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燕
　　【本文提要】本文的研究以知识社会学中的“社会记忆”理论和新闻生产社会学中的“新闻生产”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话语分析，通过对著名的群众生产运动“赵占魁运动”中的典型报道及其他相关文献的解读，勾勒权力在这一运动中是如何掌控新闻生产的过程，通过对事实的有意识筛选，包括强调、遗忘、扭曲乃至完全彻底的改写，进行对记忆的重构，有效地淡化了早期善于谈判争取合法权益，擅长发动罢工斗争的工人代表形象，将工人模范的形象建构为具备无限忠诚、克己奉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政治人格特征的“好人”赵占魁。
　　【关键词】 社会记忆　新闻生产　赵占魁运动　规训　【中图分类号】 G206
　　
　　树立典型和模范，是权力规训民众以实现肉体支配和精神驯服的重要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简言之，无论原来所发生的事实真相如何，只要它符合权力的现实需要，秉权者将以某些特定方式，例如刊登典型报道、举办大会、上演文艺节目等，通过对于事实的有意识筛选，包括强调、遗忘、扭曲乃至被完全彻底的改写，来重构这一事件。因此，社会记忆并不是单纯地再现过去，它的建构，往往是权力因应政治需要而进行修饰、删减和改写的结果。这个过程中，作为权力话语的载体之一，新闻的生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以知识社会学中的“社会记忆”理论和“新闻生产”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法、话语分析法，通过对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大生产运动中著名的群众生产运动“赵占魁运动”典型报道及其他相关文献的解读，分析了权力是如何掌控新闻生产的过程，并通过对新闻话语的控制来建构社会记忆，从而实现记忆的“写入”与“忘却”。
　　所谓“赵占魁运动”，是以边区特级劳动模范赵占魁的名字命名的“新劳动者运动”（后文简称“赵运”）。从1942年到1948年，“赵运”在工业战线可谓家喻户晓，赵占魁被塑造为爱厂如家、艰苦奋斗的工人先锋典范。
　　长期以来，对“赵运”的研究，重点一直是它对工业生产效率的促进和对工人阶级“新式劳动者”精神的塑造。不过，今天被甚少提及的是，这个模范人物的挖掘，源于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对公营工厂罢工工潮的调查，是一次严惩工会暗藏的“反革命坏分子”行动的意外发现；而此次运动的目的，则是对工人群体建立新的行为规范，改造工会，迫使工会从工人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转为工厂行政决策的执行者。
　　“赵运”的本质，是通过褒扬与打击、激励与强制双管齐下的社会教化，实现对边区工人阶级严格而长期持续的规训，塑造执政党所期望的、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灵魂。这个规训的过程包含了两面：一方面，是对赵占魁等工人模范的不遗余力的表彰和弘扬；另一方面，则是对不符合执政党要求的工人激进分子的不遗余力的打击与惩罚。其结果，则是让工人阶级“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①
　　本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社会记忆”、“规训”及“新闻生产”。
　　“社会记忆”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始于保罗·康纳顿，他在《社会如何记忆》中通过对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进行的分析，解释了“操演”在社会记忆的传递和延续过程中的作用。他提出，“有关过去的一些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②此后，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相继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转型研究中出现，一些学者强调考察秉持权力者是怎样通过大事件的书写、媒体的传播、教育制度、文化艺术的展示空间、制定法定节日等来操纵公众的记忆。
　　“规训”的概念主要来自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福柯将“规训”（discipline）这一概念置于“权力-知识”关系中进行深入考察，并指出，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它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③而“规训”的方式，则分为针对个人的规训以及针对社会的规训，但无论是针对个体还是社会群体，规训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的运作方式。
　　“新闻生产”是新闻生产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一观点认为，新闻是对新闻事件本身的选择性再现，而不是客观呈现。如塔奇曼（Gaye Tuchman）所说：“新闻是一种被构建出的现实……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以及新闻报道本身是一种筛选过的而不是合成的事实”。④
　　本文从社会记忆建构过程的角度切入，通过对《解放日报》上“赵运”新闻生产过程的研究，尝试勾勒这一运动是如何通过“破”与“立”两个方面的政治群众运动，双管齐下，最终有效地淡化了早期工人对工人运动的社会记忆，将工人阶级的模范从善于谈判争取合法权益，擅长发动罢工斗争的工人代表形象重新建构为具备无限忠诚、克己奉公、严守纪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政治人格特征的“好人”赵占魁，并将延安工人群体中讲求民主、自由、平等博弈的风气一扫而光，代之以对“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度推崇。
　　
一、边区工潮与清查“坏分子”
　　1938年末，随着日寇步步进逼，上百万的学生和工人逃亡西部。此时，随着红军的到来，陕甘宁地区人口急剧扩张，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大为增加，开始以优厚待遇大规模吸纳技术工人。在当时的边区，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高于边区供给制下任何一级政府工作人员。⑤
　　这个阶段，被称为“职工会”的工会组织掌握着边区工资估价组织和程序，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利，在组织结构上并非党支部和厂方的附庸，工会干部时常与工厂行政领导就工人待遇问题发生争执。例如，1940年11月由边区总工会通过的在公营工厂执行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时准则》规定，工人“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务会议议决公布”。“估价委员会由工务科长及技师、工会生产委员、工会组织委员、工会主任等组织之”。⑥由此可见，这是当时“三三制”民主制度在基层的一个很生动的体现。但独立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在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势下不但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还可能激化双方矛盾，引发突发事件。
　　到1942年5月，由于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上工资和工时等问题上的分歧，延安出现了相当普遍的罢工潮。争论的焦点是修改后的“准则”：将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从8小时改为10小时，取消了一年14个休息日的规定，此举使工人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作量。此外，工资标准的估价由原来以工会人员为主的估价委员会决定改为厂方决定。⑦这随即引起了各个公营工厂工会领导人的激烈反弹。中央印刷厂、光华印刷厂、难民工厂等均发生了罢工潮。
　　最为激烈、影响巨大的是边区农具厂（实为边区兵工厂，按照当时的保密制度，对外统一称为边区农具厂）手榴弹制造厂的“狄德建事件”。工作勤奋的狄德建曾经被选举为边区劳动模范，后又因为他愿意为工人的待遇出头说话而当选为这家兵工厂的厂工会主任。在讨论执行新合同准则时，狄德建认为这是剥削工人劳动，指责“总工会不代表工人利益”，⑧并组织工人召开大会。会上，工人们纷纷指责留守兵团侵害了工人的合法权益，并贴出了标语，一时震动延安。⑨其时边区国共摩擦严重，军情紧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工人闹事，严重影响了军火生产，时任留守兵团司令的贺龙一怒之下打算枪毙狄德建。
　　边区农具厂事件后，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人进驻该厂，清查狄德建及其他“坏人”的群众运动随即开始。
　　
二、发现“好人”赵占魁
　　就在清查“坏人”狄德建的同时，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发现了“好人”赵占魁。
　　赵占魁，1896年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张村，家境贫寒，以打铁为生。1939年4、5月间，原为同蒲铁路某修理厂火炉工的赵占魁来到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农具厂，他当上了翻砂股股长，先后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农具厂评为模范工人，还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候补议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经常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大热天，穿起棉衣代替石棉衣，汗水不停地滴在熔铁炉前，从没有叫过半声苦”。最重要的是，在狄德建事件期间，他没有跟随狄德建闹事，坚守工作岗位。
　　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在他的工作作风中，所一贯展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正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地区公营工厂工人所应有的新的劳动态度。”
　　作为“扬善惩恶”的示范，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边区政府在农具厂隆重举行颁奖大会，奖励了赵占魁。毛泽东听说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肯定“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平时我听说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⑩
　　1942年10月10日，边区总工会发出了《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明确指出，这一运动“是一个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借以克服少数工人中经济主义、平均主义、不安心工作等现象，以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增加生产质量、改造工会工作的目的”。[11]“通知”也明确显示，“赵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部分：“这是工厂整风学习中具体的材料，因此应配合整风学习作为目前的中心工作”。
　　“通知”极其具体地列举了赵占魁式模范的标准要求：
　　爱护工厂　严守纪律
　　积极工作　始终如一
　　数量最多　质量最好
　　爱护工具　节省原料
　　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
　　努力学习　帮助别人
　　克己奉公　团结群众[12]
　　与过硬的技术相比，“积极老实、埋头苦干”的“新的劳动态度”，才是成为“中国的斯达汉诺夫”的首要条件。而大规模挖掘这类模范的目的，是配合工业领域内的整风运动，以实现对工人阶级的“新式劳动者”改造。此后，毛泽东、朱德、洛甫（即张闻天）、邓发等人均就在公营工厂中如何开展“赵运”发出了指示。到1944年2月， 全边区所有公营工厂都开展了赵占魁运动，工时普遍延长、产量有所增加，质量也有明显提高。
　　
三、新式劳动者：新闻生产中的政治人格塑造
　　从1942年9月7日发表穆青、张铁夫关于赵占魁的首篇典型人物报道《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开始，《解放日报》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赵占魁所代表的“新式劳动者”。通过新闻生产和组织传播，赵占魁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在苦难中成长、在斗争中坚强、在革命中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被赋予鲜明的政治人格。
　　穆青的系列报道中，能够清晰观察到这个政治人格特征的塑造过程：
　　第一篇报道《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中，着力塑造的是“天下第一好人”的形象，还没有上升到无产阶级道德模范的高度；第二篇报道《赵占魁同志》描绘了赵占魁“在工场里”挥汗如雨认真工作的情况，并追叙了他在旧社会当铁匠的痛苦，使得赵占魁从苦大仇深的穷孩子到边区参议员的经历形成了“昔苦今甜”的强烈对比，展示出边区人民翻身做主的美好场景；《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回顾了赵占魁成长的全过程，最终总结升华为“十年来，劳动英雄赵占魁成长的道路，正标志着职工运动的道路”。
　　与被宣传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和狭隘行会思想”的旧式工人相比，“新式劳动者”的形象呈现出如下人格特征：
　　1.感恩者形象：在新生活里忆苦思甜，对党和政府充满感恩之情。
　　关于赵占魁的报道里充满了忆苦思甜的动情描述：他“曾受尽一切剥削与痛苦，过了半生困苦与屈辱的生活”，[13]他“没有忘记当学徒时受过的师傅的打骂，没有忘记那些资本家对他的剥削和工头对他的侮辱，他没有忘记因为拉了汽笛而晚到五分钟便拿不到牌子而失业一天，或是因为一点点不注意被扣工资。他没有忘记常常过着他不能供给家里甚至连自己吃饭也维持不住的那些日子。”[14]相比之下，共产党的公营工厂里，工人有了完全不同的地位：“我做了一辈子工，可从未看见工人会被选举成模范还发奖，还开会庆祝，还要给他演戏……今天在边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们真正已得到解放了。”[15]
　　这些报道把赵占魁描写为追求进步奔向延安的形象，但实际上，赵占魁最初只是为谋生而来到边区，还曾误以为自己被抓“壮丁”试图离开，经过劝说才安心地留了下来。[16]
　　对赵占魁一度摇摆不定的思想的遮蔽，与对其感恩之情的突出，使得赵占魁呈现出“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这种对记忆的筛选与过滤，显然出于政治运动的实际需要。对此，李泽厚有过精辟论述:“它既是政治运动，又是道德运动，又是宗教运动，其宗教性质是通过今昔对比证明人间确有一位神似的救星；其道德性质，则是警告如果忘记‘幸福之源’便是道德良心的败落；其政治性质就不言自明了。”[17]
　　2.奉献者形象：大公无私，任劳任怨。
　　“在工作中，他发挥了极高度的劳动热情，树立了一种新的劳动态度，埋头苦干，一切为革命利益着想。他在农具工厂期间，一直是担任熔炉看火的工作，这是一种最辛苦的工作，在二千度高热的熔炉面前，即使在夏天，身上还要穿着棉衣，披着皮裙，终日流汗不止，但他工作到十二小时。这一件辛苦而又不出名的平凡工作，一般人都不愿干，但他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从来没有表示过不安心”——这些刻意凸显的细节，固然是对赵占魁工作态度的写照，但也蕴含着对“落后分子”挑肥拣瘦、讨价还价的不良态度的批评，目的在于督促其他工人向赵占魁看齐，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执政党试图以这一形象的彰显，极力改变工人群体以往对其阶级领袖擅长发动工潮的社会记忆，使其改变为老实肯干的奉献者形象。
　　3.忠诚者形象：对党无限忠诚，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
　　“他认为为革命多做些工作，正是自己应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抗战与人民的需要而多增加生产，亦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对赵占魁翻身和感恩形象的塑造，旨在为其“无限忠诚”的人格特征铺垫逻辑发展上的合理性。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中一个被广泛接受的道德概念，“忠诚者”的形象在民众中有着极高的道德认同。于是，如雷蒙德等人所说，“通过给政策加上一个道德范畴”[18]，执政党成功地将“多做些工作”与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忠诚于抗日事业的革命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赵占魁进行翻身者、感恩者和忠诚者形象的记忆建构，意在展现赵占魁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对执政党政策的高度拥护。与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吴满有方向”、军队生产领域内的红旗“三五九旅”相呼应，中共中央通过工、农、兵三条战线上广泛的政治动员，有效地达到了“政治议题-认同聚合”[19]的目的。
　　
四、整风中的思想改造与社会记忆重构
　　必须指出，正如毛泽东所说，赵占魁运动“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20]它绝非以往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一个单纯树立正面典型的激励运动。这是工业生产运动的一面红旗，更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执政党的目的是依托“赵运”，迅速淡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工人”向往民主、自由，擅长发动工潮，勇于争取自身权益的社会记忆，着手以“新式劳动者”态度来教化和规训政治觉悟高低不齐、出身不一、背景复杂的一万余名边区工人，使他们迅速成为大公无私、享乐在后的新式工人；其主要方式则是利用高高在上的典型来形成对比和巨大落差，并使用各种惩戒手段，以促使和威慑“落后分子”，使其尽可能迅速地赶上执政者的思想改造要求。为此，边区总工会采取了“破”与“立”双管齐下的策略。这个组织传播的过程中，新闻生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破”的策略，是将工人群体明确地区分为少数“破坏分子”与大多数好人及“可以改造好的后进工人”两个阵营，通过对破坏分子示范性的严厉惩戒，起到加强劳动纪律和迅速提高思想觉悟的作用。
　　在《解放日报》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中，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图眼前私利只顾个人需要，力图增加工资，不顾工厂是否可能，甚至与工厂对立，任意浪费资材，采取怠工行为，破坏工厂生产的人”。[21]这个定义，几乎把所有对工厂现行政策持异议者都涵盖在内。第二年五一节该报推进“赵运”的多篇报道中，更是严厉地将这部分人视为“破坏分子”，乃至“反革命分子”，并明确提出，要对公营工厂进行一元化领导，必须绝对服从政府领导，反对任何闹独立性的倾向。[22]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解放日报》发表这条消息前，正值整风运动如火如荼之际——4月1日的 “反特”大逮捕中，在延安被疑为特务而被捕者达数百人之多。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发布了旨在进一步扩大审干、反奸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号召通过群众运动进行揭发和清算，使坏人得到暴露。[23]同时，每个人也必须自我审查和反省。对此，《解放日报》的报道以赞赏的口气评价职工们的整风心得说：“纺训班每个同学，都写了反省笔记”对“自己的出身、以往对根据地工厂的不正确的认识、自身的缺点等，毫不隐瞒地揭发了出来。”[24]
　　对这段时间的工厂工作，后来工会的一些领导在回忆中坦承“过了头”。例如，李强在《略谈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的发展情况》中说：“不搞思想教育，而讲整人，无中生有，乱控告、搞逼供信，当时把一些知识分子当特务来抢救。像徐驰、王立、汤钦训、龚家宏这样一些抗战前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都被关起来了。有的工人说一两句错话，也被抢救了，天天晚上开大会批斗。”[25]
　　在这个极为特殊的时期，被定性为破坏分子会给当事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在前一阶段组织怠工和罢工的工会干部，均遭到清洗。振华纸厂带头怠工的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被开除，光华印刷厂工会主席江琳被撤销主席职务，边区农具厂工会主席狄德建则被交由留守兵团司令部军法处法办。从此，工会从与工厂行政领导、党支部三足鼎立的地位，一变而为厂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下的附庸，不复工人阶级利益代言人的角色。
　　另一方面，通过清洗坏分子，树立正面典型，恩威并施，执政党向工人们成功地灌输了“公营工业也就是劳动者自己的……因而工人与工厂就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的观念，[26]不仅吓阻了落后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个别人，还有效地实现了对工人这一最激进又最具团结能力的职业群体的精神约束，成为执政党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民主商议工资待遇等早期存在于公营工厂内的做法不复存在，而罢工、斗争、谈判等早期被共产党广泛运用的工人运动手段，则彻底在边区内部绝迹。
　　中国共产党是以发动工人罢工运动开始自己的政治斗争历程的，但与早期的工人精英相比，赵占魁最大的特点不是富于抗争精神，擅长组织罢工谈判，进行机智勇敢的对敌斗争；也不是富于个人魅力，善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用马列主义武装工人群众。他的特质，是完全地、无条件地听命于党的要求，这种服从和效忠的姿态，既展示了执政党的至上权力，又展现了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无上魅力。
　　《解放日报》以典型报道方式对“赵占魁运动”长达7年的新闻生产，不仅把淳朴木讷的好人赵占魁塑造为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还获得了两个重要的成果：一是使工会从当时工人的代言人角色转化为党的政策及工厂行政决策的执行者；二是让工人们“树立群众观点”、 “建立新的劳动态度”。[27]从这个时候开始，工人们被要求放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统区破坏性的“罢工斗争”的经验，放弃40年代初工会仍然提倡的“充分发挥和运用抗日民主自由权利”的权利，[28]转向“以一切方法和工厂合作”，建设公营工业。[29]
　　民主制度建设让位于经济建设，独立的工会听命于工厂行政部门，在7年“赵运”新闻生产所进行的社会记忆重构之后，早期关于工人运动中那些具有强烈鼓动和组织能力、善于代表工人进行谈判和争取应有权益，擅长发动罢工斗争的工人领袖形象在社会记忆的唤起过程中被刻意淡化了，在由权力所重构的社会记忆中，新一代工人的旗帜是，克己奉公、严守纪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完全效忠于党的“忠仆”赵占魁。■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③福柯：《规训与惩罚》第156、154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Tuchman， G. Telling Storie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76，(4)
　　⑤参见朱鸿召：《公营工厂的工人工资》，《上海文学》1999年第8期
　　⑥⑦《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第499、475页，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⑧张静：《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述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2007年
　　⑨陈用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7期
　　⑩《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第591页，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11]《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2日
　　[12]《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2日
　　[13][21]《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解放日报》1942年9月11日
　　[14]张铁夫、穆青：《赵占魁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9月13日
　　[15]《农具工厂奖励模范工人赵占魁》，《解放日报》1942年9月29日
　　[16]参见杨长春：《延安时期的“赵占魁运动”》，《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王光荣：《赵占魁和赵占魁运动》，《党史文汇》2001年第11期
　　[17]李泽厚:《世纪新梦》第49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8][19]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第305、29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0]高长久：《回忆陕北职工运动》，《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第591页，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22]邓发：《论公营工厂党与职工会工作》；洛甫：《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5月1日
　　[24]参见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5]《各厂工人进行坦白反省》，《解放日报》1943年6月17日
　　[26]李强：《略谈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的发展情况》，《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7期
　　[26][27][29]刘少奇：《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0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8]《中国工人》194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