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贤（韩国）
　　【本文提要】“阿拉伯之春”后，新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Malcolm Gladwell却认为新媒体的政治传播能力被高估了。他的这个观点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从Malcolm Gladwell 的“弱连接”（Weak Ties）理论入手，研究探讨社交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
　　【关键词】“弱连接”　社交网　议程设置　动员群众　
　　【中图分类号】G206
　　“阿拉伯之春”之后，新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社交媒体对政治传播具有多大程度的促进作用。尽管学术界对社交网的政治功能和社会角色还没有形成定论但是加拿大籍、驻美国工作的媒体人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以“弱连接”（Weak Ties）理论的视角来分析新媒体推动“阿拉伯之春”的政治传播能力，是一个似乎具有说服力的例子。
　　2010年，畅销书《引爆点》的作者格拉德威尔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小变化：为什么革命不会被“推”出来》的长文。他指出：Twitter和Facebook式的行动主义，在提升参与率方面可谓卓有成效，但这是以弱化参与动机为代价的。格拉德威尔以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做对比，分析了社交网络事件的脆弱性。在他看来，真正的行动主义是建立在亲密友谊与共享体验基础上的“强连接”，而不可能来自“弱连接”。后者正是Facebook的“好友”与Twitter上“关注”关系的典型特征。换句话说，他主张，在网上表达抱怨的声音、“喜欢”、“顶”、或“转发”来推广某件公益事业很容易，或者在网上帮助他人寻找丢失的自行车，这都不要求参与这些网络活动的个人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真正面临社会变革时，这些个人却很少能行动起来，因为这要求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
　　格拉德威尔的看法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为按照他的主张，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所起的作用，并没有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这也引起了社交网的政治传播功能到底是大还是小的争论。
　　不过，本文的观点与格拉德威尔相反。笔者认为，社交媒体把本来处于弱连接的、数量极大的网民，在最短的时间里动员起来，本身正好说明其功能的强大。所以，单从“弱连接”字面上的“弱”，无法推导出社交媒体功能的“弱”。
　　这里笔者想先厘清一些本文里使用的核心概念。
　　弱连接:格拉德威尔并不是创造“弱连接”概念的第一人。早在19世纪末期，研究社交网络的法国社会学者David Emile Durkheim，就通过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社交网络的差异，来试图阐明天主教徒自杀率相对较低的原因。后来，“弱连接”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于1974年首次提出。按照他的主张，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和同事，这是一种十分稳定但传播范围有限的社会认知，即是一种“强连接”（Strong Ties）关系；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类相对于前一种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的、然而却是松散的社会认知。例如一个无意间被人提到、或者打开收音机时偶然听到的一个人。①格兰诺维特把后者称为“弱连接”（Weak Ties）。有趣的是，当时的研究发现，人们找工作时，“弱连接”往往给他们提供了意外的帮助。
　　社交网：指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本文所指的社交网的概念，不仅包括Facebook，Twitter之类的“SNS”，也包括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照片分享工具等互联网支持的社会媒介工具。
　　动员群众:也被称为“社会动员”或“全民动员”，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是指在有争议的政治情况下动员平民的行为。这包括革命运动，也可以被精英和国家所利用。这一过程通常需要大型公众集会的形式，如群众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等。这些聚会通常是抗议行动。
　　　　
一、新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受到关注
　　“阿拉伯之春”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社会运动。格拉德威尔的文章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跟他发表文章时正好处于“阿拉伯之春”酝酿期间有关。当时，反政府示威者主要是通过社交网来组织游行活动，以及宣传他们行为的正当性。“阿拉伯之春”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多国领导人先后下台，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②
　　随着“阿拉伯之春”进入深入阶段，社交网络所起的作用与格拉德威尔的主张似乎逐渐背道而驰。文章刊登两个月之后的2010年12月18日，突尼斯人民通过社交网组织反政府游行活动，结果推翻了执政长达23年的本·阿里（Ben Ali）总统的独裁时代。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因此阿拉伯革命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在这一革命浪潮当中，Twitter等社交网在动员群众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埃及等一些相关国家当局甚至决定暂时切断社交网和互联网。人们因此也就有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即把“阿拉伯之春”定位成“Twitter革命”。
　　问世不足10年的（Facebook于2004年，Twitter于2006年）美国社交网，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因成为新的“政治参与”手段而受到关注。人们认为奥巴马当选也是由于他善于利用社交网。目睹了他的胜利，其他国家的政治集团也开始重视社交网的潜力。比如，在2010年的英国大选和美国国会议员选举中，社交网被认为做出了很大贡献。政界对社交网的利用，改变了传统政治传播方式。
　　格拉德威尔的“贡献”在于，他引起了关于社交网的政治传播功能到底是大是小的争论，让人们开始深思社交网的哪些功能使它具备了强大而有效的影响力。社交网的最大特点是前所未有的飞速传播。此外，人们可以利用社交网的便宜（通常免费）、方便、互动快、传播性广、容易得到关注、容易与其他社交工具联动等优势，有效推广各种思想和主张。还有，它让人们获得一种相互关联的感觉。在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时，大量电话线路不通，社交网便通过Wi-Fi来传播信息。
　　　　
二、新媒体与政治传播的关系
　　首先，拥有上述如此强大的传播能力的社交网，已经深入渗透到民众生活，社交网甚至往往成为普通人获得信息的第一来源。Mashable.com进行的一项调查指出，56%的美国人表示，得知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死亡的第一信息来源于社交网，只有13%的人称他们是从电视上看到该信息。2012年4月韩国《东亚日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韩国人认为社交网会对他们选择政治候选人有影响。这些都说明，新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日益显著。
　　无论是在埃及游行还是英国伦敦骚乱期间，政府都切断了当地的社交网和互联网服务，这本身表明这些政府非常关注社交网的政治组织能力，也从而否定了格拉德威尔的观点。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前一周，埃及的Twitter发帖量从2300次迅速上升到 23万次，这不仅对总统穆巴拉克施加了压力，也发挥了塑造、引导有关政治议题讨论的作用。笔者认为，相信社交网对政治传播具有极重要影响力的最有力的证据，便是这些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都笃信社交网对政治传播的能力，并且依赖它而进行行动。
　　朝鲜没有互联网（World Wide Web）只有“内联网”（Intranet）。有分析者认为朝鲜的政治、社会情况极易引发反政府游行活动，但由于朝鲜当局不允许互联网存在，所以专家们认为在朝鲜很难发生变革。相反，“阿拉伯之春”国家之一的突尼斯有很多使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的人。该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60%，一般说来年轻人更善于使用社交网，其中在突尼斯使用Facebook的人数便达到总人口的18%。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具备快速信息传播功能的社交媒体，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政治影响力。
　　接下来，我们再探讨社交网的政治传播作用或功能是通过何种方式发挥与表现出来的。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核心部分：第一，社交网具有设置议程的能力。第二，社交网络甚至可以更换现存的新闻框架。
　　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时，附近的南相马市市长樱井勝延对日本媒体不报道人民生活用品短缺的情况非常不满，就自己准备了11分钟的视频，并放到YouTube上。两天之后，必要的生活用品开始抵达现场。③这位日本市长认为日本媒体羞于向国外播放国内灾难的严重情况，但媒体不报道就无法得到外国援助，因此采取主动行动，“绕开”日本媒体，直接在国际社交网站上公布自己的辖区面临的困境，并发出求助信号。凭借新媒体工具，他设置了日本传统媒体不愿意关注的新闻议程。值得关注的是，这位日本政治家与国外的网民没有直接密切的人际关系，只是具备了“弱连接”关系，但是国外观众对他的视频产生了关注，并帮助他获得了必要的援助。同时，这也让日本主流媒体改变了报道态度和内容。这个案例充分展示了“弱连接”如何打开信息大门并引导了实际的行动。
　　挪威一个研究机构把日本地震核泄漏的辐射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公布后，韩国网民开始转发相关的研究结果。据该研究机构称，韩国作为日本的邻国，将面临超越正常辐射量的100到1000倍的辐射量。由于该信息在网上引起热议，韩国主流媒体也开始报道有关内容。很明显，社交网络能够把主流媒体忽略的内容变成新闻议程，反映“人民的关注点”，也给人民更多的信息选择。
　　在阿拉伯国家，社交网曝光了有关当地政府腐败的信息，这是政府控制下的主流媒体没能报道的，因此社交网迅速成为人民得到“真相”的渠道，赢得人民的信任，并使社交媒体获得了一定的权威性，从而挑战政府主导媒体的报道。比如，政府控制的媒体把反政府抗议者定位为“伊斯兰极端分子”、“造成社会混乱的暴徒”。针对该政府设置的新闻框架，反政府组织通过社交网公布了过去30年埃及戒严法时期被当局逮捕而受到拷问的受害者的视频，他们还把悲伤的乐曲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提升了视频的情感效果。此外，全国性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发生之后，他们也通过社交网把8名死亡者的名字公布，揭露警察对抗议者开枪的情况。与此同时，反政府组织还通过社交网举行对牺牲者的哀悼活动，并宣称他们的牺牲是不会被忘记的。这一系列措施都赢得了大众的心。结果，这种有效的以社交网为“平台”的反政府宣传活动，鼓舞了更多人参与埃及的民主化运动。在整个过程当中，社交网挑战了当局设立的新闻议程的权威性，提供与官方媒体不同的议程，甚至更换了官方媒体设计的报道角度（框架），最终推动了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社交媒体的参与者在分享自身价值观念和解释自己的思想行动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针对社会不公的一个集体身份，随着集体身份的巩固和发展，进而成为集体行动。社交媒体把本来处于弱连接的、数量极大的网民，在最短的时间里动员起来，这也正好说明其功能的强大。所以，单从弱连接字面上的“弱”无法推导出社交媒体功能的“弱”。此外，无人否定社交网络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过程中所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弱”连接也可以起“强”作用。况且，我们看到的是“弱连接”通过社交媒体上的交流而变成“强连接”的例子，两者并不是格拉德威尔主张的一个对立关系。
　　　　
三、关于社交网络对政治传播作用的讨论
　　格拉德威尔通过“弱连接”理论来试图显示社交网事件的脆弱性。在他看来，真正的行动主义是与建立在亲密友谊与共享体验基础上的“强连接”密切相关。格拉德威尔的贡献是，他重新引起了社交网的政治传播功能强弱的争论，让人们更加深入思考社交网的影响力。不过，在他发表论点的两年后，我们耳闻目睹的却是与他的主张恰恰相反的例子。截至2012年6月，以社交网络“武装”的阿拉伯革命已经成功推翻了4个国家政权，而且至今尚未完全终结。
　　笔者认为，格拉德威尔在美国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与美国人比较偏爱“打破固定观念”的倾向有关。美国人崇拜的诺贝尔奖的一个普遍认可的潜规则，便是一个科学家的发明或发现是否推翻了当代人普遍相信的事物。人们通常认为，社交网在“阿拉伯之春”中所起的作用很大，格拉德威尔挑战了这个常识，而且他作为著名作家以及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的身份，带给他一个权威地位。因此，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反驳了人们通常相信的东西，往往吸引别人的眼球。
　　此外，格拉德威尔忽略了我们前面谈论的“强”与“弱”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支持、互相转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联系会从非常强到非常弱，反之亦然，由弱变强。比如，在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对他们的兄弟姐妹甚至是父母感到疏远，并且很少来往，虽然他们拥有家庭血缘的密切关系。反而，社交网能够帮助陌生人互相认识，并发展成为朋友关系，其中一些人甚至走向婚姻。
　　其中一个关键点是，这样的互联网直接和间接地强化了人们的关系，而不是削弱它。比如，把儿子送到美国留学的一位中国母亲担心长途电话费昂贵，她后来发现在QQ等社交网络有“视频电话”功能，让她不仅仅可以听到儿子的声音，还能看见他的脸，更好的是，这类社交网络上的视频电话都是免费的。
　　Granovetter等早期研究“弱连接”的学者们发现，其实“弱连接”很有用。他们的学指出，与一个人的工作和事业关系最密切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强连接”，而常常是“弱连接”。人生中一些最重要的成功机会，比如找工作，往往取决于人与人的随机相遇，对象通常是我们不太认识或刚认识的人。这样的人往往是“认识的人”（acquaintance），而不是“朋友”（friend）。
　　正因为如此，格拉德威尔的批评者指出他对“弱连接”理论断章取义。此外，所谓的“强连接”往往只能形成一个个小圈子；而“弱连接”却会连接成一张大网络，这样弱关系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其他领域的人。强关系由于是密集连接的网络的一部分，很可能因为已经熟知对方的资源和属性，甚至可能由于类似自我的同质性、相似性，更加趋同化，结果导致封闭思维。格拉德威尔忽略了强连接的上述缺点。
　　　　
总结
　　我们进行该研究的目的，就是想了解社交媒体出现以后，对政治传播的促进作用究竟是大还是小，以及这种作用或功能是通过何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参考不同的例子探究了这个主题。笔者认为，相信社交网对政治传播具有重要作用的最好理由，就是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都相信社交网的政治传播能力，并借助它进行行动。本文里讨论的中东地区及该地区以外的国家，在社会动荡发生时都切断了社交网和互联网。如果他们不相信社交网络具备动员群众的能力，是不会采取这类措施的。
　　有大量的事实和研究表明，网络舆论领袖的确存在，而且他们具备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社交媒体把本来处于弱连接的、数量极大的网民，在最短的时间里动员起来，本身正好说明其功能的强大。社会学家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发现，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思想，而这需要两个步骤。首先，由媒体来传播某个意见。其次，该意见须经过朋友、家人或同事的认可。在第二个步骤中，即议题的“社会化”过程当中，便逐渐形成了政治观点。在现代社会，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可以有所作为。④社交网和互联网的空间不仅可以消费媒介产品，也可以制作媒介产品。在这类空间里，人们可以私下和公开表达、辩论不同的意见。
　　目前，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们持有社交网是革命“加速器”的看法。⑤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中，社交媒体如同一个炉灶，要想引燃它，还需要干柴和烈火，这干柴和烈火就是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现实和人民对国家政权的不满情绪。社交网能否对政治传播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还取决于其本身的议程设置、更换新闻框架潜力，是否便于人们之间的互动交流，以及是否符合群众的意愿，是其能否发挥群众动员作用的关键。
　　最后，格拉德威在书中将“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定义为“临界质量，阈值，沸点的那一刻”。在这本书里，他解释了许多难以理解的潮流背后的原因，比如为什么很多松散的、几乎没有强关系的“个案”会成为社会热点的事物。当时，他的观点非常新鲜，打破了人们的固定思维，并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阿拉伯之春”揭示了社交网同样也可以通过庞大的“弱连接”网络结构“引爆”强大的社会变革作用。有趣的是，能够看到“引爆点”的同一个人为什么看不见“弱连接”也可以达到临界值而引爆？■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硕士、资深媒体人）
　　　　
注释：
　　①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455934.htm
　　②有关“阿拉伯之春”的更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见“百度百科”与“维基百科”
　　③Sul, Won-tae：《智能媒体时代的社交网络与言论》，《韩国放送协会》春天学术大会论文集，2011年
　　④ShirkyClay: 《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外交季刊》2011年1~3月
　　⑤Sul, Jin-A ：《在阿拉伯民主化革命时的SNS与社会言论》，《韩国言论情报学报》2012年夏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