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芳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国内涉华舆情研究论文（1998~2011年）的分析与解读，勾勒出我国涉华舆情研究的基本特征，进而通过诠释研究者如何提出研究问题、解答研究问题来辨析研究者所处的社会场景，并对其研究的预存前提、论述逻辑与结论效力进行反思。基于此，本文尝试对国际舆情研究的未来走向提出设想。
　　【关键词】涉华舆情研究　国际新闻生产　文本解读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方法
　　经济全球化裹挟着信息全球化使得中国所处的国际传播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麦克卢汉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地球村”景象业已出现。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认为，互联网应该被看作第一个全球传播体系的实例，而这一体系正在取代因“铁路和电报的出现”而出现、因“电视网”而得到完善的“国家传播体系”。①这意味着在全球传播时代，即使是国内事件亦很可能突破国家传播的“疆域”而被国际社会关注，进而产生国际影响。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将当代社会称为“强光四射社会”，说明了凡是地球上的重大事情，均在众目睽睽之下。②
　　变化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已经身处不断拓展的全球传播体系之中，还在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身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与世界各国日趋频繁的交流，使得中国迫切需要尽快在国际社会中以崭新的形象出现，③能更为有效地向世界说明中国。④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国际传播力为何被当代学者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被看作是国家力量的一部分。⑤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更多的是许给自己的一个美好未来。很多时候，横亘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是诸多亟待跨越的交流的“沟堑”。如何实施国际传播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更为友善的舆论空间，已然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而国际舆论如何评价中国就成为回答这一问题的必要前提。近几年来，学界出现了颇多涉华国际舆情研究，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及某些涉华事件的观点或态度。
　　本文欲通过对近年来中国国内涉华国际舆情研究论文的研读，⑥描绘该类研究的基本特征，阐释研究的逻辑路径和理论脉络。研究的样本来自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系统搜索结果的基础上，经过人工筛选，得到有效样本190篇。先运用内容分析，通过几个简单的指标⑦勾勒涉华舆情研究的概况，然后通过文本解读探究该类研究深层的观念与理路，以辨析研究者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场景下发现并解答研究问题的，反思其研究的预设前提、论述逻辑与结论效力，最终尝试对未来的国际舆情研究提出某些设想。
　　
二、我国涉华舆情研究存在的问题
　　所有的研究均以提出问题为启动，以回答问题而暂告一段落⑧。对于涉华舆情研究的解读就从研究者如何提出研究问题、解答研究问题入手，来诠释与反思研究者的学术实践。
　　第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国际传播本身的实用性很明确，每个国家在实施国际传播之时都是为了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⑨对中国而言，如何在与世界各国日益深入和广泛的交往中，跨越意识形态的“藩篱”，兑现并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是当代中国国际传播研究面临的问题。国内的涉华舆情研究通过开展对国际社会如何评价中国的研究，试图解答的也是上述问题。虽然涉华舆情研究的立足点很明确，但是研究者发现研究问题的机制依然有待厘清：研究者在观察现实时，裁选并凸显了现实中的哪些相面，以此界定了研究问题。通过对这一机制的探究，一方面，研究者对于研究问题的认知和构想会得以显现，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解研究者发现与解答研究问题时所处的社会场景。
　　首先，涉华舆情研究集中于对英美德三国的对华舆情。研究美国涉华舆情的论文占38%，其次是英国（21%）与德国（9%），而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很少受到关注，并且，最早的国际舆情研究也是对美国涉华舆情的研究。不仅如此，每一年对于美国涉华舆情的研究论文数量都是最多的。对于欧洲和亚洲周边国家的关注始于2002年，而非洲、大洋洲与南美洲的涉华舆情在2008年才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区域的集中不难理解，随着中国国际交往的愈加深入，维护国家利益的迫切性也就愈加显著。那些越是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关联密切的国家与地区，就越易引发研究者的关注，比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同样，伴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程度的提高和范围的拓展，研究者的视野也渐趋开阔，非洲、南美的涉华舆情研究也随之出现。
　　其次，研究者关注重大事件或突发性事件引发的国际舆情。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西藏3·14”事件、“汶川地震”；2009年的新疆“7·5事件”、2010年的“世博会”与2011年中国“国家形象片”的播放是研究热点。研究者之所以选择这些事件，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事件使中国得到全球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⑩于是，这些“热点时刻”往往成为研究者追踪国际舆论的重要时机。涉华舆情的研究者很具时效意识，表现出实时追踪国际舆情态势的主动性。若按研究议题的性质划分，有近四分之一的论文研究的是国际涉华政治舆情，研究者相信，各国涉华舆情究其根本受制于各国自身的国家利益，[11]此类研究中，研究者提出的研究问题多是涉华国际舆情话语中的权力角逐、国际舆情深层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国际传播中的不平等。[12]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涉华经济舆情，比如国际舆论中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人民币汇率等问题[13]也很受关注（16%的论文）。
　　再次，所谓涉华舆情多数指的就是各国媒体的涉华报道。90%的论文研究的是国际媒体的涉华报道，只有3%的研究针对公众舆情，2%的研究针对政府文件，还有1%的研究对象是书籍。在对于媒体文本的研究中，报纸是最受关注的研究对象（41%），网络的崛起也引发了研究者的关注（16%），其次是对期刊的研究（12%）。对于在西方颇具舆论影响力的电视网，研究者并不多，对通讯社的研究则更少。而且，对报纸舆情的研究也最早，始于1998年；对互联网上的国际舆情研究也开始得较早（2000年），而对电视、通讯社、手机的研究则刚刚开始（2008年）。
　　第二，研究受制于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
　　涉华舆情研究在提出研究问题时，存在着明显特征：英美等国得到极大关注，绝大多数的研究是对媒体报道文本的研究。该如何阐释这些特征？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重心更多的是放在如何加强外宣工作上。研究者试图从改革新闻管理体制、改变传播观念、改善新闻实务技巧等方面入手，提高中国的对外传播效果。然而，研究者身处的现实场景却是国际交流的不平等、悬殊和不均衡，尤其是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流而言。[14]全世界重要的国际新闻80%以上是由发达国家有限的几个大通讯社提供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闻大多是转载他们的节目。虽然中国的对外宣传在局部和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进展，在西方的声音有所增强，但影响力仍十分有限。[15]研究者逐渐意识到目前世界信息传播的不平等给中国国际传播的效果带来的限制，这可能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国际传播还是需要经过各国媒体的报道作为中介到达国际受众。[16]由此看来，也就可以理解目前诸多涉华舆情研究为何关注国际媒体如何报道中国，特别是英法美这样主要的新闻输出国。
　　第三，研究的预设前提、论述逻辑与结论效力
　　涉华舆情研究对媒体报道文本的倚重不仅是由于当前国际传播格局的规制，更重要的是因为研究者在研究中持有的预设前提：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具有的构筑“拟态环境”的功能。国际新闻由于报道地域广阔，受众对于报道事件与地域往往缺少直接经验，于是，媒体通过选择新闻事实，形成媒介议题，使某些事实从无数客观事实中凸显出来，构筑了“拟态环境”，影响着人们对于现实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在塑造受众的认知与态度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17]由这样的预设前提出发，也就不难理解“议程设置”的论述逻辑会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涉华舆情研究的话语表述中。[18]
　　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被定义为新闻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的“镜像”关系。[19]多年来，美国学界对于媒介“议程设置”效果假说一直在进行反思，许多学者认为由于缺乏对于“议程设置”效果发生机制的探求和描绘，这一媒介效果假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20]因为媒体“议程设置”作用的研究一直囿于媒体如何影响公众，特别是依赖于媒体报道的“镜像”效果，聚焦于媒体如何为事件排序，却较少关注受众如何为事件排序的过程。而简单的“镜像”对应关系是无法反映议程设置过程的。[21]实际上议程不是简单地被媒体设置的，而是由多方行为体共同“建构”的，这其中包括政策制定者、媒介、专家、公众等。遗憾的是，“议程设置”往往被看作是一种铁律而不是微妙的、有前提条件的效果。[22]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论及美国新闻史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时，曾对研究者持有的“媒介中心论”提出批评。他强调，新闻业固然重要，然而，相对于人类事务中的其他因素而言新闻业的重要性应该是要被证实的，而非事先假定的。人们太容易遗忘这一点，于是研究的前提变成了研究的结论。[23]国内的涉华舆情研究存在着同样问题，研究者往往将媒介对舆论的影响力视为不需证实的重要前提，对特定时间、空间内，媒介对特定事件的“议程设置”效果发生机制缺乏足够的验证与分析，最终导致研究结论流于表面化，阐释力不足。虽然近四年来涉华舆情研究的数量在持续增加，但是研究的进展更多的体现在研究事件、研究地域的拓展上，而未能对特定事件下的国际舆情的生成机制提供新的见解。因为研究中缺乏对于复杂的舆情生成机制的结构与流程的了解与把握，所以研究结论中就难以评估各国媒体涉华报道对于各国舆论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目前大多数舆情研究不得不始于描述而止于描述的重要原因。而这，也显示出涉华舆情研究这一刚刚兴起的研究领域正面临着理论提升的困境。因为舆情的生成是极其复杂的过程，牵涉到各种行为体，不仅包括媒体，还有公众、决策者等。即使是目前，中国的对外传播大都需要经过各国媒体的中介到达受众，但是如若只是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各国媒体的报道文本，而缺乏对该国舆情生成机制的研究作为坚实支撑，国际舆情研究则会长期停留于重复性的个案研究，难以深入和持久。
　　
三、涉华舆情研究的未来走向
　　涉华舆情研究者通过努力，已为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有效积累，如何提升研究的理论化程度是未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学者的研究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结构的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国际舆情研究不存在深入拓展的空间。不可否认，即刻掌握国际舆情的生产机制存在诸多困难，比如目前在国外直接实施受众调查的难度，再比如现有国际舆情研究资源的限制使得研究者难以接触到电视、通讯社的报道、政府文件等等。深化国际舆情研究不仅有赖于研究者提高研究水准，更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协同努力。然而，仅就研究者自身而言，即使是在目前不得不主要研究媒体报道文本的阶段，依然存在有助于将研究深入下去的某些路径。
　　首先，遵循话语建构的理论逻辑，深化文本解读。由社会建构主义的进路看来，社会现实是人们社会实践行动的场域和结果。经由社会系统中的符号，人们通过社会行动和互动建构了社会现实。伴随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媒体成为人类公共生活中定义情景的主要手段。因此，即使是将新闻报道文本作为舆情研究的核心内容，也不应把文本作为一个孤立的系统来考察，而是应将分析“是什么行动者在什么场景下形成的话语”纳入研究视野中，即要实现在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场景中考察文本，[24]比如盖姆森（William Gamson）对美国社会的重要公共议题之一——有关核能看法内涵演变的研究。[25]
　　其次，深化国际舆情研究的另一重要方法是开展国际新闻生产研究。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者们开始从媒介的意识形态角色、制度规范、组织运作、专业文化、社会关系和新闻从业人员的日常活动等方面，具体考察新闻制作的过程。这些研究被舒德森冠以“新闻生产的社会学”， [26]舒德森提出考察媒体的新闻生产通常有三种视角可以切入：政治经济学取向、媒介的社会组织分析取向与文化研究的取向。
　　政治经济学取向，是将新闻生产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联系起来，尤其是与作为媒介经济基础的所有制联系起来。常追问的问题是：媒体所有制形式会影响媒介的新闻生产吗？如果有影响，是什么样的影响？有制的变化，比如媒介集中、私有化浪潮对于新闻内容的影响是什么？媒介的社会组织分析取向，主要是侧重分析新闻媒介组织内部的结构和政策、新闻专业的规范、新闻生产过程的各种常规行为框架以及社会关系对记者工作的牵制。比如，如何看待“作为策略性仪式”的客观性原则？组织内部的记者、编辑之间的关系如何？新闻工作有哪些日常流程？文化研究的取向，是将记者工作与更广泛的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相联系，注重新闻作为叙述形式(narrative form)所包含的价值观念。[27]比如，媒介如何报道某类事件或再现某种社会群体？各国媒体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媒体一方面是对社会舆论走向有重要影响力的专业组织，同时又是影响社会舆论的多方行为体协商角力的舞台，媒体报道展现的是话语的争斗。因此，新闻事件虽经由媒体生产，但它却是合作的产品，是媒体、政治利益相关方和精英层面之间的互动，事件文化的产生涉及多个环节：文化资源、发起者(经常是组织或机构)的行动和媒介实践。[28]将研究媒体文本与新闻生产过程结合起来，将会使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得以凸显，进而通过“系统地展示（重构）‘群体的偏见和建构的修辞’使得‘深层的新闻和新闻的深层’得以更加清晰地显现”， [29]最终拼成的是一幅立体动态的涉华国际舆情的“图景”，而不仅仅是局部反映了中国国家形象或是涉华国际舆论的镜像“碎片”。
　　几位香港学者对1997年“香港回归”这一全球性媒介事件进行研究时，在分析各国媒体报道文本的同时，又对各国媒体记者实施了访谈，描绘了各国媒体的职业理念和新闻生产惯例，最终展示出的是“话语争斗”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文化形态[30]。而我们在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期间都未能展开类似的对国际新闻生产机制的考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媒体中国声音”〈项目编号07CXW008〉、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子课题“软实力与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同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创新团队资助。）
　　
注释：
　　①Carey,J.W.(1998).The Internet and The End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 Uncertain Predications of an Uncertain Future.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5:28-34.
　　②黄旦、严风华、倪娜：《全世界在观看——从传播学角度看“非典”报道》，《新闻记者》2003年第6期
　　③丁柏铨：《“入世”后对外新闻传播障碍分析》，《新闻知识》2004年第4期
　　④[15]赵启正：《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世界知识》2004年第5期
　　⑤可参见王庚年：《国际传播探索与构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万君宝：《论软实力的基本理论模型与中国软实力的最新发展态势——基于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蒋英州：《政治文化与国家软实力的内在关联：历史与现实的审视》，《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刘斌：《对北京奥运会民族文化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评估》，《新闻界》2010年第5期
　　⑥检索时间分别为2010年6月与2012年3月,论文发表时间限定为“1911年1979～2011”。检索方法为在“篇名”中检索相关关键词（比如“涉华”或者“国际舆情”、“国家形象”以及某些特定事件，如“国庆阅兵”、“奥运”、“世博”等），数据库收录的符合要求的论文最早发表于1998年。
　　⑦测量指标包括发表年份、涉及国家或地区、舆情载体、媒体类型和涉及事件，编码员交互信度为0.904。
　　⑧潘忠党：《反思、思维的独立和研究真问题》，《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⑨郭可:《当代对外传播》第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费郁红、刘红霞:《北京奥运报道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8卷第6期
　　[11]程曼丽：《美、俄、日、德主要报纸涉华报道分析》，《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4期；赵嘉莹、李力：《境外媒体涉华报道分析》，《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7期
　　[12]参见宋豫：《将观点隐藏在新闻中——从〈时代〉2003年涉华报道看意识形态在传媒中的表现》,《中国记者》2004年第3期；庄曦、方晓红：《全球传播场域中的认同壁垒——从〈纽约时报〉西藏“3·14”报道透视西方媒体“他者化”新闻框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3期；黄卫星、丁宁：《试析中美主流媒体的国家利益观差异——以〈纽约时报〉和〈光明日报〉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报道个性为案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5期
　　[13]王珏：《“中国经济威胁论”及其国家形象悖论》，《国际观察》2007年第3期;黄敏：《货币战争中的中国形象——〈纽约时报〉有关人民币汇率议题报道的框架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6期
　　[14]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二编译室编：《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交流与社会·现状和展望》第47~48页，北京1981年
　　[16]佀庆谭：《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媒体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西安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程曼丽：《美、俄、日、德主要报纸涉华报道分析》，《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4期；张咏华,殷玉倩：《框架建构理论透视下的国外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以英国〈卫报〉2005年关于中国的报道为分析样本》，《新闻记者》2006年第8期.
　　[17]张咏华、宁曙光：《2005年上半年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
　　[18]刘金星、朱凯、方明：《涉华报道议程设置的掌控者——以〈纽约时报网〉和〈读卖新闻网〉为例》，《东南传播》2006年第9期；董小玉、秦红雨：《中国议程的世界影响力——以国家形象塑造为例》，《当代传播》2010年第5期；姚君喜：《政府议程、媒介议程与国家形象——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总理记者会的解读和分析》，《当代传播》2010年第3期。
　　[19] [21]Erbring,L.Goldenberg,E.N.&Miller,A.H.(1980).Front-pagenewsandreal-world
cues: A new look at a genda-setting by the media.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4,16-49.
　　[20]Funk houser,G.R.(1973).The issues of the sixties:Anexploratory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PublicOpinionQuarterly,37(1),62-75；Funkhouser,G.R.(1973).Trends in media coverage of the issues of the sixties.Journalism Quarterly,50,533-538.
　　[22]Kosicki,G.M.(1993).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in a genda-setting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3(2),100-127.
　　[23]Schudson,M.(l997).Towarda Trouble shooting Manual for Journalism History.Journalism and MassCommunication Quarterly,74,463-476.
　　[24]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年第1期
　　[25]Gamson，W.A.&ModiglianiA.(1989).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Opinion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5(1):1-37.
　　[26]Schudson,M.(2000).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Again).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2000 Edition,Arno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75－199.
　　[27]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28]Lang,G.E.&Lang,K.(1981).Watergate:Anexploration of the agenda-building process.InG.C.Wilhoit&H.deBock(Eds.),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YearbookVol.2(pp.447-468).BeverlyHills,CA:Sage；Gamson,W.A.(1988).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Symbolic Interaction,11,161-174.
　　[29]Jansen,S.C.（1981）.Reviewed Work(s):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Theory and Society,10(1):143-148.
　　[30]Lee,Chin-Chuan,Chan,Joseph,Pan,Zhong dang,&So,Clement(2002).Global Media Spectacle:news war over HongKong. 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