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宏
　　前不久，一则数据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3月23日，一位患者闯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凶，造成医务人员一死三伤的血案。随即，腾讯网在转载的该新闻后面展开了网络调查——“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设定了“高兴”、“愤怒”、“难过”、“同情”等几个选项。据称，在投票的6161位网民中，选择“高兴”的人数为4018，占到总数的65%。该数据经一些媒体报道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且不论社会反响如何，从新闻生产角度看，这条新闻属于媒体越来越常用的精确新闻报道形式——一种将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新闻实践的报道。①这些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田野调查等等。
　　之所以被称为“精确新闻报道”，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严格的程序和严谨的规范，从而能够获得区别于记者个体采访的精确数据，是经得起证实或证伪的“硬数据”。而腾讯网的这个调查，无论在问卷设计还是样本选择等，显然是缺乏科学性的。其最终的结论却因为有了貌似精确的数据，经过报道，更误导了受众。
　　今天，精确新闻报道在媒体上越来越常见，问卷调查越来越频繁，网络调查方式越来越普及。笔者以“问卷调查”为关键词在“慧科新闻”数据库中进行搜索，从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9月1日，刊登的问卷调查类报道总量超过1000篇，涉及媒体超过300家。刊出量居前8位的媒体，既有通讯社，也有都市报、党报和行业报。在这里，笔者对7家有代表性的报纸在上述时间段刊出的364篇精确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为基础，②并配合对相关媒体人员的调研、访谈，对当前我国报纸精确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做一剖析。
　　　　
精确新闻生产流程的解析
　　本文将从三个重要环节——精确新闻报道的选题策划、调查实施、报道发布——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与归纳。
　　1.选题策划的方向控制
　　选题是新闻生产的第一步，是媒体生产的研发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笔者调研发现，精确新闻报道中，媒体自我采集（含合作调查）的稿件与完全依靠外来数据的稿件大致为四六开，这说明媒体精确新闻生产的能力仍然偏弱。
　　一般来说，我国精确报道的选题通常由编辑部设定。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国内只有极少数媒体，如《中国青年报》《东方早报》等，编辑部门设置专门的精确报道机构或指定专门人员。绝大多数媒体的精确报道仍然由各条线记者或是深度报道记者完成，即便《瞭望东方周刊》这样长期做精确报道的媒体，在编辑部内也未设置专门人员。专门机构与人员配置的匮乏，导致了精确新闻生产能力的不足，这也是大量的精确新闻选题并非来自媒体策划，而是由其他社会组织供稿的原因。
　　进一步研究以媒体为主实施开展的问卷调查，也发现有不少选题其实是由非编辑部门主导的，如近些年许多媒体热衷的各类“排行榜”发布活动。以某杂志“幸福城市”排行榜调查为例，这项名为城市幸福感的调查最初由编辑部负责，后来发现其“市场潜力”便改为“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选活动”，主导权则让位给该杂志社市场部。而市场部又以媒体身份联合了多家社会组织，成立了专门的推选委员会，而编辑部只负责文本的合成。从部门定位看，市场部或者品牌部都属于媒体经营部门，以市场拓展和利润赚取作为目标。显而易见，该项调查在新闻生产的动机上有着强烈的经济诉求，这与编辑部的诉求有着本质区别。当然，并不是说精确新闻报道与媒体经济诉求毫无关联，诚如《东方早报》“东方民意项目报告”所言，精确报道可以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具有公信力的内容产品，赢取市场注意力，打响品牌，并以此赢利。但必须指出的是，编辑部的内容开发不可以直接与经营挂钩，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这是保证媒体品质、树立公信力的关键。
　　在编辑部内部产生的精确新闻报道选题方面，与其他报道在选题策划的环节上并无太多差异：由记者或编辑提出，采编内部人员集中讨论，然后报给领导审批。也有记者自己决定的情况。有受访媒体认为，在选题方面有着较大的权限，界限就是控制在“政策许可的范围”。但究竟“政策许可范围”的边界在哪里，很难说清。如某党报记者坦言，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既要符合党和国家政策、各项法律法规，又要遵循各项宣传指令。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职业敏感，这是因为不少报道的界限“缺乏明文规定”。
　　《宁波日报》一位编辑系统地总结了党报审稿的流程与敏感领域，“按原则要求，党报审稿程序以及取舍标准是，除新华社定稿以外，所有稿件都必须经过被采访部门或具有审稿权限的相关负责人审核。稿件所提的范围不一样，审稿权限也不一样。一般来说，由记者发给采访部门主任审核稿件，该流程融入编辑流程。然后进入编辑部程序，编辑进行第二次把关，由编辑部主任在编排程序决定；夜班总编最后敲定。由于无法对所有稿件都进行审查，夜班总编只能利用其职业敏感对重点版面和稿件进行审读，包括评论、社会新闻、头版稿件三大块，这也是党报稿件容易出问题的雷区。对于敏感稿件的处理有三种方式：撤销、缓发、修改。”③类似情况，在许多都市报同样存在。
　　对于精确新闻报道而言，上述制约因素也影响了报道选题的确定。在364篇稿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社会生活类选题，占51%；其次是经济类选题，占20.3%。涉及时政的只有30多篇，不足10%。其直接原因，是严密的把关及自我审查机制过滤了时政方面的很多选题。但对比国外媒体精确报道，时政新闻恰恰是最为重要的选题领域。据《读卖新闻》调查部主任介绍，其民调包括：①每月进行的电话调查，主要是关于内阁支持率、党派支持率，关于当今政治动向等的国民意识调查；②面对面访谈调查，每年实施数次。针对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各种题目，实施多方面的问题调查；③国际调查，美国、中国、韩国共同实施民众意识调查。比如英国BBC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实施的国际舆论调查中，《读卖新闻》舆论调查部负责实施关于日本部分的调查。④
　　2．调查实施的技术壁垒
　　如前所述，精确新闻报道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科学式的信息采集方式。理论上说，通过严谨规范的科学流程采集到的数据具有系统、全面、准确的特征，从而区别于基于个体的、经验式的采集方法。
　　如前所述，拥有独立调查机构或人员的媒体自采稿件明显较多。相反，没有专职机构或人员的媒体则更多依赖外部稿件的提供，党报尤其如此。通常的解决方法是广泛寻求外部合作，与专门调查机构、科研教育机构、各类网站等建立正式或松散的联系，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媒体精确新闻生产的压力。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合作在精确新闻生产的意识上有明显区分。如某党报编辑所言，该报的不少所谓精确报道是无意识选择的结果，因为一些经济新闻需用数字说话，所以选择了某些机构的调查数据⑤。而有着较长精确报道历史的《中国青年报》，则倾向于有意识地拓宽生产渠道，寻求合作是其重要形式之一。在南方报业，一些相信“用数字说话”的记者也是精确新闻报道的积极倡导者。《北京青年报》的案例似乎从反面论证了这一判断，2001年一位精于调查的编辑走后，其“公众调查”版面随即停止。这说明两点：其一，有着强烈精确生产意识的新闻从业者对于实践有着充分的影响力；其二，精确报道的实施需要专业技术能力。
　　一项严谨的问卷调查包括诸多技术环节，最重要的是问卷设计、抽样方法与样本选择，在这些方面，我国媒体尚处于“初级阶段”。例如，由媒体或记者自行设计的问卷，通常只考虑新闻价值，而不是科学标准，即对某一选题做理论和逻辑方面的推演。因此，其问题的设计零散随意，缺乏系统性、逻辑关系或严谨结构。而且，在调查前进行问卷评估的做法几乎没有。
　　大多数调查采用便利抽样方式，也就是记者随意抽取样本，比如常见的在街头拦截几位行人采访，常常也被冠以调查报道之名。这种非概率抽样方法在推断力方面很成问题，但是，实践中经常依据此类数据来推断总体特征。很难看到媒体在样本设计方面的科学追求，网络调查、街头随机采访广泛使用，自然也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样本结构是否反映总体？有效样本量如何？是否存在大量的自愿样本？在笔者的访谈中，关于以上问题，受访者或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
　　导致技术方面薄弱的原因有多种，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从业人员普遍缺乏方法训练。在受访群体中，大多数人员的专业背景为中文或新闻，从未系统接受社会调查技术的培训，只是靠着自己摸索，边学边干。有学者如此评价，精确新闻报道与实证研究方法关系密切，这是一种“有着严谨流程和操作规范”的学术训练，需要在实践中才能形成良好的方法直觉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接受笔者调研时也表示，大多数人（新闻从业者）还是习惯于传统采访方法，简单易行，对于繁复的调查技术有些望而生畏。即便是实施调查，也必然会出现各种缺陷⑦。二是媒体本身的重视程度。精确报道在我国出现时间不长，从社会范围看，民调市场发育也很不完善，与西方国家悠久的民调传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客观上都导致了媒体在精确报道方面重视不够，无论是在资源配置还是操作频率方面，都与传统采集手段相去甚远。同时，绝大多数日报都视新闻时效性为命脉，而这正是耗时费力的精确报道的短板。不少记者反映，一些调查或因为版面不够或时效性不够而被搁置，或因为时间的限制也只能匆匆完成。三是精确报道成本较高。由于面向大量而广泛的受众实施问卷调查，因此费用较高。《北京青年报》1994年末开设“公共调查”栏目，持续到2000年。五年左右的时间，每年的预算近100万元，主要是用来支付访员费用、给被调查者的小礼品等。而大量的媒体缺乏专项资金，记者只能尽量使用免费资源。目前，网络调查是传统媒体开展新闻问卷调查最重要的方式。有些媒体与门户网站建立合作，或者利用网络社区实施调查等，虽然简便、节省成本，却牺牲了调查的信度和效度。
　　3.文本产制的价值取向
　　调查完成之后，便是文本的创作与发布环节。该环节由编辑记者主导，集中地反映了新闻生产者在材料取舍与谋篇布局中的价值取向。一系列要素——新闻体裁、数据选择、分析与解释、标题与导语写作、版面安排、时机选择、推广方式等——实际上都是媒体与记者进行把关的过程。仔细考察每一个因素，就能发现潜藏在背后的立场与原因。
　　以新闻体裁为例，笔者统计的文本中单篇报道占有四成左右，这些报道基本上将分析与解释融在一起。媒体对自己实施的调查倾向于自己解释，而对外稿自己进行解释的比例较低，这说明记者还是对解释持谨慎态度。在笔者统计的364篇文本中，单纯描述数据与事实的报道有117篇，约占三分之一，多数为短新闻；将事实描述与解释分开的有15篇，约占4%。不少受访者表示，对于数据的客观描述与主观解释未必需要分开，因此在写作时经常采取习惯做法，将事实、观点和背景材料融在一起。但是问题在于，如何保证解释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呢？
　　显然，在学术研究与新闻报道之间有一道鸿沟，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学术研究强调科学性、规范性，强调系统性和因果关联，强调证据的有效性、结论的可靠性与预测性；而新闻则基于个体的经验和观察，依据常识和职业直觉来选择组合材料，关注受众的需求与兴趣点，如果缺乏新闻专业操作规范，主观与客观的界限往往会被混淆。事实上，我国的新闻媒体在操作规范方面的现状是颇为含混的，有一些报纸或许有某些规范，但总体上还处在学习模仿的阶段。
　　对于精确报道而言，记者的专业性首先体现在数据的准确性上，无论是采集数据还是处理数据。如果调查实施的技术规范决定了数据采集的精确程度，那么如何选择和发布这些数据，则体现记者的新闻专业程度。事实上，总体情形令人担忧。且不论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即便有数据的问题，有时也会被删去。例如一段时间在广东闹得沸沸扬扬的番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事件，从2011年6月23日至26日，《南方都市报》共发了5篇报道，不仅公布了一些数据，而且包括当地民意调查的结果。同期的《南方日报》6月28日在“佛山观察”发布了一篇报道，只选择了其中两三个数据发布。这其中不难看出，党报与都市报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版面安排，反映了媒体对新闻报道重要性的判断。通常，头版与要闻版要比一般的新闻版更加强势，而新闻版则比非新闻版更加重要。从精确报道的版面分布看，有大量稿件在非新闻版刊出，这是因为很多精确报道新闻性、时效性都不强，如一些生活消费类调查。新闻版中上头版的精确报道极少，大量稿件分布各个版面，少数媒体有专门版面用于刊登精确报道，这与媒体的部门设置（如条线）高度相关。就头版情况来说，可能的原因在于头版本身是稀缺资源，党报用于集纳荟萃党政要闻、各地要闻，强调指导性原则。对于头版编辑来说，自主空间很小。都市报则作为重要新闻的“展示橱窗”，极少有版面留给其他新闻。同时，精确报道所关注的话题多为社会生活类，即便是时政话题，似乎也很难达到头版的重要标准。杂志略有不同，封面作为其最重要的版面资源，媒体有着较大的自主空间。比如《瞭望东方周刊》的封面导读就常常出现精确新闻报道，这是因为“这些调查都是花了人力物力的大型报道，只有封面报道才能匹配”。显然，版面分布状况反映了我国精确报道的地位：在媒体的内容生产中处于边缘位置，似可有可无。《东方早报》与《北京青年报》精确报道的演变也提供了注解：从开始时的高调出现到逐渐淡出，人员减少、经费取消，大型调查逐渐向快速调查转变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精确报道的命运。
　　从文本叙述中可以直接观察到媒体的报道倾向，是以正面报道或负面报道为主，还是保持中立持平？是具备统一的报道风格，还是纷然杂陈、无规律可循？关于调查实施本身，是否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这些问题都反映出精确报道的专业水准。总体上看，形成报道风格的媒体极少，《中国青年报》勉强算一家，“青年调查”专版中的精确报道大多采用“小故事、个案+调查数据+背景材料+专家采访”的方式，具有解释性报道的诸多特征。多数媒体的报道毫无章法，无规律可循。在倾向性方面，一个普遍现象是：通过单个数据的选择或明确的结论来反映立场，这在导语与标题中尤为明显。多数受访者认为，标题和导语本身就有提示重点的作用，而对数据进行全面的描述似乎没有必要。然而，精确报道的优势之一就是反映大量受众的各方观点，如果缺乏客观系统的总体数据，很难称得上精确。在此，一位党报编辑的话意味深长：你们要的是精确报道，但我们搞的是模糊报道。有受访者坦言，政治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很多时候不知道那条界限在哪里，结果就是追求模糊或干脆不报了。
　　　　
结语　
　　精确新闻报道与媒体的其他内容产品一样，受到纵横两个维度的因素影响。如果将政治、经济、技术视为纵轴，代表着基础性的社会力量，那么，横轴就是与精确报道相关的主体（记者、编辑、发行人员、采访对象、受众、调查公司等），这些主体以特定的方式结合而成，有着各自的认知和诉求。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精确报道实践。
　　政治经济因素对报纸的影响显而易见。党报对精确新闻报道有意无意的忽视，不仅体现在报道数量、主题等各个方面，资源投入极少、调查意识淡薄，甚至在接受笔者访谈的要求时，或直接拒绝，或避重就轻。都市报在数量、资源配置、调查意识等方面略胜一筹，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带着浓厚的商业气息。这些差别，或许可以理解为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张力在不同报纸之间的体现。
　　与政治经济并存的另一个影响因素就是技术，在本文中不仅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应用如网络、计算机和通信技术，而且涵盖社会调查方法的专业技术。在迈耶看来，前者为精确报道的普及和复兴创造了条件，后者则使精确报道更为科学可靠。就我国的现实看，喜忧参半：新技术的使用降低了调查费用，提高了调查效率；但是，调查技术对很多媒体来说依旧是个壁垒。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术的训练，新技术提供的种种便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偷工减料”的手段。对精确报道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角色错位。如本文开头提到的腾讯网的调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与“精确报道”并不相关：问题设置的随意性、调查对象的模糊性、自愿样本的情况、不具推断效力的臆测，等等，都导致了不精确的数据在传播中走了样，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
　　媒体要从事精确新闻报道，获得真正精确的数据，应该首先确保调查设计与实施遵循科学的流程，其次才是便利与效率的问题。仅此还不够，只有将准确的数据加以准确的报道，才能形成精确报道。这应该是所有负责任的媒体时时刻刻需要铭记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 MEYER P.Precision Journalism: A Reporter’s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 Methods.4th ed.Rowman & Littlefilid,2002：Ⅷ.
②本文进行内容分析的7家报纸分别为《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解放日报》《东方早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它们都是精确新闻报道刊登较多的报纸，也是京沪穗三地有影响力的党报和都市报
③对《宁波日报》编辑的访谈，2011年12月29日
④对《读卖新闻》调查部主任的访谈
⑤对《解放日报》编辑的访谈，2011年12月10日
⑥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廖圣清副教授的访谈，2011年12月30日
⑦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一曼的访谈，2012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