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新
　　【本文提要】本文以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考查了文本细读自1979年到2011年国内及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运用情况。针对其间存在的一些问题，阐述了麦克卢汉当年所传承的新批评流派的文本细读方法以及在今天国内的新闻传播专业领域内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麦克卢汉　新批评　文本细读　新闻传播文本　【中图分类号】 G206
　　2011年，在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之际，“人们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于他的缅怀”①时，也把他跟当下这个数字传播时代，媒介传播技术迅猛发展与传播内容对社会文化的强烈渗透联系在一起。不仅国外的学者在重新挖掘他的思想内涵，国内的研究者也在从“传播、语言、文化、哲学、艺术等”②不同的领域和角度重温他的成就与他给后人留下的启示。人们自然会注意到“文学新批评派对麦克卢汉传播研究的影响”，注意到“《机器新娘》是麦克卢汉从文学向传播学摆渡的一个中转码头”，“从新批评那里汲取的形式主义思想和文艺思维的方法”成就了他在传播领域的成就，今天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的范式——“媒介环境学”即源自他对媒介本身“意义”的强调③，却较少有人注意到新批评派所强调的媒介意义传播与媒介传播文本之间的密切关联。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各类传播媒介正以不断增强的势力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态环境”，而“新批评”带来的重要的文本研究方法——“细读”（Close reading）却在国内发展缓慢，特别是新闻传播领域的借鉴、运用和传播仍处于弱势，均证明了我们一面在强调媒介对现实的影响力，一面又在忽略现实环境中媒介文本的意义建构体系。而麦克卢汉当年却正是秉承着新批评派的这一“细读”方法，展开他对“机器新娘”类文本的研究，并且开启了此后一系列的媒介研究。
　　源自于“新批评”流派的“文本细读”，指的是一种严格、细致的解读文本的语言、结构的研究方法，其立足于文本的主体性，依据文学批评和语言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文本的音韵结构、文体特征以及象征、比喻（特别是隐喻）、反讽等修辞手法进行解析，以挖掘文本内部更为丰富的意义。④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文本细读不断与现代语言学各个支派的研究方法相融合，早已突破了原本所在的文学批评领域，而演变成为一种通用的文本阐释方法，并以其客观性而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者所青睐。对于新闻传播领域来说，其应用价值亦是非常大的。新闻文本作为一种独特的大众媒介文本，其对社会巨大影响力并不只是来源于传者（生产者），而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受众的解读之中。特别是在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新闻文本生产与传播的背景繁杂，接收、诠释信息与再传播的过程亦更为曲折。新闻文本在传播新闻信息的同时，实际上已构成了现实中社会成员思想交往的重要中介。在这样的语境下，在新闻传播领域应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文本视为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佐以现代语言学科学与客观的分析方法，在其内部寻找所有意义的来源，既可以辨析文本本身的缺陷，更可以厘清传播中的谬误，对于社会思想的建构实际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在我们纪念麦克卢汉的时候，更应重视文本细读研究方法在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问题。
　　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来看，我国的研究者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将之引到国内，新闻传播专业领域内的借鉴与运用则基本是在本世纪开始之后。但不论是新闻传播领域还是其他领域，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内的传播都一直偏于弱势，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的跨库检索引擎并结合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可以较为详细地描述这一传播态势和发现其间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三库，在1979～2011年的时间范围内全文检索“文本细读”一词⑤，得到7827个结果。其中最早的成果是1987年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第3期上的《读者·批评家·知音——对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探索》，陈圣生在文中提到20世纪上半叶，在欧洲的“反浪漫主义的文学潮流”之下，文学批评界从对作家的“个人崇拜”转变到对“作品”的“崇拜”，“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受到冷落，以作品“本文”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大行其道。其中立足于自足的作品进行阐释的“新批评”是其中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的批评流派之一，但这并非最早在国内介绍文本细读与“新批评”的期刊文献。在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能找到的最早的引介文献是袁可嘉先生在1962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发表的《“新批评派”述评》。在该文中，袁先生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这个当时在国内被认定为“应当受到全面的、严格的批判的”、“帝国主义没落时期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流派”。其中特别提到了瑞恰兹的“文字分析”理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语义学”理论。1979年第3期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登了根据学术报告录音整理的文章《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这是在十年动乱结束之后，袁先生再次向国内的研究者介绍“新批评派”。17年的间隔，展示的是该流派理论在国内传播的坎坷历程。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头而已，从中国知网三库检索结果年度分布状况来看，作为研究方法的文本细读在国内的运用和推广基本是在本世纪开始之后，而且是在近五六年才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见图1，见本期Page27）。之所以发展缓慢，与国内学术研究的现实语境不无关系。因为文本细读的方法涉及的，如张隆溪在1983年所言，“新批评”还有比其稍后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带来的“否定作者”的文本研究观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权力问题，即谁拥有阐释的权力”的问题⑥。而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也显示出当下国内的研究者们正在进行的突破。
　　由于文本细读源于文学批评领域，所以被借鉴到国内新闻传播领域自然要比文学领域更晚。在上述检索的7827个结果中再全文检索“新闻”与“传播”二词，分别得到1386和2237个结果。这一检索的目的是在前一结果中寻找可能与新闻传播专业文本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代表的不是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而是相关研究者可能涉及与“新闻”或“传播”的一些研究或思考。再检索的结果显示，“新闻”或“传播”一直都是相关研究者的一个相关思考角度，但其相关性并没有随着文本细读在国内的发展而上升。相关性一直存在，与本世纪以来，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文学、文艺、文化的冲击有一定的关联。不少研究者把文化、文学领域的文本细读放在了现代传媒的背景下展开。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传播学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一些文本细读的研究成果。较早的相关成果是一些从文化角度来研究电视、电影等媒介的，如《面向挑战的文化批评——对几个电视剧文本的细读》⑦。但直到2004年，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才出现在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主流”研究中，也就是直接研究传媒或新闻文本，如《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传媒研究》⑧《上海小报中城市空间的下移与平面化展示——兼谈报刊的研究方法》等⑨。
　　总体看来，文本细读方法在国内的运用主要还是集中在文学、文艺批评领域之内，而且还有相当成果是集中在语文教学研究之上。以“细读”为关键词在上述三库进行精确检索，得到2412个结果，对其进行全文分类再检索，结果发现当下国内研究者细读的“文本”有50%仍集中在文学类上，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有37%是集中在“教学”上，且有26%的分析对象涉及“语文”文本。其原因，是相关领域有纠正脱离文本过度阐释的行为。在新闻传播专业研究领域，事实上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过度阐释文本的现象，虽然在过去的十年间，专业的“作品分析”已经从“作品赏析”（或“鉴赏”）过渡到了“作品评析”，但其立足点仍是“作品”而不是“文本”，离现代语言观下的文本分析所强调的客观与科学的研究角度仍有一定的距离。图2(见本期Page28)的数据显示得非常清楚，在所列的15个文类中，涉及新闻与传播类的细读成果最少，相关词条在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均在10%以下。
　　对上述检索结果再手动逐一核查，发现真正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相关的成果数量更少，其中在“新闻”词条下只有46个，占总量（2412）的1.9% ；在“报道”词条下只有30个成果，占总量的1.2% ；在“媒介”词条下只有8个，占总量的0.3%，可见文本细读方法在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发展仍处于一种“被借鉴”的起步阶段。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研究者还是把文本细读当成了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而没有看到其在突破了学科的限制之后在深入研究文本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
　　从相关数据来看，不仅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者受到了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国内其他专业的文本研究者，能继承细读研究方法并寻求在文学批评之外突破的也不多。在中国知网三库以“文本分析”为关键词跨库检索1979～2011年间的文献，并对所得到的1690个结果进行再检索分析，结果显示，涉及文本细读的4个分析单位，即“细读”、“隐喻”、“含混”、“反讽”上的数值都远低其他单位上的数值，相关的成果还多属文学、文艺批评类的。而这4个单位在一定程度上正代表着文本分析中语义研究的运用角度，也可以说是代表着文本阐释的专业性。从图3（见本期Page29）的数据来看，国内的文本分析研究者继承的多是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式”研究方法，而于新批评所带来的“语义”研究方法传承的较少。这说明在发展了二三十年之后，国内文本研究的薄弱之处仍在语义研究之上。
　　相对这一发展背景来说，新闻传播专业的研究只是更为薄弱而已。从另一个角度说，面对着当下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文本的复杂变异、对人民生活的重大影响，文本细读研究方法在国内运用、传播的弱势其实也是在提示相关研究者，这一方法在当下的发展空间与运用价值的巨大。
　　从研究新型“被”字结构的文献数据可进一步看到，包括新闻传播领域在内的国内相关研究中存在着的这种局限。现代汉语中的新型“被”字结构（即“被××”结构），是自2008年以来国内传播领域出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流行语”。这类“流行语”基本上都发源于相关的新闻传播文本，是网络媒体交互式传播带来的、传者与受众之间在传播中不断交流的结果，也是媒介在新的传播时代渗透于生活并且强势影响现实社会建构的重要“表征”。国内的媒体工作者非常敏锐地觉察到了语言传播与社会现实建构之间的这种密切关联，并且不断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认识。比如在2009年初，《南都周刊》发布了“2008版山寨汉语辞典”，其中，“被时代”雄踞其所公布的“2009年度十大新词”榜首⑩；到了这一年年底，《南方都市报》又发布了“《2009忘不了》年度新闻特刊”，其上，“被”字又成为了“2009网络语文之年度汉字”[11]。在2011年5月12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的《2010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就特别提及了“词媒体”的出现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而在此前其意见稿的579个年度新词的评选中，以“被自杀”为代表的“被××”新结构词族成为了排在年度第3位“高频词”。
　　新型“被”字结构如此强势地“传播”，自然也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在中国知网1979～2011年的时间范围内跨三库全文检索“被字结构”，共得到449个结果，其中就有175个结果是出现在2008～2011年间，占到了总量的39%。而在175个结果中，进行全文再检索分析，得到的结果是：用到了术语“反讽”的只有14个，占8%；用到了“隐喻”的有“26”个，也只占15%。可以说，有研究者从语言学角度看到了新型“被”字结构中所包含的“反讽”意味，也有研究者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隐喻”，更有研究者引入“模因论”来研究其成因，但却没有一个研究者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去分析这一类热词在具体文本中所起的修辞作用。其实，新型“被”字结构的出现与其所形成的深层语义，并不仅是作为单个语词来呈现的，而是在特定语境的、特定文本的、特定表达中“被”不断地建构出来的。如果要说“隐喻”的话，新型“被”字结构蕴含的“隐喻”是所有使用该词的“文本”在传播中共建出来的一个关于时代的“隐喻”。这也意味着研究者正用一种“互文”的方式，和各类传播者一起丰富着这一“隐喻”的内涵。然而文本的视角却似乎被研究者们遗忘了，事实上，如果用新批评细读方法体系中的“反讽”（必须区别于哲学上的“反讽”，后者是哲学批判的一种方式）来分析，则非常简洁又清楚明了：这只不过是每一个具体文本的生产者，在遵循现有的表达模式的基础上，用一种反语法的修辞手段来描述自己对现实的认知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而在半个多世纪前，麦克卢汉也正是用新批评的、这种强调文本本身的研究方法，在阐释“机器新娘”一类媒介文本的过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视媒介文本和探究其建构现实世界的大门。
　　若是重回到新批评或者麦克卢汉当年的思考立场上来形容的话，在我们漠视文本而大谈“理论”之时，形形色色的“文本”正在“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迷失在它们所建造的迷宫里，正如当年的人们迷失在“机器新娘”面前一样。所以，在今天纪念麦克卢汉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面对正蓬勃发展着的传媒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时候，我们该记住的不应只是他所带来的一个个新名词，还更应是他在面对传媒发展时尝试着应用的一套研究方法，或者说是在研究和阐释问题时所用的一套思考体系。■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注释：
　　①殷晓蓉：《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与当今时代——纪念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新闻记者》2011年第11期
　　②周弛：《麦克卢汉与全球传播》，《新闻记者》2011年第11期
　　③李明伟：《文学新批评派对麦克卢汉传播研究的影响》，《深圳大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5期；转引自“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媒介环境学专辑’”，紫金网，http://www.zijin.net/news/mcluhan/Index.shtml
　　④张剑：《细读》，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630～639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⑤为区别“细读”一词的常用词义“细细地读”，检索时选择“文本细读”为关键词，以保证检索结果的有效度。本文所有数据的检索日期为2011年10月1～19日。
　　⑥张隆溪：《结构的消失》，《读书》1983年第12期
　　⑦李陀、戴锦华、宋伟杰、何鲤：《面向挑战的文化批评——对几个电视剧文本的细读》，《北京文学》1996年第7期
　　⑧蔡骐、谢莹：《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传媒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
　　⑨李楠：《上海小报中城市空间的下移与平面化展示——兼谈报刊的研究方法》，《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
　　⑩《2008版山寨汉语辞典》：《南都周刊》，http://edu.people.com.cn/GB/14620075.html，2009年1年9日
　　[11]《2009网络语文之年度汉字》：《南方都市报》《〈2009忘不了〉年度新闻特刊》http://nf.nfdaily.cn/xlbd/shiz/2009w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