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瑜
　　【本文提要】“深圳飙车案”是一起典型的网络时代的突发公共事件，从事件发生、网络发酵到公众强烈质疑，都具有引爆式特征。《晶报》连发8篇社论表达对本城事务的高度关注，在设置议程时，与公众议程、官方发布的权威声音良性互动，既没有强迫读者、公众“怎样去想”，也没有淹没于网络舆论，更没被深圳交警发布的官方声音所左右，而是从多个维度对事件条分缕析，告诉受众《晶报》“在想些什么”，提供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参考。
　　【关键词】新闻评论　公共事件　深圳飙车案　
　　【中图分类号】 G212
　　2012年5月26日凌晨，一名男子酒后载3名女性驾驶红色GTR跑车撞上两辆出租车，造成其中一辆比亚迪电动出租车起火焚毁，导致该车内3人当场死亡。事发7小时后有人投案，次日，死者的亲友“眼袋兔兔”、“Akisuo”等在新浪微博上披露车祸详情，并质疑自首肇事者是顶包。此事在微博迅速传开，引发公众对警方强烈质疑。
　　这是一起典型的网络时代的突发公共事件，从事件发生，到网络发酵，到公众强烈质疑，都具有引爆式的特征。引爆式是舆论突然走向高涨的一种模式，学者刘建明认为，“有些舆论已经形成，但仅仅处于局部的众意状态，人们尚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或热情。这时如果出现外在的引发作用，就会出现舆论哗然的结果，甚至在局部社会环境中产生强烈的舆论举动”。 ①
　　“深圳飙车案”的引爆点，一是死者家属在微博上的帖子，富二代、飙车、醉驾、跑车、酒吧、美女、顶包、公权、真相、黑幕……这起事件“成功”结合了时下最吸引眼球的各种元素；二是深圳交警于5月28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侯某酒驾致3死，并展示了一系列视频、肇事者留在车内的拖鞋、肇事者的伤情鉴定等证据。同时，@深圳交警也在微博上通报，并上传了相关视频。但是，受害人家属怀疑警方提供的视频不是完整版，媒体认为指纹、DNA等关键证据缺失；微博网友发现肇事者视频头顶出现异常光圈，怀疑视频经过人为修改。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警方的公信力遭到严重质疑。
　　媒体是社会大众的“信息透镜”，也是“社会守望者”。新闻评论“因时而评，合时而著”，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作为观点信息及提供价值判断的新闻评论，在传播基本常识的同时，也承担着引导舆论、促进公共管理水平提升的功能。尤其是事发地媒体的评论，更是承担澄清事实真相、为公众驱云拨雾的使命。否则，要是评论的“靶子”都是外地的新闻事件，却对本地的热点焦点问题失声无语，未免有无的放矢隔靴搔痒之嫌，弱化了评论的本质属性和现实意义。应该说，从事件发生之初起，深圳媒体的新闻评论就介入其中，《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晚报》分别在言论版就此发表评论，而介入力度最大的是《晶报》，该报从29日到31日三天之内，在社论版连续发表了7篇社论。
　　“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读者怎样去想，却可以告诉读者想些什么”。 ②这是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1963年对议程设置提出的独到表述。《晶报》社论在设置议程时，与公众议程、官方发布的权威声音良性互动，既没有强迫读者、公众“怎样去想”，也没有淹没于网络舆论，更不是一味地被深圳交警发布的官方声音所左右，而是从多个维度对事件条分缕析，告诉读者《晶报》“在想些什么”，为受众提供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参考。
　　28日，深圳交警为飙车案召开第一次事故通报会，介绍此案的相关情况，就有关死者家属及网络舆论的“顶包说”，给出“肇事司机没有顶包”的明确结论。但这次新闻发布会后，传言、猜测仍然满天飞，网友们将自己的见闻、推测、分析等在网络上分享、交流，每有新证据和新进展出现，都会引来众人围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5·26”车祸属醉驾飙车，致三人殒命，性质恶劣，且红色豪华跑车极易引发公众对于有关特权和金钱的想象；而近年来发生的诸如“杭州70码”事件等风波，则为这种猜测注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对此，《晶报》于29日发表社论《飙车案疑云未散，公民围观有助真相呈现》，一方面肯定警方结论有一定的证据支撑，另一方面对案件的疑点进行分析，提醒警方在提供的视频中存在证据链条的缺失。同时强调，“公众围观这起飙车案的进展情况，也是积极行使公民参与权的体现。参与围观者，或是因为好奇，或是因为对权钱勾结的憎恶，但不管怎样，都是出于探求真相的善意，在此过程中所展现的公民意识也极为可贵”。社论肯定了公民围观的价值所在，呼吁既要尊重警方的专业判断，又要呵护公民对公共事件的关注热情。
　　社论的立场得到了深圳交警部门的认同。针对网络、报刊、电视等媒体此起彼伏的质疑声浪，深圳交警部门29日召开此案的第二次事故通报会，公布跑车肇事案10项新证据。此时，真相一步一步浮出水面，但事件发展及网络舆论聚焦在三个方面：一、对警方的结论仍然存在疑虑；二、对飙车的管理问题表示忧虑；三、出事车辆是比亚迪生产的电动出租车，比亚迪是位于深圳的企业，其产品的安全性能也引起公众担心。
　　30日，《晶报》社论版用整版篇幅发表三篇社论，主社论是《我们关注“5·26”车祸，因为深圳是我们的家》，肯定深圳交警为一次车祸连开数场事故通报会的做法，认为“正视并勇于回应公众质疑，是警方职责所在，也展示了其自信和坦诚。而公众对真相的孜孜以求，更体现了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对城市的热爱”。社论将事件与深圳形象、深圳人的家园感联系在一起，鼓励公众继续追寻真相。
　　第二篇社论《飙车“飙”的是什么》，批评了一些人将“飙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飙车“飙”的是特权，是建立在金钱、身份之上的心理优越感，是对自己以及他人生命的漠视，更提出，“相对于各种雷厉风行的查处醉驾行动，因飙车而被查处并治罪的似乎寥寥无几。正是这种有意无意的放纵，造成了飙车猛于虎的惨烈现实”。
　　第三篇社论《比亚迪回应社会关切是责任也是契机》，提醒“躺着中枪”的比亚迪主动回应公众的关切，认为“企业回应社会疑问则是体现企业诚信和尊重市场、尊重消费者的必要之举”。
　　这三篇社论层次清晰，立体感强，呼应各方声音，在舆论喧嚷之际，发出理性声音，既不媚“官声”，也不迁就“网声”，而是坚定支持还原真相，促使公权行使更公开透明。
　　30日中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微博宣布介入事故侦查；17:00，深圳交警召开第三次事故通报会，公布DNA鉴定结果，显示车上物品和血迹均与肇事司机侯某STR分型一致，可确定不存在顶包。同时，“深圳交警”微博发布视频，对视频中肇事者头顶出现的光圈进行释疑。可以说，警方提供的证据更加充分。但事件继续发酵，包括央视、新华社等在内的众多权威媒体都对此事予以了跟踪报道。对此，《晶报》在31日继续以前一天的规模，在社论版上再发三篇社论。
　　头条社论《深圳正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考》，肯定信息发布和传递畅通无阻，不同的看法和观点都得以原生态呈现，民间信息同官方信息相互竞争、相互印证。社论在结尾处强调，“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考，每个深圳人都在填写自己的答卷，待到‘5·26’车祸最终盖棺论定之时，当我们再细细端详答卷上的每一处笔迹，或许会有别样的收获”。
　　第二篇社论是《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致敬》，一家媒体以社论的方式向当地检察院致敬，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仔细看过社论，你就会觉得这不是向公权折腰，当地检察院也当得起媒体的致敬。社论肯定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查明案件事实，合理排除全部疑点，并对案件准确定性”的表态，强调“检察监督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兜底的意义”。
　　第三篇社论还是关于比亚迪的问题，在《比亚迪还可以做些什么》中，再一次敦促比亚迪，“如果事故暴露出某些技术和质量漏洞，现在正是弥补的时机”。社论在字里行间对这家深圳市重点保护的企业给予重点的提醒。
　　一家媒体在三天之内对同一事件发表7篇社论，幅度、力度以及介入的深度，既说明事件的重要性，更表明媒体对本城事务的高度关注。此后，网络虽然呈现零星的质疑声音，但深圳交警部门又补充召开了两场新闻会，用证据链条逐一排除疑点，获信于公众，真正做到了《晶报》社论所说的“公民围观有助真相呈现”。当事件逐渐平息，该报于6月4日再发社论《为“5·26”飙车案建一块警示碑可不可以》，肯定深圳市民的提议，“用一块极具象征意义的警示碑作为情感和思考的载体”，是为飙车案“画上句号的最好方式”。
　　萨义德说：“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 ③媒体的新闻评论也是如此，要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晶报》对“深圳飙车案”总计8篇社论，既及时介入，回应网络热点，又与网络互动，促使执法部门更注重程序正义，减少程序瑕疵，更提出建立警示碑的建言，正是以评论彰显了对这个城市的热爱，以评论表达了对突发事件的深切关注，以评论守望社会、主持正义。■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本文系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时评研究”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10QNCG24)
　　
注释：
　　①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第55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②转引自李彬：《传播学引论》第142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③【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