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中国的媒体越来越发达，而且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尤其是两会时，更是媒体间的一场新闻大战。拼抢新闻的激烈程度，从大会堂外的拥挤、部长们的奔跑速度、名人明星们的躲闪技巧和发布会上长枪短炮的多媒体设备，可以窥见一斑。看起来两会异常热闹，堪称一场新闻大片、媒体盛宴，海量的新闻，高端的访谈，高层的讲话，代表的炮轰，委员的批评，还有微博舆论场上热烈的讨论。可喧哗和骚动的浮华背后，报道中却隐藏着很多问题。轰轰烈烈的背后是空空洞洞，身处热闹报道的舆论场中，似乎觉得话题很多争议很多，可等到两会结束后回过头来看时，却很少能留下多少有价值的内容，只是一地鸡毛和四处口水。
　　　　
走火入魔的娱乐化
　　与一个媒体圈外的朋友交流两会观感，他的看法是，虽然媒体各显神通，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两会作了全景式的报道，但满眼的两会信息甚至让人有了疲劳之感。他对我说：你们媒体能不能报道一些真正的时政新闻，而不要整天盯着那些明星代表委员鸡零狗碎的八卦，追着冯小刚的屁股走，盯着姚明不放，甚至把成龙堵在厕所里，有意思吗？我们看两会又不是看春晚，记者为什么不能多一点儿两会政治素养，而不是一个个都像八卦杂志的狗仔。
　　这个朋友比较熟悉两会的媒体报道史，还提到了《中国青年报》当年几幅著名的两会照片。20多年前，中青报摄影记者贺延光第一次拍两会，就抓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人大代表黄顺兴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不同声音。贺延光拍下的这张黑白照片名为《民主的进程》。同年，香港的廖瑶珠代表在通过第一个专门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人选名单时声明弃权，理由是“我不会投我不了解的人的票”。还有两会“第一张反对票”，也是中青报记者敏锐捕捉到并率先报道，产生很大的舆论影响，成为中国民主开放的一种象征。
　　朋友问我，为什么现在这样有政治内涵、能反映两会特点，又有新闻性的真正时政报道越来越少了呢？笔者也有这样的疑惑：两会议政厅不是娱乐秀场，不是体育赛场，而是参政议政的政治场，中心议程本该是代表委员的参政议政，为什么媒体那么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了明星面孔，让人民大会堂成为明星写真照的背景呢？每年最喧闹的都是这类娱乐化报道，曾有一个女记者为采访到张艺谋竟然当众抱住他，电影导演冯小刚也多次被堵在了厕所中，为追逐明星签名而引起会场混乱的事情更是屡有发生。
　　过度娱乐化是当下媒体的一大恶疾，仿佛所有的事物在媒体上都被娱乐化了：反腐败娱乐化了，如赵红霞之于重庆不雅视频案；政要来访娱乐化了，如奥巴华访华后媒体炒作的红衣女郎；房产调控被娱乐化了，如微博成了任志强和潘石屹的二人转。眼球经济下，娱乐化无坚不摧，新闻竞争激烈的两会报道难免成为娱乐化的重灾区。其实，适度的娱乐化并非洪水猛兽，相反可以淡化过于严肃的政治话题对公众产生的疏离感，以娱乐化让政治变得有趣。不过相比昔日过于沉闷的两会报道，如今的报道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度娱乐化。
　　娱乐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采访对象的娱乐化。正如前面所列举的，镜头聚焦于名人明星，忽略了更有关注价值的大多数。两会应聚焦代表委员如何监督政府，行使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而不是娱乐大众的春晚舞台。应该让更多平常无力发声者拿到话筒，给每个阶层的代表者都有发声的机会，让更想表达、更会表达、更能履职的人去发出声音。可媒体对文体明星的选择性关注，屏蔽了那些有价值的声音。
　　其二是两会议题的娱乐化。很多媒体都热衷于聚焦代表委员的雷人雷语，确实有一些参政素质低的代表委员，提出的不合常识的建言早已成为笑话，但也有不少“雷人”的标签，是媒体贴上去的。有的提案议案其实本不雷人，而是媒体断章取义的结果，把对方接受采访时的只言片语单独拎出来，刻意制造出争议，以吸引眼球和方便批评。有的则在报道中将代表委员的建议刻意“漫画化”，或者简缩成一句有新闻兴奋点的标题，或者用娱乐化的视角去报道代表委员的言论，制造出雷人的效果，误导舆论。甚至有记者为了出新闻，诱导一些口无遮拦的明星委员随口说出一些易引起争议的话，然后如获至宝地做成大新闻，于是就成了“雷人提案”。
　　其三是记者提问的娱乐化。记者缺乏专业知识，缺乏代议制常识，对社会问题缺乏专业的认知和关怀，而喜欢哗众取宠。典型的如此次两会中《时代周报》记者向民政部门的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此次浙江省大规模死猪事情，据说是因为付不起火葬费，所以才把它们江葬了，请问是不是这样？
　　当时新闻发布会的现场一片哄笑声，记者们应该都听出了这个问题的调侃意味。显然，记者这样提问题是很不合适的。太坑人家部长了!民政部管的是民政，而不是猪政，关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问题的“猪事”，应无关民政殡葬，该问农业部长。猪死了随便往河里扔，污染了水源，应该问水利部长和环保部长，八杆子打不到人家民政部长身上。记者提问当然可以用段子调侃，用调侃活跃氛围，甚至用段子表达一种批评，但最终应归于严肃专业的提问。这样的娱乐化提问，最终果然将严肃的发布会变成了一个娱乐化事件，将民政部长拉下了水。
　　总理见面会后，某报女记者抢矿泉水瓶并喝“剩水”一事，成为网民吐槽的对象，也是两会报道娱乐化的一种表征。
　　笔者非常欣赏央视两会记者柴静的姿态：在采访中，她宁愿不去挤那些人多的地方，不去扎堆凑热闹，不追那些明星人物，不像许多记者那样都挤到人民大会堂，而是守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这个地方在往年是一个门庭冷落的地方），因为这里最能反映参政议政的真实全景的表达。这种不扎堆、不围观、不追星而是关注实际问题、倾听真实表达的态度很值得赞赏。
　　　　
报道碎片化使议政浅表化
　　两会热闹的信息海洋里，每天都会看到无数种声音，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这个代表说“一下子敲掉公务员饭碗不太合适”，那个委员说“建议无条件放开生育管制”，这个代表说“长期分居致大量农民工在外结临时夫妻”，那个委员说“国人生老病死都要求人”。一个声音还没被倾听被关注，就迅速被另一个声音淹没了；一个提案还没被充分讨论，很快就被另一个议案所遮掩。这种喧嚣嘈杂的舆论场中，每人一两分钟发言的小组讨论中，话题完全被碎片化，议政被琐碎的口水和浅层的批评所淹没。
　　这种碎片化，是“民意拥堵”的两会舆论场所滋生的现象。民众平日缺乏表达的机会，媒体热衷于“终于逮着官员”的两会效应，代表委员也没有养成日常政治中议政的习惯，这便使只有10多天的全国两会，发生了严重的民意拥堵。大家都想赶着在这几天将自己想表达的说出来，争相表达，争相“上达天听”，争相借助两会效应放大自己卑微的声音，抢话筒和争眼球是必然的，民意拥堵无法避免。
　　当然，这种碎片化也与媒体报道密切相关，因为很多议题都是媒体设置的，媒体关注的碎片化导致了议题的泡沫化。比如，媒体总在疲于追逐热点，而缺乏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深入追踪和持续关切。养老金双轨制改革成热点了，大家立刻都去追养老金的问题；第二天大部制改革成为热点了，又都去追大部制改革了，其实养老金问题根本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在此起彼伏的碎片化热点中，迅速被新的热点所淹没。
　　媒体经常批评所谓的“烂尾新闻”，指那些有头没尾、烂在热点的此起彼伏中、没有结局的新闻。一些新闻，无论开始多么热得发烫，引发了多大的关注，但总会在某种力量的支配下沉下去，没有真相，没有结果，也许会成为永远的谜。其实，新闻之所以会烂尾，除了官方的掩盖和回避外，另一方面是媒体的浮躁。对新闻的关注是碎片化的，这个新闻所反映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媒体赚足了眼球，消费完了关注点，很快焦点就转移到其他热点上去了，很多新闻和问题就这样一次次在碎片化的关注兴趣下“被烂尾”。
　　这样碎片化的报道下，再热的话题，再重要的问题，也只是一小朵浪花，在热点变换和话题翻新中很容易被其他浪花所淹没。这其实不是议论政治，而只是观点声音的罗列和提案议案的简介，“议政”需要“议”，而海量信息的井喷和热点频换的节奏中根本没有“议”的时间和氛围。
　　这种碎片化的另一个表征是，记者报道时缺乏主见，不是自己去找新闻，而是有闻必录。就像一个记者批评的：许多场合，不少记者往往是看见有人围堵，就赶紧掏出录音笔，被采访对象说什么，记者就记什么，甚至根本不知道说话的人是谁。本报一位两会记者讲过一个他亲眼看到的场景：人大开幕那天，有记者堵住高铁专家王梦恕，马上记者蜂拥而至，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一会儿，最里面的记者问完出来了，外围问：里面人干什么的，答曰高铁专家。谁承想记者听岔了，听成是高考专家，挤进去就问怎么看待异地高考，没想到老爷子还真能侃侃而谈，于是高考问题一个接一个来了。
　　缺乏主见，缺乏“问题意识”，不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被浮华的热点牵着鼻子走，自然满是碎片化的口水。
　　　　
喧闹的伪问题与嘈杂的假冲突
　　今年两会时，“中国青年网”的一篇评论批评一些媒体报道变味了，这篇题为《两会看点多，媒体责任重》的评论称：比如卖淫嫖娼合法化建议本是黑龙江代表迟夙生2003年提出的一个建议，今年两会上，又被某些网络媒体翻出来突出处理，大肆炒作；毛新宇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的孙子，他的建言献策固然值得关注，但是一些网络媒体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毛新宇的提案上，而是揪住他的一些表情、一些话语进行演绎和狂欢；当“铁道部将进行大改革，将并入交通运输部”的传闻满天飞时，全国政协委员、铁道部原副部长孙永福因一句“是个方案，正在研究，要等换届，不是现在”，被网络媒体衍变成“改革”的代言人。片面追求、制造新闻效果成了不少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聚拢受众的法宝。
　　这篇评论点出了两会报道的另一个问题，热衷于渲染和消费一些伪问题。
　　笔者曾经碰到过一个来自湖北的基层人大代表，她就身边的问题写了好几个议案，有的关于农村教育，有的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建议，都是她经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和咨询相关专家后认真写出来的——她想让自己的意见让更多人知道，就找媒体记者报道，可许多记者都表示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公众可能早有关注疲劳，没有兴奋点和新闻价值，报道出来后难以引发争议、围观和成为热点。相比之下，报道一些有娱乐价值和争议性的话题，能引发的关注高多了。真问题，对媒体来说无争议价值，就不算问题；伪问题，对媒体来说有炒作价值，就是个问题。
　　另一个“炮手”委员穆麒茹，她某年提出“钉子户造成了房价上涨”的“炮论”曾引起热烈讨论。她后来在两会上发言就非常谨慎，于是记者对她用上了“激将法”激她放炮：你是不是有了去年的事情，不敢发言了？——穆委员也没有接茬，而是淡淡地说：“我的提案还不是很成熟。”穆委员透露说会前曾有人怂恿她：“人家都盯着你呢，最好让你再说两句，让你再说点爆炸性的能引起话题的东西。”
　　在这种价值偏好下，有些媒体特别喜欢去追逐一些两会“炮手”，寄望于他们能够“放炮”。他们关注的不是“放炮”的议政价值，也不关注“放炮”有没有反映真问题，而是热衷其炒作价值。比如某年两会，因敢言而获得“炮手”称号的政协委员张茵，今年准备提关于环保和循环经济的提案，记者听后不无遗憾地对张茵说：感觉今年您这提案挺温和，今年不打算再做“炮手”了？
　　期待政协委员敢于代民立言、敢于“放炮”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种不关注具体问题、只对“放炮姿态”感兴趣、诱引着委员做“炮手”的偏好很不理性。张茵委员的回应非常好：不是温和，当时那个环境，我要提那些建议；现在这个环境，我要提这些建议。至于“炮手”什么的，还是别谈了。这样的回应，给那些刻意追逐和围观“炮手”、热衷制造伪问题、伪冲突的记者上了很好的一课。
　　“放炮”毕竟只是一种外在的姿态，代表委员敢不敢行使民主权利，关键不仅在于这种外在的尖锐姿态，更在于议政的内容和效果。说的是不是真话，反映的是不是真问题，代表的是不是民意，表达的是不是心里话，提的建议具不具体、有无操作性、是否击中体制要害等等。可我们的两会报道，看起来很是热闹，媒体经常渲染一些“炮手”，可这种关注趣味下，反映的常常都是一些伪问题。
　　很多代表委员对媒体的这种起哄式的选择性报道是深恶痛绝的，比如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总结时就发现：差不多三分之一，我们说什么你们报什么；差不多三分之一，跟我们说的不一样；还有三分之一，差不多是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郭树清的这种评价，激起了很多代表委员的共鸣。每年两会都会发生记者围堵部长的盛况，很多部长之所以对记者的围堵三缄其口，并非傲慢，而就是担心这种情况下的发言被断章取义。
　　再举个例子，比如这次两会成为媒体热点的申纪兰，媒体围绕着这位老代表作了很多负面报道，以她的言论制造了很多话题和争议。在媒体的报道中，申代表好像是一个只知道举手、而完全没有议政素养的人。可我的一位常驻山西、熟悉申纪兰的朋友说，一些媒体在故意下套儿“坑”这位实诚的代表。比如，有记者问申纪兰平常跟选民有交流吗，选举的时候跟选民有交流吗？申纪兰回答说：“没有。我们这是靠民主选举的，你交流就不合适，不选你，你就不要去‘各’(麻烦)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申纪兰说的是选举时不可以给选民打招呼，而传播者的意思是人大代表不与选民交流了。如此故意断章取义，甚至刻意歪曲理解被采访者话语，就不只是缺德了。
　　我的那位朋友也曾经在两会上采访过申纪兰，他说：有时一下午的时间至少有五六拨记者来房间采访她，他旁观后的体会是：很多来访者对申纪兰其实根本不了解，他们喜欢变着法儿地套申纪兰说话，准备很多非此即彼的问题让申纪兰回答，只要申纪兰一张口就中招。这正是来访的记者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回头便写出一篇申纪兰如何如何说的稿子。申纪兰对来访的记者几乎来者不拒，有记者在山西代表团驻地外给她打电话，她会亲自出门把记者领到房间里聊，而且几乎不设防，记者问什么她答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记者恰恰就利用了她的坦率做文章，将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放在舆论的火架上烤。
　　　　
大而空的提问降低新闻质量
　　总理的记者见面会上，多家媒体获得了提问的机会。总理的专业回答赢得了广泛的好评，比如，当美国记者问“中国是否停止对美国的黑客攻击”时，李克强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坑儿”，不仅以一句“有罪推定”跳出了记者设的“坑儿”，还反过来幽了美国记者一默。这种快速和专业的反应，让人看到了一个有着法学专业背景的官员的睿智。
　　去年人大闭幕时，温总理答记者问，一个记者问温总理：“最近，社会上非常关注一个案件，就是浙江吴英案，您个人觉得吴英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坑儿”，因为当时吴英案还没有判。作为一个总理，在一个案件还没有判时就对“该不该判死刑”表态的话，无疑会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如果总理说“不该”，那法官能怎么判呢？还好，当时温总理非常清醒，绕过这一“坑总理”的问题，直接回答另一个问题了。今年两会上，民政部长稍不留神，就被《时代周报》那个记者的问题坑了。
　　并不是这些记者故意想挖坑儿“害”总理，而是缺乏专业素养。如果记者有相应的法律素养的话，就不会问出“是否停止对美国的黑客攻击”这种有罪推定的问题。如果记者对司法独立审判有了解的话，就不会问总理“您个人觉得吴英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总理的专业回答，更显出了这些提问的不专业。
　　不仅不专业，一些媒体问的问题过于大而空，甚至李克强都委婉地批评“问题太大了”。一场好的新闻发布会，不仅需要好的回答，也需要好的问题，被提问者是需要激发的，好的问题更能激发出回答者的智慧，让发布会碰撞出思想火花。这方面，我们几个获得提问机会的官方媒体还要向外国记者多学习。某报记者表演性、诗朗诵式的提问在网上引起很多批评，央视主播张泉灵也感慨道：媒体自己再不改语态，要跟不上趟儿了。总理实在的回答，更让那些空洞的提问相形见绌。
　　自吴小莉之后，香港记者在总理记者会上形成了推销个人和展示个性的花哨风格，胡一虎的问题，花哨而无实物，也在网上受到批评，其实他是可以问问舆论热议的香港限购奶粉事件的。
　　中央正在自上而下地推行改作风转文风的八项规定，其实不仅应该在官员中推行，媒体圈也应该践行八项规定，少说官话套话，少提大而空的问题，少写废话连篇的报道。作风要接地气，提问才会接地气，报道也才能接地气。■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评论员、社评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