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淦林老师广西纪事
　　
　　□ 商娜红
　　丁师在我毕业那年的11月应邀来广西讲学，在广西大学做了“中共党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专题演讲，听者近二百人，大家都被丁师深厚的史学素养、娓娓道来的史料素材以及独特的理论思考所吸引，讲座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他离世当晚，我的学生们从全国各地发来短信，打来电话，表达对丁师的怀念，大家还记得他为广西的学生们奉献的那场精彩的讲座，都记得八年前那个慈祥而严谨的智者。
　　丁师第二次到广西是2005年参加由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广西大学承办的“中国传播学论坛”，他的到来让我感到莫大的自豪与鼓励，那一次，行色匆匆，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回上海参加另一个会议。
　　和丁师一起主编《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时，我已毕业回到广西，经常要打电话和老师商讨。丁师认为，现在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不免存在着盲从性问题，有些研究脱离历史文本，跟现实太近，往往迷失双眼。这让我豁然开朗，在后记中，把丁师的期待写进来：
　　这是一本学术研究资料集。里面展示了历史的记忆其实它和当下“纠缠”因此“聚焦”和“扫描”可以让我们在重新阐发和传播中找到21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走出谷地的路径。重读原典“细察”文本中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呼唤一种“有思想”的学术。
　　我毕业后，给广西大学的研究生开设“中国新闻史专题”课，有一年暑假去上海开会，顺便拜访丁师，向他讨教新闻史教学中的困惑，“关于中国新闻史的分期和问题”以及“各个时期的重点”等，他都有不同于以往教科书的深入思考，我按照他的讲解，逐条记下来，后来就成了我为学生开课时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和讲课笔记拿给我，清秀的字体，夹着眉批，每一年的新想法都在那上面展露无遗。今天我家的书橱里仍然摆放着他的几大本笔记的复印本，那是丁师留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们的珍贵礼物。
　　我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向老师请教，他非常支持我做抗战时期广西新闻业的研究，获得立项后给他电话，他听上去，比我还激动，一个劲儿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你可以到上海来查资料，桂林版的《扫荡报》资料很全……”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06年出版《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时，在后记中如是写到：
　　真心感谢导师丁淦林先生的指教，他的善良与平和、踏实与严谨、仁爱与睿智引我进入一个新的人生境界，今天在我离开复旦的时候，我依然能享受着他的教诲……■
　　（作者系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