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侠
　　新媒体尤其是微博等社交媒体的介入，给传统的新闻采集、传播、运营模式带来了全方位的、颠覆性的挑战。当传者与受者的界限逐渐模糊，媒体-受众-广告商业模式濒临崩溃时，新闻将以何种形式存在？这是全球新闻界及社会所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此，新闻学的一些思想先锋们做出了大胆假设，他们将新闻学的未来寄希望于互联网与受众参与。他们批评传统新闻业是以记者为中心，而非以公众为中心；他们认为，现在是回答大规模业余化生产将带给传统媒体怎样的冲击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对于这些理论假设和实践模式，《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助理总编辑迪恩·斯达克曼（Dean Starkman）将其统称为“未来新闻学”（future-of-news consensus简称FON）。根据“未来新闻学”的观点，新闻将由受众生产，新闻机构再无存在的必要。但迪恩对此并不认同，他在批判“未来新闻学”理论的同时，提出了“新制度辐射型模式”（Neo-Institutional Hub-and-Spoke Model），也就是由新闻机构发布信息，通过社会化媒体传播和评论。
　　　　
“未来新闻学”的要义：参与式生产
　　“未来新闻学”的诸多倡导者中，最著名的是杰夫?贾维斯（传统媒体人成功转型的典范，代表作《Google将带来什么？》）、克雷?舍基（任教于纽约大学，代表作《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杰伊?罗森（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公共新闻运动领导者，代表作《记者的使命》）、丹?吉尔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学教授，代表作《草根媒体》）等。迪恩认为，近年来崭露头角的这些“未来新闻学”支持者代表着一类新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新闻学界的名望既不因报道实践也不因学术而来。但是，他们适逢其会，用新奇的、浅易的、大篇幅的文章力图将新闻业与技术论联结起来。这些著作多发表于2008年和2009年，这正是美国新闻业最恐慌的时期，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报业出现一波倒闭潮，连《纽约时报》也靠抵押总部大楼筹款，《基督教箴言报》等停止出版纸质版，转型网络版。
　　探究传统媒体为何会陷入这般窘境时，很多美国学者对报业及其报道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媒体已经官僚化。革新者们指出，未来的新闻将不再以传统的方式被采集和传播，新闻业将由互联网驱动，由见多识广的受众聚合、共享，甚至搜集。这些受众如此主动以至于“受众”（readership）一词将不再适用，而应称之为“使用者”（usership）或者共同体（community）。这是一个相互交织的世界，原本壁垒分明的传受关系消解为平等双方的对话，他们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未来新闻学”的领袖人物贾维斯和舍基都相信互联网的变革力量，不仅能改变新闻业而且还将改变世界，同时他们相信民众的智慧，信赖志愿主义（volunteerism）胜过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相信新闻应是交流而非传统的一对多的信息传播模式。“未来新闻学”认为，记者和编辑必须通过社交媒体与受众保持“高度黏合”，它赞成自我修正式新闻，即写点东西，放到网上，征求意见，修正错误，不断完善。而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是，媒介组织在发表报道前先要核对事实，反复校对。在“未来新闻学”倡导者的眼中，新闻的传播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传统媒体要在网络时代谋求生存，正确的策略不是自我保护，拒绝向网络免费开放，而是要主动利用互联网推送新闻给用户。贾维斯在《Google将带来什么？》一书中建议，“新闻机构应该停止把自己视为目的地，要开始把自己视为服务部门，努力推出信息订阅源，为各网络联盟提供相关内容。总之，要把自己的新闻送到别人看的地方去。这是一种新的家庭发行方式，而互联网就是送报人。”
　　“未来新闻学”关于新闻生产方式的想法并非植根于新闻院校，而是经济学中的公众参与式生产（指个人自发组织起来生产共享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开放源代码、文件分享，以及网络销售中的买家评论等行为，也可称为同侪生产)，这种生产性行为，既没有企业、政府等机构来组织，也没有逐利的市场诱因，但却创造了可观的商业价值，也就是业余市民参与专业生产，创造价值。
　　参与式生产理论的倡导者经常将这种成功的开源合作方式比作Linux操作系统，将维基百科视作未来网络化工作的预兆。舍基写道：“通过社会化生产，陌生人正在改善你的生活，而且是免费的。”参与式生产本身是网络工作和社会化观念的一个子概念，它趋向于将网络社会视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更少等级、更多民主、更多合作、更自由，甚至更真实。
　　参与式生产的支持者和新闻专业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文化鸿沟。新闻专业主义者想到“水门事件”时，参与式生产支持者却喜欢提及传统媒体集体“失语”的伊战前报道；记者们崇尚优雅的“华尔街日报”体，而“未来新闻学”的追随者则赞成自发的和非正式的叙事风格。
　　在“未来新闻学”看来，专业媒体在新闻传播系统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小。它相信传统的新闻机构必须逐渐消失以为互联网传播让路。舍基表示，当合作和共享的成本如此低时，我们关于工作和奖励的传统观点在新时代将站不住脚。贾维斯更是以绝对确信的态度表示：“我们不再需要公司、机构或政府来组织我们，现在我们有了自我组织的工具。”他于2009年在博客中写道：“我想对媒体管理者们说，‘如今已经没时间了，太晚了。你们所能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滚开，为新一代的网络新手腾地方，后者明白新经济和社会，关心新闻并将重新发明它。这个巨大的机会是为他们而准备的’。”
　　迪恩认为，上述言论正好提醒我们，当提到“未来新闻学”时，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经验分析的事物，而是处在信仰的王国，新闻人喜欢的事实、数据在这里什么都不是。事实上，在媒体内容或功能方面，“未来新闻学”所强调的重点也从事实收集和报道转到了其他事项，如协调、便利、心理慰藉。
　　　　
“未来新闻学”的短板：公共利益报道
　　在美国，关于新闻业未来的讨论中“未来新闻学”的支持者占了上风——传统报业前景黯淡，“未来新闻学”充满希望；现存媒介机构唠叨着原则和标准，支持“未来新闻学”的学者谈论自由和不拘一格；“未来新闻学”认为新闻应便宜和免费，传媒机构要求受众埋单。
　　百家争鸣与交流沟通是有益的，新闻机构被迫走下神坛未必是坏事，公众报道的想法本身也很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未来新闻学”的设想是对的，那么公众将面临一个问题——如何保障公共利益报道，它是新闻业的基石、建构原则所在，也是新闻工作者创造的真正价值所在。这类报道通常费钱、费时，记者在报道过程中还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挑战甚至威胁到人身安全。反观“未来新闻学”的主张，在迪恩看来，它不仅无助于为公共服务的新闻业，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与之背道而驰。它的反机构主义将削弱新闻业的权力，但它取而代之的网络化参与式生产方式却是模糊不清的。同时，“未来新闻学”开出的实战方案——与读者互动，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会演变成媒体管理者提高新闻产出效率的另一个借口，在时效性上对记者形成新的压迫。
　　迪恩认为，“未来新闻学”为传媒机构敲响警钟是好的，但不能威胁到新闻业本身，也就是说不能影响到记者的报道行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记者们的权力已经被削弱，写得越多，面临的压力越大，自主性更少，结果比在前网络时代所做的报道更琐碎。即便吉尔摩的经典语句“读者比我知道的更多”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否认记者们在这个行业从业多年，消息灵通，拥有专业技能或其他读者甚至专家所不具备的品质。
　　另一个问题是新闻的属性。“未来新闻学”的支持者坚称新闻的本质是商品，将新闻描述为丰富的、无差别的和低价值的。他们假设，在一个传播成本基本为零的市场不需要为此付费。迪恩认为，将新闻视作商品，而且是最无价值的一种是一个根本性概念错误。新闻的本质是一种“公共产品”，从经济层面来说，有时它使每个人都受益，不论多少人使用它，它的价值都不递减。将新闻视作商品，表明这些学者缺乏对如何才能产生好的报道的理解，更遑论新闻业的社会责任。而这种观点的一个潜在而长期的危害是，它将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你认为它是什么样，它最终就会变成什么样。在迪恩看来，“未来新闻学”的想法将在以下四个方面削弱新闻业。
　　1.首先，新闻商品论将使采编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受挫，因为它意味着记者们所从事的工作并不特别，从本质上说只是商品生产。
　　2.采编人员的工作时间将受到严重挤压，因为他们要花费大量时间在推特或脸谱等社交网站上与受众保持黏合度。
　　3.新闻专业主义将受到挑战，当记者们的长篇报道（相对于微博而言）被看做个人喜恶选择的结果时，他们将不再有耐心费时费力地展示多元观点与证据。
　　4.参与式生产的理念将使公众对志愿服务产生信仰，它的危害在于，一方面参与式生产本身未必有可操作性，但另一方面，却可能促使公众过早地疏远传统媒体报道，继而使报社、电视台等新闻机构难以维持。
　　　　
新的设想：新制度辐射型模式
　　“未来新闻学”的理论设想激起了学界与业界关于什么样的模式最适合新闻业的重要辩论，只是它所主张的“参与式生产”并不适合新闻业。
　　迪恩坚持认为，新闻业需要有健全的媒体机构，才可以在远非“公平决斗”的社会环境中制衡与监督大的财团、机构、中央政府或地方官员。经受住金融危机恐慌的新闻业要重新振作，需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削弱记者的权力，相反是如何重新为记者赋权。因为记者是新闻业的中流砥柱，无论谁成为记者、也无论他们在哪里工作，通过什么样的媒介传递信息。媒体不仅应给记者提供资源和支持，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特定的观念模式将从业者聚拢并创造了新闻文化。“很多人都很聪明且具有怀疑精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毕生致力于揭露公权力。”——这是无论多么成就斐然的参与式生产者都不能破解的新闻业的物理法则：为了恰当的工作，记者们需要时间和思考。
　　但是传统媒体的模式也存在缺陷——信息几乎是单向流动的。迪恩建议新闻业采取“新制度辐射型模式”（Neo-Institutional Hub-and-Spoke Model），即新闻机构发布新闻，通过社会化媒体传播和评论。如果那样的话，传统的调查报道由报社或电视台等发布，而社会化媒体将它推向舆论最高峰——这是报纸靠自身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迪恩的新制度学派最根本的信条是，它并不为了制度或机构本身的利益去关注媒体，它在乎的是媒体所生产的报道。
　　迪恩的这一想法，最初是受到了《卫报》揭露《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事件的启发。它再次证明涉及公共利益的调查报道费时、费钱、压力大，只有新闻机构才能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完成报道。对窃听丑闻的调查中，《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在两年前发现了第一条重要线索，此后他凭借在英国新闻界从业35年来积累的人脉、《卫报》的资源以及良好的声誉，历时两年才终于揭开黑幕。不过，这一事件也并非表明新媒体无用，相反正是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参与，才使得《卫报》与新闻集团这个传媒帝国的抗衡中有了更多社会资本，同时使这一报道的影响力从一个小的扒粪事件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媒介大事件。
　　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卫报》就不断尝试向新媒体开放，经历了开放评论、开放数据、开放技术平台、开放第三方商业运用后，新闻采编领域也向新媒体开放。《卫报》的开放式新闻，就是与全球用户协作，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各种社会化媒体平台追踪新闻事件；卫报保持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而民众可以在卫报网站、Facebook或Twitter等新媒体上对报道提供线索、公开提问、挑战和辩论，最终可能引导整个事件的发展走向。迪恩认为，这代表着一种新的传播模式，将保证新闻业的核心价值得以延续并适应新的传播环境。
　　不过，“未来新闻学”支持者以及迪恩的设想都没有详述盈利问题。新闻业的商业模式正处于因媒介生态骤变而痛苦探索出路的过程。有些模式在一些媒体实践中有效，例如《华尔街日报》的付费墙、ProPublica的大捐赠人筹资模式，Talking Points Memo的在线广告系统，但是不存在新闻商业“范式”。如果老的模式失败了，用什么来替代它呢？答案或许是没有适用于一切的模式，但什么又都有可能，现在应当是去不断尝试的时候。
　　“未来新闻学”带给传统媒体的正是对紧迫感的敬意。舍基认为，“我们正通过一个分水岭”，互联网有潜力革命性地改变人类的社会生活，正如谷腾堡的印刷术最终为现代性铺平道路。迈克尔?舒德森在1995年曾描绘了新闻业的未来发展图景：“想象一个世界，在那里，政府、商界、议员、教会、社会运动者都可以直接通过自家电脑向公众发送信息，新闻业顷刻间被废弃。但经过了最初的欢快、混乱和权力转移，值得信赖的人将不得不将新闻分类，并以可理解的方式表述出来。新闻业将重新被发明，专业的传媒集团将再度出现……”■
　　（作者单位：《新闻记者》编辑部）
　　　　　　
参考文献：
　　本文主要根据迪恩·斯达克曼的《信心游戏：新闻大师们的局限》（Confidence Game：The limited vision of the news gurus，《哥伦比亚新闻评论》2011年11/12月）编译，同时还参考了下列文献：
①杰夫·贾维斯：《Google将带来什么？》，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
②Dean Starkman,The News Corp. Scandal is a Triumph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http://www.cjr.org/the_audit/the_news_corp_scandal_is_a_tri.php?page=all
③郑若琪：《英国卫报：以开放式新闻构建数字化商业模式》，《南方电视学刊》2012年第3期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