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鹏
　　十八大结束后，全国的新闻单位都在学习贯彻并宣传报道十八大报告以及相关文件，党中央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了规划部署，新闻战线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新闻传播事业由于兼具政治性与商业性，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布局中，是最为复杂而特殊的领域之一，因此，有关部门制定政策也就更为慎重。和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相比，新闻传播业走市场的步子迈得比较慢，特别是新世纪伊始中国加入WTO后，几乎每个市场领域都完成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并逐渐与国际接轨，而新闻传播总体而言却仍处在试水状态，存在很多空白点，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亟待正视、研究、解决。
　　
加强宣传学的研究与教学
　　中国的新闻宣传是宣传与新闻合二为一的体系，领导部门是党委宣传部，执行者是新闻单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理论学术与教学领域，却一面倒向了新闻学，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都是成体系的学科，而中国宣传学、中国宣传史与中国宣传工作实务，却几乎无一家院校或科研机构有相应的研究队伍与研究成果，就我所知也没有一家高校包括党校开设宣传专业方面的课程。
　　新闻与宣传在学科与业务中是有区别的，新闻不是宣传的同义词，对新闻的学术理论研究与教学，也无法完全替代对宣传的学术理论研究与教学。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宣传部门与宣传工作者，宣传工作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从工作实际需要出发，学术理论工作者应重视对宣传学、宣传业务的研究与总结，从而为提高宣传的科学性、理论性提供学术支持。
　　
市场低迷改变报刊生存格局
　　全球范围的报刊业市场低迷，既是一场危机，又带来了一个转机：在中国，市场化的报刊只占很小比例，绝大多数的报刊尚未市场化，有一些早已形同虚设、坐以待毙。现在，形势居然发生了剧变，市场化报刊在红红火火二三十年之后，掉头直转，跌入亏损或微利的深渊，而且看不到挽狂澜于既倒的希望与可能，这样一来，未曾市场化的报刊，反倒显得负担小、压力轻了。
　　新闻业的这种潮流，与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一致的。在就业市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员成为高校毕业生的最热门选择，可以说，这与官本位卷土重来、“赢家通吃”是有内在关联的。
　　西方国家虽然已经出现大报名刊的倒闭风，但可以断言，中国报刊业不可能出现大面积、全行业的停刊，事实上，报刊在中国从来也不是作为单纯的商品而存在的，因此，把报刊转企改制，也可能就是一种对策与出路。
　　在严峻的市场形势面前，近来已经很少有新报刊逆市创办，但是也还有例外，如《中国新闻出版报》前不久宣布将创办《东方周报》，并着手招兵买马。前些年同一报社办有子报《中华周末报》，因故停刊，此次东山再起，该是有充分准备的。作为新闻出版行业报纸，《中国新闻出版报》的这一举措值得业内关注。
　　
自费市场与公费市场平分秋色
　　无论何种性质的报刊，进入第四季度，发行都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不过，今年各地报刊虽然也都按部就班地搞发行，但却少了火药味。因为纸媒市场大势不景气，大家都已经看清形势，在这种环境中，再你死我活地拼杀，多少有些不识时务。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发展，而是生存，大家都是输家——竞争再激烈，也不会有赢家。
　　市场化报刊占据自费市场，而体制内报刊占据公费市场，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市场化报刊也不再有挤垮或取代体制内报刊的雄心壮志，而体制内报刊也不再有生死未卜的危机感。市场化报刊与体制内报刊互补共存，这已经是现实格局。
　　
市场化与体制内人才新流向
　　近些年不断有市场化报刊的高管被提拔任用为体制内报刊领导，仅我所接触到的，就有原先是民营企业聘用的办报职业经理人，后来被提拔为党报厅局级领导干部的例子。反之，几乎没有体制内报刊的领导下海掌管市场化报刊的情况。
　　与此同时，在新闻单位的人才流动上有一个明显的趋势：一线新人流向网络、通信、金融业，中层以上“老”人流向党政机关，也就是年轻一代更容易选择离开新闻单位到市场化企业去，而有中层以上职位的“老”人，则更愿意调任党政机关领导岗位。仅我所在单位这些年就向各地输出多名干部，包括省级、市级与县级，而且多为正职。
　　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单位的热情减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新闻院校前些年大幅度扩招，现在已呈骑虎难下之势，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直线下降。
　　新闻传播院系毕业生成了万金油，真正从事新闻传播专业工作的连一半都到不了，甚至一流名校的新闻专业毕业生都以到中国石油、中国移动或银行等大企业为上策，而且并不限于企业总部或省级总部。在高房价、高物价的经济社会，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务实选择。
　　
有偿不闻导致新闻敲诈
　　不久前，新闻出版总署下发通知，在十八大期间至今年年底开展深化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专项行动，重点查处以新闻舆论监督为名进行新闻敲诈和以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宣传报道为名，强拉广告、索要赞助、约稿收费、搞有偿新闻等行为。“新闻敲诈”作为新闻工作中的一种不正之风，被正式列入政府管理监督的黑名单。
　　“新闻敲诈”的实质就是有偿不闻，也就是以报道负面新闻为要挟，勒索钱财。“有偿不闻”这个说法，我曾较早在《新闻记者》杂志提出并论述其危害，今年这个词成了官方词语出现在正式文件中。
　　杜绝“新闻敲诈”最近在中央部委的文件中正式被提出来，所谓“新闻敲诈”往往并不是捕风捉影，而是“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在本质上也还是一种监督，只不过以“不闻”为表现形式而已。遭遇“新闻敲诈”的单位或个人，如果本身无懈可击，那么其实是可以让搞“新闻敲诈”的人发表或播出新闻后，再后发制人，将诈骗者绳之以法。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现实社会中太少不怕曝光的企业与官员了，宁可掏封口费，破财免灾，所以，“新闻敲诈”才会得逞，成为事实。
　　基于“有偿不闻”，可以推导出“不闻”同样是成立的，必须认识到，“不闻”在中国是与“新闻”伴生的。在新闻理论、新闻教育如此发达的今天，对“不闻”的理论进行思考与研究也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现任经济日报新闻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