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骐 曹慧丹
　　【本文提要】媒介形象的建构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从历时发展来看，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曾先后以报纸典型报道、电影、电视剧为载体，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媒介形式对于焦裕禄形象建构的侧重点有所差异，焦裕禄媒介形象逐渐从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英雄人物转化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传播载体和叙事方式的变化，其背后至关重要的是社会语境以及相应的集体记忆的变化。
　　【关键词】焦裕禄 媒介形象 社会建构 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G206
　　2013年年初，一场火灾将兰考县推向了风口浪尖，而与“兰考”这两个字紧密相连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曾感动全国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火灾发生后，新华社发表时评《兰考有些干部愧对焦裕禄》，指出在这次火灾事件中，有关政府部门难辞其咎，并呼吁地方干部以焦裕禄为鉴镜寻找差距，勇担责任，解决问题。而就在此之前不久，以宣扬焦裕禄精神为主旨的电视剧《焦裕禄》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得了热烈的反响。
　　我们不难发现，曾经的榜样焦裕禄今天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事实上，焦裕禄这一人物形象自诞生以来便处在时代语境的变迁中，它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在不同时期承载着不同的意义。毋庸置疑的是，大众媒介在焦裕禄形象的建构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不同的大众媒介究竟是如何建构焦裕禄形象的？焦裕禄的媒介形象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又有何变化？这些变化与现实语境有何关联？本文将沿此思路，以社会建构论、集体记忆理论为主要视角来展开讨论。
　　　　
一、焦裕禄与报纸典型人物报道
　　一般而言，每当提起焦裕禄，人们可能还会联想到雷锋、王进喜、孔繁森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名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是作为典型人物存在于历史的记载以及人们的记忆中。就焦裕禄而言，这一人物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然而，只有当他被塑造为典型人物后，他才真正拥有了跨越时间的生命力。在媒介化社会中，典型人物无一例外地是经由大众媒介建构而成的。焦裕禄这一典型人物，最初就是由报纸新闻报道塑造出来的，而焦裕禄人物形象成型的标志则是1966年新华社发表的由穆青主笔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新闻报道在当时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学习焦裕禄的热潮。
　　长久以来，我们对典型人物的建构大多遵循“典型报道”的路径，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我国正历经典型报道的高潮，《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是诞生在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典型报道”。什么是典型报道？从性质上来看，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形式”，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闻特写”，①而从内容上看，典型报道“对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进行报道，是一种强化了的宣传报道”。②由此可见，典型报道具备两种基本特征：
　　其一，在新闻形式上，典型报道带有明显的宣传色彩。《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就运用诸多笔墨描述了焦裕禄艰苦奋斗、天下为公的精神，并将这些精神缝合至他的政治信仰中，从而达到宣传政治路线以配合政治工作的效果。
　　其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典型报道强调的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③。所谓共性，指的是典型人物必须是属于某一个类型，焦裕禄就是属于县委书记这种干部类型。所谓个性，也就意味着典型人物的“典型性”。《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等多个小标题塑造了焦裕禄的“个性”，这些话语成为焦裕禄之为焦裕禄的核心标志。事实上，典型报道正是通过塑造人物个性以突出其典型性，并通过宣传典型以塑造榜样供民众学习。因此，作为典型人物的焦裕禄实质上已升华为一种精神符号，这也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当然，作为一种精神符号，这一时期的“焦裕禄”必有其特定的特征以及精神内涵。通过对《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进行文本分析，笔者发现，这篇通讯对焦裕禄人物形象的建构主要集中于以下层面：
　　其一，在具体的行动层面，焦裕禄之人物形象首先突出表现为“困境中的英雄”。文章一开始就描绘了兰考县的苦难景象，“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白茫茫的盐碱地”……而就是在这样的关口，焦裕禄来了。面对这样的困境，焦裕禄却认为，“灾区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他坚信革命者就应该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他在被灾害所困的环境中以调查和实践来治理灾害。这是他面对外在困境时的英雄气概。除此之外，他还忍受着肝病疼痛的折磨，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文章从开头到结尾，焦裕禄始终以一个与困难作斗争的英雄形象存在着。他在困难面前是英雄，而在人民群众面前，他又是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党员干部。他号召所有干部“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在大雪天看望老贫农，并对着老大娘说“我是您的儿子”。这句动情的话，将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建构为“母子”关系，意味着共产党员对待人民群众要像对待父母那样充满关爱和奉献。在此，焦裕禄作为“人民的儿子”的形象得以确立并突出。
　　其二，在抽象的精神层面，焦裕禄这一人物还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文中提到，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到兰考县的，而在他死后，人们又在他枕下发现了这本《毛泽东选集》，在焦裕禄思考工作方法时，正是毛主席的著作给了他智慧和力量。这篇通讯不仅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多处描写了焦裕禄的内心活动，比如，文中写到，当焦裕禄看到韩村、秦寨等地的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时，他激动地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此外，文章还以“解读者”的话语将焦裕禄的行动、兰考县的改变与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文中写到，在焦裕禄精神引领下的兰考县的发展，“是一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它意味着那“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诸如此类的话语贯穿于全文，核心是要将焦裕禄这一人物建构为毛泽东思想、共产党理念的代言人与实践者。
　　总而言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典型报道形塑了典型人物焦裕禄的形象框架，作为“困境中的英雄”、“人民的儿子”、“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焦裕禄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榜样与偶像。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人们开始漠视以前的英雄模范人物，转而崇拜新兴的富豪以及娱乐明星，偶像崇拜出现了一种功利化、娱乐化的转型。不过，我们同样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他们纷纷以电影或电视剧的形式得以重现，在大众文化领域以新的面貌登场。
　　　　
二、影像中的焦裕禄
　　1990年，电影《焦裕禄》上映，感动了无数观众，2012年，电视剧《焦裕禄》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了社会民众的关注和讨论。步入新时代以来，焦裕禄等典型人物相继被搬上银幕或荧屏，这一方面是由于影视技术的发展为艺术形式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更不容忽视的则是社会的呼唤。自然，伴随着社会语境的转换和传播技术的革新，影像中的焦裕禄与革命时代报纸上的焦裕禄其形象必然会出现一些差异。
　　事实上，如果说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新闻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在书写当下，那么，影像中的焦裕禄则是以这则新闻为史料、以影视艺术为载体来再现历史。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曾提出“影视史学”的概念，主张“以影视的方法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④让历史借助现代传媒重新走向民众。电影及电视剧《焦裕禄》的诞生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它不仅是以影视技术的发展为前提，同时也是紧扣社会发展潮流的一种选择。我们知道，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我们就已经逐渐进入了一个视觉为王的时代，“图像凌越文字在当代文化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⑤对于无法重现的历史而言，影像的表现手法对受众的吸引力远远大过文字，影视镜头的聚焦能够让一些精彩的历史瞬间生动地展现在大众面前，对历史情景的影像再现显然比抽象的文字记录更具有感染力。因而，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影像为载体得以再现。
　　就电影《焦裕禄》来说，它主要以现实主义手法来刻画焦裕禄，是一部以再现历史为主的纪实风格的影片。除了媒介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差异之外，电影中的焦裕禄形象与新闻通讯中的焦裕禄形象似乎别无二致。然而，毕竟一部电影的长度难以容纳所有的情节和故事，电影《焦裕禄》对新闻报道中的素材进行了挑选、删除和适当的补充，因而在叙事框架上有别于新闻报道。
　　具体而言，电影与新闻报道的叙事框架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影片重点讲述了焦裕禄与人民群众的互动，展现了焦裕禄与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影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焦裕禄带县委委员到火车站体验灾民的苦难，焦裕禄违反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筹款买粮食来拯救基层干部的生命，焦裕禄迎着暴风雨视察灾情、看望群众，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送别前往医院救治的焦裕禄。这四个部分都是围绕焦裕禄与人民群众来讲述的，其间的各种情节更是直接展现了焦裕禄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可以说，电影将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大爱作为诠释其行动的落脚点，包括贯穿全片的焦裕禄“治理三害”，影片在叙事中也将它解读为焦裕禄心系人民群众的表现。而与此同时，新闻中重点讲述的焦裕禄对工作方法的探索、具体的方法实践在影片中则被弱化。另外，影片中的每个场景几乎都会出现毛主席的画像，其作为一种政治符号正好对应了新闻中的政治革命话语。不同的是，新闻报道是以显性的毛主席话语为线索，通过建构焦裕禄的革命形象来映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而电影则是以毛主席画像作为无声的旁白，通过建构焦裕禄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形象来隐喻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其二，影片添加了吴荣先这一人物角色，并通过讲述焦裕禄与吴荣先在思想、工作上的矛盾建构了一组二元对立。焦裕禄与吴荣先的对立体现为，前者是一切以人民群众为重，在工作中实事求是，后者则遵循着教条主义的工作形式，不惜损害人民的利益。通过一正一反的冲突叙事，影片展现出意识形态的规训，即告诉党员干部学会实事求是，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而评判标准则是能否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先。由此可见，通过叙事框架的转变，电影《焦裕禄》将焦裕禄的形象突出建构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将焦裕禄精神的本质概括为党和人民的血肉相连。
　　相比于新闻通讯和电影《焦裕禄》，电视剧《焦裕禄》诞生于当下的社会背景中。可以说，如今我们正从典型时代步入一个所谓的后典型时代，人们对以往的那种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已疑虑重重，甚至心生反感，这就要求我们对典型人物的影像再现也必须与时俱进，电视剧《焦裕禄》正是在对典型人物的形象建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创新。
　　首先，在叙事形式方面，电视剧通过还原人物角色的成长轨迹、刻画细节、合理运用冲突叙事建构了一个更加立体、全面的焦裕禄形象。与电影《焦裕禄》集中叙述焦裕禄在兰考县的事迹不同，电视剧《焦裕禄》通过历时溯源展现了焦裕禄的人生画卷。电视剧以焦裕禄青年时期抗匪保田的故事切入，再现了焦裕禄从青年时期到兰考时期直到因病去世的种种经历，它展现的是焦裕禄由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党员干部的全过程，其着眼点在于人物的成长及其内在逻辑，而非单纯的英雄事迹。另外，电视剧还展示了大量琐碎但却生动真实的细节，如焦裕禄理发、修车、找钥匙等生活情节，他与徐俊雅的相识、相恋的过程，他与修车老汉胡大伯的互动等等。除此之外，电视剧还将冲突叙事植入到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当中，比如，电视中加入了焦裕禄智斗黄老三的故事，以及焦裕禄与他的救命恩人老洪的恩怨与矛盾。总而言之，通过将英雄还原为“人”，展现“人”的成长、生活细节及冲突，电视剧所建构的焦裕禄这一人物形象显得更为饱满，也更加贴近生活。
　　其次，叙事形式的创新必然会影响到人物形象建构的方向。通过以上对叙事形式创新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电视剧对焦裕禄人物形象建构的一个最重要的突破就在于还原了焦裕禄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而作为普通人的焦裕禄的身上最为明显的特质无疑是他的精神追求，无论是成为县委书记之前还是之后，焦裕禄身上始终透露出勤劳、节俭和进取的精神，这从他积极参加土改、参与工业建设、治理兰考三害等情节便可看出。除了突出焦裕禄的精神追求以外，电视剧还着重展现了焦裕禄作为人民公仆所拥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剧中，他经常深入群众家中体察民情，他将干粮分给饥饿的孩子，他看望火车站的饥民们，他冒雨探望被牛撞伤的老人……通过对类似的多重细节的影像还原，电视剧将焦裕禄塑造成好干部、好公仆的代表。总而言之，电视剧对焦裕禄人物形象的建构不仅再现了共产党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同时，其所打捞出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真实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是人们集体记忆中的宝贵财富。
　　　　
三、媒介形象、集体记忆与现实语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新闻典型报道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焦裕禄媒介形象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框架。最初，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将典型人物焦裕禄形塑为“困境中的英雄”、“人民的儿子”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其中，前两种形象又是后一种形象的具体体现。在这一既定框架的基础上，电影《焦裕禄》重点挑选并再现了焦裕禄作为“人民的儿子”的形象框架，此时，焦裕禄作为人民公仆的形象已开始得以凸显。再到电视剧《焦裕禄》，其首先淡化了以往焦裕禄形象中的“高大全”英雄色彩，还原了焦裕禄作为普通人的成长过程，另外，电视剧又通过诸多细节进一步展现了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总而言之，在历时发展的过程中，焦裕禄媒介形象的政治意义、革命色彩逐渐淡化，焦裕禄从一个秉承毛泽东思想、勇于与困难作战、心系群众的革命英雄逐渐转化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这一过程也充分说明，媒介形象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演化的过程。
　　那么，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遵循的是什么样的逻辑呢？对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媒介对焦裕禄形象的塑造本质上是对历史的一种建构。换言之，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大众媒介再现历史、建构历史的过程，而在信息社会中，大众媒介对历史的再现无疑是建构人们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机制。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不同的媒介形象事实上在建构着不同的集体记忆。因此，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实际上涉及到媒介建构和集体记忆两个方面。
　　一方面，媒介形象建构是由大众媒介主导的生产性活动。我们知道，大众媒介在进行媒介生产活动的同时，总会受制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力量，而在我国，政治权力对于大众媒介的影响更是毋庸讳言的。我国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首先就承载着政治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焦裕禄是党员干部的模范代表，对焦裕禄这一模范人物形象的建构事实上正是政府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因而，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必然要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集体记忆是经由文化的、社会的因素联结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的记忆，它虽然是关于过去的概念，但并不仅仅只指涉过去，它是连接现在与过去的桥梁。“集体记忆”概念的创始人哈布瓦赫曾指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⑥换句话说，我们对过去的回忆总是受到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态的影响，在每个时代，集体记忆的建构必然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尤其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呼应。对焦裕禄集体记忆的建构，事实上也是从现实社会语境出发，通过提炼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来回应当下的一种表现。
　　回到不同时期的具体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语境对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制约作用。首先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典型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方面整个社会的阶级意识、革命色彩还很浓厚，另一方面，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典型报道的形式将焦裕禄突出建构为“困境中的英雄”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再到上个世纪90年代电影《焦裕禄》上映，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步入正轨，社会建设也已取得了一定的业绩。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却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因此，电影着重建构了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正是意在通过这一集体记忆来重新拉近人民群众与党员干部之间的关系。那么，电视剧《焦裕禄》所建构的焦裕禄形象及相应的集体记忆又是如何与当下的现实语境相契合的呢？细细究之，也不难发现其内在关联。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浪潮如今正势不可挡地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领地却是一片荒芜。然而，电视剧《焦裕禄》的播出却将另一种人生哲学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剧中，焦裕禄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着朴素的衣裳，奔波于泥土地中。他全身心地带领群众改造贫瘠的土地、改变贫困的命运，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就是这位共产党员的无私追求。可以说，焦裕禄的人生哲学，是以价值合理性超越工具合理性的人生哲学，他对信仰的坚持和对理想的执着正是当下物欲社会所最缺乏的一种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官与民之间关系疏离的现状却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官民对话机制的缺失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官员的信任危机。电视剧《焦裕禄》则通过诸多细节讲述了作为党员干部的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他在寒冷的冬夜给偏远的公社送去棉衣，他亲力亲为给老百姓解决买煤的问题，他忍着肝病的疼痛为兰考人民除“三害”……通过对历史细节进行影像还原，焦裕禄形象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剧中得以凸显，而这种精神无疑是对当下党员干部的一次心灵洗礼。毋庸置疑，电视剧《焦裕禄》所展现的人和事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呼唤的是对过度发展的消费主义的一种反思和对日渐疏离的官民关系的一种矫正，电视剧所建构的集体记忆也因此具备了独特的时代意义。
　　从总体上看，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实际上主要体现为两种路径：其一是从最初的强调革命性逐渐转为强调建设性，其二是从强调他作为英雄人物的光辉言行转变为强调他作为普通人的精神和思想。前一种路径契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后一种路径则是意在加强焦裕禄精神的普适性。而在这两种转变之外，焦裕禄媒介形象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则从未改变，反而不断得以凸显。通过这种历时性的变化，当下的焦裕禄媒介形象显然更符合现实社会发展的需求。对于党员干部，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其学习的榜样；对于普通民众，焦裕禄的进取精神和奉献意识是人们进行自我反省的一面明镜。就此而言，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无疑对官员和普通民众都具有积极意义，而焦裕禄精神作为新时期凝聚社会共识的一种力量，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从新闻报道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表征的不仅仅是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变化，抑或是传播形式的创新，在本质上它还是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种镜像折射。透过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我们所观照的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就当下而言，和谐社会的建设迫切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但以榜样的力量来生产共识的过程却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大众媒介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建构必须与时俱进。我们期盼，通过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建构，能将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以集体记忆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社会中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作者蔡骐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曹慧丹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注释：
①②张威：《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③李良荣：《关于典型和典型报道》，人民网，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00/67945/67946/4587836.html
④Hayden Whit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8（5），119~1199
⑤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第1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