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
　　顾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代表著作有《遮挡与穿透—中国当代摄影景观》《世界摄影史（增补版）》《城市表情—19世纪到21世纪的都市摄影》《观念的街头》等。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具权威性的新闻摄影赛事，“荷赛奖”一直受到中国摄影界的密切关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顾铮教授是今年第56届“荷赛奖”9位终审评委之一，他也是首位以学者身份担任评委的中国人。评选归来，顾铮教授接受了笔者的专访，对“荷赛奖”评选过程、评选机制，新闻摄影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获奖作品进行了介绍和评点。
　　　　　
一、“荷赛奖”不预设结果
　　杨健（▲）：您作为这一届的“荷赛奖”终审评委，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荷赛奖”的评选情况？
　　顾铮（●）：我和其他8位评委参加的是“荷赛奖”第二阶段即终审的评选，我们需要在一周时间内对初评出来的5000多张照片反复投票评出最后的获奖作品，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荷赛奖”的评选规则非常具体，从计票方式到入选程序都有详细规定。终审评选大的投票有三轮，其中还有一轮轮小型投票。投票方式大致有三种：匿名电子投票制、举手表决制和总分10分的打分制。作品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即6票）方可进入下一轮。
　　照片最初是在大屏幕上播放进行取舍，此时采取电子投票方式；最后所剩不多需要确定等次时，会打印成约6英寸大小的照片摊在桌子上进行评选，比较精确的打分制出现在这一阶段。
　　整个评审阶段摄影师的姓名和国籍都是保密的，直到最后宣布结果时才会公布。可以说，“荷赛奖”的评选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获奖的公平性。
　　▲：从公布的评委资料来看，评委的构成具有多样性，比如从业经历并不局限于新闻摄影。这是不是意味着“荷赛奖”试图为新闻摄影引入各种视角，以多种立场和理解来看待新闻图片？这是否能保证获奖作品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在终审评委的构成上，“荷赛奖”确实越来越多地考虑地区和性别的平衡，本次终身评委中美国4位、欧洲2位、亚洲2位、拉美1位，性别上5男4女。从职业上看，有摄影记者、图片编辑、摄影策展人、摄影评论家等。不同的地区、职业、文化、性别背景对于照片的评价与理解往往各不相同，观点碰撞不时出现。对于各位评委这不仅是一个评选照片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过程。
　　至于获奖作品是否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则很难判断。“荷赛奖”的获奖名额很少，10万多张照片中最后只有55幅（组）作品获奖，这个千里挑一的比例也许只能说明胜出的作品是经过了反复的考验，如此而已。而且评委在评选过程中从未考虑代表性问题。所谓代表性，代表什么？每个人只代表他自己吧。评委也不存在先入为主的目标，票决制度也决定了评委个人无法左右评判结果。
　　　　
二、重大题材是个伪命题
　　▲：题材、技巧、表现，这一直是优秀新闻图片的几条基本考量标准。您在评选当中最关注作品的哪些方面？
　　●：首先看作品的视觉表述能力，就是说不凭借文字能不能让我们看明白讲的是什么事情。如果这一条做得不够，整体上已经失败了。但是不排除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会有评委要求工作人员念一下说明文字，了解事件背景。只要评委有要求，就一定要把说明念出来。但并不是说每一幅作品评委都要求念，大多数作品基本上能看出来记者想要说什么内容。
　　▲：每年的“荷赛”大奖照片总是备受关注，今年的年度照片《加沙的葬礼》同样受到了大家的密切关注。这张照片讲述了为两个在以色列导弹轰炸中死亡的孩子举行葬礼的故事，您如何评价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大奖确有其独特之处。除了照片中人物的情绪非常具有张力外，它的影像也像电影剧照一样完美。不过我个人而言更喜欢不那么完美的照片，因为这是新闻现场。我非常欣赏获一般新闻类组照一等奖的《叙利亚之困》中的一张照片，人们扶老携幼在夜色中穿越边境铁丝网逃难。这张照片画面模糊昏暗，似乎隐喻了人类生存的不确定性，无论是语言还是触及的题材都更有魅力。
　　▲：作品所表现的题材是不是受到特别的重视？
　　●：我在评选过程中并没有刻意地考虑重视哪类题材的问题，也没有其他评委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我觉得视觉与题材并重。假设题材重要，但是手法处理不好同样不可能产生优秀的作品。反过来，技巧很不错，但对比较重要问题的敏感程度不够同样是徒劳的。比如“当代议题”类就是考验作者把握事关人类生存命运、从表面看到将来或者潜在问题的一种能力。评委还是依据自己的眼光，对题材、语言、表现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在突发新闻、一般新闻、当代议题等类别的获奖作品中，战争、灾难、死亡始终占据了大幅比例。在历届“荷赛奖”评选中这种倾向一直非常明显。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在这种世界性的比赛中，重大题材是不是特别容易获得评委的青睐？
　　●：这关系到摄影师对于新闻定义的理解。“荷赛奖”就像一个大篮子，摄影师肯定会把过去一年中他自己拍摄的认为重要的作品挑出来投到这个篮子里，这些作品总体来讲可能就是过去一年中的热门事件。灾难、战争之类的题材直接关系到大量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在投稿者的理解中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作为评委只能在这个篮子中选。评委没有预设哪个题材重要，比如说加沙和叙利亚哪个重要？
　　重大题材是个伪命题，容易导致题材决定论甚至成为某种借口。题材存在不存在重大的问题？如果有重大题材的话，那么相对于重大题材的应该是轻微题材？什么是轻微题材？如果我们承认有重大题材和轻微题材之分的话，那么有能力的摄影师即使轻微题材也可以呈现关于人类的处境、状态、命运的思考，否则再给你重大题材也无济于事。
　　▲：获奖作品的题材撞车也是一个大家争论很多的问题。比如今年的日常生活类一等奖和去年的日常生活类一等奖作品都讲述了一对老年痴呆症夫妇不离不弃、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从表面看，两者的区别不过是患痴呆症的对象不同，以及去年为彩色今年为黑白。此外中国获奖作品《牢笼》与数年前的《中国动物园》也因相似之处受到质疑。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今年日常生活类一等奖作品《米莱拉》（MIRELLA）原片也是彩色的，只是参赛时调成黑白。评委没有义务为了这次评选把前面的作品全部看一遍。一方面客观上很难做到，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担忧，就是担心往届的作品会对自己的判断造成一定的框定和干扰。作品获奖与否说到底是基于评委的专业判断，看作品是否能打动这一届所有在场的评委，在语言与手法上是否有发展与突破。而发展与突破与否，也是每个评委，包括观众见仁见智的事。
　　▲：“荷赛奖”经过50多年的运作，已经制定出一套非常成熟的评选规则，那么您觉得这套规则有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荷赛奖”有个规定，每个评委有权从落选的组照里挑出一张自己认为不错的作品进入单幅作品的评选。有时一组里面每个人都会挑出一张，9个评委甚至可能会一共挑出9张，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整组照片不成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单张被认为是优秀的？大家觉得这个做法有一定的风险。参赛者作为整组投稿时必须考虑单张与整组之间的前后联系，我们把其中一张抽出来放到单幅中参评，就把这张照片与前后照片的脉络关系破坏掉了，所以这种做法本身有武断之嫌。
　　不管如何，这对摄影师而言是好事，使得他们的机会增加了，而且有些抽出来的单幅照片确实非常优秀，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三、呈现事实仍是新闻摄影的底线
　　▲：图片修饰的限度一直是业界热衷探讨的话题。从“荷赛奖”作品来看，几乎都进行过相应的修饰，比如后期调黑白、颗粒化、加暗角等，有的在光影方面显得不太真实。在以前的“荷赛奖”中甚至出现过获奖作品因造假被取消奖项的情况。评委在评选过程中有没有怀疑过某些作品的真实性？又是如何对真实性进行把关的？
　　●：这种情况有。有时我们发现某幅作品视觉过于强烈，边上全部黑掉了，马上就去调原始文件，反复播放进行比较。有的确实是处理过度，画面上的有些细节因加光（burning）全部失去了，对这种过于操纵主观感受的作品，评委往往否决。一定程度的PS调整不至于产生致命的影响，即使传统暗房放大也有遮挡之类的处理技术。底线是不能改变画面事实要素。总的来说，“荷赛奖”作为一个权威赛事，绝大多数投稿者具备相当的职业素养，不至于在画面上添加或删除元素。
　　▲：随着新闻摄影表现形式的拓展，“荷赛奖”中出现了一些艺术化、观念性的新闻摄影作品，比如前几年的《复制战争》《那一刻》，今年傅拥军的《我很想念爸爸妈妈》等就与艺术摄影无异。可以说“荷赛奖”在借鉴艺术摄影的观念和表现来丰富新闻摄影的表现形式，拓展新闻摄影的疆域。怎么看待“荷赛奖”的这种努力？新闻和艺术之间的边界应该如何划定？
　　●：新闻可以借鉴艺术的处理手法，当然针对不同类别其借鉴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突发新闻、一般新闻的表述更严格，在语言探索方面没有太大的空间。而人像类细分为“执导人像”（staged portrait）和“观察人像”（observed portrait），这两者的发挥空间也有所不同，前者在形式创造方面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傅拥军的作品就属于此类。其他如当代议题、日常生活等，也都允许更多手法上的创新。
　　新闻以呈现事实为目标，这是新闻摄影的底线，而艺术摄影是可以虚构的。事实是新闻的基本立足点，我们不说真相，真相本身太复杂，但事实应该首先在照片里呈现出来。
　　▲：去年底您在接受《中国摄影报》采访时曾说，希望看到反思新媒介生态之下新闻摄影局限的优秀作品，您怎么看待新闻摄影的局限？“荷赛奖”从前年起增设了多媒体类奖项，而且今年《南方都市报》杨恩泽的作品《飞轮上的梦》获得“荷赛奖”专题纪录片三等奖。您怎么看待“荷赛奖”的这种举措？
　　●：新闻摄影的主要局限就是受现场事实所控制，这是它的宿命，在这方面你没有办法对它提出新的挑战。网络传播出现以后，新闻图像的传播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观众也对图像传播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照相机的技术发展也使得采集动态图像成为可能。多媒体动像能够获取、传递更多信息，从这方面说也算是对单纯的静像的一种补充。“荷赛奖”这么做也是顺应图像传播的潮流，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
　　▲：从讲故事的角度看，多媒体动像是不是更具优势？
　　●：这倒也难说。静像有自己讲故事的叙事手法，通过空间的建构将各个片段连缀起来，片段之间呈现出的空白其实会给人联想的可能性。如果是影片，用一段时间全部填满一个故事，看上去故事更完整，但是可以想象的空间却相对减少了。作者的阐释会圈定阐释内容，压缩阐释空间。比如说，一个平面故事要求一组用12张照片来阐释，这12张照片之间有逻辑关系，故事有开始、高潮、结束等等，并且画面的配置、色块、影调都需要严格的控制，相互之间还要有节奏感，近景、远景、细节之间都要相互照顾好。但是一个片子下来，5分钟、15分钟，一览无余，信息量大当然很好，但是怎样更好地给人家想象的空间？影片是浸泡式的，个体相对来说较难抽离出来，而平面图片，观众还有可能保持一种相对性，也许有利于相对独立的判断。总的来说，我觉得两者各有各的长处。
　　对于新闻摄影记者来说，既要能拍出精彩的动像又要能拍出优秀的静像，这实在是太高的要求，勉为其难了。大多数摄影记者的专业训练都是关于静像的，从拍摄到后期的编辑呈现都是静像的思维方式。如果现在既要记者拍了照片又要拍多媒体片子，一个人能同时做好这么多事情？这样的结果可能两头都不讨好。
　　▲：有人认为“荷赛奖”作品经过前几年的尝试之后有回归传统和经典的趋势，作为评委您怎么看？
　　●：事后看结果，我觉得可以对作品进行解读、细读、研究。但是如果说结果回归了什么或者走向了什么，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不敢这么说的。结果是在民主过程中产生的，至少在评选过程中没想过要回归什么。
　　　　
四、中国摄影师需要敏感、热情和献身精神
　　▲：这次“荷赛奖”中，中国摄影师魏征的《花样游泳》、储永志的《热身》、傅拥军的《我很想念爸爸妈妈》以及郑晓群的《牢笼》分别获得体育动作、人像、自然类奖项。您如何评价傅拥军的作品？
　　●：傅拥军的作品敏感地捕捉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菲佣到中国香港、台湾甚至大陆打工；有一个秘鲁的评委也提到，秘鲁的女佣会跑到北面相对富裕的智利去打工。他们都会把孩子放在家里。我认为这组作品触及的现实问题很重要。我反复提到中国农村的空洞化、空心化问题，许多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经济发展使得亲子关系受到了损害。父母亲有千百种理由，比如我离开孩子背井离乡去打工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以后会把他接出来或者让他上好的学校，但实际上孩子和父母亲的亲子关系已经受到了不可逆的损害。成长过程中缺失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补回来的，孩子会受到种种人格、心理和生理上的影响。将来这五千万儿童进入社会，我们无法评估受到影响的人格会对未来社会产生何种潜在影响，但是这么庞大的数量终会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
　　这组作品在视觉表现上具有较强的观念性。摄影师设定好场景，代课老师代理母亲的角色与孩子合影。摄影师记录下孩子一个人面对镜头时的无依无靠以及与老师在一起时的放松神态。然而来自老师的温暖毕竟和来自妈妈的温暖是不一样的，仔细阅读照片会发现这些细微的差别都在照片中呈现出来了。
　　▲：体育类作品一直是中国摄影师的强项，在“荷赛奖”也屡屡获奖，你对本届获奖作品有何看法？
　　●：体育类作品专业性非常强，主要强调瞬间表现力和视觉强度。这两幅获奖作品很精彩，但阐释空间有限，我没有更多看法。
　　▲：近年来中国摄影师频繁获得“荷赛奖”的各种奖项，有人认为中国的新闻摄影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您作为评委，对于中国参赛作品的整体印象如何？
　　●：由于评选过程是匿名的，所以无法判断摄影师的国籍，当然也会出现一些见过的作品。总体来说，中国摄影师的作品不比国外的差，可以说各有千秋。
　　▲：然而通过分析历届中国获奖作品可以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摄影师从来没有获得过“荷赛奖”的年度大奖；第二，中国获奖作品主要集中在一些体育、肖像、艺术等相对偏软的新闻类别，而突发新闻、一般新闻等“硬新闻”类别较少获奖。
　　●：这与中国新闻摄影现状有关，也与中国摄影师自己有关。首先我们不能为自己的拍摄设定过多的条条框框，自我审查得厉害。中国并不缺少能拿年度大奖的题材。其次，还是缺少进入现场的勇气。比如战争题材，每年世界上有许多摄影师出生入死冒着危险去拍，这是要面对真枪实弹的，每年死在战场上的记者大多数是战地摄影记者。当然不是鼓励为了得奖不顾身家性命，但一个优秀的摄影记者不仅需要技巧和热情，还需要献身精神。具有这种劲头的摄影师中国还是太少了。第三，中国的自由摄影师队伍还很弱。“荷赛奖”的许多获奖者都是自由撰稿摄影师（freelance），他们都是干劲十足冲在前面的人，中国目前还缺少这样一支队伍。
　　▲：您对中国的摄影记者有何期待？
　　●：这个问题我没有资格说太多。总的来说，除了热情和献身精神，我认为摄影记者乃至所有的新闻记者，应该对权力保持距离和警惕。■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师）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5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