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必峰 陈诺
　　【本文提要】央视3·15晚会开播以来，因其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定位，已成为一种有力的“符号权力”。然而，今年却因一起偶发性事件使这一权力大大受损。本文借助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权力/场域”理论，分析不同场域中“符号权力”消解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符号权力”的重建进行思考。
　　【关键词】3·15晚会 符号权力 舆论场　
　　【中图分类号】G201
　　
　　“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中一个关键性概念，是围绕着特定资本类型（如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被不断建构的空间隐喻；“权力”则是一定场域中主体影响和支配他人的能力或形式。与马克思的权力观不同，布尔迪厄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赤裸裸的暴力与物质压迫对于权力的成功实施越来越捉襟见肘，因此“符号权力”越发显得重要。①
　　与政治和经济权力相比，“符号权力”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软权力”，多数情况下，它是通过把潜在的利益关系伪装成超功利的追求，来为政治和经济权力提供正当性或合法化证明。
　　央视3·15晚会从1991年开播以来，以揭穿商业骗局和黑幕、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超功利诉求，建构起自己强大的“符号权力”，以致被其曝光的企业轻则声誉受损，重则关门倒闭。而今年的3·15晚会却因台湾娱乐明星何润东的一次微博“乌龙”事件，使这一权力广受质疑。晚会中新增的微博互动环节，本是官方媒体与民间自媒体的一次合作尝试，官方舆论场希望借助民间舆论场的“符号资本”（可视为一种潜在的符号权力）和“社会资本”来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力。但是，恰恰由于该环节中一个貌似偶发的事件，不仅使尝试失败、希望落空，而且还部分消解了央视苦心孤诣建构的“符号权力”。
　　　　　　
一、事件回顾
　　今年3·15晚会播出过程中，台湾明星何润东以“#315在行动#”为话题在新浪微博发布内容指责苹果手机，但在结尾竟出现一句“大概8点20分发”，此举立即被网友质疑，认为何润东是在为央视3·15晚会当“托”。事发后，何润东立即删除微博并称微博账号被盗，但这种缺乏说服力的说辞更加激起了网友们的批评与质疑。
　　从时间先后上看，在这场微博事件中，何润东并非第一个批评苹果售后的加V认证用户。当晚8点20分，作家郑渊洁便在微博中同样以“315在行动”为话题发布了对苹果售后双重标准的批评。该微博发出后仅一分钟，认证信息为“导演，万合天宜合伙人”的用户“叫兽易小星”也发了一条同样话题的微博；8点23分，粉丝数近400万的草根微博用户“留几手”也发布了一条带有“315在行动”话题标记的微博，内容同样是对苹果公司的谴责。3分钟后，何润东的微博才发布，进而产生了这次网络事件。
　　通过对如今还保留的郑渊洁当事微博及其评论的抓取和分析，可以看出，其8点20分发的微博截至3月25日，共获得评论6201条。以何润东的微博发布时间为界，8点26分以前，郑渊洁当事微博中的评论大多集中在对苹果的谴责和抵制上。而随着“大概8点20分发”微博事件的发酵，评论则主要集中在了对央视的批评和对郑渊洁本人的指责上，认为其做了“托”，声援苹果的评论也逐渐增多。
　　当天8点26分后，何润东的当事微博得到了大量的转发，对于事件的相关话题也极度扩展，微博上对于“大概8点20分发”的评论逐渐多元，主要体现在：
　　1.对相关知名大V的质疑，很多未经证实的信息疯转，如发微博的用户收受了公关公司10万元的报酬。
　　2.对于央视晚会找“托”的指责。
　　3.对新浪作为“中间人”和平台角色的质疑和指责。
　　4.对苹果公司的声援和同情。
　　5.对“大概8点20分发”的幽默化处理，如以此做古诗词造句等。
　　尽管之后晚会总导演在第一时间辟谣称：3·15晚会不存在黑幕，②网友也并不买账，依旧质疑其“打假”晚会自身造假。
　　　　　
二、“符号权力”缘何消解
　　“场域”不是空间实体，而是一个围绕某些资本类型而组织起来的空间隐喻。不同的“场域”在于资本类型的组合形式不同。以我国社会实践中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划分为例，前者主要是在围绕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展开的斗争中进行生产、流通和挪用的领域；后者主要围绕的则是符号资本和文化资本。换言之，官方舆论场是以“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阿尔都塞）或“规训秩序”（福柯）等政治资源为基础的结构性空间，其主要优势在于占据天然的统治地位，并可以通过市场和技术的中介轻易获取丰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其劣势在过于明显的利益诉求和缺乏自主性使其符号资本和文化资本贬值。与此相反，民间舆论场的被统治地位却成就了它对符号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占有。
　　央视3·15晚会新增微博互动环节，其实是想通过引进民间舆论场的符号资本和文化资本来扩大和强化自己的“符号权力”。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不同类型的资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因此央视的努力在理论上是可行的。那么，为何事与愿违呢？
　　（一）结构：特殊关系性型构增加了“符号权力”消解的可能
　　场域是一个“高度配对的”关系性型构，其中每个位置的变化都会改变其他位置的边界。③可以说，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内部不同的资本类型与组合形式直接增加了交换“符号权力”的不可控性。
　　从场域的结构化特征上来看，官方舆论场建立在以官方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生产上，相当程度上隶属于权力场域——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场域的重要组成，其更多时候是作为意识形态合法化建构的工具而存在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是其结构的基础，“他治性”较为明显，多个媒体往往一个声音。
　　与此同时，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则先天性地缺乏政治与经济资本，文化和符号资本成为其建构的基础，自主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不同个体往往声音不同。
　　从“大概8点20分发”事件中，不难看到：两个舆论场围绕着各自的基础性资本进行交换，犹如挪动了大厦中的承重墙，改变了内部位置的结构和边界，这就很难保证场域实践的正确走向。而想要在其高度自主性和复杂性的背景下，控制民间舆论场“按套路出牌”也成了一种奢望。
　　（二）资本：交换的失当直接导致“符号权力”的消解
　　正如布尔迪厄所言：教育文凭的积累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资本的积累，不能用潜在的物质利益加以充分解释，虽然不同的资本形式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但是它们又不可相互化约。④
　　诚然，能够把自我利益转化为超功利的并从中获益的个体或群体，就获得了布尔迪厄所谓的“符号资本”，且把自己个人权力包装得越隐晦，其符号权力也越大。然而，符号资本建立在去功利化的基础上，其重要性在于其表面上对经济资本的否定，它所赢得的权力建基于道义上的合法性，所以其一旦被还原为政治或经济资本，它的基础顷刻之间便会瓦解。
　　央视利用大V们的影响力，要求他们在指定时间点发微博为自己站台（一些微博在现场被王小丫念了出来）；大V们则获得了在央视露脸的机会，以及今后持续与央视密切合作、交换利益的资源。⑤可见，这是以微博大V们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与以央视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的一次“共谋”，央视通过自己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自媒体场域的意见领袖进行符号资本的交换。然而，当这样极具功利性的后台交换被曝光到前台，符号资本的合法性便荡然无存。央视3·15晚会十余年的运作过程中所形成的代表着公平正义和超功利的媒体形象受损，更加剧了民间舆论场的失望，符号权力也遭到了进一步的瓦解。
　　（三）习性：不和谐的信息生产习惯加快了“符号权力”消解的速度
　　所谓习性，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这里可以理解为舆论场的日常工作习惯。
　　官方舆论场的工作习性建立在组织化的新闻生产基础上，官方媒体强调宣传和正面报道的巨大能动作用，哪怕是举办十余年的央视3·15晚会也仅选择一些外企或者中小企业曝光，而对于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垄断性国企大多选择性失明，类似于《新闻联播》这样报喜不报忧的新闻生产习性长期以来盘踞在中国新闻界，直接导致了官方媒体公信力不高，也使民间舆论场陷入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之中。
　　另一方面，微博等自媒体使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得到了更大的释放。民间舆论场域中的行动者不再是从前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处于事件的核心地位，从对事件的参与中获得“实践感”和满足感。⑥他们的信息生产习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下一层位置关系结构的行动者对处于上一层位置关系结构的行动者的依附，即不加V的普通民众对于加V用户的关注，微博大V们的话语能够很快得到转发和认同；另一方面的习性则来源于行动者自身对事件的思考。这样的生产习性是一把双刃剑，好处在于能够提升信息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民间舆论场域的自主性。然而，布尔迪厄认为“场域的相对自主性的原则导致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赋予内在分析以优先性”。民间舆论习性以内在分析作为思考方式，非组织化、碎片式的传播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某个社会事件或者问题的全方位了解，同时也未能形成全面而深入的讨论，民间舆论场大多充斥着看客心理和犬儒主义，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同官方舆论场的对立。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除了上述三个原因外，作为个案分析，苹果公司历来的品牌形象也在其中起着作用。由于其一直以来的广泛好口碑和使用率——甚至连事件中几个当事人都是用苹果客户端发的微博——使民间舆论场一定程度上对央视3·15晚会中曝光的“苹果”问题表现出一种怀疑，至少是一种内心上的期望——期望苹果的问题是子虚乌有，而何润东的“乌龙”微博恰好与民间舆论场的潜在期望不谋而合，这也从另一方面加重了反向效果的产生。试想，如若是某个口碑本来就不是太好的企业遭到曝光，那么劝服效果可能并不会逆转得那么明显和迅速。
　　　　
三、对重建“符号权力”的一些思考
　　上述舆论场域中符号权力的消解，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从这样的微博事件中，我们应该看到官方在引导民间舆论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更需知道仅靠指挥和遥控，这不叫互动。作为我国大舆论场下两个子场域，官方和民间都亟待重建稳定的符号权力，争夺话语权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主题，重新积累符号资本需要双方从结构、习性等方面共同努力，这种努力不应只是手拉手，更应是心连心的。
　　首先，从场域结构上来说，官方舆论场要率先优化各种资本的内部配比，特别是政治、经济资本独大，文化、符号资本缺位的情况要有所改变。以央视为代表的官方媒体要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降低政治和经济资本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和控制，进一步争取自主权，戒除生硬死板的宣传赞歌，力图发出真实客观、合乎新闻专业主义的声音，从内部结构上，自主发展和积累符号资本。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官方舆论场符号权力的积累绝非央视一家媒体或者一台电视节目就能做到，舆论场中各级各地媒体都应以自主意识为标杆，在优化结构上形成合力。
　　其次，两个舆论场的资本交换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特别要杜绝经济、政治资本与符号资本的交换。这样赤裸裸地拿利益换口碑，其获得的话语权也是脆弱不堪、岌岌可危的。官方舆论场要利用好先天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雄厚的经济资本，优化新闻生产的软硬件，收起以往目的性明显的宣传面孔，以客观公正的超功利姿态获取符号资本。而民间舆论场，也要规避对符号权力的过分追求和使用，特别是其中的舆论领袖，类似事件中的微博大V们应该反思手中难得的符号权力，对符号资本的消费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特别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件，更要杜绝营销和公关的思维。
　　最后，从习性上看，需要改变民间舆论场长久以来信息生产无组织、不严谨的散漫现状。一方面，其自身内部要形成相关的道德自治和法律标准。在获得最大自主性的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监督和净化机制。另一方面，微博大V等舆论领袖要加强自律，理性而平和地讨论问题；普通微博用户更要做到不盲听不盲信、不信谣不传谣，改变以往一味的犬儒主义和黑幕思维，以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态度去参与舆论场的交流与互动。同时官方舆论场也有义务引导民间舆论场开展自由而多元的讨论，提升自身对于异见的容忍度，呼吁两个舆论场畅所欲言，而非从民间找“托”为自己“代言”。
　　最后还需重申：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舆论场，都需要建立良性的互动，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特殊的社会转型期。从场域理论的视野下，两个舆论场需要通过适当方式交换资本，形成合力，为社会提供正能量，更要找到规律，规避可能产生的符号暴力，以期寻找到一条和谐的互动之路，重建舆论场的“符号权力”。■
　　（作者芮必峰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诺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第一批重点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完善舆论引导格局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AZD014）
　　　　
注释：
①③④［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第六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②http://news.163.com/13/0317/02/8Q4RH9AC0001 124J.html
⑤方可成：《央视“3·15”里的微博大V们》，http://news.ifeng.com/opinion/kuaiping/yangshi315.shtml
⑥罗雪圆：《从场域理论看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介》，《华中人文论丛》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