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海伦
　　李良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问（▲）：近日媒体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长期以来，媒体大多也是属于事业编制。在全国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宏观背景下，请您谈谈非时政类报刊转制的问题。
　　答（●）：我以前提过，中国传媒业正在经历“双转”——体制转轨和形态转型。前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转企改制，把事业单位转变成企业单位；而后者是指我们传媒的形态在改变，由过去单一的媒体、单一的报道变成如今的融合媒体、融合报道。体制改变和形态改变这两者是同时进行的，看上去互不相关，实际上在我看来，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转企改制，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我国媒体形态的改变。单一媒体已经无法在如今这个传媒市场生存，只能依靠相互融合。让媒体互相融合的一个办法是行政手段，过去依靠行政手段把报纸和广电媒体整合在一起变成集团，但事实上并不成功。所以必须采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市场和资本作为纽带，利用自然的、市场配置的办法重新把这些媒体联合起来。假如我们的媒体还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就没有办法自然地在市场上互相结合。所以需要市场这个手段的话，就首先要把媒体变成企业单位。通过这样的办法，它们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地配置资源。这么一来，我们媒体的转企改制就会比较成功。
　　当然，转企改制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现在媒体融合形势的需要，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媒体管理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目前的需要。过去我国的新闻媒体，都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具有机关属性，媒体干部任命、资源配置等都是按照机关的标准来运作的。同时媒体又是事业单位，绝大多数媒体都以事业单位名义注册。而在管理上，媒体又是企业化运作，具有企业属性。如此一来，媒体兼具机关属性、事业单位属性、企业属性三大属性。每个属性的方向目标都是不同的：机关单位要保持国家的政令畅通，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事业单位要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企业单位要盈利。这三个属性相互矛盾，于是媒体也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无法同时满足三个属性的要求。在这样的状况下，媒体怎么运作？
　　现在国家提出转企改制，规定不同性质的事业单位划分清楚，行政归行政，事业归事业，企业归企业，我觉得这比较好。这样一来，目标就很单一。比如说有些党委机关报，就是党的宣传工具，就要贯彻党的意图；有些属于事业单位的，比如说像少儿频道，向社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属于公益性质；有些属于纯企业单位，比如像体育报纸、娱乐性报纸，可以按照企业的机制来运作。当然媒体毕竟还是媒体，它的产品是精神产品，所以我们还得要强调社会效益，强调它的公共性和社会责任，这是必须的。
　　▲：就您所了解的目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总的改制情况是怎样的？有没有存在什么突出的难题？
　　●：总的来说，目前非时政类报纸转企改制比较快的一部分是文化、体育、娱乐、生活这四块，因为这些媒体基本上没有涉及时政新闻。但是，都市报的转企改制实际上存在很大难题。
　　国家规定，时政类媒体一般不转制，但规定中并没有对“时政类媒体”这个概念作清晰的定义，也没有指出这个内涵包括哪些外延。像《解放日报》《文汇报》都是时政类报纸，一般来说这是比较清晰的。但我国媒体中最大的一块是都市报，比如《新民晚报》，它确实有很多生活类、体育类、休闲类的内容，但它也有很多时政类的新闻，这一块如何定义，是不是属于时政类报纸，还没有一个定论。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的转企改制是一个模糊的指标，实际上也有试点的意味，看看市场反应如何。事实上现在改制过程中，最大的矛盾和困难也是在都市类报纸当中。因为都市类报纸整个运行的取向属于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的管理色彩更浓，市场化的取向更明显，但如何对它定性，这大概是最难的问题。
　　▲：近期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王国庆就非时政类报刊改制问题发表了一个谈话，其中提到：“报刊是单一编辑部的，不允许转企；报刊经营亏损的，不允许转企；报刊呈现多元化资本的，不允许转企。”这“三不改”的提法过去似乎未曾看到过。对这“三不改”，您是怎样理解的？
　　●：我认为这次转企改制，从新闻出版总署的意图来说，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报纸的总量。我们国家现在注册登记的报纸有近2000家，实际上如果加上一些刊号取消了但还是挂靠在省一级媒体下的县级报纸等，算起来至少有三四千家。而一些亏损的媒体基本上没有市场，新闻出版总署不让这些媒体转企，我认为让其自然淘汰是比较好的，可以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长期存在的“小、散、滥”的情况。
　　关于王国庆司长提出的“国家没有投入过资金的媒体仍旧是国有资产”的问题，我认为讲得很有道理。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第一，任何媒体向新闻出版总署，向国家相关的工商部门去登记注册的时候，都是以国家的名义登记的。不管资本来源、资本构成是什么，都是按照国有企业的名义去登记的，都属于国有资产。还有一种，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国家没有投资，是它自我积累的，但是这个自我积累也是在国有资本基础上的自我积累，是利滚利的性质。这个讲话无非就是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如果不在一开始就讲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就没办法继续进行改制了。
　　▲：从新闻出版总署的态度来看，这一年来推动非时政类报刊转制非常积极，但是似乎只有时间表，却没有具体的路线图，所以具体怎么改，还是得靠各个媒体自己摸索。目前看下来，通过报刊转企改制，能不能激发出报刊真正的活力？
　　●：关键问题是需要有一个配套举措。现在实际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整个管理机制、管理制度、管理框架能不能随着转企改制而有所改变。
　　过去我们强调党管媒体，党管媒体管什么？管四样东西：主要干部的任免权、重大事项的决策权、重大资产的配置权、重大报道的审批权。这四个大权都在政府手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媒体的活力。
　　转企改制后，假如管理机制没有改变，媒体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和市场风险，但四大权力还是全部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媒体该怎么运作下去呢？所以在确认党管媒体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得有一套新的管理办法，当然媒体的发展方向还是要管，不能让它彻底地商业化。所谓转企改制，就是要改变管理制度，媒体才能变成企业，而任何企业发展的前提是自主经营，所以媒体的活力能不能真正激发出来，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自主经营。
　　▲：现在报刊发展其实可以说进入了瓶颈期，甚至是衰退期，学界、业界对于报刊体制改革也呼吁了很久，但这是属于自下而上的推进，效果并不明显。如今的这次报刊转制属于自上而下的积极推进。自上而下推进和由下而上推进这两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差异，又有哪些共性？
　　●：过去一些媒体单位实际上所需要的是能够让他们自我做主的相对比较独立的权力，他们对于到底要不要改成企业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少有明确的要求。他们所要求的是，在不违背党纪国法的前提下，让他们自己做主，给他们一个发展的方向和空间。
　　而现在新闻出版总署提出非时政类报刊的转企改制，实际上像我以前所说的那样，在过去三种属性下媒体很难运作，所以才需要把三种属性分开，让媒体简化。这样一来，媒体的性质会比较单纯，方向比较明确。但事实上，“党管媒体如何管”这个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虽然媒体改成企业了，但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主经营的权力，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明确。
　　不能“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怎么管得有序、有条理，这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法规固定下来。我们国家的媒体管理不能像橡皮筋一样，出了点事情就把它收紧，稍微好了以后就放，放了以后大家就乱，乱了以后再收，这样恶性循环，媒体是很难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空间的。所以我认为改制的根本问题是要转变制度，转变机制，没有这一点，改了也等于白改。
　　▲：对于改制后新闻导向的管理、商业化的负面效应，以及会不会像国企改革一样造成一批权贵资本家并以大批下岗工人为代价，会不会一窝蜂翻牌，都是目前疑虑比较多的。如何避免转企改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这需要顶层制度的推进。需要规定媒体具有哪些权限，使职、责、权三者之间能够统一。不能让媒体只承担责任风险而没有自主权限。这需要有一个转成企业后整个制度管理的办法，让媒体承担多大的风险，就要给予它相应的权限和发展空间，只有达到这样一种平衡，媒体才会愿意改制。
　　“党管媒体”作为我们国家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问题就在于，既然改制了，党管媒体的具体方法、具体的途径都要做出相应的改变，让它能够管得更好，既坚持自己的原则性，同时又给媒体单位留下发展空间的灵活性，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　　　　　　（采访者系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