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璐
　　【本文提要】矿难报道在当下的传媒新闻生产中已呈现常态化趋势。矿难报道的框架分析表明，大众传媒对矿难的建构出现了多元的报道框架，即维稳框架、监督框架与维权框架，呈现出对矿难事件的不同意义建构。从角色理论的视角考察，多元异质的矿难报道框架源自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的交织与冲突。在更为宏观的中国新闻生产的社会语境之中，角色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异质的框架也不存在本质的冲突，而是会合流到一个更高层的“改革与发展”框架之中。框架的异质与合流，既是当下渐进式的新闻改革中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不断博弈的结果，也是理解中国新闻生产现状与前景的一扇窗户。
　　【关键词】矿难报道 新闻生产 框架理论 角色冲突　
　　【中图分类号】 G210
　　回首近年来的新闻热点，“矿难”无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词。据统计，2011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事故1200余起，死亡近2000人，2012年仅7月就发生四起矿难瞒报事故，共造成18人死亡。煤矿安全事故此起彼伏的发生频率、触目惊心的伤亡数字以及惊心动魄的事件真相不断见诸报端，挑战公众的想象力，而有关矿难的报道已呈日常化、常态化趋势。
　　那么，媒体是如何建构矿难事件的，在矿难报道中哪些话语得到最频繁的呈现，哪些话语又被忽略或受到遮蔽？本文将从框架分析的视角考察矿难报道，进而剖析多元异质的新闻框架背后隐含的媒体角色冲突，探讨在复杂权力关系与利益博弈面前，未来的矿难报道框架将会走向何方，从而为理解中国新闻生产的现状与前景提供一扇窗户。
　　　　
一、凸显与遮蔽：矿难报道的三种常见框架
　　传播学的框架理论（Frame theory）认为，新闻框架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即新闻报道主观地“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重组”这些事实的过程。①换句话说，框架并非是建构事实的活动，而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不同的新闻框架在建构同一新闻事件时会采用不同的主题结构（核心情节）、脚本结构（从因果角度诠释并推论事件的发展过程）、修辞结构（各种符号表达手法，如描述、流行语、隐喻等），因此同一事件在不同的新闻框架中所呈现的面貌可能大相径庭。通过考察矿难报道中媒体摘选信息、建构框架并呈现意义的过程，不难发现多元的矿难报道框架。
　　1.维稳框架：导向的建构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部分地方政府在矿难事件发生后习惯于在宣传思路下进行信息控制，或隐瞒不报，或轻描淡写。然而经历了2001年广西南丹矿难瞒报事件、“非典”前期媒体信息公布的滞后所引发的严重社会恐慌与舆论压力之后，矿难等突发事件报道的透明度、及时性明显提高，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及时全面准确地报道方能稳定社会，维持政府公信力。维稳报道模式，就是尽快发布权威信息，尽量排除有碍民心安定的负面信息，筛选对树立正面政府形象有利的信息进行报道，表达政府全力营救被困矿工以及严肃调查、积极善后的态度，以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维稳框架所建构的矿难事件中，主题结构基本围绕政府对事故的应急处理、救援情况以及调查善后工作进行，报道的主体是政府，主要内容是向公众发布权威信息，告知政府所做的各项努力。与此相对应的是矿工被塑造成无力保护自己的“被拯救者”，他们的悲苦命运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所强调的是矿工的获救或遇难矿工所获的高额赔偿，而这显然是为了凸显政府的“施救者”形象。从一个个新闻标题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维稳模式的运作：《全国煤矿连发多起迟报瞒报事故安监总局称严打追责》（人民网2012年8月7日）、《湖南耒阳煤矿透水事故被困16人初步确认11人存活首批3人已获救升井》（新华社2012年7月8日）、《生命通道这样打通耒阳透水事故救援纪实》（《湖南日报》2012年7月9日）、《辽宁灯塔矿难追踪 19名责任人被追责》（《人民日报》2012年5月25日）、《义马“11·3”矿难67人获救生还》（《人民日报》2011年11月6日）。在这些新闻标题中，遇难人数这一核心信息往往被忽略，或低调处理，只强调获救人数、不见遇难人数。《人民日报》一篇云南私庄矿难的报道标题更是意味深长，较小字号的引题为《私庄矿难遇难人数增至30人》，醒目的主标题为《搜救，不抛弃不放弃》（2011年11月13日），该报道配发的是救援人员走出矿井的图片，凸显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被困矿工、绝不漠视矿工生命的负责任政府形象。
　　在具体的新闻文本中，塑造政府正面形象的脚本、细节、表现手法更是比比皆是：或是塑造铁血柔情的官员，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以及煤监局局长几乎出现在所有重大矿难的现场，他们质朴、尖锐、愤怒地表态全力组织救援、斥责地方政府监管不力的细节无不被突出报道；或是呈现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多方协作，从党中央国务院、国家安监总局、省市县各级政府到武警官兵、救护人员等，描绘每一个部门或单位为救援工作付出的努力，而这些不同层级的组织融汇成一个整体——象征正义、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形象。
　　2.监督框架：质疑的挑战
　　由于矿难发生频率高，伤亡人数多，通常涉及煤矿安全隐患以及官商勾结、瞒报谎报等违法行径，而且矿难的大多数遇难者是身为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矿工，因此不少媒体采取的是揭露问题、质疑真相的监督框架，即媒体应履行作为社会雷达的舆论监督职能，真实地报道事件的方方面面，曝光救援工作中的问题，调查追问矿难发生的渎职腐败乃至制度因素。
　　与维稳框架相比，监督框架的报道主体不再是政府，而是矿难本身，报道的内容也不以政府的救援善后工作为主，而是告知矿难的最新进展，强调遇难人数，披露事件真相，质疑矿难原因。例如《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鸡西矿难瞒报调查：当地政府涉参与造假》（2011年5月12日）揭露了矿难发生后行政部门不作为甚至参与造假的黑幕，直指煤矿背后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广州日报》刊发的《10月6起矿难死亡101人衡阳矿难时井下无矿领导》（2011年11月1日）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惊人的数字刺痛国人的眼睛；《南方都市报》披露《被免职的副县长一直还是副县长》（2011年8月9日）揭露因矿难免职的官员现状，直指官场潜规则，发人深省。在同一则关于云南矿难中国家煤监局局长赵铁锤来到事故现场的新闻中，与《人民日报》将重点放在赵铁锤强调全力救援、斥责政府官员不同，《南方都市报》采纳的监督框架则通过详细摘录赵铁锤与当地政府官员的对话，揭示矿难发生有私自生产、监管不力等人为原因，媒体强烈的批判质疑精神显露无遗。
　　3.维权框架：温情的再现
　　矿难事件中，矿工作为出卖体力的普通劳动者，在地下几百米的黑暗矿井中艰难求生，生命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威胁，这些极其不幸的弱势群体遭遇成为部分媒体的主要诉求点。这就是以温情关切、人文关怀为主的维权报道模式，即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矿工的生存环境与命运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
　　维权报道模式与以往宏大叙事和鼓舞人心的主流报道相区别，对矿工的报道不再是停留在群体、数字的空洞形式，转为呈现普通矿工的命运与情感，“个人”生命的珍贵与丰富意义才是“维权框架”的着力点。一种常见的主题结构是叙述普通矿工的生命体验，以个体命运的悲哀折射出矿难之痛、矿工群体的不幸。《中国青年报》在云南15年来最严重的矿难发生后刊发长篇特写《矿难中的彩虹》（2011年11月17日），讲述了35个破碎的矿工家庭中一个家庭的故事。报道完全没有涉及矿难的救援、事故的原因等问题，只是呈现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王彩虹，在丈夫尹金梭发生矿难后的悲痛欲绝与竭力振作，报道用大量笔墨描绘了两人十年平淡如水却幸福甜蜜的爱情，以及努力维持的美满家庭在矿难面前的不堪一击，对比强烈的细节描写与来自当事人的直接引语令人动容，当看到报道最后一句话“今年是他们结婚十周年”时，读者真切地体悟到事故对矿工及其家庭的伤害与影响。另一种主题结构则着力刻画矿工悲惨穷苦的“羔羊”形象，他们是等待拯救、无力保护自己权益的弱小者与受害者，无形中引发公众的关注，维护与保障了他们的权益。在《南方周末》的报道《矿难的伤疤：一个矿工村的生存样本》（2012年2月3日）中，失去视力的矿工不得不靠耕种过活，瘫痪的矿工不得不靠绣十字绣卖钱，失去双腿的矿工“需要用汽车轮胎皮绑好下肢，然后带上木质的撑手，双手撑地，抬起臀部，然后向前挪动”，一个个家庭贫困却坚忍活着的矿难幸存者无疑是国家能源链条上最疼痛的一环。这种温情脉脉的新闻框架突破了宏大的政府框架与质疑框架，充满了对人的关爱，浸透着人文主义的色彩。
　　　　
二、异质的框架：媒介的角色冲突
　　显然，大众传媒对矿难的建构出现了多元的报道框架，维稳框架、监督框架与维权框架在对矿难新闻的选择、强调或省略上呈现出不同的偏向，从而建构出不同的意义。表面上看，这三种框架策略具有明显的异质与分歧，而归根结底，这种多元异质的矿难报道框架又源自媒体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的交织与冲突。
　　社会学的角色理论认为，角色是与特定地位和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与义务规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每个社会成员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承担着复数的角色期待，即角色丛（role sets）。由于每一种社会地位都能区分出不同的行为期望，这就决定了每个社会成员的角色丛中都要面临角色紧张与冲突。②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矿难报道的三种框架实质上对应了作为报道者的大众媒体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其一，由于体制的原因，我国传媒的“喉舌”身份意味着它扮演着官方宣传工具的角色，在矿难事件中承担起安定民心、调解社会矛盾的职责，在报道中表现为“维稳框架”；其二，传媒业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追求使媒体扮演着社会观察者、事实报道者的角色，在矿难报道中承担着揭露事实真相、监督权力腐败的职责，这就表现为“监督框架”；其三，作为社会公器，公共领域的传媒业已经成为社会各个利益群体公共表达的渠道与空间，一定意义上成为了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因而释放了话语空间给予矿工群体表达自身的主体经验，从而形成了为边缘弱势的矿工群体维权的报道框架。
　　角色的领会决定了新闻报道中的角色执行，因此当媒体扮演的角色丛同时亮相时，角色间的冲突通过框架的分歧与异质显现在新闻报道中。这种角色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方面，传媒业作为一个整体，其角色丛中的多重角色由不同的媒体具体承担，角色间的分歧与冲突致使扮演不同角色的媒体在报道矿难时选择与其角色相应的报道框架，在报道角度、报道重点等问题上产生差异，从而导致报道意义上的混乱与相互消解。一般而言，各级党委机关报是承担党的喉舌这一宣传角色的主力，而对于部分市场化运作的报刊而言，“专业主义践行者”与“民众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扮演更利于在读者市场中获取稳定地位，从而成为广受鼓励与支持的新闻操作方向。传媒角色冲突主要发生在承担宣传角色的党委机关报与践行专业主义精神的部分报刊之间，表现为党报的维稳框架中政府是全力施救者，而监督框架中政府却是仍需改进的管理者；党报中政府官员是严惩不贷的铁腕形象，而部分报刊却重点呈现官员逃避责任、尸位素餐甚至渎职腐败的丑恶嘴脸。此外，民众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虽然与宣传角色没有直接分歧，但矿工权益无法保障的背后显然与制度的缺陷、管理的缺失不无关系，因此凸显矿工悲惨命运、权益无法保障的维权框架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维稳框架中强调的政府正面形象。
　　另一方面，每一个具体的媒体内部也存在着角色的冲突，即媒介的整体立场与从业者个人立场的分歧，媒体人自身的角色困惑与迷茫也导致矿难报道多元化。这种内部的角色冲突主要表现在部分党报从业者，以及“不谈政治”的市场取向媒体的从业者希望打破本媒体的固有框架，不再单一地强调新闻在引导舆论和宣传等方面的职能，而是越来越重视专业主义提倡的服务公共利益之理念和实践。出于对监督权威、服务公众的媒介社会功能的认知，部分党报从业人员巧妙地将矿难报道中的监督意识、人文意识嫁接到维稳框架中，呈现出混合叙事的特点。如《中国青年报》作为主流报纸，在报道矿难时一面强化政府的“施救者”和矿工的“被拯救者”形象，同时在个别报道中又塑造了矿工的“受害者和被关爱者”形象，实现了对矿难的多元意义诠释，其根源就在于媒介内部的角色冲突。
　　　　　
三、合流的框架：真实社会中的新闻生产
　　如果说异质的框架源自大众传媒角色扮演的分歧与冲突，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些框架本质上就是异质的吗？监督框架、维权框架是维稳这一官方框架的竞争者或挑战者吗？更具体一点说，大众传媒所扮演的宣传喉舌、专业主义践行者、民众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是根本对立，无法调和的吗？
　　显然，只看到框架的异质性、角色的冲突性，无法解释矿难报道中的这些现象：承担“宣传喉舌”的维稳框架强调政府的积极态度和意义。实践专业主义精神的监督框架强调政府处理矿难需要注意的问题，两者并不矛盾，后者认同并且也提到了政府付出的努力和救援的成功意义。而作为“民众利益代言人”的维权框架对矿工的关爱恰恰强化了政府救援的意义，是对维稳框架的肯定，同时监督框架对事故责任的追究、对政府的质疑究其根本源于对矿工生命的关切，与维权框架所凸显的主题相一致。因此，表面看似“异质”的新闻框架，实质上存在相互的交叉与重合，媒体不同角色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也绝非不可调和。
　　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观察，新闻生产不是一种完全孤立存在的信息活动，而是政治经济文化脉络的一部分，其发展与变化受到各种社会要素的制约，必须纳入更大的历史架构、复杂的社会语境进行考察，③方能解释异质框架的合流、冲突角色的缓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的传媒改革，过程中既有突飞猛进的变革，也有旷日持久的攻坚，市场化的进程也是其意识形态属性不断巩固和加强的过程，新闻传媒既生存于党的新闻事业这一基本体制内，承担服务国家政治利益的责任，又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追逐更大的市场份额，还要承担公共领域的社会责任。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之上，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公共话语三者不断博弈，三种利益的此消彼长、不断地斗争与合谋是新闻业的历史轨迹与现实境况。矿难报道早期的信息控制源自政治话语的强势，而如今公开透明的矿难报道则是经济话语、公共话语逐渐壮大情境下政治话语做出的策略调整与权力让渡，三者形成了一种和谐共处的奇异现象。这就决定了在矿难报道等政治传播中，媒体必然会与政府保持基本态度的一致，这是博弈得以进行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实现经济话语与公共话语，因此新闻框架对矿难的建构不存在本质的差别，只是在基本立场一致之上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一定的差异性。
　　在这一意义上，不同的新闻框架被明显整合到一个更大更稳定的范式之中，那就是“改革与发展”。所有媒体在扮演各自角色、界定其框架时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承认煤矿事故是改革的必然成本，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面临的问题，承认政府采取措施，承担起了遏制煤矿事故发生的公共职能，如此，社会的稳定发展才有可能。这种基于宏观视野的框架可以视为建构矿难的高层框架，它力求构建的是改革继续推进、社会稳定发展的社会认同。在高层框架之下，才是各媒体自行选择、组合的具体框架。这样看来，异质的新闻框架与多元的媒体角色与其说是争取社会认同的竞争对手，倒不如说是从不同角度共同建构社会现实的合作者，这才是真实社会语境下的新闻生产。
　　
　　“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但窗口的大小、窗格的多少、玻璃的明暗、窗户的朝向、窗的位置决定了人们了解世界的视野。④对矿难报道的框架分析与媒体角色研究表明，媒体在矿难事件中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并由此形成了相应的多元报道框架，角色间的冲突与分歧导致了框架间的异质与竞争，呈现出对矿难事件的不同意义建构，从而决定了受众了解矿难的“窗口”。置于特定社会语境之中，我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的框架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和冲突，而是合流到一个更大的“改革与发展”框架之中，在此基础上各媒体再展开多元的框架建构。异质框架的合流，合流框架的异质，一方面表明新闻生产是当下渐进式的新闻改革中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不断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新闻改革的主基调是改革与发展，新闻改革的持续与推进也将促使新闻生产走向成熟。■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注释：
①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第25页，台北三民书局1999年版
②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第10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李金锉：《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第234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盖伊·塔奇曼：《做新闻》第30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