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柳　杨击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对“胡润百富榜”媒体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媒体在塑造富人时所凸显的要点似乎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富人既是创造财富的英雄，又身负着难脱的“原罪”；他们是时代的偶像，却难以成为民众的“偶像”；他们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民族英雄，却又对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心态有着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媒介富人形象　话语分析　框架装置　
　　【中图分类号】 G206
　　1999年，胡润在外媒《福布斯》上以英文第一次发布“中国富豪榜”，次年开始，榜单采用中文形式。2001年开始，中国媒体广泛关注“胡润百富榜”并展开大幅度报道。富人的资产总额排行、入榜门槛、行业、地区、性别、年龄以至“神秘的第一桶金”、他们对入榜的反应，都成为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为社会瞩目的话题。
　　中国的富人阶层曾经有过很多称谓，如个体户、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者、厂长、经理、乡镇企业家、下海者、资本家、老板、创业家、企业家、实业家，等等，但是在“胡润富豪榜”出现以后，“富豪”这个称呼逐渐深入人心，富豪榜本身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含义愈加丰富。中文版的“胡润百富榜”以一种暧昧不清的媒体身份，每年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中如期发布，它以财富作为技术指标的单纯做法，客观上让中国社会、中国媒体以及中国民众接受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实和称谓，不管喜欢不喜欢，在他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这些和他们一样呼吸同一种空气的“富人”或者“富豪”。而中国社会对“富人”或者“富豪”出现的复杂的心理变化及其叙事后果，都可以在中国媒体如何报道每年一度的“胡润百富榜”中体察和暴露。
　　我们对2000年以来“百富榜”发布后的两个星期内，《解放日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和《新闻晨报》的相关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试图使用美国学者吉姆森（Gamson）的框架分析( Frame Analysis)理论来透视媒体塑造富人形象时候的话语机制，有时候媒体是自觉的，有时候媒体是不自觉的。吉姆森的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媒体故事讲述过程当中所受到的各种潜在的话语习惯、社会心理以及读者期待等等的影响，从而让我们更清楚媒体在塑造富人形象时，是怎样建构意义的。
　　吉姆森把框架看成是某种“边界”(boundary)，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就像我们对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所发现的，“胡润百富榜”中文版诞生之后，富人或者富豪议题的报道成为一种常规的新闻生产行为，并且，各种媒体，无论态度和立场如何，它们对富豪的报道可以从行业变化、经济变化、对富豪的态度、致富史、生活方式、政策法规、是非困境等7项主题内容来把握。借助于媒体的论述框架，每年都有这么一段时期，对富豪的认识，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一部分。框架于是就完成了一种意义的建构过程——“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凸显”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即从公共情景中选择事件、凸显事件、重组事件，从而形成公共议题。
　　我们对“胡润百富榜”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也已经显示，媒体有关富人报道的不同的主题内容，对富人形象的呈现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在经济变化和行业变化的议题下，富人被当作一个群体来描述；在致富史的议题下，富人的个性得以呈现。媒体对富人形象的叙述中，聚焦于其价值层面的形象而不是行为层面的形象，富人阶层和社会、时代的关系，以及财富所隐含的社会权力成了媒体的报道重点。而对于这一群体的具体行为，特别是主动性的行为，媒体的描述却不甚清晰。富人所谓的“低调”特征，成为人物行为层面信息缺失的一个说辞。
　　本文试图进一步透过对新闻报道的修辞和叙事的分析，揭示新闻报道中框架建构（building frame）过程中可以识别的机制。吉姆森认为，媒体的框架建构过程同时是一种“价值添加”（value-added）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新闻故事成品均有一条故事主线（story line）或者一个主要的叙事框架（master frame），如果我们对其进行回溯或者还原，可以发现，故事主线或者叙事框架还可以拆分成“框架装置”（ framing devices）与“推理装置”（reasoning devices）两大部分。前者包括隐喻（metaphor）、例子（exemplars）、短句（catchpharses）、描述（depictions）与视觉影像（visual images）等5个元素，后者则由原因、结果和符合某项原则3个元素组成。吉姆森认为，这8个要素所构成的框架装置和推理装置是完成新闻故事意义建构的必要元素，当我们还原到新闻故事的这8个元素的时候，也就是打开了新闻故事的“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新闻故事意义建构过程就是透过每一个元素的“价值添加”功能所完成的。
　　吉姆森认为，这8个不同的意义元素以一种浓缩的方式显示新闻故事的核心框架。①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实本身并没有意义，它们透过镶嵌于特定框架或故事脉络中被重组、强调或忽略而有意义。新闻与其说是呈现信息，倒不如说是在说故事。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媒介文本如何运用象征工具( symbolic devices )，建构关于社会事件的集体理解( collective sense-making )。采取这种分析方法有益于发现媒体对富人阶层群体形象建构的机制及原因，有益于观点的客观、理性的梳理与廓清。
　　本文所要完成的是对样本新闻故事中框架装置的细微分析。
　　
一、隐喻：英雄和原罪
　　隐喻总是包含两个部分——隐喻的重要主体（本体）和相关主体（喻体）。对于本体来说，隐喻倾向于启迪，而喻体却主要用来提升我们的理解。隐喻把看似没有关系的两者做了一个类比，我们通过考察载体也可以看到意义的凭借，即意义由某事物从一个地方转接到另一个地方。
　　在媒体报道中，有关富人的一个隐喻是“英雄”。比如在2003年《新闻晨报》的报道《互联网英雄收复失地》中，就把丁磊和张朝阳称为“互联网英雄”。根据《辞海》的解释，“英雄”就是非凡出众的人物，指见解、才能超群出众或领导群众的人。英雄也不仅仅指个人的能力出众，他还需要具有的就是英雄的良好品质，而这样的人是超越普罗大众的，其具有的榜样意义又能够引领大众。媒体把财富榜上的富豪和英雄作一个类比，其依据就是这些富豪所取得的成就——在新闻文本中又被具体描述成为他们在短时间内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以及与之相应的富豪榜排名。与之相应的，富豪创造财富的历程则被媒体冠以“神话”或者“传奇”之名，比如《南方周末》2003年的报道《丁磊：中国版的创业神话》以及2006年的报道《从3万到270亿　首富张茵何以成就纸业传奇》。
　　媒体对富豪的英雄化叙事，避免不了的一点就是和整个时代的关系。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往往被塑造成激励普通大众的榜样，对于英雄的崇拜和这个时代的精神价值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的新闻文本中，可以发现把这些富豪和时代的背景结合起来，是媒体惯用的一种叙事方式，即所谓的“时势造英雄”。比如在《丁磊：中国版的创业神话》这一新闻文本中，把丁磊所取得的成功视为一个巨大的神话，但是创造神话的主要因素却被归结为时代所提供的巨大机遇：“从白手起家到中国首富，丁磊也只用了6年。这显然不是一桩传统体制和传统产业下能够诞生的神话”。把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于中国的经济体制变迁，而这样的体制变迁也为所有民众提供了自身变革的可能性，媒体通过强调英雄的出现也展示了一个充满机遇的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给普罗大众提供的一种成功可能性。
　　在《南方周末》2003年的评论《设个“贫困榜”如何？》中，直接为“英雄”加上了定语，变成了“财富英雄”，并且在评论中直言：“一个真正的富豪之所以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社会，不仅在于其拥有巨大的财富，还体现在他的公众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上。国外有‘财富英雄’的概念，而中国人历史上的英雄都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人们并未习惯富豪救世的神话”。虽然媒体给予了富豪“英雄”的称谓，却始终对其社会影响力和责任怀有更高的期待。
　　媒体的“英雄观”也和中国的英雄主义理念不可分割，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英雄类型大致分为四类：民族英雄、帝王英雄、民间英雄和武侠英雄。②武侠英雄往往被视为民间英雄的理想化，所以我们也可以简单地把中国的英雄分成三类，而这三类英雄形象也混杂地出现在媒体文本中。在中国走向国际化的历程中，中国富豪的企业在海外上市，他们在海外获得的成功和认可的意义往往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被视为代表中国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的一种“民族英雄”，代表的是国内的优质资产，是“内地优秀民营企业”。比如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中国顶级富豪海外造》中，就把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的融资称为“受追捧”。对他们的个人叙事中，媒体往往把首富或者某个行业内的富豪称为“大王”，把他们所创造的企业称为“王国”。在《二号富豪杜双华的三张脸谱》中，除了勾勒富豪的神秘，媒体直接称该富豪具有一种“帝王情怀”，而其他对富豪的称呼诸如“权贵”、“巨擘”，除了暗示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呼风唤雨，更为重要的是，也暗示了这些富豪所拥有的权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新闻文本中构建了富豪的这种权力空间。而另一个英雄类型就是民间英雄，民间英雄在《水浒》中表现得最出色，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是这些民间英雄的共同本色，而一个民间英雄，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点就是其社会责任感，这似乎和西方的英雄救世模型有几分相似之处。而在很多媒体的新闻报道中看，中国富豪难以成为“英雄”，或曰只能成为“财富英雄”，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媒体对中国“财富英雄”公共意识迫不及待的呼唤在2010年可以说达到了顶峰，这种呼唤夹杂着民意，源头是那一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华举办的慈善晚宴。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超级富豪，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在那一年都宣布将自己绝大部分财产捐出，并且带动了美国40位富豪做出了“捐款承诺”。当这股西来的高调慈善之风刮到了中国，当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把目光瞄准了中国的50名富豪，这场慈善晚宴无疑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兴趣。就像2010年《新闻晨报》的评论《巴比设宴该来的没来》中所描述的，尽管巴、比方面一再强调“嘉宾无需承诺捐款”，但媒体上陈光标式“裸捐”的张扬、美国式慈善的炒作，却也早已使得“劝捐”乃至“逼捐”变成公众的下意识期待。显然，人们对巴、比二人这场晚宴所声称“学习、倾听和分享”的兴趣，远远不及到底有哪些富豪出席或没出席这场晚宴、谁捐了多少资产等这类问题的兴趣。
　　有人“躲捐”，有人“避捐”，也有人高调回应。在2010年《南方周末》的报道《五味“巴比宴”》中，“华旗咨询总裁冯军宣称：‘自愿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将我个人的全部财产逐步捐献给社会’。”在媒体的文本中，一个颇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即便是那些宣布“裸捐”的富豪，媒体依然有着深深的质疑，甚至为其打上“张扬”、“高调”、“西方式”的标记。比如《五味“巴比宴”》中就明确指出：“裸捐宣言，让裸捐者同时收获了掌声和质疑，也助推了‘巴比慈善晚宴’风波，因为其他企业家们几乎悉数站在了反对的阵营里。”在《新闻晨报》的另一篇评论《巴比东来劝善，中土自有善缘》中，评论员明确指出：“由此观之，巴菲特和盖茨的东来劝善，多少有些传教士的味道。怎奈中国慈善自有道统。”而且“换个方向想，如果现在就要富人捐出财产，陈光标们也愿意马上‘裸捐’，但捐给谁呢？”而从媒体的文本中，富豪们的行为影影绰绰显现出了几分“民族英雄”的影子。《五味“巴比宴”》中有这样几段描述，“有人曾将他比作‘中国的比尔·盖茨’，曹对此并不认同，甚至还有一些不快：为什么不说我是‘中国的曹德旺’”？“中国人不需要他劝，真正要捐的人，也不必卖他们的面子”；王健林说，这个问题近来被问了30次不止，“盖茨做慈善还没我早，他做慈善是最近十年的事，我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捐款……”。他还让即将采访巴菲特和盖茨的陈伟鸿转告一句话，“以后来中国做慈善，低调点”。任志强还揶揄说，“改革前毛主席告诉世界什么是对错。改革时小平告诉中国人要实践检验对错。今天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也想教中国人他们的错与对”。
　　在媒体报道中，另一个对富人的隐喻就是“原罪”。原罪(Original Sin)一词来自基督教神学，它是指人类与生俱来、洗脱不掉的“罪性”。在媒体报道中，富人的“原罪”指的就是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富豪不合法地利用国家资源快速积累财富，其财富累积的过程或手段经不起法律的检验。当然，中国富人快速的财富积累确实得益于经济体制的改变，在市场经济的早期探索时有着诸多不成熟、不规范的地方，比如对国有资产的侵吞、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等。从更为客观的角度分析，当时的社会、制度、法律和个人行为共同导致了这样的现象。而在媒体的文本中，谈及富人的“原罪”也不仅限于法律领域，社会的公正和道德成为媒体所强调的要点。
　　在媒体的文本中，“阳光”和“透明”成了和“原罪”一起频频出现的词语。在2002年《南方周末》的评论《谁是令人尊敬的富豪》中，就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富人财富的来源：“关于富豪，我们需要的不是炫目的神话，而是同一起跑线、同一游戏规则下的真实的财富增长故事。或者说，它是一个阳光下的简单、透明的故事，一个可以向大众公开言说的合理、合法的解释。”除了对富豪第一桶金的关注，媒体报道的另一个集中点则在于财富的透明性。在《南方周末》2008年的报道《首富变迁十年变化》中，认为富豪的这种“原罪”和初期的藏富不敢露富联系起来，而伴随着富豪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企业家们追逐财富更为自然，而且在注重财富增长的同时关注财富品质”。
　　可以说，媒体有关“原罪”的话题总是和公众对贫富差距、仇富心理的讨论结合在一起。就某种程度而言，媒体对于企业家原罪或是创业前期大量灰色收入的强调，似乎想要建立其对于富豪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唤的一种合理性。在“原罪”模式下，富豪往往被描写成对社会公众财富曾经有过侵蚀或者现在可能正在侵蚀的人，而这也和媒体对富豪的“英雄化”叙事一起，构成了媒体中的富人景观。
　　
二、例子：比尔·盖茨和杨斌、仰融
　　隐喻往往依靠富有形象感的事件来建构主体形象，而例子则往往利用现实中曾经发生过的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来建构主体。在媒体关于富人的报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例子主要由两类构成：第一类的代表人物就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第二类则是杨斌、仰融。③
　　几乎在所有文本中，比尔·盖茨都被当成一个正面的典型形象。作为一个世界首富，作为一个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媒体对比尔·盖茨的关注点也总是围绕着两点：一方面把他当作白手起家的创富典型，其中，创业的高科技含量以及资产透明化是报道的重点；另一方面，由于比尔·盖茨本人热衷于慈善捐助，他又成为谈及富人社会责任的一个偶像和标杆。比如，在《丁磊：中国版的创业神话》中就这样描述丁磊：“如果说年轻的比尔·盖茨或乔布斯提供了美国版的创业神话，丁磊则为这种白手起家的故事增添了一个中国样本。”而在《谁是受人尊敬的富豪》一文中，在深入剖析仇富心态的同时指出，“大众层面甚至从来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理’，我们为什么不仇恨比尔·盖茨？我们为什么不仇恨王文京这一类富人？大众所仇恨的，其实是富人赖以致富的非法的不公平的手段。”强调比尔·盖茨对于社会慈善的贡献，实际是和富人的社会责任牵涉在一起。在2009年《新闻晨报》的报道《效法比尔·盖茨，陈发树捐出83亿》中，比尔·盖茨和他所代表的盖茨基金会，成了中国富豪效法的对象。在《南方周末》同时期报道《一掷83亿行善遭质疑——陈发树“冤不冤”》的文本里，对比尔·盖茨裸捐的赞誉甚至拿来和中国富豪的处境作了一个对比：“恐怕连唐骏也难以想清楚的是，为什么美国头号资本家的善举就能赢得一片赞赏之声，而福建首富陈发树的这一善举引来的却只是质疑声？”在媒体的比较中，比尔·盖茨不但树立了一个致富的榜样，更是中国富豪社会行为的效仿榜样，而“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连同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他们与欧美的变迁和欧美富豪的财富观、管理理念、社会责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
　　媒体文本中将巴菲特作为例子出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2010年之前，巴菲特的出现意味着投资的机会，“点石成金”的能力和股市超人。比如《南方周末》2009年的报道《李桂莲：被巴菲特捧红的女人》中说，“股神巴菲特又一次展示了他点石成金的能力。他在中国捧了两个人，一个是比亚迪的王传福，今年他成了胡润百富榜的中国首富，一个是大杨创世集团的李桂莲。李桂莲的大杨创世股份公司的股价从一个月前的8元飙升至目前的近19元”。而在2010年之后，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一起成为高调慈善的代名词，他们在中国举办的慈善晚宴被简称为“巴比晚宴”或“巴比善宴”。
　　如果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是一个西方的效仿蓝本，杨斌、仰融的例子则正好提供了符合“原罪”模式并且落马的中国“黑色富豪”的样本。在《谁是受人尊敬的富豪》中，这一类富豪的落马则被视为“一些富豪赖以致富的手段经不起阳光的检验，他们的成功被归因于一些特殊的、非市场化状态下的因素。而这样的因素不仅理所当然地被仇视——这正是改革的动力之一；也必将被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所荡涤：目前对杨斌、仰融这类富豪的行动应属此列”。媒体对这类富豪的叙事在很大层面上是和“原罪”联系在一起的，“在欧亚农业的杨斌案里，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是他非常娴熟于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其次，是财务造假案。前者牵涉到权力之手，后者牵涉到经理人的操守”。在媒体的叙事框架下，这两个人变成了落马富豪的典型，而他们的落马直接或间接地和“原罪”互相联系。
　　
三、短句：新闻标题
　　媒体的评论员往往通过单主题的陈述方式，用标语、题目来体现其表达的核心内容，而这也可以显示出其主要的框架。短句试图去总结对报道主体的陈述。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新闻标题是主要对象。标题可以分为实题和虚题两种，实题以叙事为主，直接概括地标明新闻的基本事实；虚题则以说理为主，直接或间接地标明新闻的观点、政策理论甚至是民众的心态。从标题上看，运用实题的多为强调每年百富榜的首富，比如《黄光裕居大陆新首富》《上海首富陈天桥这就像打游戏》《中国首富杨惠妍：因父之名》《宗庆后“卖饮料”成今年中国首富》等等。但是，在涉及如何看待这些富豪，特别是富豪群体时，媒体所选用的标题形式大多以虚题为主，更强调了其对于富豪榜的冷眼旁观。比如《上榜富豪纷纷落马如何划分富豪私权与社会公权》《冷眼看待福布斯》《两份富豪榜共同的结构隐忧》《谁是受人尊敬的富豪》等，这些标题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疑问的句式，媒体的态度也可以从“冷眼”、“隐忧”这样的字眼探知一二。
　　在新闻标题中，媒体通常强调的另一个点就是富豪本身如何看待“百富榜”。媒体直接援引富豪本身态度并且加以在标题强调的报道只有一篇，即《上海首富陈天桥这就像打游戏》，把自身的财富晋级视为游戏的晋级，一方面能够体现出陈天桥所从事的游戏行业的特征，而在另一层面，似乎也暗示了其对于财富漫不经心的态度。这样不以为意的态度在诸多新闻文本中得到了一再强调。同样，在《一场赌局赢回雅虎中国》中，对“赌局”的态度也体现着媒体对富豪创造财富的一个微妙的判断：有好胜之心，有偶然之意，也有着一种操纵财富、游戏人间的态度。
　　
四、描述：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部分对富人的报道中，采用的都是第三人称的视角。但有两篇运用第一人称视角的新闻值得注意，它们是《南方周末》2006年的报道《“我受到了很大伤害”——专访严介和》以及2007年《从3万到270亿　首富张茵何以成就纸业传奇》。在大多数媒体的报道中，富人这一群体经常被描述成“他们”——或高高在上或落马，这也意味着媒体所采取的是外视角——即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之外，这样的叙事视角可以给读者带来同样的故事之外的心理感受。即使是在《从3万到270亿　首富张茵何以成就纸业传奇》这篇新闻中，虽然运用张茵的“视角”——“我”描述了自己的致富过程、人生历程，但是文中仍包含了另一个视角“张茵她”：“我”似乎处于和“她”不断地解释、澄清以及表明中。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媒体对富人的描述中，几乎都是站在外在的视角去审视。
　　
五、视觉形象
　　图片和其他视觉形象也能够显示出媒体包裹的核心。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几乎最为多见的图片就是每年财富榜首富的一个半身近景照，照片中的富豪身穿正装，并且露出招牌式的微笑。这样的取景方式所能透露出来的信息其实相当少，而我们的注意力也往往集中在人物的面部。这样的照片往往配在相应的人物报道旁边，它所强调的基本信息包括：一个成功者、一个带有微笑的胜利者。而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的专题《宏观调控下的财富潮汐》中，在报头，除了10位富豪的近景头像被整齐地排列在一侧，另一侧还颇有意味地配了三个京剧的武将，而原本象征将领名称的战旗上则写上了“财”或“富”字，这样的配图暗示出来的信息包含：这些人扛起了财富的大旗，他们是财富领域的大将；他们是戏剧中的人物，也有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意味，而这也体现出媒体把这些人当作了一种观赏的对象。
　　在2010年“巴比善宴”中，中国富豪的形象又一次集体出现。作为一家财经类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并没有直接参与对此事的报道，但是在报纸里却出现了一幅意味深长的漫画。在漫画的左边，是西装笔挺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手挽手，说的是“别害怕，只是聊聊慈善”。而画面的右边，同样西装笔挺的中国富豪已经汗流如注，甚至脸色也变得非同寻常，一个脸色发绿手拿一张钞票，配以说明“巴比宴要出血，我可不能西装进去泳装出来……”，另一个富豪脸色发紫，似乎想要远离“巴比”，配以说明“捐一半身家可能肯定不行，但捐多少弄个好名声呢？我算算……”。通过这样戏谑的表述，展现的不仅是富豪精明、“吝啬”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公众和媒体对这些富豪做慈善的怀疑和期待。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五味“巴比宴”》中，中西方富豪一齐出现在配图里。在画面中下方，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近景像，他俩笑容满面，手托金盘，金盘的正中是写有慈善的红色箱子。在画面的中上方，则是11位中国富豪的群像，他们被分为7名“挺宴派”和4名“斥宴派”，而选取的富豪头像也颇有意思，“挺宴派”里有三名富豪曹德旺、牛根生、陈光标都是满脸笑容，而“斥宴派”的富豪却没有一个有笑容，孙大午的表情甚至严肃而警惕。从构图上看，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头像约占图像的一半，虽然面积上远远大于11名中国富豪头像，但是画面的中心依然是面色捉摸不定的中国富豪。外国富豪与中国慈善，挺宴还是斥宴，在画面里形成了一种既对立又包容的态势。
　　
　　通过对框架装置5元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媒体在塑造富人时所凸显的要点似乎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富人既是创造财富的英雄，又身负着难脱的“原罪”；他们是时代的偶像，却难以成为民众的“偶像”；他们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民族英雄，却又对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心态有着负面的影响。媒体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刊登富豪榜单，张贴他们的成功照片，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把他们作为一个观察和审视的对象，甚至充满着对这一群体的深深的质疑。■
　　（作者叶柳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击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新闻生产与和谐社会：媒体话语对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心态的影响研究”成果，项目号：06BXW001）
　　
注释：
①Gamson， W. &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5：1：1-37. Gamson， W.，& Lasch， K.(1983 )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In S.E. Spiro & E. Yaar(Eds.)， Evaluating the Welfare State. NY：Academic Press
②潘天强：《论英雄主义》，《人文杂志》2007年第3期
③以下是两人相关介绍：杨斌曾开设欧亚农业，在沈阳经营花卉栽种及农业开发，建立荷兰村。2001年，欧亚农业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编号：0932，已被除牌），在同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富豪排行榜名列第2位。2002年10月4日，中国公安以其农地不合法使用、诈欺、贿赂、逃税等罪名起诉杨斌，并在11月把他正式逮捕。2003年7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杨斌监禁18年，罚款230万元；仰融是一名中国企业家，曾在西南财经大学获博士学位。参加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第一家企业(华晨汽车)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工作，后接管金杯汽车。后被证实在上市时涉嫌侵吞国有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