的手段，广为人知，成为一段时间的热点；虽未经法院审理，媒体却不可能放弃对它的报道，并顾及其中涉及隐私的部分。
　　这是一次相对隐秘的事件。它不像杨佳袭警，发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除了嫌疑人林某，可能没人能真正弄清发生了什么。警方至今没有发布太多信息，用“生活琐事”四字概括了动机。
　　由此可知，对一个试图还原林某形象的报道者而言，面临一次危险的旅途，满是伦理、逻辑陷阱。而我接到的恰恰就是这个任务。
　　毫不意外地，报道在引发新一轮关注的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批评，其中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王辰瑶（下简称“王”）的表述相对完整。遗憾的是，尽管她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却给出了一串糟糕的答案。
　　　　
报道时机
　　王在首篇博客中提出了“报道时机”的问题。显然，案件本身进展和外部环境状况共同构成了所谓的“时机”。
　　4月16日下午，黄洋去世，仅新浪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就被转发了17万次以上。
　　从黄洋去世前一天开始，日报类媒体就围聚在重症监护室和事发宿舍楼外，希望了解事件的详细情况。黄洋去世次日，宿舍楼外更是记者云集，来者远至北京、山东、广东，学校调来三位保安，协同宿管阿姨“保卫”宿舍楼。
　　这些远道而来的记者都用脚给“投毒案”的新闻价值投了票。王也承认，读者有“迫切的愿望”；但同时却要求媒体压抑满足这种需求的冲动，“节制一点”。
　　具体来说，王认为，“法律的精髓”在于保证“程序正义”，故媒体不应在法庭审判前先做“媒介审判”，应“密切关注警方信息以及紧接其后的司法程序”。正是在这一推断中，她得到了一个看似义正辞严，实则混淆了法律、新闻理念的结论——在我和不少同行理解中，王的意思是，等司法程序推进，最好是法庭审判后再作报道，否则就涉及“媒介审判”。
　　法律的公正当然有赖于公、检、法机关的相互平衡和独立运作，杜绝了“未审先判”的可能，通过程序正义保证实体正义；但这并非对新闻实践的要求，“无罪推定”仅适用于法律领域。
　　事实上，“媒介审判”是一个伪概念。媒体不具备强制力，一千家媒体可能有一千种不同声音，相互之间甚至还会“掐架”，绝非“审判”一词所意味的“一锤定音”。从《南方周末》的报道看，没有也不可能对案件本身作出审理或判决。所谓“媒介审判”，只可能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垄断年代（法律缺位，且媒体声音单一），这种可能随着媒体市场化的深入，早已烟消云散。
　　也正是市场化的浪潮，迫使媒体必须关注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换句话说，读者“迫切的愿望”并非微不足道，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也绝非像王在第二篇博客中所暗示的那样等而下之。
　　此外，对一件事做出评判时，不能脱离事情本身。所有关心“投毒案”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关于案情，警方发布的信息实在太少。这一方面造就了“迫切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使报道更必不可少。
　　媒体一直在猜测投毒嫌疑人具体的动机，“学位论”、“情杀论”等先后被否定；多数参与报道的记者很快得知了一些关涉隐私的背景，虽提供了更多可能，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本来就不适合公布的背景与动机有直接关系。
　　案情的模糊，也一度令我打过“退堂鼓”，但很快，采访中的进展帮助我确定了报道的立场，所获得的这些独家消息，也对王在博客中提出的另一方面质疑构成了反驳。
　　　　
报道立场
　　在两篇博客中，王实际上都阐明了她对法治报道中媒体角色的认识，不幸的是，这种认识过于单一，也显露出对市场化媒体运作逻辑的生疏。
　　在王看来，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似乎有、且仅有一个立场：监督者。她批评说，“那两篇（笔者注：另一篇报道来自《博客天下》）对复旦投毒案的报道显然不属此类监督报道，它们满足的只是好奇心”。
　　“好奇心”并不廉价，这在前文已有提及。那么，《南方周末》为什么不站到王所倡议的、正义凛然的“监督者”立场上去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了解更多事实。
　　考虑到消息源的敏感性，无论在报道还是在本文中，我都无法透露他们的身份，但可以保证他们的真实存在。从这些消息源处，我们交叉印证着各种决定案件性质的要素。
　　消息源透露，林某在接受调查后，很爽快地交代了整个过程，包括设计好的取毒步骤、下毒的时间等，不仅与取毒过程的证人证言吻合，也与在寝室中发现的物证相吻合。
　　我们了解到了后来最广为传播的信息之一——林某与室友曾因水票费用发生争执——这一信息很快也得到另一个信息佐证：邻近寝室同学称，林在案发前后曾过来借水喝。
　　我们发现，林某与黄洋半年前就互删了QQ，这与取毒的时间可能相近。
　　所有这些独家的信息还不能串起完整的逻辑链，但其中没有任何一部分能为林洗脱嫌疑；全国媒体连篇累牍地跟进报道中，除了对动机尚不明确，亦未提出任何有价值的疑点。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们选择暂时将“监督者”的立场收进笔盒，回过头来打量林某的人生。也就是说，媒体并非忘记了“监督者”的本职角色，而是已进行了相关衡量，今后有需要还会再度实施——从这个具体的操作中，不知王是否能明白，“监督者”角色并非一顶帽子，扣上就好，如何践行，应依赖具体的技术化的考量。
　　通过以上的小心探索、交叉求证，记者、编辑共同形成初步判断，这种判断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我们押上的筹码，正是报纸的声誉。假如林某被证明是冤枉的，则将是记者、编辑身败名裂、报纸声誉扫地。
　　在大量报道中，这样的过程无数次重复，因其风险，记者、编辑受到严格的专业要求的限制——我们并非随意就可将这张报纸的数十年声誉扔出去“押注”。
　　因此也可以说，王在两篇博客中出现的错误，本质上正是来源于对这一市场化媒体真实运作逻辑的陌生。
　　　　
报道方式
　　剩下的则是叙事。在这方面，王作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提醒——“警惕叙述的陷阱”——但仍难免存在一些逻辑上的疏漏。从后来一些与我交流报道过程的网友的反映看，王的疑问颇有代表性。
　　黄洋去世前一周，我刚读完加缪的成名作《局外人》。其中故事警醒我：人的性格到行为间，存在一个断崖。
　　不难归纳林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我的同事走访了他位于潮汕地区的老家，那里的氛围相对封闭，父母文化程度偏低，缺乏理性认知的能力；与此相关的，林的思想资源相当贫瘠，一直没能形成稳定的价值观。
　　林的博客中显示，在一次成年后的龙舟赛上，他意识到家乡的陌生，提供不了他受挫后想要的慰藉。
　　我们发现，这个少言寡语的人本科期间在中山大学BBS上发了13777个帖子；在这些媒体未发掘的重要碎片中，林展示了一个更完整的自己——一个思维活跃、性格自卑、渴望认同的人，身上的两个部分似乎一直在交战。
　　除此之外，我们还找到了网络角落的一些碎片：看起来温和的林某对身边人、不认识的名人有过多次粗鲁的攻击。
　　当我们展示这些未曾公布的碎片时，王在文中发问：“作为与当事人长期密切接触的人尚无法发现其人性之幽暗，记者仅凭数日采访，为什么可以如此笃定？”
　　这样的发问，在逻辑上很难站得住脚。林某对罗永浩、韩寒、木子美的攻击，夹杂在成千上万的侮辱留言中，并不为身边人所知；两次对同学的攻击，则都是由身边人讲述。这些有据可查又少人知晓的细节，与林某亲友们的震惊一起，正映射着交战的两组性格特征。
　　王隐约意识到的，事实上正是人物报道中常遇到的“局外人”困境：这些性格并不绝对导致毁灭，很多人扛过去了，但毁灭又显然与性格脱不开关系。如何处理这个逻辑上的断崖？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林最后在微博上谈论的电影——或许是个借鉴。通过它，杨德昌恒久地展示着：记录这个时代的人的故事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就会说话。
　　接下来的事就没那么复杂了。尽可能地理解他，讲述他的故事，不必再做断崖前的侦探，我们只要尽力做图景的描绘者；我们无需避讳断崖的存在，更要提醒人们注意它的存在——也就是说，在断崖的这边，站着许多和林一样压抑的人，时代和社会氛围造就了他们相似的精神状态，形形色色的诱因都会给他们插上黑色翅膀，飞向断崖的那边。
　　这里边总会有个争议：依据那些碎片，你凭什么建构其中逻辑？
　　要知道，真正安全的话只有一句：“今天，妈妈死了。”
　　可加缪不还在后面加了句吗？“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
　　（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