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宇
　　2010年以来，“电视问政”这样一种利用电视媒体直播问责官员的电视节目在我国多个省市兴起。而武汉是此轮“电视问政”风暴的发源地，武汉市纪检部门认为，“电视问政”直击的源头，即是解决庸、懒、散现象。官员在冒汗、尴尬中意识到自己是被监督的对象，责任心被极大地唤醒，这将促使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都有所改变。①
　　今年6月26日至7月4日，武汉电视台逢双日晚8点至9点20分，举办了2012年“十个突出问题”五场“电视问政”活动。笔者以特邀评论员的身份在2011年参加“电视问政”后，此次又全程参加了今年“电视问政”的点评。作为一名参与者，不仅在电视直播现场受到教育，活动之后，也有一些思考：在新的形势下，传统媒体、政府、民众怎样互动，政府官员该如何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特别是面对电视媒体，该如何有效表达，都是一些新课题。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的播出无疑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节目成功的关键：聚焦民生
　　本次“电视问政”以“治庸问责，优化环境”为主题，分五场进行，分别邀请2012武汉市“十个突出问题”的承诺单位负责人走进电视演播厅，以电视直播的形式集体接受市民代表和特约评论员的提问与评议。台上嘉宾为承诺单位负责人、市委常委、副市长、委办局长29名、市民代表30人、台下观众席特邀领导干部若干名。“电视问政”第四场，还邀请了湖北省纪委组织的全省17个地市州的纪检代表参加观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走基层”栏目报道武汉“电视问政”时认为：“武汉开展治庸问责一年来，一直在探索怎样让市民深度参与、治庸问责如何与民生结合得更好，‘电视问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搭建的一个平台，一个政府和百姓沟通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市民能够直接地参与、评说和监督。”②至今，仍有不少新闻媒体找我采访，探讨问题。
　　媒体、政府、民众三方同时出现在一个舞台上，而节目要处理好这三方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现场直播的风险也加大了节目的难度。但是高收视率和群众的好评证明，武汉电视台的策划团队做到了，笔者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他们抓到了三方互动的焦点——民生问题。
　　媒体关注民生，政府服务民生，民生无疑是该电视节目三方互动最主要的焦点。2012年“电视问政”讨论了以下五方面话题：一是食品安全、小餐饮管理规范、汽车尾气排放、建筑垃圾处理方式、旅馆规范管理、油烟扰民谁该负责等政府管理责任划分问题；二是市政规划路变跑道和广告位、停车位被抢占、城市窗口地带的治安管理、黑摩的拉客、高铁站和深夜公交无缝对接、出租车电话召用问题；三是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房质量、古建筑保护、城市污水处理、湖泊湿地管理问题；四是渣土带来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政府行政部门办事潜规则问题；五是如何促进武汉市工业化发展、工业倍增问题，武汉市工业园区的“七通一平”，包括水通、电通、气通、路通等问题，工业园区用工难、农村城镇化问题。
　　这些问题分别涉及了“衣食住行”等微观民生问题，政府管理层面的中观民生问题，以及城市建设规划的宏观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成为节目贯穿始终的主线，也把台上的三方角色有效地联结起来。政府作为国家管理者和服务者，关注民生是其最基本的使命和任务。电视台从政府的承诺中找到民生问题这一政府与媒体和民众的契合点，使得媒体、政府、民众在舞台上有效互动起来。媒体依靠其人才资源、技术资源、新闻敏感性和新闻理念帮助民众提出问题并促进政府改进工作；政府对民生问题作出承诺并对发现的问题作出整改承诺；民众对民生问题有最切实的感受，他们的抱怨或满意情绪得以在舞台上呈现，引起政府官员们的注意。
　　　　
“电视问政”的方式：叫好还是质疑
　　民生问题成为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中媒体、政府、民众三方互动的焦点，但三方在舞台上如何互动，是相互捧场，一片叫好声，还是充满冲突和质疑？对于一档节目来说这是必须把握的一个总体方向。电视台的制作人员在节目中以监督的方式使互动得以真实呈现，有冲突和质疑，也有叫好声，观众手中的哭脸牌和笑脸牌真实地反映了现场所发生的一切。
　　舆论监督作为媒体的一项主要功能，是媒体在社会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节目，在我国现有新闻体制下很好地发挥了舆论监督功能。每期节目中都会安排记者对民生问题做暗访，比如记者搭乘火车站附近出租车时发现的“黑的”载客乱收费问题；记者在餐具消毒场所暗访，暴露的餐具消毒场所卫生脏乱差的场景等。节目现场以短片形式呈现这些暗访所拍摄的新闻画面，让观众或触目惊心，或深有感触，也让现场的政府官员们如坐针毡。在“电视问政”现场，不少的官员都曾表示：“心情沉重！”“忐忑不安！”
　　这是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现场的一个片段——
　　主持人：城管局负责人，你能不能给在场居民一个承诺，什么时候能移走这座渣土山？
　　城管局负责人：我们尽快，尽快在下个月以内吧。
　　主持人：下个月以内还算尽快啊？
　　城管局负责人：本月以内，本月以内。
　　主持人：本月以内只有几天了哦？
　　城管局负责人：一周以内。
　　如何使得一档新闻监督类节目更精彩，如何使得监督功能在节目中张弛有度，主持人的作用不容小觑。武汉电视台主持人尹晨芳是全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得主，凭借多年时政节目的主持经验，在节目中成为民众监督的代言人，提出质疑、制造节目的冲突感。尹晨芳犀利的问话常常使得节目现场骤然紧张，对政府官员咄咄逼人的架势也增加了节目的可看性，同时幽默的话语、提问技巧、串场方式都使得这档电视节目在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功能转换中显得游刃有余。
　　现场的市民代表和评论嘉宾是监督的另一大主体，市民代表从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出发，对当期节目中暴露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有幸作为节目的评论员对节目中揭露的问题和官员们的表现予以点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受到观众的好评和媒体的关注。在一期关于武昌片排渍主动脉之一的东湖港被渣土围堵的节目中，我说道：“我们曾对贪官说过，你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现在要对制造垃圾山的人说，你怎么吐出来的，就要怎么吃回去！”我在现场特别强调，清理垃圾山工程费用，绝不能由政府埋单！政府部门该做的是启动调查程序，谁的责任谁来负。此论受到现场城管局长和副市长的赞同。针对武汉新城区一条快速路为了抢工期，边开工、边设计、边建设问题，我指出：“那些参加开工仪式现场剪彩的官员们在闪光灯下风光时，也要想想剪刀下的责任。剪刀也不是那么好拿的，包括一切使用剪刀的地方和时候。”第二天，不少媒体以“剪刀下的责任”为标题进行了报道。
　　作为被监督的一方，武汉市政府表现出的勇于接受批评，不回避责任的“阳光政府”理念使得三方互动很好地在节目中呈现。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能如此尖锐、犀利的关键，是“领导支持”。节目“邀请领导”环节由市纪委出面，而且要求“相关官员节目直播当天不准请假，严禁出国考察”。许多问政话题，由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督办。阮成发在第一场节目后到电视台说：“昨天全程收看了‘电视问政’直播，效果不错。今天特地给大家撑腰打气，希望大家顶住压力，继续前进，努力把‘电视问政’打造成人民群众满意的、党委政府改进工作的平台。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电视台要暴露问题，是电视台站在人民群众角度，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希望坚持尖锐泼辣的风格，有问题大胆提问，问得官员冒汗，让民意得到真实表达。”领导者的诚恳和自信给予新闻媒体力量，使监督与被监督形成良好的互动态势。
　　“电视问政”作为舆论监督类节目取得成功的意义还在于，在新媒体、自媒体不断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今天，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依然可以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电视问政”最大限度地利用画面的真实感、冲击力，现场观众和官员互动等电视媒体的可视化优势在电视娱乐节目当道的今天独辟蹊径。节目播出后，我们看到的是双赢的局面，一档电视监督类节目在民众中赢得了口碑，节目的高收视率，不仅产生了社会效益，也产生了经济效益。而对于政府来说，全国众多媒体不断地正面报道，使得武汉市政府以“阳光政府”的形象更好地，也更广泛地在武汉乃至全国树立起来。
　　　　
节目策划：制造看点、多渠道互动
　　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节目时长80分钟，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另外台上元素众多，包括主持人、相关政府官员、评论嘉宾、市民代表、场外观众回应等。对于一档电视节目来说，台上的元素越多，就越增加互动难度及节目现场掌控难度。该节目除了起用较为合适的主持人，犀利、专业的评论嘉宾，适合民生讨论的选题之外，整个节目在编排上的精心策划也为媒体、政府和民众的三方互动提供了活力。
　　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报道的主体，遵循事物发展和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围绕一定的目标，对已占有的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③“电视问政”每期节目的开始都以政府相关部门的承诺开篇，使得节目有更多的看点，使得民众问责、政府履行承诺的良性互动在节目中很好体现。“电视问政”，不仅揭露了问题，同时也以饱满的热情介绍了武汉市政府在承诺兑现中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这是十分重要的。
　　在“电视问政”现场，电视台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为场外的观众提供了三种参与方式，包括热线电话、官方微博提问，观众甚至可以通过同步直播的武汉电视台官方网站黄鹤TV和手机电视收看节目，增加了观众的参与机会。
　　在“电视问政”中增加了现场办公环节，又成为节目的一大亮点。办一档节目，不指望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但是，问政现场能够解决一两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总是好事。民众就自己关心或者疑惑的问题在现场对相关责任人及有关部门提问，并在主持人及评论员的催促下，责任人确定有关整改期限。这种不断倒逼政府官员承诺整改的方式，不仅促进了政府工作，也为下期节目提供了新的选题。
　　在2012年的“电视问政”节目中，节目在场外还设立了两个分会场，其中一个是武汉大学的分会场，由武汉地区几所高校55名大学生考评员组成；另一个是百步亭社区分会场，由该社区的居民代表组成。分会场的设立使得场外代表人数增加，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到武汉市的参政议政活动中来。
　　正是由于“电视问政”栏目组全体人员的精心策划和实施，才取得如此好的社会效果。
　　　　
新课题：官员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
　　“电视问政”节目播出后，参加“电视问政”的政府官员都表示，在台上“很紧张”、“直冒汗”，但有的网友却不买账，认为问政很“温和”，感觉领导们的回答很“太极”，戏称“几位大人是去武当进修了吧”；也有网友直言“答非所问”；还有网友表示，一些坐在问政席上的官员“打官腔”、“说空话”。面对这样的诘问，没有一个官员承认自己是网友所指。有官员曾对笔者说：“这些都是很专业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不说清楚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多了又说我们打太极，而且主持人经常打断我的话……”看来，如何面对媒体，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新话题。
　　正确有效地面对媒体，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的形势发展对领导干部提出的一项新要求。2009年3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指出：提高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是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其中一项是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闻媒体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也愈加微妙，政府被置于公众的注视之下，面临的传播压力也日渐增强。
　　有研究机构曾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习培训的500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关于“中国领导干部媒体关系”的问卷调查。其中，回答“您觉得面对媒体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时，选择“担心说错话”的占31.7%，“不习惯面对媒体”的占22.6%，“怕记者做文章”的占21.9%，“环境不允许多说”的占19.5%，“不知该如何面对”的占4.3%；在被问及“您是否愿意接受记者采访”时，选择“愿意接受”的占42%，“看情况而定”的占38%，“不愿意”的占10%，“无所谓”的占4%，“回避”的占4%，“拒绝”的占2%。从调查的整体来看能够正确对待媒体，接受记者访问的还是多数，但是，这其中“不知该如何面对”、“回避拒绝采访”的少数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④面对领导干部的如此现状，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两点需要研究：
　　第一，正确认识新闻媒体。中央多次提出，要让政府工作在阳光下运行。为什么？就是要做到公开、透明，让人们监督。而新闻媒体就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最好工具和渠道。既然如此，各级领导干部就要学会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当本部门工作出现问题和差错时，要学会与媒体打交道。笔者到过许多政府机关讲课，他们对于媒体的监督职能不理解，不知道新闻记者为什么对本单位的好人好事不感兴趣，而对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监督报道很上心，而且报社还要鼓励多计分。看来，媒体的朋友有空与政府官员交流沟通是有必要和益处的。
　　第二，学会在媒体面前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接受媒体采访和回答记者提问与做工作作报告不一样，它必须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而电视直播的现场要求更高。一方面，它要求用大家都听得明白的简短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要求官员们注意自己的形态、语言、语气和现场回应；另一方面，它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要做到这两点其实是很难的，正因为难，才需要来学习提高。这次“电视问政”为了保证官员回答问题守时，采用了电脑读秒计时器，超时蜂鸣器就会发出声音直到关闭话筒。这些都为官员如何提高面对媒体的能力提出挑战。
　　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的成功一方面值得称赞，但同时也暴露了现今我国电视舆论监督节目的缺少。媒体要更好地关注民生，把舆论监督变成常态，在节目策划上不断创新，同时政府官员还要有对待媒体的正确态度和技巧，这样“电视问政”节目才能在中国遍地开花。■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注释：
①《中国多地官员“出镜应考”电视问政获舆论赞扬》，新华网2012年8月3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8/30/c_112905916.htm
②《2次来汉历时15天拍摄6集专题片央视走基层聚焦武汉电视问政》，《武汉晨报》2012年8月20日
③赵振宇：《新闻报道策划》第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王石泉：《领导干部眼中的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来自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调查报告》，《新闻记者》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