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
　　【本文提要】主流媒体传播的主导价值观与民众实践的主流价值观的脱节，是目前重建价值观的根本困境。“中国网事”年度网络人物评选，初步实现了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融合。主流媒体应该尝试同公众建立平等的传播关系，促进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融合，并提升主流价值观的兼容性。
　　【关键词】“中国网事” 价值传播 主流价值观 主导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206
　　　　
一、重建价值观的困境：“主导”与“主流”的脱节
　　近几年，关于在转型期中国重建价值观的呼声不绝于耳。2009年12月，《人民论坛》特别策划了题为“中国未来10年10大挑战”的大型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赫然在列。2010年底，《环球时报》刊登多篇时评，各方专家热议“主流价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学者指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的外因是“西方价值观或社会上多元价值观的挑战与冲击”，内因则是“‘主流价值’体系本身的弱化”或曰自我“边缘化”。①
　　上述观点都有部分的合理性，但均未能触及本质。所谓“主流价值”，“是针对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主导性的价值观导向”②；而“主流价值观”，则应该是一个社会大多数民众所信奉与践行的、价值取向大体一致的价值观。若以大多数民众的信奉与实践作为逻辑起点，主流价值观不存在自我“边缘化”的危机。因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的根本问题在于混淆了主流价值观与主导价值观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所谓主导价值观，“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对社会其他价值观及其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主导、引领和规范作用的价值观。”③而主流价值观，则是“社会成员价值观合力作用的结果”④。现阶段，主流媒体传播的主导价值观在现实问题面前“失明”、“失语”或“失效”，不能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为多数人带来预期的利益，也无法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因此不可能成为民众自我选择与自觉内化的结果，其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也就无法体现。因此，当下重建价值观的根本困境在于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脱节。
　　央视的“感动中国”，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守望情怀，力图提炼出代表主流价值的人物形象符号，呈现一种可供官方、精英和大众共享的主流价值观。但近几年其公众参与度与社会认同度渐呈走低态势，主要原因有三：其一，相对明显的国家主题与政治元素；其二，相对单一与封闭的价值框架；其三，人物选择与价值表达上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该栏目的困境也昭示着当下中国重建价值观的困境：主导价值观在内容和表达上都脱离生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与主体价值相脱节，或者说主流媒体不能提供与“主体”现实需要、利益诉求相一致的主流价值观。
　　一百年前，国人探讨“救亡”与“启蒙”、“革命”与“改良”；三十年前，国人争论“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这些有关主流价值的讨论，都曾站在历史进步和人民大众一边，为中国历史引领潮流。历史证明，物质的进步与文化认同同步建构，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该以什么样的主流价值宣示社会，以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唤起民众，这是今天社会的重大课题，也是主流媒体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二、“中国网事”年度网络人物评选：“主导”与“主流”的融合　　
　　由新华社发起并主办的“中国网事·感动2011”年度网络人物评选公众投票于2011年12月20日落下帷幕，该活动共吸引近千万网友参与投票，投票专题点击量超过3亿次，在网上形成“顶起心中草根英雄”的热潮。日前，多家网站发起寻找身边平凡人的感人事迹的活动，如新华网发展论坛发起“征集感动”系列活动、搜狐与《京华时报》合作发起“寻找平凡的良心”系列活动、腾讯发起“拒绝冷漠传递温暖”活动等，也在网民中引发强烈反响。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一种向善的正面的网络力量，在打通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尝试。而活动的重大影响似乎也昭示着要构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来自草根的力量不容忽视。
　　1.“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有序调动网民参与主流价值共建
　　“感动2010”、“感动2011”在命名上延续了“感动”这一价值传播的精神命脉，但随之出现的不是“中国”这个带有官方意味的空间概念，而是更具有历时性、延续性的年度时间概念。在其官网的活动说明中基本看不到“官味”：“应广大网民的要求，2011年的评选将季评和年度评选结合，在每季获奖人物的基础上，选出年度人物；评选‘起源于网，放大于网，互动于网，影响于网’的网络人物典型。”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人们常常将主流价值观的构建，寄托于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会直接导致道德表彰与道德训诫，其致命的缺陷在于道德动员与道德实践的严重脱节。“感动中国”也曾本着平民化的传播视角出发，但国家符号的如影随形使之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自下而上”的传播。就“中国网事”而言，网络构建的“公共领域”使得“自下而上”的价值传播成为可能。这种价值传播模式对于中共十七大所倡导的保障人民“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一种积极的响应，同时为价值主体理性表达与有序参与建构主流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2.“小人物”构建主流价值观：唤醒“民本”意识
　　与“感动中国”的双重脸谱相比，“中国网事”的人物选择具有更强的“民本”意识。以2011年为例，“感动中国”和“中国网事”的评选结果在获选人物上有很大差别，这反映出二者在价值认同上处于两个不同层面。
　　2011年度当选的十位“感动中国”人物分别是：中国核事业的领航人朱光亚、义务支教者胡忠谢晓君夫妇、医学泰斗吴孟超、无臂钢琴师刘伟、好书记杨善洲、烤羊肉串的慈善家阿里木、台湾志愿者张平宜、“最美妈妈”吴菊萍、善良孝女孟佩杰、两袖清风的公安部高官刘金国。而“中国网事·感动2011”当选的十位人物是：“最美妈妈”吴菊萍、“棒棒哥”郑定祥、“守墓老兵”欧兴田、“白菜爸爸”石青华、“拾道德之荒”陈贤妹、“拐杖老师”谭定才、智障救助者胡艳苹、“修桥大爷”艾尼亚特·斯拉木、“最美乡村女医生”钟晶、“犀利收碗哥”陈文原。
　　对比两份榜单，我们发现“感动中国”的朱光亚、吴孟超是学者代表，杨善洲、刘金国则是官员代表。而“中国网事·感动2011”当选的则是10位“小人物”，人物选择的平民化是这份榜单最突出的特点。其传播宗旨可简单概括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向在社会价值构建中被忽视的群体表达敬意”，因为“他们比社会精英更缺少唤起社会注意的资源”；主张到广大民众中去寻找主流价值观，发掘和肯定“小人物”在主流价值观构建中的关键作用。而该活动正面的传播效果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公众正在“将主流价值构建的期待寄予他们自身”。⑤
　　3.大众文化落实价值传播：寻找传播契合点
　　任何一种形式的价值传播要真正引领社会思潮，其价值表达与其价值内容都不能脱离群众，而应该追求大众化。阿里木既是“中国网事·感动2010”的获选人物，也是2011年度“感动中国”的获选人物。对比两个栏目给同一人物的不同颁奖词，足见其在价值表达方面的差异。
　　“中国网事·感动2010”的颁奖词是：“他用满是烤羊肉串味道的‘辛苦钱’，资助了上百名贫困生，用一颗赤诚之心，实践着‘把字写在石头上’的信念。”2011年度“感动中国”的颁奖词则是：“快乐的巴郎，在烟火缭绕的街市上，大声放歌。苦难没有冷了他的热心，声誉不能改变他的信念。一个人最朴素的恻隐，在人群中激荡起向善的涟漪”。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感动中国”通常所体现的理想境界、英雄情怀、崇高品格、悲剧意识和学术价值等高雅文化元素，在“中国网事”中被代之以平民间的相濡以沫、困境中的微笑等大众文化元素，而这些元素对于主流大众而言显然更具有亲和力，也更可能成为主流价值体系在大众文化中的传播契合点。大众文化因此成为价值传播一个最重要的渠道，“不能落实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之中的价值观，必定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可能深入人心，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⑥
　　“由于现代媒介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个文化传播的大平台，由于人们的自主意识的复苏，当今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某一种文化唱独角戏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⑦“中国网事”年度网络人物评选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感动中国”模式在价值传播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并初步实现了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融合。
　　　　
三、主流媒体价值传播的三点思考
　　传播学认为大众传媒具有“授予地位”的功能，而主流媒体在价值传播（授予地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其推介的媒介形象能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符合特定时期的文化心理，它就能对社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作为精神价值提炼的一种新维度，“中国网事”年度网络人物评选，对于主流媒体价值传播的未来可提供以下三点思考：
　　1.传播胆略：构建平等的传播关系
　　公共领域是指“一个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领域，它的基本原则是参与性的、平等的和理性的对话。”⑧而“现实的传播地位差距不可能使传、受双方完全达到像人际传播活动那样的平等关系，但在观念意识上，在情感态度上，传播者理应也能够与受众保持一种平和对等的交流状态”。⑨具体到价值传播而言，这种平等的传播关系指的是公众与传播者在事实认定、价值判断以及价值辩论等层面拥有同等的话语权。
　　当被传统媒体塑造为道德典范的林浩遭到网民抵制时，有学者指出：“网民对于媒介人物与传统媒介的抵抗，其所带来的反馈，也将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为我国传媒环境乃至政治环境的成长发挥更大的作用。”⑩这种抵抗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公众对于少数人制作、多数人消费的“自上而下”的价值传播模式的抵抗，以及对平等传播关系的呼唤。“中国网事”的日常价值传播就试图通过网络平台，还公众质疑与调查媒介人物的权利。如《网友“调查”劳模，巡线工变身“网络红人”》的报道中，几位网友自发组织调查团进入长白山深处，亲身“验证”劳模吕清森的事迹。这场调查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网络上，公众不仅是信息接受者与信息寻求者，还是信息生产者。在这种相对平等的传播关系中，公众找回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完整的受众意义与价值主体地位，也会更理性地参与建构主流价值观。
　　2.传播智慧：融合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
　　一直以来，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将官方文化等同于主流文化。基于此，我们也很容易将官方倡导的主导价值观等同于大众实践的主流价值观。真正的主流价值观不是靠报刊、文学作品在书面上写出来的，也不是其他舆论工具唱出来的。它源自社会大多数人内心深处，既包含传统文化的因子，也体现现实生活的需要。
　　“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很早就注意到，在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大众麦克风时代’，民心可敬，民意可畏，民气可用。”[11] “中国网事”栏目在打通官方与民间舆论场方面做了初步的尝试，其“感动2010”的获选人物阿里木、“感动2011”的获选人物吴菊萍同时当选“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草根一族正借由新媒体技术进入主流话语体系。由此可见，主流媒体在价值传播中的根本功能不是“自说自话”或“自娱自乐”地宣讲主导价值观，而是本着“三贴近”的基本要求，从价值判断到话语方式都尽可能地与民众形成交集，努力提升与民众的交流能力。这样，“主旋律”才不会成为官气十足的“党八股”，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才能达成共识。只有减少社会舆论的对抗性，主导价值观才能与主流价值观互相靠拢并最终实现融合。
　　3.传播策略：提升主流价值观的兼容性
　　尽管“中国网事”与“感动中国”在价值传播上体现出诸多不同，但其在价值体系上却体现出惊人的一致：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肯定与弘扬。而其在人物选择上也存在着某种共性：传统文化道德中所认可的强调集体主义、群体价值及他人幸福的“好人”。他们的“行为也许能够解救或者帮助个体，但却无法在制度上为整个社会提供有效的帮助。而只有相关制度得到完善和健全，才有可能使得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保障。”[12]从对个体利益的忽视与否定转向重视和肯定，强调从制度的层面保护人权以及私有财产，这是现代价值观较之于传统价值观最大的转变，也是当下中国价值传播中最为稀缺的价值类型。
　　美国的年度人物榜单中曾经出现萨达姆的身影，这与其倡导的多元文化是吻合的。当下中国，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也已经具备生存的空间，比如中国网主办的“2010中国榜样人物”中，首推“宪政之喉”蔡定剑，还有方舟子、韩寒、梁从诫以及陈光标等一系列现代价值观的代表人物。可以发现，本土的年度人物榜单中也开始出现维权典型和打假斗士。与之相呼应的是腾讯2011年终策划——《至少，还有你》中，由陈贤妹等代表的主流价值观与罗永浩、方舟子及陆群等代表的非主流价值观的并行不悖。
　　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元，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因此，主流之外应该还有非主流。主流价值应当像江河那样，是一个动态的兼容性的社会主导群体。但若将形形色色的非主流价值观全部装进主流价值的框架，就可能引发价值体系的紊乱。“怎样让多元化成为中国社会继续前进的动力，使未来的中国崛起更有方向感，而不是让它拆散中国社会的团结、使我们失去方向，这样的问题正逐渐变得重要并且迫切。”[13]因此，如何让多元价值观通过冲突实现彼此的融合，这是主流媒体应该思考的问题。努力克服文化保守主义的局限性，力避思想的封闭、枯竭与无能，用非主流价值观反映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需求，激活社会关系；用主流价值观反映社会生存的基本需求，阻滞社会关系的分裂与恶化，中国的主流媒体应该，也可以为普世价值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新闻系）
　　　　
注释：
①李德顺：《当前的价值冲突与主导价值观到位——从“主流价值观边缘化”的危机谈起》，《学习时报》2010年3月30日
②庚欣：《多提主流价值，克服国家惰性》，《环球时报》2010年12月17日
③廖小平：《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辨证——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主流价值观的变迁》，《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8期
④张明学：《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辨》，《人民论坛》2010年第32期
⑤周庆安：《重构主流价值，需更多“小人物”感动中国》，《新京报》2008年1月8日
⑥《2011年文化类十大观点》，《人民论坛》2012年第3期
⑦⑨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第20、64页，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
⑧汪晖、徐燕：《“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⑩吴鸿亮：《浅析中国网民对媒介人物的抵抗——以林浩为例》，《青年记者》2009年第35期
[11]人民网评：《打通“两个舆论场”》，人民网2011年7月11日
[12]彭毅飞：《“感动中国”评选带来的辨证思考》，《长城月报》2011年第3期
[13]《中国前进需社会共识护航》，《环球时报》2010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