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红义
　　【本文提要】本文以当代中国调查记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对于自身职业角色的认知状况。结果发现，在调查记者中间，倡导式与中立式两类职业角色都有体现，并有从倡导向中立转变的趋势。不过，随着微博平台的出现，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向。一个可能的趋势是，倡导与中立两种角色会长期共存，二者相互缠绕，难分难解，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局面。
　　【关键词】调查记者　职业角色　倡导　中立　【中图分类号】 G206
　　
一、两种职业角色模式
　　所谓角色是对群体或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每一个角色都有它一定的功能和相关的行为规范及模式。①在西方新闻界和学术界，新闻从业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一个长期争论和探讨的话题，他们如何看待并认同自己的角色，不仅可能决定新闻报道的风格与内涵，也会影响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有的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认为自己在新闻实践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元。1975年，詹诺维兹把记者角色概括为中立性的把关人和参与性的倡导者两种。②同在70年代，约翰斯通等人也发现，大部分的记者都是温和的倡导者或中立者，只有极少人走极端，自认为是热衷的倡导者或中立者。80年代，韦弗和威尔霍伊特认为这种二分法太过粗糙，所以又把记者角色分成信息传播者、解释者和对立者三种。到了90年代，学者们发现，美国新闻从业者扮演着解释者、传播者、对立者和公众鼓动者四种角色。③尽管美国学者对记者职业角色的描述越发细致，从早期的两种角色演进到当下的四种，但其角色定位不脱中立与倡导两大基本模式。
　　一类是中立性的职业角色，这种模式重视专业技术，强调事实与意见分离的客观报道。记者的职责在于反映现实，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在这种模式下，记者只需提供全面和充分的信息，公众自可凭理性判断。在实践中，客观中立不仅是一套价值，也成为一套实际做法，如倒金字塔写作、以第三人称语气报道、引述当事人的话、不采取立场、事实与意见分离、平衡报道等，记者只要遵循这套例行程序收集事实，就能符合新闻客观性的要求。另一类是倡导式的职业角色，这种模式则希望记者能够积极参与实际政治的程序，鼓吹一种理想或目的，以便负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不纯粹以做个旁观者为满足。这种角色模式认为客观是不可能达成的，记者的工作主要是呈现不同的意见与观念，尤其是应该为弱势群体发言，体现当权者权利分配不均的后果，并且凸显社会与政治变革的阻碍。④
　　在英美新闻界，主流的观点认为记者应该保持“客观性”，客观中立是记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理念。然而，记者对自身角色的理解，乃是基于个人特质，在新闻实践、组织文化和社会情境的互动中不断变动的。因此，即便客观中立乃是主流价值，但仍有不少新闻记者跳出客观中立的框架，宣扬参与倡导的价值观。本文便以这两种职业角色模式为分析框架，对当代中国调查记者职业角色进行描摹，以此考察他们对新闻职业的认知状况。
　　
二、中国式的倡导新闻业
　　中国记者往往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倡导者色彩，这种角色模式的形成与中国新闻业的两个传统密切相关：其一为文人论政的传统。作为一种职业的记者是在近代新闻业在中国诞生以后出现的，由于身处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记者们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参与和推动社会转型的愿望。所谓“报馆有益于国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类的说法已经定位了记者和媒体的功能在于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其二为党报的喉舌传统。在党报模式下，媒体只不过是对列宁的经典表述“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一种印证而已。记者则是党的新闻工作者，负责传递党的声音和上情下达。
　　受文人论政传统和党报新闻观念的影响，当代中国的新闻文化具有很强的倡导性。“这种倡导新闻业往往以具有明确的价值理念和取向为特征，并且力图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它和推进它。不过，这里的前提是，只要这种价值取向带有某种‘公共性’或‘正义性’，如为人民争取权益，为国家和社会争取进步等等。”⑤上述特征在当代调查记者中间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往往倾向于扩大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社会意义，尝试对新闻事实做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洪兵对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南方周末》调查性报道的研究表明，“《南方周末》的新闻实践是在一种非常确定的价值判断立场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价值判断的立场不但影响他们从‘新闻价值’标准判断到新闻呈现等完整的新闻生产流程，而且明显地塑造了他们所认同和实践的新闻业的特质——行动性的、倡导性的和参与性的新闻业。”⑥受个人生活经历或特定社会情境的影响，一些调查记者对政府官员等强势群体怀有比较偏激的反感情绪或“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从而导致报道不够平衡、全面和理性。对于早期的调查记者来说，这样的新闻实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原《南方周末》记者郭国松便承认“我早期的认识也是不足的，文章杀气腾腾、感情色彩很浓厚。”⑦彼时的《南方周末》成为许多以后进入新闻圈的记者们心目中的“媒介范例”，该报秉持的新闻观念和实践深深影响着年轻的调查记者。原《南方周末》记者章敬平并不讳言在其从业早期受到了《南方周末》的深刻影响，“从1998年至2001年，总体上写的就是‘愤青新闻’。当时有种想象和基本的价值判断：底层民众的生活是很辛苦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和激烈，很多权贵者很坏，富人为富不仁，执政者执政不为民。”⑧
　　何尚恩在对中国记者进行分类研究时，其中重要的一类就是倡导式的记者。作为一个记者就意味着要解决社会问题、推动中国进步。有时这种倡导意味着“突出”那些引起广泛关注的议题，如污染受害者的公平，或者地方腐败的泛滥；有时候倡导则意味着关注一些不那么敏感的话题。不管以哪种方式，记者总是试图动员公众舆论，为建设更美好的国家或使党的政策不发生偏差而努力。⑨原《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倡导者。他在报道的同时，经常会深度地介入事件，以努力推动事件的发展。2008年，他在山西调查一起矿难事故时，发现地方政府在有意瞒报死亡人数，他的报道发表后很快就被人从网上删除。他请其他媒体的朋友进行转载，然后制造第二波的网络转载热，但同样被很快删除。这些报道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最终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封写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才得以推动了事件的调查。他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承认，“写这样的信已经脱离了记者本身的事情，可能是和记者的心态有关系。当时做记者想着社会的公平正义进步这样一些理念，不仅仅把记者作为一个饭碗来做。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就会做出好多超越记者职责范围之内的事。”⑩
　　芮必峰用“侠”与“士”对调查记者进行了一个粗疏的分类，前者代表的是一部分记者身上表现出的“英雄情结”；后者则体现出一些记者的“精英意识”。[11]在调查记者圈内，确实有一部分记者有一种“新闻英雄”、“独行侠”的自我期许，特别是在生产实践受到权力、资本等外部力量打压时，更体现出一种道德勇气。他们的新闻实践一定意义上是对记者本分的“僭越”，但这种现象的形成和存在是有其深刻原因的，适应了特定时期的大环境与小环境。但对作为个体的调查记者来说，长此以往，极易陷入“路径依赖”的状态，迫使自己不断地参与、介入或倡导。新闻专业化发展到现在，一些从业者已经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南都周刊》记者石扉客提出要警惕“新闻业内的自我神圣化”。在他看来，这种情绪有其合理性，“自我神圣化和悲情化是孤独前行的新闻人用来互相温暖或者壮胆的需要。”但是，“在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被越来越多业内同行接受的现在，这种社会心理基础已经慢慢丧失了。在体制越严苛、环境越恶劣的时候，将新闻人还原成普通人或许也就越安全。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断转轨，孕育这一现象的土壤会日趋消失。”[12]有鉴于此，中国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还有待提高，但这一专业化过程“不是一种对民间、社会、政府的行进历程漠不关心的历程，恰恰相反的是，它更加关心的，不是通过一个报道、一个言论、一个调查来寻求一种对于社会的‘一站式’解决，而是从自己职业的基本标准和行业尊重，来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13]
　　
三、中国情境下的新闻客观性
　　当我们以倡导性概括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时，另外一股趋势也在记者中间孕育和发展，那就是以客观中立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新闻改革的进程相伴随，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也逐渐拥有了他们对于专业主义的感觉，在他们的新闻实践中学习“用事实说话”。不过，“这种新闻专业文化尚未被理性化，也尚未形成一种明确的价值体系，成为专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模式，目前还仅仅是以零散的、模糊和不确切的‘新闻文化’的形式贯穿于部分记者的新闻实践当中。”[14]虽然很多调查记者未必能够准确地描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但是，他们对于客观、中立、平衡等技术和价值的认可程度已经说明，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正在当代中国新闻界发生作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的观念和行为，进而影响着媒体的新闻表现。
　　客观报道一直备受新闻媒介重视，在美国，它不仅是新闻工作的一种专业规范，也是主要的新闻专业理念之一。“客观性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始终是人们评判新闻工作的原则。它既是一种宏观的理论和规范化的理念，也是一种微观实践；它既是一种职业精神，也是新闻操作的程序和标尺。”[15]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媒介环境的逐步开放，以新闻客观性为核心的专业主义理念也进入到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认知中。黄缨杰对新一代《南方周末》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所做的研究便表明，“客观性”理念已经在南方报业内部形成一种“共识”，尽管这种客观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记者应该遵守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客观、公正、准确、中立地表达与传播真相。[16]因此，即使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这样的悲情时刻，《南方周末》记者也坚持客观记录。“如果说《南方周末》地震报道得到一些认可，很大程度上亦源于对专业主义的坚持。对真实的无限逼近，对常识的尊重，用专业手法采集信息，不在巨大的‘悲剧场’中动作变形。”[17]
　　不过，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南方周末》记者李梁概括说，报社内部有两种心态容易影响新闻的客观性：一是精英心态；二是草根心态。前者是在报纸发展过程中，从业者不自觉地滋生出来的一种优越感，“我们是大报记者，是新闻业内的佼佼者；我们是文化人，是知识精英，有思想有见解，急于向社会发言，用我们的见解引导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很多人在做新闻的时候，不仅是记录，更重要的是要影响时代的进程。”后者则是报纸悠久的历史渊源。“我们对工人、农民，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有着天然的同情和悲悯。我们怀着底层立场行走江湖，以笔为旗，替天行道。我们甚至怀着天然的道德优越感——我为穷人说话，如同真理在手，报道天然正义，对报道的批评就是恶意的攻击，就是对弱势群体利益的漠视，在道德上是不齿的，应该受到谴责。”[18]2001年，《南方周末》刊发的《张君案检讨》一文使其遭致创刊以来最为严厉的处罚，主编、常务副主编、新闻部主任等多名从业者因此被解除职务。多年后，有记者讨论后认为，“张君案之所以给‘老南周’带来打击，除了外部原因，报道本身尽管极为出色地把握了本质事实，但在报道语言中充满主观评价和价值预设，整个架构缺少观点与形式上的均衡，这是一个引来灾难的重要原因。”[19]
　　《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在报道负面题材时总是尽力寻找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减弱稿件的锋芒，更显出一种建设性的意味。这是他从业多年所体悟的一种“大尺度观察”的采写原则，即从制度、社会的“大尺度”去分析解释单个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20]但在谢静看来，尽管傅剑锋反复声称对于追求真相、多方求证、客观平衡等等专业规范的坚持，但他的专业主义主要是一种行动策略，是“规避风险的重要保障”，而民粹主义才是其最终的道德基础，甚至可以因此而修改专业规范。[21]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调查记者所秉持的新闻专业主义是被中国现实的新闻生产环境逼迫出来的，新闻业对现实世界的报道往往受到较多外部控制因素的阻碍，调查记者试图通过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外在挪借和文人论政的内在理念去努力实践新闻理想。从客观中立的观点来看，新闻传媒应该将信息传送给公众，扮演一个中立的信息传送者角色。但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观念并未特别强调这种中立的信息传递者的角色，而是更加强调对政府和其他权威保持怀疑的对立性角色。为了追求事实真相和自己的职业价值，客观性有时不得不成为塔克曼所说的“策略性仪式”[22]，以此规避从事揭黑性质的调查性报道所带来的职业风险。
　　
四、小结
　　在英美新闻界，客观中立模式早已成为新闻业的主流范式，倡导者模式是在其新闻业的发展历史中出现的一种对主流范式的“反动”。一方面，从最初的意义上来说，强调客观中立是要免除偏见、排除个人价值判断。但是新闻本就是经过选择和判断才得以生产出来的，无法排除个人主观意见。另一方面，客观中立的职业角色在实践中产生诸多流弊，比如记者过于依赖官方消息来源，以至于当权者的声明与意见变成了记者笔下的客观事实，忽略了社会底层弱势者的声音。记者固然可以借着客观报道的程序和做法，使得新闻写作更快速、方便，但在报道出现错误或偏袒时，也可以用客观性作为借口，免除外界的压力与指责。
　　而本文对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两种职业角色模式——倡导者与中立者——进行的简单梳理则表明，中国走的是与西方相反的一种路径。西方新闻界倡导式的职业角色产生于对客观中立的专业主义的不满，它希望新闻记者扮演一个更加能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角色。与之相反，中国记者的中立式角色则是对以往倡导传统的一种“纠偏”。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调查性报道作品中，弱势一方的声音往往能获得较为充分的呈现，而相对强势的一方，却没有获得应有的表达权利。当然，这种不平衡的呈现或许也与强势一方对记者采访的不予理睬、不屑一顾、不为所动有关。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在倡导者模式的影响下，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不平衡。对于新一代的调查记者来说，虽然突破强势部门、人群的难度依然很大，但是客观、平衡、公正的要求，使得他们必须平衡呈现事件双方的观点，比如通过多个信息源互证的方法等等。可见，伴随着新闻专业化的推进，新闻专业主义不再只是学者们学术探讨的话题，而已经进入众多新闻从业者的视野，并被他们反复言说。这种从倡导到中立的职业角色变化，在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群体中有着更为清晰的演变过程。
　　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记者更注重倡导，但多年后，一些老记者开始反思曾经的新闻实践，客观性也已进入他们的职业意识。21世纪后入行的新一代调查记者更强调中立，但在转型社会，他们无法真正做到“零度情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倡导与中立的分野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进入到微博时代，我们可以发现不少调查记者在微博上体现出更强的倡导色彩，他们的行为方式变得十分激进，甚至自己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参与、介入、影响到新闻事件的发展进程。记者职业角色的扮演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话语、文本与实践之间体现出微妙的歧异。一个可能的趋势是，二者相互缠绕，难分难解，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局面。不管是将客观性视为一种策略性的仪式，还是真诚地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这一核心理念，至少很多调查记者在他们的话语和文本中已经越来越认同，报道需要做到客观、平衡、全面和公正，并且努力在新闻报道中有所体现。■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是2009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深度报道史（1978-2008）：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的研究”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9YJC860005）
　　
注释：
　　①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第97～9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Janowitz, M. (1975).Professional models in journalism: the gatekeeper and the advocate," Journalism Quarterly, 52:618-626.
　　③Weaver, D. H., Beam, R., Brownlee, B., Voakes, P. S., & Wilhoit, G. C. (2007).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U.S. news people at the dawn of a new millenniu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p.136-146.
　　④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理》第110页，三民书局1994年版
　　⑤[14]李艳红：《弱势社群的公共表达——当代中国市场化条件下的城市报业与“农民工”》第54、56页，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⑥洪兵：《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2001)》第73页，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⑦访谈资料，2010年7月，北京《法治周末》报社。
　　⑧章敬平：《作家型记者的成长路径》，“2009复旦新闻深度记者讲坛”，2009年12月8日
　　⑨Hassid, Jonathan.(2010). Four Models of the Fourth Estate: A Typ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ists. China Quarterly(in press).
　　⑩访谈资料，2010年7月，北京《瞭望东方周刊》杂志社。2011年7月，孙春龙离职，现为“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发起人。
　　[11]芮必峰：《政府、市场、媒体及其他——试论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权力》第116页，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12]石扉客：《新闻人需要双重去魅》，《南都周刊》2010年第11期
　　[13]连清川：《中国新闻的职业化与职业伦理》，取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cf83c0100083e.html。
　　[15]陈力丹、王亦高：《深刻理解“新闻客观性”——读〈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16]黄缨杰：《深度报道记者专业主义话语特征——以〈南方周末〉为例》，复旦大学2009年本科论文
　　[17]邓科：《没有向“童话”低头》，《南方周末：后台（第三辑）》第247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18]李梁：《我们首先是新闻的“囚徒”——“客观报道”、“道德化”及其他》，《南方周末：后台（第一辑）》第121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19][20]傅剑锋：《我在2005体悟的两大采写原则》，《南方传媒研究》（第二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21]谢静：《民粹主义：中国新闻场域的一种话语策略》，《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
　　[22]Tuchman,G.(1972).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7,4(Janu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