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政治访谈录之三】　□ 周海燕
　　孙曼蘋教授，现任教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美国俄亥俄大学电讯传播博士，曾在《亚洲传播学报》《中华传播学刊》等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近年来她关注公民新闻运动，并在《传播与社会学刊》上发表了论文《公民新闻2.0：台湾公民新闻与“新农业文化再造”形塑之初探》。
　　周（▲）：最近，自媒体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传播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新领域。贵院邀请我在台湾访问的这一个月，我有机会对台湾的微博客如twitter，以及社交网站如facebook、视频分享网站如youtube等的媒体使用进行近距离的观察。我注意到，台湾民众对于自媒体的使用，与大陆民众在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站的使用方式有很大不同。
　　我注意到这个特点首先是在对“农田怪手”①个案的关注中。2010年发生在台湾苗栗大埔的这起事件，和大陆因为征地拆迁而造成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非常相似。政府为了征收土地，将挖掘机直接开进稻田，损毁田地和作物，进而爆发了冲突。由于公民记者在PEOPO公民新闻平台②上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最后台湾行政院长召开记者会，宣布划地还农，政策转弯，县长也被迫向农民道歉。
　　我注意到这起事件中有几个关键点：
　　一是公民记者的参与。这表现在自媒体的参与及公民新闻平台所发挥的作用，如公民记者拍摄的影片在PEOPO公民新闻平台上发布之后又被转贴至youtube等视频网站和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上分享，得以迅速成为公共议题。
　　二是社会组织对公民记者的支持，将一起个人呼告变成社会运动。在“农田怪手”事件被公民记者揭露之后，7月27日有上万支持大埔农民的群众，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夜宿并“种稻”，表达对政府征地政策的不满。同时，三莺自救会、火盟、日日春以及无壳蜗牛联盟等社会组织也纷纷加入到有关拆迁事件的抗议中。
　　三是政府与社会舆论所产生的互动。虽然最终结果离民众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应该说对政府的政策施行还是有所改变的。
　　您一直很关注公民新闻，我想知道，在您的观察中，如农田怪手、国光石化一类的事件中，自媒体和公民记者是否非常活跃？您对他们的作用如何评价？
　　孙（●）：有些公民记者就是社运者——我认为在他们的认知里，公民记者只是其工具，所以有些人声称：先做公民，后做记者——或是与各种NPO组织（非营利组织）志同道合，平时有互动，或相互知道，事情来了，有人吆喝，一呼百诺，水到渠成。团结力量大。
　　同时，不要忽略主流媒体。很多小事都是因为上了媒体，媒体又相互跟新闻，才演变出媒体涟漪作用。大埔事件扩大，是另一位公民记者将“大暴龙”的新闻译成英文，找人配上英文OS（配音），再发到CNN公民新闻网站上，引来CNN记者去采访等。从外销再转为内销，引起各家媒体跟风。
　　▲：这样说来，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其实不是对手，是公器的两个组成部分。在台湾，这些由社会组织支持的行动会得到政府的回应吗？如果政府不理睬或者拖延，社会组织会如何应对？
　　●：不一定会有回应。其实，大埔事件还没完全了结呢。台湾最高当局同意让步，可是地方政府还有执行问题，至今尚未解套。若是不理或拖延，NPO等会继续下去，变成大事件，所以社运没完没了。
　　▲：我还注意到，您在对PEOPO的研究中，特别关注公民记者在社区公共传播中对“新农业文化”的再造。您的研究显示，他们的报道包括农村型社区、农业及相关之生态环保，社区改善、教育学习、生活休闲、社会关怀等多方面内容，而不仅仅是关于抗争。这个研究的结论我认为非常有启发意义。③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种“新农业文化”，看上去不太具有“抗争”色彩，但其实也是地方政治的一部分，比如您谈到“赋权”的问题。您在研究里所提及的“媒体近用、社区参与；分享感动的公共论坛；建立社区共识；社区赋权”，我觉得很好地概括了这个赋权的过程。而且，我认为，这一“权利”似乎不仅仅限于声音的表达，而是在利用自媒体声音让被遮蔽的声音被听见之后，实实在在地通过社会组织的运作，把他们表达的诉求化为政策讨论和文化诠释。这种政策讨论和文化诠释，前者可能很直接，能够改变一些伤害他们利益的具体政策，但后者意义更加深远，它让制定政策的人能够尊重这个群体的文化，从而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正视其诉求，并进行利益分配的考量。比如对少数族群的文化和弱势群体的文化都是如此。
　　在大陆，运用自媒体进行报道的情形通常仍然限于在当下事件中捍卫自己的利益，一旦利益得到保护或补偿，当事人就不再发声了。相比起来，台湾当然有这类情况，但您的研究中我看到的“无米乐”案例则比较有意思，④它不是明确针对某个事件，而是诉求于尊重农业文化，回归乡村价值。您认为这种自媒体使用的方式也是改变微观政治的一种方式吗？
　　●：应该是部分因素吧。当初拍片者只是单纯地要找回尊严、分享感动，只是社会、观众的回忆超过他们的期待，这是语境、氛围等文化因素及情境吧。早十年，大概也没这么多人受感动吧。你看过“无米乐”吗？我看一遍，感动一次。后来就干脆和学生一起去菁寮做田野了，让他们亲身体会传播的力量。
　　小区传播、公民新闻、小众传播等都说要重新定义新闻。我们被主流论述制约良久，这是我费时转换领域，关注公民新闻的一大因素——不能被单一、少数强势所把持，媒体如此，传播研究也是如此。
　　▲：我也觉得，在台湾，我看到自媒体的功能最重要的不是抗争，而是自我价值的彰显。大众媒体是以“新闻价值”来判断的，以前某个个人或群体若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大众媒体听见和传达，必须比照它的价值体系去行动，比如会做一些有噱头、吸引眼球的活动。但自媒体报道则是彰显“我们”的价值。“无米乐”个案和PEOPO上很多报道都是如此。像台湾这样的经验，对大陆的自媒体发展会不会有参考价值呢？
　　●：我觉得情境、脉络（context）很重要。可能是社会走到某个地步后，还有其他文化因素。据我的一般性观察，大埔事件中，环保、农业、都市规划等各领域人士都动员起来了。“无米乐”不是运动，但农业议题早就是冰山底座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讨论一下，“无米乐”碰到这个讨论时机、刺激观众，更刺激了在外的菁寮子弟返乡做社造⑤、成立NPO。
　　▲: 大陆的微博言论围观者多，行动者少，很关键的因素是大陆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社会组织，因此缺少进行社造或建立NPO的行动能力。
　　●：你说到了关键。社会组织是冰山底座——社区大学、NPO在其中都有基础性的贡献。■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怪手”是台湾对挖掘机的习称。
　　②PEOPO公民新闻平台是一个跨越网络与电视的影音公民新闻平台，是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基于公共服务理念建立的一个公民参与行动网站，强调开放、分享与行动。目前拥有近3000位公民记者，累计报道超过25000篇。
　　③孙曼蘋：《公民新闻2.0：台湾公民新闻与“新农业文化再造”形塑之初探》，《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九期
　　④“无米乐”是台湾两位独立影人颜兰权和庄益增共同执导的一部纪录片，纪录了台南县后壁乡菁寮四位老农民的劳动身影与乐天知命的情怀，影片上映后引起社会广泛共鸣，在官方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之下，该地区渐渐凝聚对社区文化资产的保存意识。以“绿色”、“慢活”为基础的菁寮式的农村生活也成为台湾风尚。
　　⑤社造是台湾对“社区营造”的简称，即在某一社区内营造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其生活区域的社会和心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