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阁
　　梳理当代中国新闻史，关于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披露与报道是无法绕过的一章。诚如当年就有论者指出的，此事“在新闻改革方面，提出了许多可以总结和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突破了传统的经济报道和事故报道的模式，开启了深度报道或者调查性报道之先河，当然亦可谓新时期报纸批评或者今天通常所说的舆论监督之滥觞。①不过，关于这些报道背后的新闻生产过程，比如到底有哪些媒体和记者，在何种社会情境下，怎样采写、编辑、制作了这一系列有影响的报道，虽亦时见讨论，但总体上还不太清楚。②本文拟对此略作尝试性勾勒，以为下一步研讨提供必要的参考。
　　
报道背景
　　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发生在1979年11月25日凌晨，而首次公开披露报道已是1980年7月22日（新华社21日晚先发出消息，各报随后跟进），其间相隔近8个月。为什么会隔这么久？为什么起初主要是几家中央级媒体在报道，地方媒体基本没有介入？这就不能不说到当时的新闻环境。
　　事故发生后，《天津日报》因地利之便（海洋石油局就在天津），很快就派记者去了解情况。但是初步了解情况之后，在报还是不报上，报社领导犹豫了：这样大的事故，死这么多人，又涉及石油部，中央和市委又没有指示，因此，“对公开报道想也没敢想”。③
　　地方媒体不敢报，中央媒体又如何呢？新华社记者在闻讯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随后发出内参，接着却是意味深长的沉默。《工人日报》也派出记者进行过采访，但是遭到阻挠。阻力何在呢？其一在于，有人想捂着。起初相关责任者对事故原因和性质讲了三点看法：“气象突变，突遇大风，事故不可抗拒”，“指挥无误”，“抢救英勇”，完全不提这是“责任事故”。随后更拒绝接受采访，反对公开报道。④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报喜不报忧”风气。这给实际工作带来很大危害，给新闻战线也带来不少恶果。比如动辄就指责报忧是抹黑，会使人泄气，降低党和政府的威信，甚至被敌人利用。⑤扣上这样的大帽子，谁还敢轻易报道呢？
　　此外，“新闻报道思想上僵化半僵化”亦可注意。比如习惯于等到一项工作、一项工程结束之后再报道成绩、总结经验，而无视“新闻的特殊规律”，当然也和“对新闻的指导性的认识片面有关”。⑥
　　更重要或者更直接的原因，毋宁是中央迟迟没有表态。毕竟事关重大，甚至触及更高层次的领导。相关媒体的负责人后来也一再指出，不是不可以报道和批评，但至少须有中央点头或许可。没有这样的尚方宝剑，轻易报道，风险难测。
　　好在当时社会形势正在逐步转变；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媒体，思想也在日益解放。层层阻力正在被冲破，尽管这个过程颇为不易，但毕竟在朝好的方向推进。这也使得新问题可能出现新答案。⑦
　　在此过程中，还有些事不能不提及。比如关于生产目的大讨论，尤其是松树镇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披露。这次事故发生在1979年11月23日晚上，比渤海二号沉船还早两天。随后处理过程中，因感觉存在罚不当罪等等情况，《工人日报》自1980年五六月份起就多次跟进报道。由于时间上比较接近，又都涉及特定政府管理部门（石油部和煤炭部），特别是都涉及安全生产问题，这次为工人说话的报道，可谓渤海二号事件报道的预演。⑧
　　到1980年7月下旬，中央经慎重考虑，决定将渤海二号沉船事件交中纪委处理。当时新闻界仍有人主张为稳妥起见，还是等提出处理方案后再报道。但是有几家媒体没有这样办。作为负责任的新闻人，他们早已在酝酿如何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披露此事，所以“一得到党中央批准可以报道的消息”，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等就各显神通，不约而同地加入到这场报道的大合唱中。⑨
　　
新华社内参急报
　　众多媒体中，新华社是最早以内参形式将此事急报中央的，随后亦参与到公开报道中来。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关于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报道，就是由该报记者与新华社驻天津记者联合采写的（当时《人民日报》在天津没有常驻记者）。
　　历史上，在新华社国内诸分社中，第一篇被毛泽东主席批示的内参就是由天津分社发出的；该分社还连续为《人民日报》撰写过3篇重要社论，并获总社颁发的“突破评论关”锦旗嘉奖。而在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报道中，天津分社亦有不俗表现。记者夏林等进行深入采访，发内参和公开稿30多篇，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⑩
　　夏林在天津分社工作了二十多年，其间采写过大量公开报道，也采写过上百篇内部调研报道，涉及社会生活各领域，并多次引起高层重视。有的调研报道还被国务院以中央文件形式转发全国。正因有多年积累，夏林对各种新闻线索非常留意和敏感。渤海二号事故发生后，他和分社记者杨继绳是“闻讯后最先赶到现场的记者，也是在第一时间最先用内参急报中央的记者”。这篇突发事件内参的内容，在高层引起的震动是可以想见的。“然后便是意味深长的沉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长达半年之久。[11]
　　1980年7月，新华总社指定夏林与《人民日报》记者合作，写出披露渤海二号沉船事件的第一篇公开报道。这篇不同寻常的稿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播发”。7月21日发稿，22日见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忽视安全工作违章指挥蛮干造成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重大事故》。接下来，他们又对这一重大新闻进行了连续报道，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夏林在一个多月时间写的内参、公开稿，“就达13 篇之多”。[12]
　　7月22日，新华总社对外部用外文对国外播发了夏林等采写的新闻稿《渤海2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播出后很快就被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西方通讯社向全世界转发。26日，夏林采写的关于遇难职工亲属张彩霞的报道《不能忘记用生命换来的教训》，以群众来信形式登载于《人民日报》头版。见报后有中央领导亲自打电话到报社总编室，询问报道的产生过程，表扬说：“记者发来的这篇文章很有力量！”此后他又采写了多篇报道。9月2日，新华社播发了夏林采写的最后一篇相关报道《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渤二事故直接责任者》，在《人民日报》头版以与7月22日那篇披露报道同样的位置登出，为这一轰动事件的报道划上了一个句号。[13]
　　
《人民日报》记者述评
　　新华社得采访之先机，《人民日报》也不甘示弱。除了前引7月22日那篇报道，当时还配发了不少消息和评论。而从时代氛围和社会影响看，尤不容忽视8月24日那篇记者述评《从渤海二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关于此述评的写作过程，以往主要依据时任副总编辑丁济沧的回忆；近年来，当事人王黎江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提供了一些更为细致的说法。
　　丁济沧回忆说，1980年8月23日，他从一位老战友那里了解到石油部内正在争论是就事论事，还是从根本上总结教训。这位老战友还透露，中央书记处已于日前督促石油部党组做出深刻检查，并拟撤销宋振明的部长职务。这些情况引起丁济沧的注意。报纸的批评如一石投水，在石油部激起了思想波澜，作为新闻人他深感欣慰；但同时也认识到：“不足之处是报纸批评没有对准石油部指挥失误的思想根源”。当天中午，他找到了较早报道这一事故的该报记者李和信，以及了解实情的《工人日报》记者牛风和商量，先到石油部了解情况，再研究如何深入报道。他强调有关重要情节还须调查核实；稿子务必赶在国务院督促石油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前发表，以促进中央精神的落实。记者述评发回来后，丁济沧与另一位副总编辑商量明日是否见报？对方表示如内容确凿、分析准确，由丁定稿。丁又担心，中央党报公开批评国务院所属一个部的工作，会引起什么影响？继而又想，报纸批评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只要事实确凿，就不应有什么疑虑。经仔细推敲，文内只一处提到宋振明签发的向国务院报告有不实之处。文章最后提到人们盼望肃清“左”的流毒，标题亦定为《从渤海二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丁济沧认为，经过这样的修改和处理，“既真实准确，击中要害，又与人为善，留有余地”。[14]
　　近年来，当事人王黎江又为此提供了一些更细致的说法。他说，是自己在“亟待深入报道的关键时刻，受命连夜赶到天津，突击完成《从渤海2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这篇记者述评的”。[15]
　　1980年8月22日下午5时许，王黎江正在工商部开会。副总编辑安岗突然把他叫出来，让他当晚去天津。安岗说已打电话请天津方面帮助准备住处，并让他明天去找已在天津的该报记者李和信，协助王写一篇报道，题目叫《从渤海二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他希望明晚能将报道通过电话传回来，以便后天见报。
　　安岗并叮嘱“要严格保密，不能让任何新闻单位知道”。尽管并不清楚这一突击报道任务的背景，但王黎江当时就深感安岗这个“点子”出得好，不仅在报道深度上超越了《工人日报》，变被动为主动[16]；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报道，解决了拨乱反正中的一个大问题。王去过大庆，接触过石油部的领导，他很清楚这些人对国家有特殊贡献，创造了很多好经验，但也发现石油部后来被宠坏了，骄傲了。渤海二号事故的发生，以及相关处理中暴露的问题，足以说明这一点；也因此，王坚信“批评石油部的领导，正是对石油部工作的支持和爱护”。
　　王黎江带着一大摞剪报，匆匆赶往天津。第二天与李和信接上头，一起研究材料，弄清了来龙去脉，理顺了情况，“文章”等于写出了一半。因为无须重新采访，也无须核对事实，根据已有材料，按照安岗给出的题目，王黎江等完成了一篇评述性新闻报道。开头是这样写的：
　　最近一个时期，人们对渤海二号翻沉事故，普遍关心，广泛议论。但是，从报纸上发表的有关消息、评论、文章以及读者来信看，批评海洋石油勘探局比较多，涉及主要领导机关石油部的问题却很少，甚至有意避开。石油部的领导同志呢，也很有点讳疾忌医。
　　这是王黎江在火车上翻阅了大批剪报以后就考虑好的，可以把关键问题点出来。接着让事实说话，写石油部领导给国务院的报告如何谎报军情；为了推卸和逃避领导责任，又如何把“丧事当成喜事办”等。最后则语重心长又顺理成章地提出：
　　粉碎“四人帮”将近四年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很多部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石油部怎么办？现在是应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当时没有传真、网络这样便捷的通讯工具，传递方式很落后。一篇2000多字的文章，王黎江等竟在电话中讲了近3个钟头。深夜11点多才发完稿子。
　　1980年8月24日，《从渤海二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在《人民日报》一版发表。随后王黎江返回北京，从25日到30日一直列席旁听石油部局处级干部会议，但只写了内部情况，没再做任何报道。在与石油部长宋振明接触时，他感觉其态度比较诚恳，对报纸的批评表示感谢，但也强调“我们并没有把事故的原因，完全推到‘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上”。因为述评原稿称5月29日石油部给国务院的报告还是把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主要推到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上”，但报上发表时，“主要”被改成了“完全”，宋这才有前述说法。[17]
　　丁、王分别从各自所了解的角度，忆述了关于8月24日那篇记者述评写作的若干事实。尽管所说不尽相符，甚至彼此歧异丛生，但也有可以彼此参照、相互印证的地方，丰富了我们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和认识。
　　
《工人日报》新闻分析
　　在这次新闻报道大战中，《工人日报》无疑是大赢家。因为现在一提及这次事故的报道，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份报纸。而《工人日报》在此过程中的表现确实也可圈可点。还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该报记者刘俊生就获悉，海洋石油局在有关报告中提出要大讲不怕牺牲的精神，不提这是责任事故。经过认真调查，刘俊生给报社寄回了这些情况。编辑部经过多次讨论，决定请记者继续作深入调查，同时给有关领导汇报。[18]
　　报社随后派出陈骥、牛凤和两位记者开赴天津进行调查。但是海洋石油局封锁消息，不予接待，给记者吃了闭门羹。该局有关领导还决定：“不发消息、不做报道。”这更引起了记者的好奇，为什么不让发消息，不让做报道呢？就在《工人日报》记者去天津请求调查的同时，中央有关方面也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准备对这一重大事故进行调查。起初也遇到重重障碍，经过多次交涉，联合调查组才得到允许进驻现场，开始调查。可是对于《工人日报》，海洋石油局一直拒绝接受采访，两位记者无奈只好回到北京。回去后，他们跟副总编辑丁望说明了这些情况，特别谈到海洋石油局不配合记者调查，甚至做出决定：“不发消息，不做报道”。丁望听后很愤慨。这虽不属他分管的事情，但第二天还是拉上相关人员去了中南海。[19]经过努力，记者们终于可以对沉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了。
　　到1980年5月，《工人日报》考虑进行组织报道。当时报社内部有人强烈呼吁，报纸要代表群众说话，应该公开报道。报社也向有关领导部门提出要报道渤海二号翻沉的消息。当时的确有些顾虑，总想等领导机关点头批准。这些顾虑主要有两条：一是公开报道这样严重而又未处理的事故还没有先例，报道的结果会不会使群众泄气，会不会影响安定团结，会不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二是事故出在海洋石油勘探局，而问题却涉及石油部，有些人还在那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公开报道的阻力可能较大，事故的依法处理可能较难，担心可以善始而不能善终，报纸会陷于被动。[20]
　　现在人们也许很难理解这些顾虑，但当时的确如此。而且如果不是中央有关领导一直以批评等形式来干预、支持和鼓励，《工人日报》的这些报道要出来还是很难想象的。1980年5月，薄一波在和报社领导的一次谈话中说，他经常看《工人日报》，感觉报纸总是跟国家经委跑，很少看到反映工人权利和工人意见的报道……薄一波特别提到：“渤海二号沉没，死了72个工人，报纸应该登。按宪法办事。没人出来讲公道话，官官相护不好，这样正气就没有了”。[21] 6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听取劳动保护情况的汇报时也讲到，他对《工人日报》有意见，只跟着经委走，只讲抓生产，不注意工人的安全问题，“这样的《工人日报》我就不看”。万里还说：“《工人日报》要代表工人利益，要批评官僚主义，但要准确”。6月20日，在一次会议讲话中，万里再次提到渤海二号等事件。他说《工人日报》应该为工人说话，“包括批评厂领导、部领导、国务院领导的官僚主义在内”。如果掩盖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代表工人讲话，就不要干这个工作。“代表工人讲话，不要怕得罪哪一级。这样才会使工人感到你像工人的报纸”。具体到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处理，万里说：相关责任人当然要坐监狱；事情“搞清楚了，要在《工人日报》上大干”。[22]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日报》增强了围绕渤海二号沉船事件开展批评的勇气，为此还组织了阵容强大的报道组和领导小组。刘俊生负责现场采访，工会部记者陈骥与经济部记者牛凤和拿着天津市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去调查核实。这相当于拿着尚方宝剑，明显可以感觉到报社领导和记者对于渤海二号的采访开始“硬气”起来。陈骥曾在石油系统工作过，比较了解情况。那时石油战线鼓励职工冒险作业，只讲生产，不顾安全；只要求服从指挥，不问决策是否科学。陈骥与牛凤和找海洋局的职工座谈。职工们反映，事发后局里要求大讲渤海二号不怕牺牲的功绩，开展所谓大总结、大评比、大宣传、大表彰活动；还要求统一思想，不许提“事故”。[23]
　　终于可以报道了。报社又考虑，怎样才能把这次报道搞好？记者们采访时发现，事故调查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已经查清了事故的直接原因和责任者，而且“首都各报也在采访”。考虑到事故本身的报道，新华社会发出统一的消息，用不着花费更多气力，报道组决定调整方向，把力量“着重放在揭露造成这次事故的深刻原因上，使大家从这起重大事故中引出积极的结论”。为此，报道组研究了调查组的报告，还访问了调查组的部分同志，认识到渤海二号沉船事故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其背后还隐藏着极为深刻的原因，特别是“左”的思想。这种“左”的思想还超出了石油部，甚至和个别更高一级的领导人有关。对这些情况，要不要在报道中予以揭露？如果报道中光是涉及石油部某些领导人的一些“左”的口号和提法，而不涉及个别更高一级领导人的一些“左”的说法，实际上难免“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之讥，也没有揭露出事件的根源。
　　经过反复考虑，报道组感到作为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忠于自己的职责，“要有向人民讲事实、讲真话的勇气，不能掩盖事实的真相，不能钝刀子割肉”。也许有人会指责这是“砍旗”，但人民会支持披露真相的报道。这种想法得到事故调查组的热烈赞同，他们为报道组提供了大量具体而确凿的材料。[24]
　　一个月调查核实，一个月撰写稿件。1980年7月，两位记者交上一篇消息稿，一篇新闻分析文章。稿件写好后，送到天津市劳动局与总工会审查并获通过。陈骥后来坦言，稿件没敢送到海洋局和石油部审查，否则很可能“就出不来了”。
　　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在一版头条刊出消息稿《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同时配发长篇新闻分析文章《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首次将这起重大责任事故的真相和石油部主要领导的错误态度与做法公布于众。那篇新闻分析一经发表，就被《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转载。渤海二号事故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工人日报》又连续发了6篇评论员文章，同时还发表有关消息、通讯20余篇。8月25日，报纸登出《石油部应对渤二事件做出回答》，点名批评了石油部长宋振明。
　　后来评比好新闻奖，《工人日报》关于沉船消息的新闻稿有幸上榜，并得到“事实胜于雄辩”的评价。对此，亲历其事的陈骥颇为感慨。他说，这次系列报道中，我们花了最长时间和最多精力写的那篇为什么会发生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分析文章没有获奖，倒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新闻稿获奖了，“这使我们很感意外，也很感遗憾”。后来听说，这篇分析文章没有得奖，是因为有人提出其中几个事例存在不实之处，所以选了那篇消息稿为“获奖好新闻”。[25]
　　
余　论
　　各报之外，广播媒体亦值得注意。因为沉船事故披露和报道后，不少人是通过广播在第一时间获悉相关消息的。海洋石油局的一些职工在7月22日早晨听完两次广播后，就开始议论纷纷。“下午还不到来报纸的时间，各处收发室已经拥挤不堪”。很多人说，《工人日报》等所载的文章反映了工人的心声！[26]
　　各报之所以能反映工人的心声，很大程度上又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当时就有人指出，“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这次报道”。因为如果按常规办事，事事靠领导关照，遇到一个困难就后退一步，那么渤海二号事件的报道“就会出不来”。也因此，当时就有人敏锐指出：这次报道“有许多营养可以吸收”，特别是“在新闻改革方面，提出了许多可以总结和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位作者并建议，《新闻战线》杂志可以就这方面的问题展开一次广泛的大讨论，借此总结经验，推进改革。如此也许有望打破一些新闻报道中的条条框框，甚至还可能“开创一个更新的局面”。[27]
　　《新闻战线》也确实从善如流，随后在新开辟的“坚持实事求是，搞好报纸批评”栏目中，刊发多篇文章讨论“事故报道的新要求”、“批评性报道的正作用”以及“报忧不等于抹黑”等问题，并尝试提出一些“新答案”。越来越多的新闻人也开始意识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思想僵化，而“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由此揭开了当代中国新闻史“新的一页”。[28]
　　说它揭开“新的一页”，是因为渤海二号事件的披露与报道，在很多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尤其在批评性报道方面，至少有三大突破：一是突破了对重大事故和重大决策失误不公开报道的做法；二是突破了对先进典型的缺点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三是突破了对高级领导干部的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29] 1980年10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中纪委对在任的商业部长在饭店吃喝不付费用的错误进行通报批评的消息，并就此事发表评论。紧接着，中央有关领导在11月份也表示：在把事实核对清楚，并同领导部门商量的前提下，可以在报纸上点名批评领导干部。[30]可以说，这样一些情况的出现，正是得益于此前的渤海二号事件报道，特别是由此开创的宽松的新闻舆论环境。
　　限于目前可获得的材料，对于渤海二号沉船事件的披露与报道，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情境乃至多面的社会影响，还有很多细节不太清楚，仍须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比如，王黎江提到当时各报之间围绕相关报道的新闻竞争，厘清此点有可能为我们展现一幅更加鲜活、真实，特别是充满动态感的新闻场景。又如，夏林提到了内参，惟其具体发挥作用的机制及过程则语焉不详；还有人注意到高层领导如万里、薄一波等相关谈话对此事之披露和解决的影响。如何恰当地分析和评估这些因素，显然亦关系到对整个当代中国新闻历史图景的勾勒。凡此，仍待有心人继续努力。■
　　（作者系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AXW001）
　　
注释：
①相对于新闻传播视角大多所持的肯定态度，近年亦出现其他层面的反思，比如对石油工业等之冲击。典型作品如何建明：《破天荒》，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尤其第九和第十章。
②如周克冰：《禁区内的脚步——难以忘记的“渤海二号”事件报道》，《新闻爱好者》2002年第3期；程金福：《渤二事件媒体报道新论》，《新闻知识》2008年第2期等
③辛文彬：《报纸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新闻战线》1980年第11期
④海洋局党委中亦有人反对在报上宣传什么“英雄事迹”，但随即受到围攻，甚至被指责：“为什么老是同党委唱反调！”张以城：《渤海二号事故调查纪实》，1980年10月，收入《不沉的上海》第55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
⑤张南：《报忧不等于抹黑》，《新闻战线》1980年第11期
⑥辛文彬：《报纸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新闻战线》1980年第11期
⑦叶剑韵：《新问题和新答案》，《新闻战线》1980年第11期
⑧后来渤海二号处理过程中，关于这次煤矿事故的一份批示，确实成为扭转形势的关键契机。张以城：《渤海二号事故调查纪实》，第66页。
⑨胡甫臣：《事故报道的新要求》，《新闻战线》1980年第11期
⑩新华社天津分社简史，http：//www.tj.xinhuanet.com/misc/2009-01/14/content_15452311_2.htm。
[11][12][13]夏林：《岁月如歌：一个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札记》第227页、227页、225-26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丁济沧：《渤二事件与报纸批评》，收在《人民日报回忆录》第244-245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15]王黎江：《关于1980年渤海2号事故报道的一封信》，收在《耕耘录》第158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16]此前《人民日报》两次转载《工人日报》的有关报道和文章。转载本来是常事，但也说明在同一事件的报道上存在差距，所以王黎江称被“将”了一军。工商部负责人也表示：“我们在这次报道中，缺点还不少，如在新闻报道上，就有不如《工人日报》的地方”。参见《渤海二号事件报道的意义在哪里：人民日报工商部负责人答本刊记者问》，《新闻战线》1980年第10期。
[17]王黎江：《胆识、气魄与竞争意识：关于彭加木和“渤海2号”事故报道的回顾》，收在《当代“老新闻”》第14-1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寻常的胆识与气魄：回顾安岗直接指挥的两次新闻报道》，收在《安岗新闻工作60年》第237-24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关于1980年渤海二号事故报道的一封信》，第158-165页。
[18]《名稿档案登记表：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报刊管理》1999年第12期
[19]谭云明：《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的媒体》第20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20][24]工人日报渤海二号事故报道组：《要有向群众讲真话的勇气》，《新闻战线》1980年第10期
[21]报道后，薄一波说：“这次你们工人日报的路子走对了，就该这么办”。见《工人日报四十年》第111页，工人日报新闻研究所1989年版
[22]《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报刊管理》1999年第12期；李宝瑾：《继承与超越》第356页，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万里的这两次谈话也有6月12日和16日之说，见《工人日报大事记》第430页，工人日报社新闻研究所1989年版
[23]陈骥访谈，转见于《渤海二号事故追责》，《新京报》2008年11月25日
[25]陈骥：《获奖固可喜教训要牢记：关于渤海二号事故报道获1980年全国好新闻奖的回忆》，《新闻三昧》 2007年第1期
[26]《名稿档案登记表：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报刊管理》1999年第12期
[27]《渤海二号事件报道的意义在哪里：人民日报工商部负责人答本刊记者问》，《新闻战线》1980年第10期
[28]参见《新闻战线》1980年第11期
[2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第38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0]王任重：《在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11月，见《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第44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