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4日，河南兰考县袁厉害的私人儿童收养场所突发大火，6名孤儿和袁厉害的一个儿子在火灾中丧生。这场悲剧让在当地有“爱心妈妈”之称的袁厉害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2013年2月号《人物》杂志刊登报道《厉害女士》，描述了一个与之前很多报道大相径庭的袁厉害的形象。报道说，袁厉害将收养的孩子划分等级区别对待，为自己和家人自建或购买超过20套房产等。这篇报道在网上引起极大争议，许多网友和媒体人批评了报道存在的问题，《人物》杂志也在新浪官方微博连续三次发布声明进行回应。
　　真相往往是复杂、多面相的，媒体揭示事实探究真相的态度、方法、技巧也很重要。围绕《厉害女士》一文的争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值得探讨的案例。为此，我们约请部分记者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研讨。
　　　　
从《厉害女士》一文看媒体立场预设
　　□杨江
　　《人物》杂志对河南“爱心妈妈”袁厉害的报道《厉害女士》一文可探讨的地方实在很多，比如记者暗访的行为规范、实习生采访的素材如何处置、人物报道与调查性报道的写作要求区别等等，在这里，笔者想谈谈立场预设的问题。
　　在兰考大火发生后，笔者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经过5天的调查采访后，先后写下了调查报道《多面袁厉害》，以及记者手记《兰考大火中的各种声音》等。而细读《厉害女士》一文，不难发现，此文在事实层面与之前包括笔者所写报道在内的国内众多媒体报道相比，并无实质性突破，因此，读者的疑问便产生了——为何相同的事实，到了《人物》杂志的报道中，却呈现出了截然相反的解读？
　　在《兰考大火的各种声音》一文中，我曾不无担忧地提到，媒体对袁厉害的报道容易走两个极端——神圣化与妖魔化。很遗憾，《厉害女士》一文，我认为是妖魔化的典型。之所以出现神圣化与妖魔化，表面看是记者调查不够深入、思考不到位所致，实则是陷入了立场预设的陷阱。
　　立场预设不是洪水猛兽，它可以有，甚至在社会生态比较复杂的中国，它必须有。而《厉害女士》一文的行文以及报道引发风波后《人物》杂志的三次声明，反映出该刊从一开始就设置了袁厉害“有问题”，至少“有隐情”的立场判断。
　　此前众多媒体的报道对袁厉害多给予同情，有些报道也不乏将之神圣化的倾向。而《人物》杂志在事发后一个月才推出报道，为此，《人物》杂志从选题立意的角度作出这样的预设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倘若此后的调查能够在袁厉害的“房产问题”、“分等级区别对待弃婴”、“利用弃婴牟利”等问题上提供充足的证据，那么这将是一篇精彩的颠覆性报道，至少可以为此前的报道提供很好的补充，有利于还原真实的袁厉害。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调查方面，该文没有取得一件过硬的证据，因此在行文过程中，作者只能用“事实上”这三个字来代替证据便不难理解。
　　立场预设不是硬伤，问题在于记者在新闻调查的过程中没有取得支撑原先立场的证据，并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不对预设的立场进行校正、纠正，一意孤行，可谓“为了颠覆而颠覆”，硬伤便在所难免。
　　我在自己的微博中批评《人物》杂志的这篇报道时说：“心理阴暗的人，看什么都是阴暗的”，“记者心里需要一盏明灯”。
　　做慈善可不可以有私心？袁厉害是不是不可以有房产？如何看待袁厉害的慈善管理缺陷？这些都考量着新闻记者对慈善的认知，对中国民间慈善力量现状的理解，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洞察力，当然，我个人认为还考验着记者做人的良知。
　　袁厉害值得同情与钦佩，但并不意味着她不可以被质疑。
　　袁厉害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女性，她有爱心，但却没有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体现在两方面——抚养弃婴的能力以及慈善管理的能力。
　　以抚养能力为例，脑瘫与唇腭裂的弃婴病患不同，即便在官办福利院也会将这些孩子分开照顾，何况在袁厉害极其有限的抚养条件下，自然是唇腭裂等病患较轻的可以得到相对“体面”的照顾，而脑瘫者只能让其躺在床上，维持最基本的“活着”的状态。实际上，这种所谓的“体面”也就是“尊严”，不过是外部世界强加的标准，对袁厉害与她的那些弃婴们而言，活着就是相当不易的尊严，尊严是奢侈的。
　　但这样不得已的“分而治之”居然在《人物》杂志的报道中被视为将弃婴“分等级”。等级观实在可怕，浅层次暴露了记者对问题思考的浅薄，深层次则暴露了记者人文精神的缺乏。试想，这些弃婴当初之所以被遗弃，正是受了“等级”观所害，因为在人类恶俗的等级观里，这些弃婴是“残次品”，残次品自然会被遗弃。如果袁厉害有等级观，她为何要收养？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很遗憾，记者未能理解，在调查过程中也未就自己产生的“等级疑惑”去询问袁厉害的解释。
　　再比如慈善管理能力。袁厉害有爱心，但根本不懂慈善管理，对于捐款她压根没有记账以及公布的概念。笔者并不否认袁厉害曾带着孩子去政府部门要“条件”，笔者也相信袁厉害“经商”多少沾了“爱心形象”的光。但要认识到这与利用孩子牟利是两码事，在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下，《厉害女士》不该以此断定袁厉害有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人物》杂志在报道引发争议后，仍然坚持对袁厉害吹毛求疵，最后一份声明充满了媒体的傲慢与偏见。
　　其实，记者、实习生的采访以及对新闻中的人与事的理解出现偏差是可以理解的，编辑部在审稿过程中完全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令人遗憾的是，三次声明充分暴露出《人物》杂志采编部门上下一致的偏见——不肯正视问题，甚至将同行的批评视为出于嫉妒的恶意攻击，将读者的质疑视为阅读能力的瓶颈。
　　《厉害女士》暴露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立场预设的问题在中国媒体中表现比较典型，笔者期望通过这次事件，警醒业内能多一些行为规范，调查采访中敢于对预设的立场进行校正。报道产生争议后，应敢于面对问题、承认问题，纠正问题。
　　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而不在于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同样危机公关的方式也是影响媒体公信力的重要方面。■
　　（作者系《新民周刊》首席记者）
　　　　
“较劲儿新闻”大可不必
　　□孙旭阳
　　《人物》杂志《厉害女士》一文激起的争议，从新闻伦理和操作流程，都众说纷纭。但是，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却不应该有争议：袁厉害收养弃婴的真相只能有一个。
　　先从《厉害女士》这篇稿件本身来说，我认为是不合格的。在客观证据缺失的情况下，该稿件对所谓“袁厉害真相”的阐述，只能通过大量主观性断语来串联。对深度新闻稿件来说，主观性断语并非一定不能用，但最忌多用乱用。而在此文中，这些断语却几乎到了古代酷吏“深文周纳、罗织成罪”的层次。试摘该文开头的几句话：
　　多年来，当地政府与媒体将她打造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好人”——高尚、善良、无私、贫穷而生活悲惨，秉持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道德标准，并不惜牺牲自己。
　　但经过《人物》记者7天的实地观察和调查，我们得到许多与此前描述互相矛盾甚至完全相反的事实……
　　很显然，该文反驳式的行文逻辑，就是构架在澄清所谓“当地政府与媒体”对袁厉害的虚假美化上。可是，这所谓的虚假美化到底存在吗？更要紧的，“当地政府与媒体”粉饰袁厉害，究竟为了什么？
　　很可惜，我查阅了此前对袁厉害的大量报道，尤其是河南和开封境内的媒体，固然有信息单一、诉诸悲情的缺陷，但他们也并未把袁厉害塑造为食不果腹、心怀天下的圣母。对后来争议最大的袁家资产问题，几乎所有的本地媒体都没有涉及。更何况，在《厉害女士》面世前，兰考大火前后，《Lens》《南都周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新民周刊》等同行，都在努力还原一个更立体的袁厉害。甚至，《厉害女士》的两位署名作者中的一位，还曾作为实习生，在《南方周末》的同主题稿件上署名。
　　《人物》杂志如此较劲儿，是否用力过猛呢？主题先行，让这篇自称为新闻的文字，更像一份将判决结果写到开头的判决书，全力展开对袁厉害的缺席审判。
　　需要注意的是，此文除了主观性断语，还大量使用了转折句式，先自树标靶，然后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暗示读者，他们接下来读到的才是真相。这种手法的滥用，已经到了罔顾基本逻辑的地步，比如：
　　（外界舆论）对她的同情，加剧了人们对当地政府的反感与憎恶……
　　下边马上接了一段：
　　事实是，她和当地民政局、公安局、土地局、计生办等政府部门都存在不言自明的互助默契。这种默契甚至成为她财富积累的重要路径。
　　读到这里，我很疑惑：既然袁厉害的存在，加剧了外界“对当地政府的反感和憎恶”，那么她又如何与当地多个权势部门“存在不言自明的互助默契”，还能以此“积累财富”呢？到底是袁厉害太厉害，还是当地政府太愚蠢？
　　通篇对袁厉害财富最严厉的指控，就是说她参与入股45万元，“投资房地产”。事实则是，这不过是一栋城乡结合部的小产权房。根据《人物》杂志公布的采访录音，所谓总投资二三百万，袁厉害入股数十万的说法，不过来自几个合伙人。但不难听出，他们明显是想借助袁厉害的名气来挽回损失，有求于面前身份莫辨的记者（实习生？）。他们的话，能全信吗？
　　这栋楼房被当成违建强拆之时，《厉害女士》所谓与袁厉害“存在不言自明的互助默契”的政府部门又在哪里？
　　2月7日，为了澄清《厉害女士》“保守估算超过20套住宅”的说法，袁厉害女婿郭海洋在网上公布了在房管部门的查询结果：袁厉害的有证房产只有三套。但接下来的事态，验证了我此前的预判，因为袁厉害有房子不在登记范围内，所以《人物》杂志可以随便安若干套在她身上。袁家已无法自证。
　　当然，他们原本不需要自证。袁家一大家子十几口人，袁厉害又从祖上继承了位于城区内的宅基地，即使有几处宅子，数十万现金，在当地并不奇怪。媒体如果要调查要暗访袁家资产，唯一的理由不是她有多少资产，而是这些资产有多少与她收养弃婴有关。换句话说，袁厉害是否利用弃婴骗捐牟利。这并非没有可能，媒体的责任就是证实或证伪现实中的可能性——依靠证据，而非主观推断和文字罗织。
　　我不同意《人物》杂志一位高管在微博上的表态。他称，因为袁厉害接受了公众捐款，所以就必须公布明细。抛却动机，如此高论只能显示他对民间收养弃婴的无知。前不久，我走访了河南南阳、平顶山等地的民间弃婴救助组织，可以说没有一家有完整账目的。
　　在南阳靳岗福利院，院长周凤桂说，谁给她捐款，她随手就放进自己衣兜里，说不定过几分钟买菜就得应急。周凤桂收留了十几个弃婴和二十多个孤寡老人，每个月固定经费只有500元。如果要求其建立捐款明细，那么，如没捐款或者捐款用完，那么她和同伴们是停止为脑瘫儿们喂食，还是先垫支，再记下脑瘫儿们欠了她们多少钱？
　　事实上，在民间，像袁厉害和周凤桂这样的只是捡来弃婴自己养，谈不上慈善组织，她们最多是慈善组织的无奈补充。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她们没有，也无从办理合法身份。他们获得的捐助，在法律上更接近“赠予”，以慈善法规苛责之，跟“何不食肉糜”差不多。
　　河南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告诉我，河南民间收养的弃婴超过千人，大多数都是宗教人士收养。又据我的了解，民间收养弃婴组织能获得的捐助杯水车薪，除了虔诚的宗教信徒，就只有袁厉害这种执着到顽固的人才会坚持下去。所以，在《厉害女士》风波中，没有她的捐助者站出来质疑她；民政部在兰考大火后，部署对民间收养弃婴大整顿活动中，河南乃至全国也并没有曝出借弃婴牟利者被法办的新闻。
　　如果说袁厉害养育条件差，弃婴们死亡率高。那么，这也得参照官办福利院里脑瘫儿的死亡率，以及袁厉害如何养育自己儿女才有说服力。现实中，有太多的生命和苦难没有说出口，原因一言难尽。人们和媒体应做的很多，指责袁厉害们不会养育弃婴肯定不是首选。我想补充的是，很多评论认为政府应该广建福利院容纳残疾弃婴，恐怕也是没见过福利院的人说的观点。
　　袁厉害远非完人，在父母和儿女眼中，她都严重失职。媒体要与之较劲儿，永远有挑不完的刺。然而，在过硬的反证出现前，刚历丧子之痛的她，有权获得基本的尊重和理解。
　　《厉害女士》这篇报道被批评缺少“人味儿”的背后，是自拟为上帝视角的自大和肤浅。当一个媒体跟袁厉害较劲儿，跟“当地政府与媒体”较劲儿，跟所有报道此事的同行较劲儿，唯独不跟自己较劲儿时，亏欠的，不仅仅是一个道歉。■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记者）
　　　　
高度市场化媒体的无奈
　　□牛亚皓
　　事实上，袁厉害最先是被媒体捧起来的，被称为“最美妈妈”。从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当地的一张名片。由此，用兰考民政局原局长杨佩民的话，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习惯。袁厉害成为名片也是习惯，袁厉害自己收养弃婴、民政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都成为习惯，要说袁厉害的收养，其实可以称作习惯式收养。
　　不过在火灾发生之前，谁也没有对这种习惯式收养坚决地说过NO。这也是袁厉害及其家人在日后受到质疑，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原因之一。
　　尽管，早就有人提出质疑，就像前面所说，并不坚决。袁厉害当初所受的质疑，也不彻底。仅限于争论和探讨的阶段，抵不过当地那种多年来形成的庞大的习惯性洪流。
　　这次，《人物》周刊的一篇稿件，显得扒皮扒骨，似乎很多人都生气了。
　　怎么说，都不新鲜。媒体大战之后，信息七零八碎，若想写出有新意的稿件，谁都知道很难。这是一种常见的操作模式。从一方面来看，高度市场化下的媒体有点无奈。没有媒体不想当救世主，可如今常常被看作撒旦般的角色，社会责任感和传播效应有时很难兼具。从这个角度看，媒体人多少都能理解一家新改刊杂志急于拓展知名度的苦衷。
　　另一方面，这篇揭露袁厉害的稿件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反感，也就在其扒皮扒骨之上，显得不近人情、有点不靠谱的感觉。当然，在一直情绪化的网民眼中，就有点撒旦的感觉了。
　　媒体人对此已有一些探讨。不过，这种探讨也不新鲜了。
　　这篇稿件的确有点粗糙，这差不多已经成为共识，多少有点江湖郎中的感觉。我们知道，若是名医看病，断会将病理都讲得相当精确，治疗手法也较为谨慎。而有些江湖郎中，则善于剑走偏锋，采用偏方，比如给一个久治不愈的患者开药，说什么吃茄子之类。
　　这无疑会给《人物》带来这样的负面影响，无论怎么说这篇稿件给人的感觉都称不上高端。想必这真的可以给眼下的媒体提供一点借鉴，一旦被众人定位，也许要想改变是比较难的。
　　但话说回来，袁厉害就不能质疑吗？当然可以，这个世界没有神，也没有神话。尽管有的人一度被神化，但最终总要从神坛上下来，恢复其食人间烟火的表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质疑的水平。■
　　（作者系《成都商报》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