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华
　　8月16日《南方周末》评论版发表的《传奇“报人”余纪忠》，引起我的注意。多年前，读过周瑞金写的1998年率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的访台回忆，他感佩中国时报集团董事长余纪忠，在88岁高龄时还坚持值夜班审看要闻和社论，这在我的脑海里烙下深深的印迹，还把它写进日记。如今，余纪忠已谢世10年，这篇《传奇“报人”余纪忠》缅怀这位百岁老人。读完，我才理解标题“报人”为何打了引号，深感余纪忠这个层面的一代报人，难以复制、恐成绝响。
　　沉沉撞击我心灵的是文中所言——“彼时有像余先生那样的报人，今天却只剩下‘媒体大亨’了。‘媒体大亨’在这个社会上的形象突出清楚，以至于大家渐渐快要记不得什么是‘报人’了。”
　　确实如此。类似的沉痛，不久前已领受过了。那是7月16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第24期，为陈凯歌做了《凯歌六十霸王远去》的封面专题，说来道去，最后也落到这样的感叹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于票房和金钱的敬意，远远超过对于电影本身的热爱”，“导演的身份都从创作者异化为老板了”。
　　如同新闻界还有多少“报人”一样，电影界还有多少“电影人”？商业主义侵蚀愈演愈烈的态势下，当事者较劲的，看客们鼓噪的，无不是“‘电影大亨’早早横空出世，中国电影才有希望”。不难理解，前几年没有好剧本、好角色就不愿出镜的陈道明，为何要不无悲哀也不无激愤地说：“现在哪是拍电影，是抢钱！”
　　如果眼下的文化图景都以此类推，我们只会发现，“大亨”的幻像弥漫着几乎所有的空间，“人”却在迷失中滑落沉沦。反思当年，默多克在全球海啸般攻城略地，我们惊叹的正是这个“媒体大亨”、“传媒大鳄”玩转资本魔方、迅猛扩张“金钱帝国”的英雄传奇。对于他商业上的大手笔、大神话，我们在齐刷刷表示“高山仰止”时，有谁理会他在新闻传播这个专业领域建树如何？
　　直到去年，即使《世界新闻报》在英国爆出“窃听”丑闻，一个庞大的新闻集团似乎成了众矢之的，也仍然缺乏对它之于社会功用的真正价值拷问。反之，默多克“媒体大亨”伸展开来的巨大翅膀，遮蔽了不少新闻从业者的精神天空，我们津津乐道的“不二法门”，是他的亲口宣示——“所有报纸的经营都要赢利，我经营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为了赢得敬重。”
　　于是乎，新闻传播的天平向“赢利”倾斜，招牌是从公众的“知情权”出发，底牌则是从受众的“窥私癖”着眼，变着戏路子迎合及张扬人性中的灰暗因子。所谓“媒体定位”和“报道方向”，骨子里藏匿自身的功利算计；精心细分的市场与人群的“需求”，一定要同自身的“需求”无缝对接。为什么从不缺乏媚俗的信息、低俗的广告、庸俗的作秀，以及隔三差五冒出来的假新闻？正是原因与结果的双重呈现。只见满眼缺少节制的泡沫狂欢，不知究竟是娱乐了受众，还是愚弄了社会？
　　一个隐忧显而易见——在“媒体大亨”幻像的热闹追逐中，新闻从业者不知不觉被集体绑架，沦落为“新闻民工”，像只四处乱飞的鸟儿，每天为食而忙、为食而亡，哪还管什么“报人”不“报人”？
　　《传奇“报人”余纪忠》一文说：“余先生从来都不是办迎合当下读者的报纸”，他“关注风气、坚守理想，等着有一天种子发芽长大”。真正的报人，守望人类精神家园的春风秋雨，赢利只是为着四季良性循环，赤心所期一天天收获文明的进步。
　　非常巧合，这一阵，一部美国电视剧在中国热播，它叫《新闻编辑室》（The Newsroom），激起新闻从业者的共鸣。8月25日《武汉晚报》报道时称之为《写给新闻界的情书》，充满了热度。8月8日《长江商报》整版刊发讨论，大标题直呼《我们要重返新闻界》，就像迷途的羊羔寻找回来的路。
　　我们之所以难以释怀，想来还是它高举的“新闻理想主义”标枪，击中了我们失落的痛楚。毕竟，“我们会为正义而拼，为道德而战”、“合乎道德而立良法，违背道德而废恶法”、“不要讨好特定观众群，重塑新闻业，让这个行业重焕荣光”等一句句掷地有声的台词，引起公众逼问：“播的是良心、事实，还是收视率、炒作？”
　　该剧主角高声呐喊“比起为100万个观众做糟糕的节目，我更愿意为100个观众做像样的节目”，或许就是我们久久压在心底的呼唤？我们是不是也想与他们一起，挥着拳头一脸坚毅：“消灭谣言、八卦、隐私窥探，向愚昧宣扬真理！”
　　从海峡那边到海峡这边，从大洋彼岸到大洋此岸，新闻从业者仍然没有熄灭心中的圣火——虽然这本身也属理想主义，但不执着无“理想”，不执拗无“主义”，这种执着执拗就叫“坚守”！
　　从历史的镜像中走来，余纪忠一类“报人”，无非是一袭灰布长衫，民间寒酸文人也。他们夜守青灯看大样的倦容，哪比得上“媒体大亨”遥控股市曲线的潇洒？可偏偏是那些一袭灰布长衫者，笃信“新闻专业主义”，掌如椽大笔，为民众利益孜孜坚守。
　　看看老报人萨空了，在民国年代分析有关“离婚案”报道时，那么朴素的人文情怀——“同一离婚案，旨在反映这是一种社会问题的报道，就会重视离婚的原因。例如因为经济困难，一个公务员养不活妻子，以致妻子另有爱人而离异；或丈夫出征，妻子在家无依，而与他人同居，单方声明离婚。这全不是桃色新闻，事实上乃是血与泪凝混在一起的现实社会问题。可是黄色新闻报纸，都能在报道时着重‘另有所爱’、‘与人同居’的事实描画，不厌详尽，反忽略了那造成不幸的原因”。为社会激浊扬清之心，拳拳可鉴。
　　这些老报人，不惜举债办报，以一纸系民生、启民智、发民声，清楚知道自己瘦弱的肩膀上，有一份沉沉的道义，哪曾想过有朝一日当个“媒体大亨”风光招摇？
　　历史翻过一页，时代车轮不歇，从前的辙印还未失去它的光芒。与时俱进的新闻从业者，不可只对前辈表示敬重，更应见贤思齐，并实现新的超越。如果在“大亨”的幻像中迷失“报人”的担当，陷入被金钱纠缠的困局不能自拔，最终减损的，必然是传媒应有的社会功能和责任、“报人”应有的光荣与梦想。
　　回归理想，回归报人，我们当然要食人间烟火，但首要的是为大家的“人间烟火”添柴加薪。传媒之所以骄傲地被称为“大众传媒”或“社会公器”，它的利益就在“大众”之中和“社会”之中，而没有更不应有单单属于自身的利益——有和无，便是“传媒大亨”和“报人”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