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
　　1838年底，钦差大臣林则徐奉道光皇帝旨意，急急如律令由北向南飞奔，去完成那个后来让他倒透霉的查禁鸦片之使命。翌年春甫抵广州，鞍马未歇，即着手译报，“籍以采访夷情”。翻译人员不算多，而且在今天看来，十足为一拼凑的草台班子，可在当时，算是很不容易的了。约20天左右，就译出了一批材料，实力端的不弱，而且一切进行得竟是如此有条不紊，可见他是深思熟虑早有谋划。不过无论如何，后来的事恐怕是他做梦也绝对想不到的：他不仅因此成为中国重视近代报纸的第一人，而且在现今几乎所有的中国新闻史著作中，都被屹立于中国人自办报刊历史的开端，煞是风光。
　　虽说翻译西书风气，在明季就初见端倪，但通过翻译报纸了解“夷情”，在此前中国历史上从无所见，林则徐此举不说是石破天惊，也确属盘古开天地来的新创举。只是话说回来，办报和译报，仅一字之差，相距何止千里。硬把林则徐与办报牵扯一起，且推举为历史渊源，总觉是圆凿方枘，任凭死塞硬套，实难严丝合缝。
　　想起来多少有点气闷。中国是印刷术的老祖宗，到清代同、光年间，铅印、石印均非罕见，林则徐若有心办报，客观技术条件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况且在19世纪前40年，洋人在中国，尤其是广州所办报刊已是不少。对此林则徐不但是知道的，而且了解得十分具体：“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到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他本来完全可以依样画葫芦，却偏偏只想到“译报”。尽管他本人甚为自得，“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取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①可就是因此，硬生生让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历史往后挪了好几十年。
　　也好，后世的新闻学者们因此有了一道值得百般琢磨破解的谜题：林则徐何以就不知道办报？最后总算有了一个大家似乎都接受的结论（因为至今不见异议），说是他还不懂“发挥报刊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舆论的功能来推动自己的事业，只是以情报的观点来利用报刊……当然，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创办自己近代化报刊的条件。”②
　　这是一个很有点暧昧的结论，因为看不出二者有何关联，更不必说主观上不懂和客观上不具备条件，只要有其中一项，另一个就是多余。在这个看似矛盾的结论背后，其重点明显还是对于林则徐的惋惜。之所以提出客观条件的问题，其本意也许是想为之做点开脱，如果不是附带以示结论全面的话。
　　说林则徐不懂报刊，不会有什么错，因为的确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则徐是懂近代报刊的，相反，他却说“夷人”、“新闻纸”就是“内地塘报”③，倒完全有可能把二者相混淆了。塘报即邸报，因清一代在中央、省一级均设提塘，以抄传邸报，故有塘报之称。如所周知，邸报所载的是宫门钞、谕旨、奏章，类似于政府内部情况通报，其读者对象为各级官吏，所起作用是沟通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之声气，加强中央政权的集权统治。从政治体制结构看，邸报是统治机构政治权力功能的一部分。这与西方近代报刊的确不是一码事，后者是因社会公开交流新闻信息的需要而产生，“为公众刊行物”，“乃写与多数不定之人”，戈公振最后把这种种归结为报纸的首要特点——“公告性”④。自便士报时期始，西方报刊更是继承了启蒙与理性主义遗产，公开标榜自己是公众的代言人，从而在社会结构中作为与政府并行或对立的一极力量而存在。话是如此，可邸报在功能上，还是有沟通信息的作用，与“夷人”所办“新闻纸”倒也有几分类似。林则徐虽然知道“夷人”新闻纸可以“传事”，对于其来龙去脉不一定了了。不同的是，对于自家之邸报，他是熟得不能再熟。在其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有阅读邸报的记载。所以面对西方“新闻纸”这新玩艺儿，以自己头脑中已有的，而且与之最为接近的“塘报”互相比照，从而于其“传事”的特点中，方便得手，“了解夷情”，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还有一点不能忘记，林则徐的“译报”与他个人的为官处事关系颇大。其好友称赞他，“为政若做真书，绵密无间”。他自我的描述是，“在官无日不治事，无日不见客，亦无日不亲笔墨”。“一切谳牍，皆出亲裁，不肯稍有假手”，而且常常是“昧爽视事，夜过半方息”。在任河东河道总督期间，为查验物料，以免造成豆腐渣工程遗患后代，他亲自一一验收。“于每垛夹档之间，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耗时一个多月才告完毕。难怪道光也感慨不已，“向来河督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如此勤劳，弊自绝矣”。⑤照此看来，林则徐查禁鸦片之前，先做翻译报纸的案头工作，以便知己知彼，并非偶然，很符合他问案必自审，治水先踏看的一贯务实风格，并不说明他对于“夷人”新闻纸的看法有何过人之处。
　　可前引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之结论的破绽和它的正确一样显眼。殊不知，以“情报”的观点利用报刊，把洋人报刊上刊登的“信息”、“舆论”拿来为己所用，以定“控制之方”，恰恰是林则徐懂得“发挥报刊传播信息和舆论的功能来推动自己的事业”的表现而不是相反，由此，这个结论的逻辑就有毛病。再稍往深点说，把报刊内容是作为一般信息还是情报，全在于用者所需，以此作为懂不懂报纸的依据，其可靠性就值得怀疑。怎么用与怎么理解所用物件，未必就是因果关系。比如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我们就不能贸然说，借菜刀杀人者是因不懂得菜刀切菜的功能所致，除非我们能找到确凿材料，证明该杀人者自小至大，就知道杀人是菜刀唯一的作用。至于世人明明知道是什么东西，却偏不那样用，更是多了去了。商人以为报纸是商业上的工具，政客以为报纸是政治工具，个人立足点不同，看报用报的思路也相异，究竟孰懂孰不懂？所以说林则徐是把报纸作为情报纸还可以，由此推及彼，说他就是因此而不办报，就需慎而又慎。戈公振的告诫是，大凡一般事物的作用，极容易变化，假若仅仅从作用上来确定某一事物的意义，不免过于浅显。⑥
　　这一结论的危险性还不在于兹。细想一下，既然说林则徐是因不懂“发挥报刊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舆论的功能来推动自己的事业，只是以情报的观点来利用报刊”，于是没能成为我国办报第一人，那么，其中隐而不宣的另一结论就不难推出：如果当时林则徐懂了的话，他就必定不会抱“情报的观点”来“译报”，而是秉承“信息功能”和“舆论功能”观欣欣然去办报了。中国人自办报纸的历史也就因此得以改写。
　　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先看一例。清咸丰元年，也就是林则徐奉命禁烟13年后的公元1851年。其时外国人所办报刊虽然大多活跃在香港，但上海已有中外文报刊，而且进入1860年代，沪上就成为中国报刊的中心。这还罢了，当时的京城甚至早有民间报房发行之《京报》。就内容看，《京报》无疑是“邸报”的翻版，不过后者以手抄形式通过组织系统分级下达，前者则是以印刷销售市场谋利。鉴于《京报》内容不全，传递迟缓，价格偏高，朝廷大员张芾自以为想出一个好主意：不假民间报房之手，索性直接由朝廷出面刊刻传发“邸报”，既可靠又权威，岂不是更好？于是屁颠颠报奏上去，殊不料遭到的是咸丰“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的训斥和奚落。这位30岁就“龙驭上宾”的短命皇帝的理由是，国家制度早就规定了信息发布的机构和渠道，由何人所施，经何种程序，已是一清二楚。只要是官员，断无收不到信息的可能。私人报房是民间之事，与朝廷无干，不必多此一举去趟这样的混水。“刊刻”导致的后果，不但与现有体制冲突，整得不好，“且恐别滋弊端”。⑦你看，区区“邸报”刊刻与否，上纲上线到“政体”或“体制”的高度，实在有点吓人。不过倒是大实话。中国古代的“邸报”，是与政治制度同根而生，为政治机器运转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施行政治控制的一种手段，从来就不是一般的信息传递渠道（按：其实也不只是“邸报”，任何报纸体制都与政治制度相关联。詹姆斯·凯瑞在评价美国的公共新闻业运动时就说过，把新闻与政治看成两个互不关联的独立部分是错误的。相反，它们总是积极共生互为适应，一方只有从另一方中才能被理解。每一个政治的概念和实践，同时也就是新闻的概念和实践，每一个新闻的概念，自然也同时就是政治的概念⑧）。说起来张芾也非泛泛之辈，怎么就头脑发热，忽略了“邸报”这一不该忽视的重要性质，看来谁都有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时候。焦大不过是听命于主子的一个下贱奴才，自然不可能高攀林妹妹，可林妹妹岂能自甘堕落，去行焦大类所为之事？上下有序等级森严的荣宁二府，那岂不成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勃洛姆夫家，“一切都乱了”？
　　19世纪50年代尚且如此，不消说，林则徐禁烟的30年代自好不到哪儿。别说办报，就是译报，背后指指点点的聒噪之声就不绝于耳。且看琦善继其后主政广州，当有人来报告夷情时，他竟勃然而怒，“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⑨鄙夷之态溢于言表。由此不难理解，关于译书译报，林则徐在奏折中鲜见涉及，在至今尚存的日记中也难觅踪迹，即使是书信中也少有提起，的确是有其苦衷。按照蒋廷黻先生说法，他是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地提倡。⑩林则徐不是官场雏儿，宦海中拔刀相见的凶残或黄雀其后的阴险，自然领教过不少。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也许可以用时髦的“社会生态”）中，纵然吃了豹子胆，也绝不敢踏上办报之路，开自己红翎顶戴的玩笑，哪怕他能把新闻理论倒背如流。
　　封建专制的王朝，以安德森的描绘，是通过“王权把所有事物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周围，并将它们组织起来。它的合法性源于神授，而非民众——毕竟，民众只是臣民，不是公民。”在这样的制度中，“人的效忠必然是层级而向心的”。[11]转换成典型的中国式表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样的结构框架中，信息同样是围着“权力”形成两个流向：第一，在统治阶层内横向水平流动；第二，由上而下即权力阶层向被统治阶层的单向垂直流动，这正是日本学者和田洋一所说的“T”字形信息模式[12]。看一下清代的信息传播，马上就可发现，不仅没有溢出这样的边框，而且就是借此支撑其运转。告知民众：有诏、榜、檄与告示等；知晓臣僚：有邸报、奏折和谕旨。因机密不便“明发”谕旨的，就用“朱批”或“廷寄”。至于民众口耳相传，就像咸丰训斥张芾的，不过民间自己的事，除非朝廷装门面，来个什么“礼失求诸于野”，装模作样“采风”一番，否则就是自娱自乐，对政治没有多大影响。如果真闹大了，酿成什么“妖言”，那就轮到抓捕“围剿”，警察密探乃至军队齐出动，以武器的批判对付批判的武器了。如若不信，稍看一下孔飞力先生讲述的趣味盎然的《叫魂》故事，保证对此就有深刻印象。
　　办报需要对象，对象来自于动机。满足需要的手段是与需要一同发展的。无论是告知、宣传、谋利还是娱乐，莫不如此。即便是劝服批判，心目中也得有值得劝服批判的对象。像林则徐时代的清朝，实在找不出丁点需要办报的理由，因为没有任何既定的读者对象，连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都不存在。林则徐之所以“译报”而不是办报，恐怕也是应该顺着这样的思路去追寻。丁伟志先生不是搞新闻的，但不妨碍他下面这段话对我们的启发：“对于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来说，他们提倡‘悉夷情’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着‘制夷’。因此，他们对外国情况的收罗介绍，……从开始就在寻求‘制夷’谋略的前提下，把外国作为欲‘制’的敌手、敌国，来进行考察研究的。”[13]这就是林则徐必然以“情报的观点”而不是其他来“利用报纸”的原因。至于懂或不懂“报纸的信息传播功能和舆论功能”，都不会影响这样的结果。
　　当然，这倒不是说人完全是被外在环境牵着鼻子走的木偶。林则徐的“译报”，既是当时面临的情势、任务使之然，也是他个人经历（他曾带有自豪的口吻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14]）、个性、作风、经世致用思想等等综合作用下的一种选择。恰恰是因了这，使他与当时清朝的其他官员有了显著差别，从而跻身于“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行列。他的功绩在于“译”而不在于“报”，从而与后来的翻译西书西报，“师夷长技以制夷”，乃至“中体西用”的思潮同属一个水系。相反，从中导引出中国人自办报刊的源流，倒多少显得牵强。我们可以大声褒扬他“译”的伟大，实不必为他的不办报而扼腕，更不能想当然地把此归之于他个人对报纸认知的欠缺。
　　历史最不喜欢假设，可是有时做一点历史的假设也是很有趣味的。我们完全可以对这样的问题异想天开一下：林则徐倘若真办了一张报，又会是如何面目？他最可能想到的，是借机扩展，办一张翻译类的报纸，像后来不少人所做的。可给谁呢？他的那些“译报”，几个想到的亲朋好友一送，好像就差不多了。那会儿还不时兴“免疫”的说法，自然也就不会想到什么《参考消息》之类的。剩下还有一种可能，走在张芾设想之先，办一张公开发售的“邸报”类报纸。只是在戈公振看来，中国邸报一类的“官报”（当然，这个叫法不准确），从政治上固然可以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可谓毫无影响，它的最佳结果，不过是记录一点世代的掌故，恰如顾炎武《日知录》一般的东西。官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于是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所以他认为，中国官报历史在世界上为最早，却是最不发达。其个中原因无他，就在于“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15]若真如此，林则徐的“报纸”也只能尔尔，除了为“收行政统一之效”出力气，徒为后世再多重复一些当时朝廷的掌故外，还能指望什么？他毕竟也是肉身凡体，不是手拈莲花面带微笑能知上下五千年的佛祖。不知这是否属于现有新闻史书籍中所谓的“没有出现创办自己近代化报刊的条件？”
　　这样看来，林则徐不知办报不足惜，学者们为之伤感自也多余。像这一类只有“官”不见“民”的“官报”，多一张少一份无妨，甚至不办也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注释：
　　①③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卷六）》第36、35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一）》第45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⑥⑦[1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7、2、40、63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⑤萧致治：《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第20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⑧Carey， J.， “In Defense of Public Journalism”， In Glasser， T. (ed.).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The Guilford Press， 1999， p.51.
　　⑨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卷六）》第144~145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⑩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大纲》第17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20~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第2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版
　　[13]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第25~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4]《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