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新元
　　本文提要】今年以来，重大自然灾害频仍，广播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如何发挥信息传播、舆论引导、情感抚慰的作用，本文以北京“7·21”暴雨报道为例，对此深入探讨，提出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广播应成为信息的集散点、议程的发源地、感情的共鸣箱。
　　【关键词】广播　突发事件　“7·21”暴雨　
　　【中图分类号】 G222
　　今年7月21日，北京降下特大暴雨，京城广播媒体作为突发事件报道的优势媒体，在灾害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何提升报道水平，仍有待探讨。我们认为，重大突发事件中，广播应建构三个维度，即成为信息的集散点、议程的发源地、感情的共鸣箱。
　　
一、广播如何构建信息的集散点
　　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境下，广播媒体要在传播政府权威信息、满足听众信息需求之间构建一个信息的集散点，使政府和公众在电波中实现沟通，达成对灾害认识的一致性。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积极面对真相，发布及时、客观、公正的消息，让权威的声音占据公众的意见市场，便有可能消除公众的各种误解，维护社会稳定。
　　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在《流言心理学》中提出了流言传播规律：R（流言流通量）=i（问题的重要性）×a（证据的暧昧性）。①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重大突发事件中，如果权威信息不能及时发布，谣言就会加倍流通。
　　由于对此认识不足，一些部门在灾害事件发生时，往往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捂着盖着不愿意把真实信息公之于众。殊不知，这种“维稳”心态恰恰正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没有权威信息，来自非正规渠道夹杂着谣言的信息就会大行其道。“在信息化社会，舆论上的后发往往意味着把事件的描述权、解释权、评论权拱手让人，放弃舆论主导权。一旦谣言盛行，政府尽管一再公布事实真相，公众仍然难以置信。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发布是被信任的，解释总是被怀疑的。”②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百姓利益的代言人，媒体需要在各方利益中找到平衡点。在政府信息缺位时，需要以自身的报道力量将客观、全面的信息传递给受众；在公众选择相信谣言时，要以事实和理性的分析加以引导。在这次“7·21”暴雨灾害中，北京电台多个频率快速启动了直播节目，此时，直播节目就成为灾害信息的“集散点”。首先，有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最新降水情况和积水情况、交管局指挥中心提供的路况信息；还有多路记者在暴雨现场、积水路段发回的现场报道；同时，听众通过手机短信、热线电话、微博留言等方式发来的现场情况，成为直播节目最鲜活的内容之一。而广播节目搭建的互动空间，使听众提问、听众互助、权威解答变为可能，成为一个多方互动的信息集散地，随到随取，随需提问，按需收听。
　　通过多方互动，发挥广播的组织功能，引导救灾；通过开放式的互动直播，发挥贴身媒体的作用，服务受灾群众。有媒介研究者把广播称作社会“整合媒体”，③它担负着“现场指挥、社会动员、信息传递、社会整合”等多种整合功能，能迅速整合各个部门通力救灾。
　　
二、广播如何成为灾后议程的发源地
　　网络发达的今天，如果在主流媒体无法寻求满足需求的渠道，受众自然愿意到网络论坛、微博、博客中寻求共鸣。由于缺少把关与引导，信息良莠难分，网络言论难免偏激甚至走向极端。
　　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议程设置，在灾后舆论引导和议程设置上，传统媒体应有更大作为。特别对广播来说，根据前述受众运用信息的需求，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建立“空中舆论场”，把广播节目打造成“议程发源地”。
　　发挥广播动员功能，让民间力量参与救灾。在这次北京“7·21”暴雨灾害中，民间救援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动赴机场接送滞留旅客的“双闪车队”、从京港澳高速上救下100多人的农民工群体、赴房山运送救灾物资的国安球迷……直播节目可以实时关注这些民间团体的动向，并提供适当引导：提醒参与救援的注意事项，告知灾区急缺的物品，提供可以为灾区提供帮助的方式，使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形成合力等等。
　　普及防灾自救知识，引导舆论，稳定民心。暴雨过后，关于汽车涉水被淹的话题一时成为热点，网络上流传多种遇险破窗的方法有高跟鞋敲击、铁锤击打、头枕撬窗等多个版本，但究竟哪种方法有效，怎样操作正确，网友众说纷纭。有媒体请专家进行了实验，将正确方法告知市民，在贴合市民需求的同时，也在安定民心。类似的知识包括涉水车辆的保险理赔、遭遇险情时的自救知识等等，灾害发生后的一段时间，也是普及防灾知识的最佳时机。
　　设立话题，让听众参与讨论，满足公众表达权。灾害发生后，对其原因的思考，对应对措施得当与否的追问，是一个健康社会对待灾难应有姿态；如果灾难中出现了人员伤亡，追问与反思更是对亡者的安慰，也是避免悲剧再现的前提。当然，表达权的前提是知情权和监督权——“就是要将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置于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之下，让公众了解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的有效作为是否符合职责要求和公共利益”。④
　　如果说上述措施是针对灾区之外的听众，那么，灾后节目的议程设置，还要针对灾区听众特别设计。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广播成为灾区民众唯一的媒介环境亦即全部的媒介环境。对灾民个体而言，除简单的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和视力所及、脚力所至获得的直接官感外，其绝大多数的所知、所感均来自广播”。⑤节目中应告知救援的进展、救灾物资的领取方式、获得救助的渠道、重建的方案、避免次生灾害的知识、卫生防疫的常识等。同时，灾区往往容易流传各种流言，要用客观事实、理性分析有针对性进行回应，让他们获得安定感，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为救灾重建，以及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提供支持。
　　在灾后议程设置时，还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正面”与“负面”的关系。传统新闻宣传观念认为，灾难是“负面”新闻，而好人好事、感人事迹就是“正面”新闻。但现代舆论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报所谓“正面”新闻，或者规避“负面”新闻，并不一定能带来预想的效果。北京“7·21”暴雨灾害的报道实践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7月21日灾害发生之后，7月23日北京市政府即号召市民积极捐款，向灾区人民奉献爱心。当《北京政府紧急呼吁向灾民捐款》的新闻见诸某网站的瞬间，就引来几万条的“骂声”，赞同响应之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按照以前的经验，灾害发生之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媒体也就转向了对种种感人事迹的“正面报道”，但这一经验缘何不管用了？因为公众对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的认识提高了，在信息不明，灾情统计还处于模糊状态，甚至死亡人数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公众并不认为自身的上述几项权利得到尊重，官方号召捐款的做法，被很多人解读为转移视线，引起强烈反弹也就不奇怪了。
　　这时，我们发现，官方认为的“正面”新闻已经产生了负效应；而如果能提供有关灾难本身的更多信息，也就是传统认为的“负面”新闻，反而能产生正效应。
　　因此，灾后议程设置，出发点和立足点都应该是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与监督权；违背规律的所谓舆论引导，只会作茧自缚，给社会舆论生态带来破坏性影响。
　　　　
三、广播如何让听众走进情感的“共鸣箱”
　　广播节目要唤起听众情感的协同，实现灾区内外听众心灵的共鸣，为听众提供感情支持，前提条件是了解灾后不同群体的情感需求。
　　做受灾群体的定心丸、减压阀。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分层理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从属与爱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对受灾群体来说，如前文所述，在节目中告知救援的进展、救灾物资的领取方式、获得救助的渠道、重建的方案、避免次生灾害的知识和卫生防疫的常识等，主要是在生理需求层次上提供基本信息。
　　安全层面的需求，除了提供上述信息之外，还应提供心理抚慰。研究显示，“处于紧张状态的人对声音有异常的敏感”。⑥广播通过即时报道使人们减少恐慌，产生心理安全感。“危机时分便于携带的收音机所传出的声音可以让受众感到精神上的依托，觉得在突发事件中社会的运转还在正常进行，一些帮助性的提示又给了听众克服危机的希望和启示”⑦。
　　7月21日，随着雨量的升级，北京电台交通广播和新闻广播先后启动突发事件报道预案，并开始长时间的特别直播，两台直播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多。直播内容包括记者现场连线、政府部门应对状况、听众即时反馈的现场情况、求助信息等等。“便捷高效的连线互动传播方式使得广播电台能够在遭遇危机的受众中建立更为密切的人际关系……人们更愿意在电台的广播中听到自己亲朋好友的声音，同时也愿意倾听与自己处于同样境地的其他听众的所思所想”。⑧这样能让听众消除孤独感，产生集体归属感。当他发现，同样遭遇的人还有很多，而且大家都在积极应对的时候，内心就会平静安定很多。
　　除了传递有效、实用信息之外，编辑还有意在直播中突出“正能量信息”，比如微博、短信传递的暴雨中的感动、大家互助的温暖信息，向听众传递信心。这些信息包括自发赴机场接送滞留旅客的双闪车队、发微博主动提供休息场所的市民、守窨井盖的环卫工人、游泳救人的警察、站在水里当标尺的交警，以及因救人而牺牲的燕山派出所所长等。
　　心理学者庞勒认为，在危急时刻人群的思想和感情通过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进入情绪化的集体无意识状态，这种情绪的爆发常常隐藏着强大的破坏性，容易冲动、失控而导致许多群发性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在灾害发生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广播就成为受困群体的信息环境的唯一构建者，成为唯一心理安慰和媒介按摩者。⑨
　　成为社会情感协同的共鸣箱。麦克卢汉曾经说：“广播有力量将心灵和社会变成合二为一的共鸣箱。” ⑩
　　在灾难发生时，广播通过直播平台，汇聚各方的声音，这些声音经过电台节目这个“共鸣箱”的共振，传递出层次丰富而又协同有力的奏鸣曲。灾难发生时，广播发挥“整合媒体”的功能，动员各方力量参与救灾。同时，给受灾的人们传递积极信息，鼓励他们走出困境。
　　灾难过后，进行深层次的心理疏导；协助政府进行危机管理，营造逐渐正常化的社会氛围；引导公众以建设性的姿态进行追问与反思。
　　协助公众在灾难中实现个人不同需求层次的满足，从基本生理需求，到安全需求，到爱与被爱的需求，再到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广播可以依据不同阶段的需求特点，对节目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特别是面对严峻的灾情，不少听众都希望在救灾和重建中施以援手，实现自己在其中的价值，广播可以利用自身深入社区的影响力，对这股力量进行引导，让受灾群众和他们实现对接。
　　因为广播的便于参与，使这只共鸣箱容量很大；因为广播的伴随性特点，使这只共鸣箱无处不在。共同的情感体验、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理想信念，形成声势、形成合力，形成引领并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主流的舆论力量。[11]■
　　（作者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访部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②张斌：《试论突发公共事件的媒体应对》，《东南传播》2009年第2期
③栾轶玫：《建立“紧急广播”国家系统——兼议国家电台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现》，《视听界》2008年第4期
④曹劲松：《突发事件报道的议程设置及引导》，《传媒观察》2009年第8期
⑤王求：《应急报道中国家电台的职责坚守与功能拓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6期
⑥王宇：《论公共突发事件中广播应急媒体的特殊作用》，《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⑦⑧⑩曹璐：《广播新闻理念与实务创新研究》第288、289、6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⑨韩鸿、莫尚凝：《突发灾害中广版播媒体的功能分析与问题反思——以2008年南方风雪灾害中〈爱心守望风雪同行〉特别节目为例》，《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
[11]王求：《应急报道中国家电台的职责坚守与功能拓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6期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