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兹
　　9月28日上午，我去八宝山东礼堂参加罗列老师的追悼会，一周前，罗老师因病逝世，享年91岁。
　　3000多字按年代介绍罗老师的生平中，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他作为一位著名新闻教育家的风范，却唯独缺少“文革”中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的经历和生活。
　　追悼会上，我见到罗老师的大儿子罗剑之，我对他说，罗老师不光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我们的忘年友情其实长达30多年。
　　罗老师有一女三子，其中的一女两子却先于他因病去世。除这次见到的剑之外，我还曾见过其女罗思一，小名毛毛。
　　罗老师曾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上学时的老主任，而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居然也曾当过一段时间罗老师的“老师”。
　　“文革”中，罗老师受到迫害，作为“走资派”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下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同来的还有余致浚和张隆栋两位教授，三位年过半百的知识分子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儿，就在工厂宣传科的一间小房子里帮着做些文字工作。
　　一机床位于长安街东端，今天的中国大饭店对面，是我国重要的机床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铣床生产企业。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这里视察，“文革”中，陈伯达也把这里当作“试点”，先后来过6次。
　　全厂有8000多人，在北京被人称作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曾涌现出许多知名人物，如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倪志福、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等。另外，调任中央部委和地方重要领导职务者不计其数，还有大批人活跃在新闻界、文艺界和经济界。
　　“文革”开始时，我还是北京一名高中学生，理应上山下乡，1969年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一机床当了一名锻工，也就是打铁匠。当时工厂领导告诉我们，高中生以上的就算是知识分子，需要好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所以要分到最苦最累的工种劳动。
　　由于工余时间编辑《机床文艺》这本当时在北京机械行业有点小名气的杂志，所以当罗老师等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到来后，我被派去和他们“相结合”，于是就稀里糊涂地“代表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主力军作用”。这样，我本人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同时，还要去教育别人，实在有点滑稽。始料未及的结果是，我这个顶着“工人阶级”帽子的小知识分子，有机会接受了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教诲，且受益终身。
　　我们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过着“三体不可缺一”的生活——罗老师为气体（烟）、固体（糖）和液体（茶）起的名字，他还是主要“赞助者”。罗老师既抽烟又喝茶，余老师和张老师基本只喝茶，而我只吃糖，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为北京出版社撰写几本书稿，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叫樊亢，是我后来在《经济日报》工作时的总编辑安岗的夫人。记得我们主要编写了《白虎通》《幼学故事琼林》《李贽文选选注》《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等几本小书，江苏的《新华日报》还用整版选登了部分文章。后来，我们还以“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评论组”的名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勒斯坦战斗诗集》写序，并参与了人民出版社《鲁迅书信集》的注释工作。
　　和三位前辈的工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共同商议主题，搜集参阅资料，然后在他们的指导下，由我先拟初稿，再由他们修改定稿。张隆栋是研究国际传播学的，英语很棒，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据说还当过1949年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语翻译。同时，张老师的古汉语也好，他还时常做些卡片，把一些历史典故抄写给我，以确保在文章中引经据典的正确。
　　午饭后，老先生们要稍事休息。罗老师大腹便便，鼾声如雷，眼见他随着有节奏的一起一伏进入梦乡，然后节奏逐渐加快，鼾声也迅速升高，一直到他自己被自己的呼噜声所惊醒，然后猛地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大家忍住笑，一声不吭，于是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往复。后来他对我说，在“四清”下乡时曾为此受到批判，说他搞特殊化，因为他怕打呼噜影响别人睡眠，经常要求住单间。
　　1973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为与“四人帮”掌控的舆论工具抗衡，嘱办一本名为《思想战线》的杂志，由当时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乔木领导。罗老师此时已离开一机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筹办此事。
　　一天，罗老师把我找去，他当时是《思想战线》的副总编辑。见面后，他交给我即将公开发表的两首毛泽东诗词，是1965年毛泽东写给邓颖超的，名字分别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他嘱我写一篇读后感，刊登在《思想战线》创刊号上。他还说，这两首诗词的词牌特点，是上半阙写实，下半阙务虚，虚实结合，借题发挥，也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在交待写稿意图后，他递给我一大厚本印有《思想战线》字样的稿纸。那时，一篇文章的刊出颇费周章，需反复推敲打磨，作者似乎要用尽用足每个字眼儿的功能，读者也习惯于要从字里行间嗅出些什么气息来，人们被文字狱吓怕了。
　　谁知，政治风云的变幻比写一篇稿子的速度还要快。突然间“反击右倾翻案风”铺天盖地地刮了起来，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思想战线》也胎死腹中，这大概是中国最短命的杂志了。至今，我仍保留着那本印有《思想战线》字样的稿纸。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命运也出现转机。两年后，我从一机床调入“文革”后在北京恢复出版的第一张报纸《财贸战线》。办完调动手续的当天，我就兴冲冲地向罗老师和余致浚、张隆栋老师报告。此前，三位老师正在鼓励我去参加“文革”后的全国首次研究生考试。
　　在这期间，我们还经常轮流到三位老师的家中餐会，边吃边聊，古今中外，全是话题。他们个个还都是大美食家，不仅讲究口味，还注重营养。我记得，罗老师曾对我们说，要吃用粮食做原料的味精，会对记忆力有帮助。
　　张隆栋“文革”后，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做教授，每周几次蹬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他在东四的家之间。那时我常去他家看望，他会和我边聊天边喝啤酒，他的夫人黄振培是国民党桂系重要人物黄绍竑之女，常常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
　　有时，张老也会来我家小坐。一次，他患病住在北京第六医院，我去探望时，不仅买了水果，还专门去涉外饭店买来几本外国报刊，因为我知道，他在病榻上仍要研究国际传媒，张老则送了我一本由他主编的《大众传播学总论》，这是中国首部探讨传播学的专著。
　　1993年7月5日，在他76岁生日时，曾赋诗一首：“人生易老七十六，新闻教学卅五年；传道授业怡然乐，胼胝耕耘苦亦甜。”题目叫做“七十六岁杂咏一首”。在同一页纸上，他还亲笔题写“果决人似忙心中常有余闲因循人似闲心中常有余忙录名贤名言以赠赵兹同志并以自励”。
　　2009年3月，张老终于得到了“余闲”，在92岁时驾鹤瑶池。
　　至于有着丰富而传奇经历的余致浚老师，更是早于2006年5月的一个下午，以91岁高龄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1939年，余老师在江西赣州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每天早上他都会陪着身穿灰色上衣、腰扎皮带的蒋经国一起晨跑，而当时他的真实身份则是1935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蒋经国那段时间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由他捉刀代笔。1949年后，他的传奇人生就此打住，一直默默无闻地耕耘在教育战线，直至从中国人民大学离休。
　　2001年清明节的前一周，我突接罗列老师来信：“希望能有机会见面，畅叙别来情况。”不久，恰逢我的好友、时任上海《文汇报》摄影美术部主任的徐晓蔚来京，其父徐中尼和罗老师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战地记者。于是，我们一同走进了张自忠路3号人大宿舍。
　　30多年后首次相见，老人家身体仍出奇的棒，记忆力也出奇的好。我们共同回忆起当年的人和事。他告诉我们，自去汕头大学做副校长后，基本上就生活在南方了，现在离休回京后，在冬季时也还会再到南方住上一段时间。
　　我们一起聊了三个多小时，仍意犹未尽。吴经方师母一再挽留我们吃晚饭，因为我们有事，只得告别。临别时，罗老嘱我，要常来他家，他有好多想法要一起聊聊。之后，我们又在电话中聊了几次。
　　我后来把自己和罗老师等交往的故事写在了我的博客上，一位大概也是人大校友的网友转发了我的文章，并写道：“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教我们的老师，现在回头想想，都是顶级的学术人物。可惜，我们读书的时候，并不了解，似乎也没有看他们头上的光环。最近，看到陈平兄转发的《经济日报》赵兹先生的博客，看到了新闻系几位老师的过往历史和‘文革’经历，敬意油然而生。”■
　　(作者系《经济日报》高级编辑）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