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月　王　蔚
　　【本文提要】今年3月5日前后，全国各媒体对雷锋及其相关的事情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挖掘性报道。雷锋做好事留下的诸多当时明显经过摆拍的照片，在当下复杂多元的舆论环境中，成为一个热议的焦点。这些雷锋照片究竟是宣传还是新闻报道？若从新闻职业道德角度，如何看待？本文认为，这些雷锋照片是宣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但是这不应妨碍我们坚持新闻照片的真实性原则。
　　【关键词】雷锋照片　争论　新闻　宣传　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 G218
　　
一、雷锋照片是真是假无关紧要吗？
　　雷锋是在上世纪60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树立的宣传典型，目的是给全国人民作表率。在这个目的之下，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承担了宣传任务，负责记录雷锋的生活，并且根据需要摆拍了一部分照片。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新闻工作与宣传长期难以分开，新闻就是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观念根深蒂固。当时对雷锋的报道，事实上就是一种宣传。
　　从传播方式看，宣传的特点是经常讲、反复讲，重复是其表达特点，而新闻是不能重复叙说的；雷锋照片一直宣传至今，可见这是明显的宣传。从工作手法上看，宣传强调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往往是定性的；而新闻重在具体要素的准确——时间、地点、人物、事实本身等等，雷锋的一些摆拍照片与客观事实存在着诸多差异，却在与提倡乐于助人的宣传上极为契合，因而可以说，这些雷锋照片是宣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
　　根据记者对张峻、季增和当年与雷锋一起拍照的少先队员孙桂琴的采访，雷锋确实做过许多助人为乐的好事，但表现他做好事的照片并非现场拍摄，而是事后补拍的。更有一些摄影者出于宣传目的，根据雷锋事迹而“创造”了他的形象。张峻对雷锋照片摆拍一事有所回应，他说，照片绝大多数是他与雷锋相处时抓拍的当中有一部分照片是“抓中摆”。
　　从张峻的话中，可以看出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对于照片摆拍的观念。在我国早些年的新闻工作中，往往为了某种宣传的目的而忽视照片本身的真实。但新闻摄影对于摆拍有着严格的规定，在新闻从业准则方面，不应该有什么“中国特殊”、“中国特色”，世界上所有新闻传播业在职业准则上应该是一致的。新闻报道的事实首先必须是真实的，关于事实的照片当然也必须是真实的。
　　对照片的真实，目前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摆拍是有根据的，即雷锋日记和雷锋所做的一些报告；雷锋日记充当了摆拍的剧本，因此照片是真实的，摆拍也是可以被接受的。比如《北京晚报》2012年3月4日第五版《雷锋事迹的“真”与“假”重要吗？》一文中提到，“紧急事件往往瞬间发生，很难现场记录，只能去还原。我们又期望把英雄的内心及其行为更直观地表现出来，就需要摆拍，因而也有了专职摄影记者的跟随，有了大量的镜头记录”。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闻照片对真实的要求非常严格，摆拍的照片严重违背了新闻职业道德，也不能算作新闻。同时，摆拍还使雷锋的典型形象面临一些悖论——比如，雷锋做好事不喜欢留名，但是他却喜欢拍照？雷锋做好事不喜欢高调，但是他却成为最有名的好人？即使雷锋照片目的在于宣传，但是既然通过媒体发布，就应当直面这些质疑。这些基于当代新闻职业道德提出的尖锐问题，都足以令当年的拍照者陷入相当尴尬的境地。
　　
二、雷锋照片摆拍是否违背新闻职业道德？
　　五六十年以来，雷锋照片摆拍一事之所以难以定论，有这么两方面原因：一是雷锋照片的摆拍与大跃进时期摆拍的照片是不同的，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造假。例如大跃进中把几亩地里的稻子堆到一亩地里，让几个孩子站在上面，那完全是造假。而雷锋的照片毕竟是根据曾经发生过的事实“重演”摆拍的，虽然用当前新闻摄影的标准来衡量，这是违背职业道德的，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并未意识到摆拍的危害性，反而把摆拍当作一种新闻工作的常规手段。所以既然说雷锋照片的大部分拍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准确地说，这些照片是宣传，而不是新闻。
　　发布于中国媒体的信息中，相当一部分在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新闻，而是政治宣传。这些照片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若从这个意义上说，则似乎无须以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去衡量那些雷锋照片，于是乎也就无须谈论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但是，这不应妨碍我们坚持新闻照片的真实性原则。
　　
三、摆拍手法要不要适度保留？
　　摆拍，与抓拍相对，往往通过打光、造型等人为设计手段，达到一定的摄影目的。而新闻摄影是指运用摄影手段来报道新闻的活动，依据这样的概念，“新闻摄影”与广告摄影等其他摄影方式的区别即在于，它记录的是不可伪造之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存在“导演”事实之嫌的摆拍是绝对不能够引入新闻摄影领域的。
　　我国的新闻媒体在担任传播新闻职能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这也许就是“摆拍”存在的制度性土壤，也是“摆拍”可以在一定限度下存在的根本原因。一般媒体运作过程中的摆拍，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下面几个类别：
　　第一，重现事实的摆拍。这种摆拍一般出现在新闻运作的过程中，摄影记者不能及时到达现场的情况下。这可以说十分常见，如果能够最大程度重现事实且并不改变事实原貌，同样也具有真实性的意义。比如摄影师季增给雷锋补拍的送老大娘回家的照片，就是由于大娘住的地方比较偏远，送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拍照条件不好，几天后故地重游补拍的。这件好事是确确实实做了的，并没有改变事实，补拍的照片也起到了宣传典型的作用。
　　第二，导演动作的摆拍。摄影者要求被摄的主体做出一些符合摄影要求的动作或者神情，而这些动作或神情如果不被要求也许很难出现。这种摆拍通常用于表达观点或导向，如果动作符合常理，也能够被人们接受。不过这必须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一旦超出限度便会损害真实性。
　　第三，违背事实的摆拍。这种摆拍就是纯粹意义上的造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接受，应该受到严厉批判。
　　前两种摆拍，如果做得恰当，可以起到辅助解释新闻、还原真实事件、达到宣传效果的作用。但是必须承认，分寸的拿捏非常微妙，稍一过度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没有成效，反而使我们的报道贻笑大方。当前在一些报纸及电视新闻中，常会说明这是“现场还原”。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是必须把握好真实性的原则，尽可能还原当时的场景，排除导演事实之嫌；如果是在新闻现场即时拍摄，更不能让当事人“再现”和“摆拍”。
　　导演事实的摆拍有诸多弊端。首先，作为新闻，这种摆拍不能完全展现真实的事件或其中的某一方面，新闻真实不能得到保障。作为宣传，它同样也属于欺骗公众的行为，将会导致媒体公信力下滑。同时，新闻是未来的历史，造假得来的新闻作品是对未来的不负责任。对于新闻人来说，一旦摆拍造假成为习惯，就很容易懒惰，养成不认真不谨慎的作风，背离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业界这种情况仍旧非常多见，如果不重视起来，新闻传播业就很难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更难以与西方主流媒体匹敌。
　　一定限度的“摆拍”在当下的新闻和宣传工作中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但是，上乘的新闻作品和最佳的宣传效果还是需要真实的照片、真实的事件，也只有这样，才经得住公众和历史的检验。
　　
四、公众质疑摆拍凸显新闻观念的进步
　　60年后的今天，网络上掀起了对雷锋摆拍事件的大讨论，这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媒体不负责任报道、造假摆拍的刻板印象使当下的公众产生了对新闻报道的高度怀疑，甚至不少人专门以寻找新闻和宣传照中的纰漏为乐。同时，网络议题也是对社会民生状况、政治状况的反映，雷锋精神的讨论与近年来我国的社会道德状况乃至时局相关。网络上相对自由的言论环境，也给人们发表意见提供了空间。新媒体传播的广泛性、共享性和互动性，使这种怀疑论式的思考吸引更多网民前来参与讨论。作为新闻，雷锋的那些摆拍照片不符合职业道德要求，从新闻真实的角度质疑雷锋的照片，可以说是新闻观念的进步，也是公众理性的集中表现。
　　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看到当下的媒体环境的复杂性，尽量避免摆拍；即使无法避免，也要尽可能接近真实。以动态事实为基础的社会新闻、体育新闻，特别是现场新闻，“摆拍”则应不予接受。不过笔者认为，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公众对于信息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舆论监督的力量强大，以及新闻理念的普及，“摆拍”所能存在的土壤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从实际生活中消失。■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指导教师：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