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鹏　博士
　　2011年中国新闻出版业变化与调整格外频繁剧烈。
　　在宏观政策层面，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大繁荣大发展，吹响了冲锋号。总体而言，这对中国的新闻出版业是空前利好消息，而变化与调整，也是围绕这一大方向而出台的。
　　
报业全行业吃紧
　　从全局的角度看，传媒业处在高速发展期，但是各行业的经济形势苦乐不均。最引人注目的是前些年大发利市、财大气粗的报业，在传媒经济这块“大饼”中所占的份额在急剧下降。
　　持续两年的对房价打压的强硬宏观调控政策，到2011年第四季度已经显现成效，北京、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房价开始下落，成交萎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与开发商、房产中介公司同时吃到苦头的，是报业。特别是在一线二线城市的都市报，过去的广告收入连年增长，来源其实主要是房地产广告。房子卖不动了，房价落了，广告的投入也就锐减。
　　由于互联网特别是微博与移动通信的高速发展，新闻传播的生态环境与生存空间发生巨变，纸介质的媒体总体处于日趋被挤压呈边缘化的劣势，而报纸由于其管理体制、市场特点与赢利模式关系，日益显现其脆弱与缺乏竞争力。因此，发行量的流失与广告额的下降，成为全国报业的普遍危机，几乎很少有逆势上扬的例外，即使有一些占位好、基础好、实力雄厚的报纸能够赢利，其年利润与往年相比也是每况愈下。
　　总体而言，中国报业进入了一个拐点，“生存还是毁灭”，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摆在了各家报社面前的现实问题。对于报业的决策者们来说，当前要考虑的是如何守住地盘与如何生存下去，而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放眼于开疆拓土、着眼做大。
　　
属地管理与跨区域发展
　　中央最新的政策精神，是强调新闻出版业的属地管理与跨区域发展。
　　2011年中国报业的一大变动，是《京华时报》与《新京报》由原主管主办单位是人民日报社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改为北京市委，如果要援引成例的话，从此这两家报纸与北京市委就如同《文汇报》之于上海市委的关系。中央的两大党报所办的以北京为主要市场的都市报，至此正式转为地方报纸，与《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成为北京市的新闻单位。在近十年来，此举尚无先例。
　　上一次大规模的报刊调整，是针对部委报刊出台的，不过，各家部委报纸选择的新婆家，大都是中央一级报业集团或报社，《京华时报》就是在那一次调整中，由外国专家局主办的《中国引进报》投靠人民日报社，融资改名改刊而诞生的。
　　事实上，上一次划归改了主管或主办单位的部委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些陆续撤出了“后婆婆”家，《京华时报》不是唯一的例子。这种划转，在国有资产的管理中可以视为正常的调整布局，当然，此举所带来的市场冲击会是很剧烈的，相应利益格局变化以及补偿方式，还需要从长计议。
　　这一政策是否同样适用于各省报所办的都市报，成为报界关注的焦点。
　　在报业之外，新闻出版业的其他领域，也出现了跨区域发展新动向。
　　据上海政府网发布的新闻，2011年1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焦扬专程赴京，与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三家公司商讨回归落户上海事宜。有记者从三家出版机构那里也得到证实，它们将在2012年集体“回家”。
　　这三家出版社都是在上海创办，上世纪50年代北迁的，此次“回家”，应当不会是简单的“回迁”。但是，作为老字号的文化企业，这三家出版社重返上海，确实能够做大做强上海的出版行业，而反过来，上海提供的大舞台，又显然能让三家出版社借势扩张。
　　
上市融资围城效应
　　城外的想进来，城里的想出去——中国新闻出版业在上市融资的问题上表现出典型的围城效应。
　　从电广传媒与博瑞传播开始，中国新闻传播业步入了上市时代。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到2009年底，出版、报业、印刷、数字出版已有31家上市公司，融资达2000多亿元，在股市上构成了一个可观的传媒板块。
　　近年陆续出台的各项政策都明确鼓励报业上市，而由于发行与广告市场已有封顶的征兆，为寻求经济增长点，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壮大自己，国内各地具备条件的报社都跃跃欲试争取上市。
　　2011年9月29日浙报传媒成功登陆上海证交所，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媒体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的报业集团。
　　据公开报道，中国证监会有条件通过了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借壳上市。南方报业集团借壳上市虽然受到阻力，但是仍然没有停止推进步伐。
　　此外，在谋求上市的道路上，还行进着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下属的科学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出版集团等多家企业。
　　随着2012年文化产业扶持政策陆续出台，涉足文化传媒行业的上市公司会越来越多。
　　不过，报业上市公司在业绩表现上，并不尽如人意，国内报业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的第一股赛迪传媒（ST传媒），陷入亏损困境，《中国计算机报》也从持续多年的增长掉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近日，ST传媒资产重组再次失败，反映出在报业追求上市的同时，资本市场对报业仍缺乏同样的热情。
　　此前在香港上市的北青报业，也并没有因为上市而随之经营发展势头更好。任何行业都不是企业一上市就会确保健康运转，上市融资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果对全部上市的新闻出版企业进行盘点，很可能会得出上市不见得都是好事的结论。责任倒不完全在新闻出版业上市公司，中国的证券市场总体存在着严重问题，2011年股价大跌，沪市股指徘徊在两千几百点，形势严峻。面对这种局面，在商言商，理智的企业决策者确实需要慎重对待上市课题。
　　
转企改制摘官帽
　　非时政类报刊的转企改制是新闻出版总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的大事，以《中国新闻出版报》为标志，一批报纸摘掉了官帽，从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变身为企业。转企改制的意义在于让非时政报刊断奶，不再吃财政饭，打破了铁饭碗，进入市场，引进竞争机制、成立健全报刊的进入机制与退出机制，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准确地说，只有在报社完成了企业化的改造之后，中国的报业经济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市场。报社转企改制后，企业的存亡在市场中完全取决于自身的活力，这使得办报办刊的队伍只有向上一条出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可谓是背水一战。
　　改革从来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转企改制也不例外。转企改制对于当事的报社来说，意义与影响是无论怎样重视也不会过分的。这一政策的实施，目前只是一个开端，真正显现出效果需要一段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眼下尚无一家新闻出版单位在转企改制之后，其经营业绩有明显改善或工作方式发生本质性变化的例子，基本上都是由原领导班子维持原有格局，采取保守观望态度。
　　
人事代谢斗转星移
　　一个行业的变化与调整，最集中的表现在于重要人物的变化与调整。2011年，中国传媒界的人事变化与调整此起彼伏。
　　中央电视台以其规模、影响与实力，在全国新闻界无疑居霸主地位，焦利接任赵化勇出任台长职务仅仅一年多，胡占凡接过焦利的央视帅印。胡占凡2010年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现在重返广电战线，再次成为总局党组成员。这种安排是前所未有的，国内传媒界对这一变动非常关注。
　　人事新闻中的“负面新闻”是《中国国土资源报》与《体坛周报》的两位老总先后被判刑，特别是《体坛周报》瞿优远的出事，令新闻界为之痛惜，因为瞿优远经营有方，一直是国内报业的风云人物，他把一家只发行几千份的地方体育小报，打造成中国体育第一大报，呼风唤雨，业绩不凡。但是，却最终步《广州日报》原社长黎元江的后尘因经济犯罪而成了阶下囚。
　　范敬宜79岁去世、瞿优远获刑11年半，这两位足以代表体制内外传媒精英的风云人物的谢幕与下台，似乎标志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30年中国传媒变革的一个时代的结束。上世纪80、90年代建功立业的报界领军人物，至此几乎都成为历史。■（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经济日报新闻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