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
　　《人物》杂志发表的《厉害女士》报道，由于披露了其拥有多套房产、投资拆迁楼盘、区别对待收养的孩子等诸多事实，而引发微博上的热议和质疑。批评之声主要有两类：一类来自媒体人，指责这篇报道不专业，试图独家揭秘，却没有掌握足够证据，而且报道倾向性太强、不够客观中立；另一类来自网友，主要质疑这篇报道的采写动机和手法，认为不应该如此恶意打击一个公益慈善人物。
　　2月7日，《人物》杂志官方微博发布《声明》，强调《厉害女士》报道具有信息完整性，但也承认了一些不足，比如“负面”信息更为凸显、欠缺平衡，存在消息源交代不完全和形容词使用不当问题，因技术问题导致报道遭遇质疑、编辑层面须深刻检讨等。不过，《声明》对这篇报道存在的问题还缺乏足够反思，为此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
　　　　
一、报道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这篇报道的视角是好的，至少是独特的、有启发的，报道也披露了袁厉害在公众场合隐瞒财产的重要事实（至少是口头上没说真话），能够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关于袁厉害可能投资拆迁楼盘的事实，报道采用多个消息源（人证）来进行相互交叉印证，可见作者对事实的处理态度是比较认真的。
　　那么，报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笔者认为，这篇报道的主要缺陷是“用杀鸡刀来杀牛”，即以人物特稿的方式，去操作了一个调查性报道的题材。这的确是充满风险的挑战。
　　一般来说，人物特稿比较适合于没有直接利益或矛盾冲突、少有争议的报道对象。记者借助多方的口述材料，加上个人社会阅历、对人物成长经历及性格特征的把握，辅之以文学性的笔法，可以写出一篇好看又厚重的人物特稿，揭示其复杂而多元的性格或人性。但如果针对一个富有争议的热点人物，所写的报道又试图披露人所不知的内幕信息、对报道对象某些不当行为进行监督、可能挑战公众对其的普遍认知，则应该按照调查性报道的取证方法来调查和写作。
　　调查性报道所试图逼近的“真相”，必须靠书证、物证而非人证来完成，口述材料既无法替代物证，也很难形成关键证据链条。在不少调查记者看来，口述材料是最靠不住的，哪怕再多人说话，有时候也没法说明问题。尤其在暗访情况下，因为无法请口述者对所叙述的内容进行签字确认，因而存在更大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法治题材、财经题材的调查性报道，都要依靠交易合同、工商资料、法律文书等来论证事实。
　　以此为参照，《厉害女士》这篇报道中，试图要证明她在利用孩子谋取不当私利，但报道中提供的材料并没有坐实这点。由此，导致部分同行和公众质疑这篇报道具有偏见。
　　此外，按照一般的人物特稿来看，这篇作品的写作上也有一些逻辑问题。对一个做慈善的人物来说，这篇人物特稿的语气、立场显得比较主观、批判性情绪比较苛刻。比如，分类赡养孩子是否就有道德瑕疵（普通人去福利院领养孩子的时候，大概也会更喜欢找健康的、好看的？）；做公益慈善和自己置办房产之间是否有矛盾？想想看，即便袁厉害有那么多房产，她如果辩护说，这些房子很多没办产权证件，不算我的；另一方面，她还可以辩称，我是害怕公众对我失望、希望维护好的形象、更多地筹集资源才没说实话的，公众不是很容易宽容和原谅她么？
　　这篇《厉害女士》报道，之所以反响如此之大、质疑如此之多，跟多数公众对类似民间慈善英雄的普遍好感有关。在政府公权力救济不力的情况下，袁厉害的做法首先是令人钦佩的，公众很容易抱以同情和感激。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们作为读者，对慈善人物本来就没有至高至善的期待，也未必就会因为读到这篇报道而产生心理落差。
　　当然，袁厉害这样的“英雄”也是可以质疑的，只不过，必须要有可靠的证据、确凿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如果要“揭露内幕”、进行批评性人物报道，需要采取审慎的姿态，通过缜密调查，靠大量核实的证据来建立因果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厉害女士》的报道“初衷”或值得肯定，而报道“结果”值得反思。
　　《人物》杂志编辑部在把关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到位、不专业的地方。之所以产生“刀法用错”的问题，从生产过程角度剖析，或可这样推测：《人物》杂志介入报道的时间比许多媒体要晚，同题竞争情况下如何取胜，更多靠新发现的事实或者新捕捉的角度。这时候，编辑部获取到袁厉害隐瞒房产和投资的信息，判断可以就此做出新鲜视角的报道……于是，就顺着这个独家角度进行谋篇布局，从而用力不当，把调查性题材做成了人物特稿。
　　　　
二、人物特稿的报道技巧
　　借此机会，笔者简要概括下人物特稿的报道技巧。
　　人物特稿报道，既要把握人物行动的常规特点，也要理解其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逻辑。一方面，人物特稿的魅力在于呈现复杂和多面的人性，揭示人物性格中的秘密。为此，特稿记者要努力把握这个人“稳定的心智结构”，即常规思维习惯和行动逻辑，以及探讨影响这种稳定心智结构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人物特稿的写作契机，往往因某个事件或某个话题而起，因此当媒体介入报道的时候，无法脱离这个事件或话题的特定情境。记者不要放过这个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非常规心智结构”，这是由人的能动性和复杂性决定的。
　　一般来说，针对特定话题或特定事件，当事人呈现的只是某个侧面的心智结构而已。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为了体现记者的深度透视也好，还是为了体现报道的独家视角也好，人物特稿都可能因为某种审视感、认知感而流于片面或者主观。更何况，脱离了人际关系、行业状况、区域结构的人物报道，经由受访者叙述或者口述材料形成的人物特稿，都很可能是危险的，容易被操纵的。因此，真正解读和把握一个有争议的公众人物，必须将人物还原到多重的人际网络、复杂的行业状况和特定的区域生态结构中，由此才能超越简单的道德判断。
　　一篇好的人物特稿，经常有一种“雄心壮志”：在个体和制度之间建立某种必然勾连，细致入微地剖析出“个体-行业-社会”的厚重逻辑，既让读者看到“树”（个体的遭遇），又让读者看到“林”（群体的命运），既在个体命运中呈现行业逻辑，又在个体故事中折射制度困局。这种文体很好看，写作者也容易产生成就感，不过，这种“个体-行业-社会”勾连的逻辑链条，很可能是主观的、危险的、脆弱的。如果记者没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和精准判断，没有针对个体及背后的社会成因进行缜密调查，很可能建立的厚重逻辑是牵强的、脆弱的甚至是错误的。
　　　　
三、防范风险及应对批评
　　《厉害女士》这篇报道引发的争议，也提醒记者必须防范人物报道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首先是舆论风险。新闻报道应该首先忠诚于事实和真相，公众阅读报道的感受则不必放在首位，甚至好的报道要敢于用事实去改变公众期待或刻板印象。如果报道一个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或者与公众期待截然相反的一面，必然会招致部分读者尤其是网民的骂声，但这又何妨。
　　其次是报道风险。人物报道的采访，多靠采访当事人或者周围人来完成，但人恰恰是最不可信的——人证的可信度永远不如物证和书证。若要做批评性人物报道，则不妨不做人物特稿、而做调查性报道，因为调查性报道的证据链条和逻辑关系会更加严密。
　　值得一提的是，微博不是一个探讨专业话题的理性空间。公众舆论和道德批判很容易快速渗透、裹挟进来，从而导致明明试图探讨事实，结果却变成探讨动机；明明试图在探讨报道本身的问题，最后却变成探讨慈善人物是否应该被这样伤害的问题……作为观察者、批评者，我们不必对微博上的专业问题探讨寄予过高期待，更不要对新闻界针对争议话题、事件在网络上形成话语理性及专业共识抱有太高期待。
　　微博有利于扩大报道影响，也可以获取受众反馈，是不错的推广渠道，但这种传播渠道，有其局限甚至负面影响。比如，如果媒体推出的是一组系列报道，而微博上提前发的只是其中一篇，当这篇报道被广泛关注的时候，大多数网民或读者可能会用对这篇报道的印象，去认识和评判整组报道。所以，建议媒体官方微博在推广一组人物报道的时候，可以附上更完整的链接或者发系列长微博，以避免产生“以点概面”的信息误导。
　　评价一本杂志，如同评价一个人，要看其整体的、长期的、持久的表现。《人物》杂志改版以来，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人物报道。这篇报道的作者，也都非常年轻。对她们，我们的要求不能太苛刻，批评也不能过度。我们可以进行业务探讨、可以批评这篇报道，但我们不要过度苛责、更不要道德谩骂。不过，微博时代，新闻生产的“透明度”越来越高，面对公众质疑，媒体需要用更加谦卑的姿态去应对批评、去解释和回应，在爱惜自身羽毛的同时也要敢于深刻反省、真诚致歉，这方面《人物》杂志还有待改进。■
　　（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本文系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从业者”项目成果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7000-3281301）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